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彪

摘要：中国现代诗歌史亟待突破以新诗史为唯一正宗合法地位的书写现状，重构新诗、旧体诗词、歌词、译诗多元共生的四维空间。近现代旧体译诗即以本土诗歌体式与语言对外国诗歌进行归化翻译，兼具翻译与创作的双重属性，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晚清以降的百余年发展中，旧体译诗在译介实践、翻译理论观念、传播接受及与其他诗歌文体的互动等方面积累下丰赡的文献史料。近现代旧体译诗的译介实绩与理论建构、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对新体译诗、新诗发生发展的激发与促进，都显现出其在推动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关键词：中国现代诗歌史；四维重构；旧体译诗；古典诗歌传统转换；新旧互动

文学史的重写是四十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历久弥新的学术热点问题。几代学者的接力开拓与精耕细作使我们的文学史因充实丰富而别开生面。但文学史的重写是没有尽头的，一代学者有一代学者之观念、视野与方法，因而有一代学者之独具时代精神特质的文学史。诚如吴俊教授所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之使命所在“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的局部‘重写‘改写或完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成为一种必须，更重要的是新文学史的整体性‘重构——生态、逻辑、价值地位的历史重构”1。由之，吴教授提出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四维说”：新文学、旧体文学、俗文学、翻译文学。当然，“四维说”的提出也是“历史的中间物”。一则多维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作为共同的学术愿景已有丰赡的文学史料与研究支撑，再则吴教授新旧之我相互砥砺产生的《近思录》续篇亦考虑增添华文文学与网络文学两个维度丰富文学史的整体架构。可以预见，于条分缕析中现学理，于平易恳切中出洞见的《近思录》系列文章札记如投石击水，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思路与新范式，亦将引发学界的广泛讨论，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整体性重构的历史进程。

一、重构中国现代诗歌史的“四维”空间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有赖于整体性的学术观念、文献史料与实践路径的新拓，但具体还要落实到各分体文学史——现代诗歌史、现代小说史、现代散文史、现代戏剧史等——的更新上。吴教授的文章即引起笔者对中国现代诗歌史重构的一点思考。长期以来，大多数的新诗研究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新诗”等同于“中国现代诗歌”，“新诗史”自然就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唯一合法正宗的诗歌历史形态。事实上，此类独尊一体的述史模式是进化论与革命观共同影响下文学与政治合谋的结果。这不仅是对现代文学发生现场其他诗歌形态排斥与遮蔽，同时也因着传统的断裂与复杂的提纯而对新诗本身的丰富性造成极大损害。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旧体诗词、歌词、民谣等中国现代诗歌丰富文类的关注由意气之争转向实证研究，愈来愈多的文献史料与研究成果都冲击着新诗的现代诗歌史地位。鉴此，李遇春教授率先提出重构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三维”空间：“中国现当代诗歌史应由三种形态的诗史所构成，即‘新诗史、‘旧体诗词史、‘歌词史”1。受吴俊教授对新文学史重构设想的启发，笔者以为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体系构成可由“三维”扩充为“四维”：新诗、旧体诗词、歌词、译诗。

新诗与旧体诗词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价值自不必赘言，歌词与译诗却是我们长期忽视的。歌词即用以配乐演唱的诗和依乐谱而填的词之合称。它广泛存在于各类社团、群体及民族国家的校歌、军歌、国歌等，大众流行音乐及民间的歌谣、小调等之中。用来读的现代新旧诗与用来唱的现代歌词是中国现代诗歌之两翼。两者之间亦有许多的重叠与互渗。从传统上看，诗经、乐府、词曲等古典诗歌都是失去乐谱翅膀的歌词；就现代而言富有音乐性的优秀新旧诗大多被谱曲传唱，而不少的流行音乐歌词本身即是兼具思想与艺术的诗。从大众传播接受视角看，现代歌词的受众与影响力要远超新旧诗，八十年代之后犹然。后之视今，歌词必将“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冯至《十四行集》），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的一道脊梁。

