辜学武

北京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去风险论”的回击， 似乎稍稍来得晚了一些。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5月9日在柏林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共同会见记者时对“去风险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他说， “我们对德方、欧方不搞对华脱钩的表态表示赞赏，但也对欧方声称的‘去风险表示关切。如果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那就是在去机遇、去合作、去稳定、去发展。”

秦刚呼吁，“中德、中歐双方都应该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和契约精神，保持相互开放，不要把正常的经贸投资合作政治化，不要人为干预市场行为”。

然而， “去风险论”正急剧在欧洲蔓延，现在不仅只是“欧方”， 而且“德方”也开始认同“去风险”的理念。一向反对同中国“脱钩”的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加入了支持“去风险论”的行列。

德国玩平衡术

就在秦刚表明中国政府不同意“去风险论”的严正立场的同一天， 朔尔茨在欧洲议会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讲。这是一个阐述德国政府对外基本政策的演讲， 重点涉及柏林的“欧洲观”和“世界观”， 可以视为一份指导德国未来几年外交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明显地， 朔尔茨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公开表态支持冯德莱恩今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对华关系“去风险论”。他说，我和冯德莱恩观点一致—不脱钩， 然而， 聪明地“去风险”是条出路。

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 朔尔茨强调的更多的是“不脱钩”。在谈到与中国交往时， 至多也就谈及要“分散风险”。这次明确表态支持冯德莱恩的“去风险论”，意味着朔尔茨在对华政策上变得更加保守， 在向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靠拢。

这可能是朔尔茨做出的一个艰难的决定。去年11月他力排众议， 闪电似地访问中国， 使他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以及整个西方世界鹤立鸡群， 遭到不少非议。

这次表态支持冯德莱恩可以看作是一个交易或者说一个平衡， 试图与对华战略的“鹰派”寻求共识。 看来加入“去风险论”的行列， 对朔尔茨来讲， 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深思熟虑的战术性妥协。

鹰派冯德莱恩

以冯德莱恩为代表的“跨大西洋派”从本质上来讲是美国“脱钩”政策的追随者， 骨子里“亲美”， 虽然并不是“反华急先锋”， 但对北京充满着不信任甚至“敌意”。

然而， 由于朔尔茨领导的德国政府和马克龙掌控的法国政府拒绝跟着美国的“脱钩论”跑， 冯德莱恩提出了“去风险论”， 就给了“脱钩论”反对者一个台阶， 朔尔茨就顺着这个台阶下来了。

冯德莱恩的“去风险论”是她在3月10日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会面之后提出的。我们现在无法知晓双方是否就这个概念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但一切迹象表明， “去风险”这个概念是这两位欧美领导人思想的“共同结晶”。

冯德莱恩和拜登会谈后， 美国政府的头面人物也开始大谈“去风险”。财政部长耶伦近来多次表态说， 美国政府并不寻求同中国“脱钩”， 而是注重“去风险”。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于4月27日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 谈及美国未来对华政策指导思想的主要思路。字里行间， 遣词用句与冯德莱恩和耶伦的“去风险论”主张如出一辙。

很难想象沙利文、耶伦、冯德莱恩的“去风险”主张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没有事先密切的磋商和细致的沟通， 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是很难达到这个空前遥相呼应的水平的。

沙利文在讲话中用了“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wall）这个词来描述美国“去风险论”的内涵。“小院”就是“有限脱钩”， 即把同中国脱钩的领域限定在高科技和核心材料产业链领域， 其它有关民生的贸易可正常进行。

朔尔茨和欧盟的外长们接受了“去风险”这个词的壳， 但似乎不愿意将“风险”极度放大。

“高墙”就是在某些领域， 尤其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器人、 5G通信技术等核心高科技领域筑起高墙， 联手“志同道合”的盟友们建立起新的全球供应链并把中国排斥在外。

沙利文4月27日的讲话可以看作是对冯德莱恩3月30日提出的“去风险”论的深化。如果说冯德莱恩侧重强调“风险”来自对中国的稀土、动力电池、光伏技术供应的“过度依赖”的话， 那么沙利文则提出了具体“去风险”的线路图。

事实上， 沙利文、耶伦放弃使用“脱钩”这个术语并转向采用冯德莱恩的“去风险”这个词， 也可以视为华盛顿的妥协之举。在德法等主要欧洲大国不愿与中国全面“脱钩”的情况下， 拜登政府不得不“以退为进”， 寻求“小院高墙”式的“半脱钩”， 以获取欧洲盟友的支持。

