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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时期的新旧诗论争

2023-06-23鲁微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3年2期
关键词:旧诗论争新诗

鲁微

摘要:十七年时期,以《文艺报》《光明日报》和《诗刊》为阵地曾发生过三次新旧诗论争,不同诗人、学者围绕旧体诗词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新诗在语言、形式、功能、与传统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十七年特殊的政治语境下,这一时期的新旧论争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新诗的焦虑和困境問题也更为突出。论争不仅体现为一种文学事件,同时作为一种方法和手段,为人们重新梳理古典文学传统、构建理想的诗歌范式提供了途径,并为当下诗歌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十七年;新诗;旧诗;论争

“五四”以降,有关诗歌新旧之争的话题一直是历代学人不断追究述及的问题。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群体与中国旧诗群体中以同光体为代表的保守派,以南社、学衡派为代表的革新派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交锋后,最终夺取了诗坛的话语权,确立了新诗的正统地位,而旧体诗词则被放逐于诗坛的理想国。新中国成立后,以王瑶、唐弢为代表的文学史家坚决捍卫新文学的地位,将旧体诗词排斥在文学史的写作之外。但是,作为中国文学中历史传统最悠久的文体之一,旧体诗词依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围绕新诗与旧诗产生的论争依然不绝如缕。因此,本文旨在回顾梳理十七年时期《文艺报》《光明日报》和《诗刊》上产生的新旧诗论争,探讨其特点及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文艺报》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围绕古典文学遗产的讨论,其中有关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及价值问题成为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1949年11月25日,《文艺报》第1卷第5期刊登了来自北京市立二中一位名叫樊平的中学生来信,题为《关于学习旧文学的话》,信中这位学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即在如今的工农兵文艺时代,“中国的旧文学,诗、词等,是否也可以学习呢?因为它有着‘文学遗产的价值。并且文学技术方面也是很高超的。”叶圣陶委托杜子劲、叶蠖生代为答复,复信中认为,中学生对于旧文学的某些部分是可以阅读的,但是不可以拟作。即便是阅读,也应该在有选择、有批判、有目的和有指导的条件下。杜、叶认为:“旧文学的诗词和技术,现在看来,并不见得多么高超,而且已经步入绝境。”1最后再次强调:“像这样的中学生,最好多接触实际,多读些新文艺,旧文学还是少读或不读为好;拟作更是不必要的。”2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体诗词依然和封建的、落后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被人们警惕和质疑。

这一答复随后就引起了争议,《文艺报》第1卷第6期、第7期上连续刊登了陈涌、王子野等人的争鸣文章。陈涌认为,杜、叶二人认为旧文学的诗词技术并不高超的观点,“这是简单地否定了中国过去长久的诗词的遗产的价值,这样简单的否定的态度,是有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3此外他认为,旧诗词里还是有优秀的部分是值得重视和学习的。

1950年3月10日,《文艺报》第1卷第12期刊登了萧三、田间、冯至、马凡陀等人的新诗笔谈文章,虽然讨论的是新诗问题,但其中同样涉及古典诗歌传统的问题。如萧三在文章中指出:“现在我们的新诗和中国千年以来的诗的形式(或者说习惯)太脱节了。所谓‘自由诗也太‘自由到完全不像诗了。和中国古典的诗脱节,和民间的诗歌也脱节,因此,新诗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在这块土壤里生根。”4马凡陀则认为新诗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形式,并且应该做到易于记住和背诵,同时他也主张“新诗歌应该学习旧诗歌的简洁、精炼、高度集中”5。

在这次讨论后两个月,《文艺报》又专门刊登了郭沫若的一封信《论写旧诗词》,公开答复人们的质疑:“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郭沫若指出这一转变并不一定是由新而旧,实际上依然是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装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6郭沫若以毛泽东的《沁园春》等诗词为例,认为旧体诗词的形式作为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可见作为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新诗先锋,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对于旧体诗词持较为包容的态度,在他看来,在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上,凡是文化遗产的精华,无论新旧中外都是可以采取的。不过,同期的《文艺报》上还刊登了何其芳的文章,其观点与郭沫若相左:“五言七言虽说曾经是中国旧诗里面的一种比较优良的形式,但打算主要依靠它们,或者完全依靠它们来解决今天中国新诗的形式问题,恐怕还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7虽然不少人强调将旧诗视为传统,但何其芳则提醒人们“五四以来的新诗本身也已经是一个传统”8。

