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露 崔华春

摘要：晚明金陵刊本插图具有强烈的时代属性与地域特征。明代商品经济发达，不仅催生出大型城镇和商品街区，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开明宽松的发展环境促使水陆交通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城镇及商业作坊，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印刷书坊便形成于这一时期。私人书坊主们将繁荣的明文学记录在木刻纸本上并附以插图，由此开启了明清刊本插图兴盛时期。金陵作为江南重镇，汇集了全国优秀的刊刻人才与文人画匠，他们将高超的刊刻技艺与丰富的刊刻风格带入了金陵城，为金陵地区后期刊本插图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文章聚焦晚明时期金陵地区刊本插图中的视觉语言特征，以其独特的视觉表现形式为切入点，从创作工具与技法、塑造形式与表现，以及创作思想与内涵这三个角度出发，剖析晚明金陵刊本插图中版式构图的视觉图式语言、图像表述的视觉叙事语言以及创作内涵的视觉审美语言等特征，并以晚明金陵刊本的发展成长为脉络，探析不同时期刊本插图所承载的功能对创作思想与意图的影响及作用，由表及里深入挖掘晚明时期金陵地区刊本插图视觉语言的形式成因及表现特点，旨在为其在现代设计中的视觉应用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晚明；金陵；刊本插图；视觉语言；设计思想

中图分类号：J218.5；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4-0-03

0 引言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作为明代初期洪武、建文及永乐三朝的都城所在，是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文学艺术发展的沃土。且金陵地区本身具有悠久的刊刻历史，为明代刊刻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技术支持，奠定了创作基础。明朝初期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帮扶举措，社会经济得以快速恢复与发展。开明宽松的环境氛围使明代商品经济尤为活跃，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书肆在这一时期纷纷涌现。到了明代晚期，即万历年间，金陵刻坊已经成为全国刊刻行业的佼佼者，一时间风头无两。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记载，金陵有名可考的印刻书坊多达93家［1］，由此可见晚明金陵刊刻行业之盛况。

晚明金陵刊本插图以文本内为蓝本，形式丰富、包罗万象，从戏曲唱本到传奇小说，囊括世情百态。作为一种复合创新的木刻版画，刊本插图在融合了笔墨刀韵的基础上吸收了白描创作的线条塑造及文人画的意蕴内涵，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晚明金陵刊本插图丰富的视觉形式与视觉语言。文章在剖析晚明金陵刊本插图视觉语言类型与特点的同时，从设计思想的角度探讨其所承载的时代功能与文化内涵。

1 晚明金陵刊本插圖的视觉形式

1.1 木刻为骨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中认为，在近代印刷术发明以前，木刻画是传播艺术形象和知识武器的手段，凡是需要多量分发或是传播的绘画都会采用木刻印刷的方式。可见刊本插图作为插入书籍文本的木刻版画具有极强的复制属性。

得益于这种木刻印刷的特殊性质，刊本插图的制作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创作版画，我国著名版画史论家周芜先生也认为我国的传统复刻木版画是由画工一人、刻者一人、装订者又一人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的［2］。从图像来源到母本绘刻再到雕刻刊印与装帧成册，刊本插图的制作由多人协同完成，步骤井然有序，不同的工种角色各自承担着精确的分工。基于刊本插图的制作原理与分工属性，便可以理解刊本插图为何在视觉表现上既展现了流畅的笔意又保留了木刻时的金石气，因此刊本插图在视觉艺术的表现上是复合且多元的。

1.2 白描造型

刊本插图是一种以线为美的艺术创作，线条是其塑造环境、描绘人物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与手段，是构成完整画面的基本元素。晚明金陵刊本插图从出现到成熟，与白描中的线条塑造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刊本插图都是依靠白描线条来完成画面创作的［3］。

我国最早的白描作品可以追溯至石器时代，当时的人们利用工具在陶石岩壁上创作出来的简单线条作品便是白描的雏形。白描成为一种成熟的绘画技法，要归功于东晋的顾恺之。之后唐代的吴道子及宋代的李公麟将白描创作再次推上了艺术高峰，二人创作的绘画作品仅以线条勾勒。宋代后，人物画创作渐渐弱于山水花鸟等写意创作，而明代刊本插图的出现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缺，促使人物绘画创作再一次得到发展。