所以， 冯德莱恩提出的目前也受到朔尔茨正式认可的“去风险”论， 似乎是要同中国“半脱钩”。这个思路正在被欧盟27个成员国慢慢接受。 5月12日欧盟成员国外长磋商所达成的共识验证了这一印象。

这一天，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告诉记者， 他和欧盟27个成员国的外长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就如何处理对华关系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磋商。

按照他对会议讨论的总结，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去风险”这个用语提出异议。换句话来讲， 欧盟的成员国定会接受“去风险”这个思路， 作为未来指导对华关系的基本准则。

事实上， 这次会议是外长们为今年6月即将举行的欧盟27国首脑峰会做准备。预计峰会将会出台一个新的对华战略文件， 以取代2019年版的欧盟对华战略。届时， “去风险”这个概念很可能成为这个新文件的指导思想。

差 别

然而， 仔细分析一下将欧洲人想的“去风险”和美国人提出的“高墙小院”的内涵， 并把它们放到全球地缘政治大框架下晒一晒， 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首先， 动机不同。华盛顿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出台的所有战略性文件都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威胁， 通过阻止中国进一步崛起以消除这个威胁应是华盛顿“小院高墙”的主要动机。

但欧洲人没有这个动机， 也不想同中美争霸。连马克龙提出的将欧洲打造成世界政治“第三极”的思想， 也遭到了朔尔茨的明确否定。在5月9日的讲话中， 他甚至嘲笑这是老牌欧洲帝国梦想“怀旧感”。

朔尔茨和欧盟的外长们接受了“去风险”这个词的壳， 但似乎不愿意将“风险”极度放大， 像美国人那样， 草木皆兵，把什么都同“国家安全”挂上钩， 到处都是来自中国的“危险”， 连F35战机上一个中国造的零部件也不放过。

这一点在博雷利谈到“去风险”这个概念时表现得非常清楚。这位高级代表说， 现在欧洲在和中国打交道时面临的主要是“经济安全”问题， 而这个“经济安全”问题又主要来自“贸易不平衡”， 首当其冲是“我们在许多领域过度依赖中国”。

换句话来讲， 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讲， “去风险”就是对贸易关系进行“再平衡”， 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而阻止中国崛起， 或寻求始终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 并不是他们的初心， 至少“鸽派”不是如此。

冯德莱恩提出的目前也受到朔尔茨正式认可的“去风险”论， 似乎是要同中国“半脱钩”。这个思路正在被欧盟27个成员国慢慢接受。

其次， 程度的不同。“去风险”这个概念在定义“风险”的内涵时有很大的解读空间。如果说， 一个国家在同另外一个国家打交道时有不少潜在的问题的话， 那么这些问题一般分为三个等级：威胁（threat）、危险（danger）和风险（risk）。

当下的中国无疑被美国定义为最大的“威胁”， 从希拉里到特朗普再到拜登都视中国为美国霸主地位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 必须予以阻止。对拜登政府来讲， “去风险”就是要消除这些威胁。

与此相反， 欧洲人对“风险”的解读从现在的状况来看， 还只是停留在第三个等级上， 即“风险”就是“风险”， 还没有到“威胁”那一步。博雷利给记者举例解释道， “一个公司做生意， 如果只有一个客户， 风险就很大； 如果有几个客户， 风险就小些”。

换句话来讲， 中国在大多数欧洲人的眼中， 还并没有构成像美国人感受到的那种天要塌下来的“威胁”或“危险”。博雷利和他的27个外长头脑中的“风险”意识是指欧洲在某些领域里对中国供应能力的“过度依赖”， “去风险”就是消除这种“过度依赖”。

欧洲在哪些领域“过度依赖”中国？博雷利扳着手指举了几个例子， 包括数字转型、光伏、稀土、电池。这些领域的贸易需要取得再平衡， 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去风险”。

无论欧美在“去风险”内涵的理解或解读上有什么不同， 它毕竟给欧盟和美国在协调共同对华政策上提供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概念， 一个在西方语义环境下极具感染力的叙事， 这本身就说明， 美国和欧洲对华“鹰派”的灵活性还是挺强的。

不出意外的话， “去风险”将是未来美国和欧洲对华政策的共同用语， 在这个框架下， 他们可以掩盖分歧， 也可联手出击， 无疑对北京的欧洲政策构成重大挑战。

主动迎接这个挑战， 冷静区分对待美国的“小院高墙”和欧洲的“去风险”内涵， 通过主动向欧洲开放市场以降低欧盟参与筑建“小院高墙”的冲动， 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政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