继新中国成立初《文艺报》产生的争论之后,1956年下半年,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文艺界开始出现“解冻”色彩,有关旧体诗词的话题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是以《光明日报》为中心阵地又产生了关于新诗和旧诗的论辩。1956年8月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朱偰的《略论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他认为诗词歌赋是人民文化生活的灵魂,因此应该用发展的眼光,“让传统民族形式的诗词歌赋发展下去,并推陈出新,创造出更新的体裁”1。朱偰的观点随即遭到反驳,曾文斌撰文认为朱文提倡旧诗的几个出发点以及他认为旧诗的体裁能够反映生活的几个论据,都不能令人信服。曾文斌虽然承认旧诗的范围很广,但其形式过于固定,不利于诗人的自由创作。此外,“当我们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日趋纷繁复杂,当人们的精神面貌极其丰富、细致,情感的波澜富于变幻时,旧诗的形式能不能适应这新的内容,就值得考虑了。”2

紧接着,朱光潜也在《光明日报》发文表明了自己对于旧体诗词的喜爱。他从新诗和旧诗的艺术效果出发,认为“象旧诗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胜境在新诗里是比较少见的。许多旧诗是我年轻时读的,至今还背诵得出来,可是要叫我背诵新诗,就连一首也难背出”3。朱光潜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过于借鉴外国诗的音律形式,而忽视了民族的“根”,因此新诗有必要向旧诗学习,以弥补自身的缺陷,获得更好的发展。这种对于新诗的贬抑倾向立刻引起了不满。例如沙鸥认为朱光潜对新诗抱有成见,新诗向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学习无可厚非,但不能因此把新诗的成绩一笔抹煞4。冯至就充分肯定新诗的成就,认为其在“表达新的思想感情,加强战斗性和鼓动性等方面,是旧体诗所不能办到的”5。郭沫若的意见则较为折中,一方面他指出“五四以来的新诗是起过摧枯拉朽的作用的”6,因此必须充分肯定新诗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旧诗中也有好的部分,应该向优秀的古典诗歌学习。

此次关于新诗和旧诗的论争辐射范围较广,除了《光明日报》之外,《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文艺月报》等全国不同地域的报刊就新诗和旧诗的问题陆续发表了大量的讨论文章,有人统计就“新/旧体”诗词进行论争的相关文章至少有30篇7,相较上一次论争反响更大。在论争中,双方再一次就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及价值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刻全面的探讨,旧体诗词的生存空间得以拓展。最典型的表现是,论争过后,1958年《光明日报》开辟《东风》副刊,集中刊登旧体诗词,而且广受读者的欢迎,一时蔚然成风。此外,这次论争将旧体诗词其置于与新诗发展并行的历史进程中,以一种比较的眼光探讨了中国诗歌的语言、形式、功能等诗学基本问题,丰富了十七年诗歌理论的发展。

紧接着《光明日报》之后,1957年初,《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致主编臧克家的一封信及毛泽东诗词十八首。毛泽东在信中说道:“诗当然应以新体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8不过,毛泽东从中国历史和新诗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倡新诗,但从他个人喜好来看,他依旧认为旧诗可以写,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旧体诗词的合法性。毛泽东对于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十分关注,因此在给《诗刊》的这封信中虽然说旧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但几年后他又说:“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1

眾所周知,毛泽东一生热爱旧体诗词,且造诣极深。在他的书房中,中国古典诗词本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许多书都有毛泽东生前所作的圈画和批注。而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不仅体现了其一生的革命轨迹,同时也展现出一个伟大民族筚路蓝缕的风雨历程,“是他一生政治理想、生活追求、哲学观念、思维方式、生活阅历、切身感受、思想境界、人生情致、创造才能和审美情趣的反映。”2因此,毛泽东的十八首诗词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发了旧体诗词的热潮,大街上甚至出现了排队购买《诗刊》的热闹景象。有了《诗刊》的推介在前,其他报刊如《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等纷纷发表旧体诗词作品,成为文坛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旧体诗词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其社会地位和价值得到基本认可。