如将新旧诗与歌词拟作中国现代诗歌之两翼的话，译诗则是牵引诗歌这只纸鸢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风筝线。无论我们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何时，“翻译和跨文化活动及作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具体背景、事实和内容等的最早标志”2。其实不唯起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跨国别、语言、文化的翻译都起着重要的引领与促进作用。译进、译出与翻译影响下的创作构成了现代文学最显著的“世界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学思想成为现代文学发展的原生内动力。翻译过程中的对象选择、归化译法及创造性误读等，都显示被动与主动缠绕交织的主体性存在。因此，无论是从译介过程与预期读者，还是文学成绩与实际影响上，兼具译介与创作双重属性的翻译文学都不该划到外国文学范围，原则上应属于“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3。

属于中国现代诗歌之分部的译诗当然可以纳入诗歌史书写的视域中。中国现代译诗可分旧体译诗与新体译诗两类。旧体译诗即以中国传统诗歌体式意译外国经典诗歌，语言上无论文言与白话。若从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之区别——译者基于本土文学传统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1——来看，“归化”的旧体译诗较“异化”的新体译诗更有资格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列。而目前多数研究者以“前现代”视角关注新诗诞生之前的近代旧体译诗，将其视为新诗发生之必要准备；无视或极力贬低新诗诞生后的现代旧体译诗。事实上，旧体译诗并未随新诗及新体译诗的兴起而成为历史绝唱。中国近现代（1840-1949）的旧体译诗是在传承中嬗变着的统一体，有职业翻译家、新旧文人、现代学者、军政人士、外交使者、传教士等庞大的翻译群体，在译介实践、理论创新与传播接受上都对中国现代诗歌有着重要的贡献。我们这里主要从近现代旧体译诗的百年流变、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新体译诗及新诗的互动三个方面具体讨论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近现代旧体译诗的百年流变

晚清以降百余年间的旧体译诗因着时代背景、译介目的、译介对象、译介理念的承续与差异存在着明显的流变。百年旧体译诗可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旧体译诗的发生期（1840-1898）。自1840年清政府国门洞开后，从军事政治到经济文化，中西之间的交流往来日益频繁，翻译之事亦随之兴起。这一时期的旧体译诗译者主要有西方传教士如李提摩太、艾约瑟、麦都思等，中外使者如威妥玛、董恂、张德彝等，學者如王韬、严复、辜鸿铭、马安礼等。此阶段的旧体译诗多为以“同文远披”为意图的零散之作。译者并非以文学之名刻意译之，而是或掺杂附缀于政治社会、地理风俗、宗教文化译著之中的副产品，或为外交使者观察域外风俗世态与使者间人际交往之途径。这些译作部分发表在《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等教会主办的报刊上。

第二个阶段是旧体译诗的发展期（1898-1917）。随着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文学的社会功用观得以彰显。诗界革命派的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南社的苏曼殊、马君武、叶中冷，及新文学的主将们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都曾以中国传统诗体译介西方诗歌。这一时期的译者自觉探索译诗理论，且有系统、有选择地通过“异域招魂”的旧体译诗实现改良与革命政治社会的意图。鼓吹革命、宣扬爱国主义激荡昂扬的译诗成为主流，但表现各阶层人民日常生活之作与低回婉转、缠绵悱恻的爱情赞歌2等亦进入译者视野，极大丰富了旧体译诗的表现广度与深度。此时的旧体译诗多刊载在《新民丛报》《时事画报》《国学丛刊》《南社》《留美学生季报》《新青年》等杂志上。

第三个阶段是旧体译诗的勃兴期（1919-1949）。这一时期旧体译诗并未随新体译诗的崛起而消退，反而在译者群体、译诗范围、译诗理论及译介实绩等方面都有所壮大与发展。整个译诗界呈现出新、旧译诗多元共生互渗的生态。译者群体主要有学衡派诗人如吴宓、李思纯、吴芳吉、萧公权等，新文学家郭沫若、朱自清、苏雪林等，翻译家傅东华、杨克敬等，军政界人士陈树人、蒋万里、胡乔木等。其中以学衡派为代表的现代保守主义文人是这一阶段旧体译诗的主力。他们借“一诗多译”集体实验与规模、系统的翻译实践，重构古典诗歌传统，实现“文艺复兴”之目的。这一时期刊载旧体译诗的报刊主要有《学衡》《湘君》《清华周刊》《礼拜六》《小说月报》《中央日报副刊》《民族诗坛》《河南大学周刊》《文史季刊》《文史杂志》等。