郭沫若曾在答《诗刊》社问中专门指出:“前几年一般文艺界的朋友,就是藐视旧诗词和旧形式,近年来毛主席的诗词发表了,大家的认识才不同了。记得我在《诗刊》酝酿期中就提过意见,建议你们不要偏,对旧的形式要一律看待。”3他还特别对毛泽东所说的“以新诗为主体”这句话作了解释,“主席所说的‘新诗大概是摆脱了旧诗词的谨严格律的自由诗,或者说纯任天籁的诗”,“主席说的旧诗词,就是指格律比较严的东西,那种东西实在不大好搞”4。1963年,郭沫若在给《诗刊》的信中认为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革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并再次指出旧诗词的有些形式有长远的生命力,“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这些形式和民间歌谣比较接近,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许意,语言又生动易懂,我看人民是喜闻乐见的。”5

通过上述史料的梳理,我们发现,1950年前后以《文艺报》为阵地展开的新旧诗论争,使得抗战时期初步复兴的旧体诗词在新的政治语境下,再一次面临合法性的质疑与危机,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新诗所遭遇的问题和困境的第一次集中显露。在这场论争中,新诗的语言、形式,新诗与传统、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得到广泛关注。随后1956年以《光明日报》为中心的讨论,则是初步宽松的时代环境下,旧诗群体主动向新诗群体发起的捍卫旧体诗词合法性和争夺文学资源的行动。这场新旧之争虽然以继承传统诗词歌赋为话题展开,但同样涉及了如何评价新诗以及如何理解民族传统的问题,触发的问题更加深刻。而随后《诗刊》上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则成为旧体诗词在新中国成立后命运的转折点,随后旧体诗词的创作和发表迎来了一个高峰。总体而言,与五四时期相比,产生于新中国语境下的新旧诗论争,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意识形态色彩的突出。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旧的封建王朝已经崩溃,新的政权尚处于南北纷争状态,因此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政治权威真空”和思想文化领域“价值空缺”的状态之中1,五四时期的新旧论争恰恰诞生于这样一种“无根”“祛魅”的状态之下。而1949年新的人民政权建立,尤其是第一次文代会后,新中国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文学的生产、传播受到政治权力的制约,新旧诗歌的创作走向和文体命运也与文艺政策紧密相连。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旧诗论争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如论争中不少人兼有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而毛泽东作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其诗学趣味同样影响着诗歌走向。此外,像《文艺报》《光明日报》的文艺动向也与党中央的工作指示息息相关,这体现出国家权力对媒介的影响和渗透。

其次,新诗的困境更为凸显。众所周知,新诗的诞生建立在对古典诗歌的反叛之上。五四时期的新旧诗论争,参与的流派众多,诗人们围绕诗歌的语言、诗体、文化等问题产开了激烈的交锋,旧体诗词作为封建文化传统的代表被新文学家以极其激进决绝的姿态剥夺其合法性。但与此同时,新诗也一直受到“非诗”的合法性质疑而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焦虑和困境之中。这种焦虑和困境在新中国成立后变得更加明显。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新诗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如何适应新时代写作的转型问题;另一方面,在文学的一体化趋势和“新的人民诗歌”的方向下,如何创作出优秀的诗歌也成为诗人们面临的巨大挑战。纵观以上三次新旧诗论争,其核心问题不再是五四时期的“文/白”“自由/格律”“死/活”等二元对立的矛盾。无论是对古典诗词传统和民歌传统继承和发展的讨论,还是对诗歌大众化和民族化的强调,都体现出对新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和创新的焦虑与困境。

在20世纪中国诗歌的历史进程中,新旧之争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十七年时期以《文艺报》《光明日报》《诗刊》为阵地的三次论争,恰恰是五四时期新旧论争在当代的回响。而论争聚焦的问题既有延续,也有超越。在文学一体化的历史场域中,十七年诗歌担负着文化重构与诗歌重塑的历史使命,而新旧论争则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过程中,论争不仅体现为一种文学事件,同时也成为人们重新梳理诗歌传统的必要手段和构建理想诗歌范式的重要途径,对于整个十七年乃至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实际上,新诗和旧诗都在历史进程中曲折地发展,二者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相融相生的关系。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中,旧体诗词需要在继承中不断推陈出新,新诗也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成熟和完善。尤其是在商业化浪潮中诗歌面临边缘化危机的状态下,我们更需要以打通古今、新旧交融的视野,促进新旧诗歌的多元互动,推动中国当代诗歌的繁荣和辉煌。

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之争史料整理与研究(1917-1927)”(22CZW0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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