三、近现代旧体译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的创造性转化

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有言：“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近现代旧体译诗将欧美异域之“新声”纳入汉语诗歌世界的传统体式中，一面是适应译者与读者的审美习惯，另一面何尝不是对走向僵化之古典诗歌传统的激活与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旧体译诗与旧体诗词创作形成联动，共同推进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在诗歌的题材、诗体与思想三个方面进行现代重构。

首先，旧体译诗为“新材料入旧格律”之特殊试验场。自梁启超以降，“新材料入旧格律，旧风格含新意境”成为对古典诗词改良的重要路径与方法。所谓的“新材料”即指五洲四洋之异域思想文化、自然社会与人情世故等丰赡诗歌创作原料。译者以旧体诗词之体式将这些在外国经典诗歌中已熔铸好的“新材料”直接译入，似乎比早期诗界革命派自造生词硬句更为便捷有效。吴宓正是从“拿来主义”视角说“翻译之术非他，勉强以此国之文字达彼国之思想，而求其吻合无失。故翻译之业，实吾前所谓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绝好练习地也”1。旧体译者在译介域外诗歌新材料与新典故时，逐步由自造新词新句转向本文+注释的方式。所谓的“本文+注释”即将外国诗歌中可归化的意义情思以古典体式及语言对译，难以归化的名词与典故以注释的副文本形式呈现。这以杨葆昌的“三不译”为代表：“既重意译，则有不译者三。（1）人名不译，以注释之。（2）地名不译，亦以注释之。（3）用典不译，亦以注释之”2。

其次，旧体译诗以改良之古风、歌行、词体及组诗等诸多诗体，对译西方的民谣、诗剧、叙事长诗，借此突破传统“律绝”的诗体局限。中国古典诗歌一面因强大的抒情传统，很难孕育叙事性的长篇巨制；另一面因日益嚴密的程式化桎梏，创作（尤其是律绝）在明清时期逐渐走向僵化。而西方诗歌的史诗传统孕育出诸多叙事长诗，且诗歌中的轻重、节奏、韵脚也与中国古典格律不大相类。因此，译者们在对接诗体的选择上纷纷舍弃律绝，采用古风、歌行等韵律要求较宽松的诗体，同时倾向于以系统规模的五七古组诗对译外国叙事与抒情长诗。其中钱稻孙以骚体组诗译但丁《神曲》、杨葆昌以五古组诗译拜伦《王孙哈鲁纪游诗第三集》，姚华以五言古绝组诗复译泰戈尔之《五言飞鸟集》，傅东华以韵文译《奥德赛》，萧公权以词体对译《英诗选集》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以杨葆昌的译诗为例。杨氏最初尝试以七律对译拜伦斯宾塞体的叙事长诗，但颇有削足适履之感，不能为继。其后以“五古八韵十六句八十字”之诗体对译，则一气呵成。杨葆昌作此组系统规模的旧体译作当时旧体诗词创作界也有积极之作用，吴宓的组诗《西征杂诗》《欧游杂诗》在诗体选择与组织布局上都受其影响。

最后，旧体译诗如一个场域或容器，外国诗歌中的情感思想与译者固有之传统情思在此中相互交锋、格义进而比附、融合，拓展了传统诗歌的思想内涵。旧体译者在译介外国诗歌时有着广泛的视野，不同时代、国家、语言的经典诗歌皆有涉猎。这些来源不一、体式繁杂的外国诗歌也包含着驳杂的思想意蕴，既有古代传统的古希腊哲学、古典人文主义等，也有基督教、伊斯兰教思想、印度教、佛教等宗教思想，还有现代之新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当译者以归化意译方式将这些异域异质诗歌纳入汉语诗歌世界时，必然面临着如何与中国传统儒道释思想阐释体系相融合的问题。思想的融合当然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其中必然充满着误读、错讹与简单生硬的比附。但是文化与文明的交互不正是在这样的格义与误读中丰富与发展着的吗？旧体译诗的意义即在于为文明的互鉴、交流与融合提供一个场域或一种途径。

四、近现代旧体译诗与新体译诗、

新诗的互动与互渗

承认文学发展的连续性，从晚清及民初为五四新文学寻求内在演变逻辑在新文学界已是共识。但对于新文学研究者来说“所有这些为五四溯源的努力都反而更凸显出五四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时期开端的意义。”1因此，承认近代旧体译诗对新诗发生的重要意义，又断然否定现代旧体译诗存在之地位价值就不足为奇了。如前所述，进入现代，旧体译诗并未中断且不断壮大与发展着。旧体译诗存在之意义不仅如林译小说一样因沟通古今中外而开风气之先，也在于其与新体译诗、新诗在同一共时性场域中颉颃相争又互动互渗，共同推进中国现代诗歌在形式与内涵上的深刻变革。下面我们着重从“一诗多译”探讨现代语境中新、旧体译诗的良性竞争，从译者身份与诗体建构等方面看其受近现代旧体译诗之影响。

“一诗多译”为文学翻译界普遍之现象。它既显现出诗歌文本深厚的可阐释空间，又折射出不同译者同场竞技的创造力。我们这里主要关注旧体译诗内部的复译与新旧之间的复译两种。在旧体框架内的复译以吴宓在清华开设翻译课上的集体实验最引人注目。吴宓在其翻译课上有意和他的学生贺麟、陈铨、张荫麟、杨葆昌、李惟果、顾谦吉等人对阿诺德、华兹华斯、罗塞蒂等欧美诗人经典诗作进行“一诗八译”“一诗五译”等复译实践。诸人往往以不同的诗体（五古、七古、歌行、骚体），不同的语言（典雅、通俗或近浅白）对同一首诗歌进行视角不一、层度深浅的归化意译。这场有自觉译介观念支撑的复译实践既是一场译技的切磋与训练，又显现出旧体译诗在雅俗、新旧、传统与现代交互场域中可能性限度。而诸人在翻译时，一面承续严复、苏曼殊、马君武等前辈译者的翻译事业，一面自觉以新体译诗为参照系，为译界形成一种良性的多元共生的翻译生态做出重要贡献。之外，姚华以五言古体在郑振铎新体译集《飞鸟集》基础上的复译亦是一例。同时，新体译诗家也在新旧互动中调整自身的翻译策略。还以拜伦长诗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译介为例，新体译家杨熙龄于1956年首次以自由体全译此詩，因感“译诗未按原诗的步数和韵脚规律”1时隔三十年又近乎重译的修订。杨葆昌从七律到五古的“放脚”与杨熙龄从自由到韵步的“收脚”让我们看到前辈译者严谨认真态度与相向而行的姿态，亦可见新旧体译诗之间的互动与互鉴。

旧体译诗作为一种本土化的异质文学首先在新诗发生期对其语言、诗体的形成有塑造之功。近代传教士的旧体白话译诗对传统文学的语言革新，胡适由旧体文言到旧体白话再到新体白话译诗的嬗变最终开辟新诗新纪元的文学事实已为研究者所关注。而进入新诗确立后的现代时期，很多旧体译诗的新文学家身份及新诗体格律化建构中的旧体译诗影响因素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闻一多、朱自清、王统照、徐志摩、苏雪林、陆志韦等新诗人在现代时期依然有不少的旧体译诗，不仅显现出新诗人们包容兼蓄的诗学观念，这些旧体译作联同诸人的旧体诗词创作与其新诗创作之关系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此外现代旧体译诗显现出世界图景与民族特质兼具的诗歌发展新方向，对新诗内涵风格的古典转向与诗体的格律化建设无不具有启发意义。

总的来说，中国现代诗歌史亟待突破以新诗史为唯一正宗合法地位的书写现状，重构新诗、旧体诗词、歌词、译诗多元共生的四维空间。近现代旧体译诗即以本土诗歌体式与语言对外国诗歌进行归化翻译，兼具翻译与创作的双重属性，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晚清以降的百余年发展中，旧体译诗在译介实践、翻译理论观念、传播接受及与其他诗歌文体的互动等方面积累下丰赡的文献史料。近现代旧体译诗的译介实绩与理论建构、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对新体译诗、新诗发生发展的激发与促进，都显现出其在推动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不过，肯定旧体译诗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对其存在的问题与局限视而不见。研究者应以实证之精神与中正之眼光对其做扎实的整理与客观的评价，借此推动中国现代诗歌史研究的深化与重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现代旧体译诗整理与研究”（22CZW037）、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资助项目“学衡派诗话整理与研究”（2023-ZZJH-38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