从万历初期富春堂与世德堂的古拙疏朗，到之后继志斋、广庆堂的细致精巧，以及明末两衡堂的纤细唯美，金陵刊本插图的线条艺术在时代审美的指导下完成了视觉风格的革新。明初金陵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印刻的作品多为宗教经史这类具有教化意味的官方刊物，充满了庄严肃穆的色彩，这也影响了金陵初期的刊本插图风格。之后基于民众文娱享乐的诉求，以及南京三山街夫子庙太学附近科举考生的拥入，金陵市场对刊本读物的需求大大提升，因此私人印刷书坊兴起。这些民间的印刷机构以营利为目的，他们以民众的喜好为导向，刊刻的作品插图风格更为轻松活泼，线条轻快流畅。如明洪武二十八年所刊刻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可见明初的金陵版画线条紧凑密实，呈现出古拙粗阔的气韵，金陵早期的富春堂与世德堂都延续了这种线条风格。直到吸收了徽派版画精巧秀丽格调的继志斋、广庆堂出现，金陵工匠们的线条塑造才更加精致工丽。

1.3 文人塑神

木刻版画为刊本插图提供了创作工具与技法，白描艺术作为刊本插图形式塑造的范本与参考，二者为刊刻文本中的图像艺术架构起筋骨与形式，明代文人士族阶层的艺术创作则为刊本插图增添了内涵与神韵。晚明君臣离心、权宦当道、派系林立、朝局动荡，这使得一部分文人被排挤出官场，也有一部分文人为明哲保身离开朝堂，成为游走于民间的闲散文人。根据清初徐沁在《明画录》中的记载，除了宗室外另有画家800余人，其中3/4集中于江浙两省的太湖附近［4］。这群知识分子苦于满腔才智无法施展，便寄情于艺术创作，以文人画为代表的文人艺术不仅为传统绘画带来了新鲜的血液，还影响了江南地区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

金陵刊本插图中的人物形貌从初期的短劲促密发展到后期的纤长流畅，贴近生活，惟妙惟肖。器物家具也摆脱了程式化的舞台道具的塑造框架，如世德堂《琵琶记·五娘至府》及广庆堂《八义双杯记》中的屏风这一物象，画工刻匠们开始转向日常生活中寻找艺术表现的形式。崇祯年间金陵刊本《玉茗堂批评焚香记》中“荣饯”一回画面不免让人联想到仇英《竹园品古图》中的情境，前者对环境的塑造、氛围的描绘与后者如出一辙。由此可见文人审美对金陵刊本插图视觉形式的影响与陶染。

2 晚明金陵刊本插图的视觉语言

2.1 画面图式的程式化

刊本插图作为一种具有商业售卖属性的图像创作，在外形上受限于书籍尺寸与画幅框架，在内容上依托文本。因此，刊本插图在视觉图式的创作上呈现出规范化与程式化的特点。

这种图式的程式化首先体现在晚明金陵刊本插图的版式设计中。明代金陵版画在发展初期借鉴了宋元版画的版式风格，主要为上图下文，且图像顶部及两端有简述画面内容的楹联。明代宣德十年由金陵积德堂编刻的《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则打破了这种图文并进的版式框架，创新出了单幅整页的插图形式。后来富春堂所刊刻的各类版画也以单幅整页为主，并且保留了在画面顶部留有文字简介的习惯。金陵版画发展至中后期，继志斋、广庆堂等又推出了双面联式的插图版式，将一幅完整的画稿分置两页，通过人物的形神动作或器物的摆设使两幅画面遥相呼应。

其次，金陵刊本插图中的构图形式也呈现出一种规范化的特点，对角线构图多用于斗争对抗的场面，如《徐孝克孝义祝发记》及《黄粱梦境记》中的二人打斗场面。环绕式构图常见于突出主体人物或者营造氛围，继志斋《重校千金记》中的“鸿门宴”一图便是利用环绕式构图烘托出分庭抗礼之感，像这样规范化的构图模式在刊本中不胜枚举。

最后，就刊本插图中的画面内容而言，其中的人物、器物、景物的塑造都具有程式化的特点，如富春堂的《祝发记》中“僧辩显戮景行”与《和戎记》中“汉兵番兵鏖战”两幅画完全相同，以及继志斋《琵琶记》与集义堂复刻的《琵琶记》中描绘蔡伯喈与赵五娘依依惜别的画面如出一辙。可见金陵书坊在对类似场景的画面塑造上自有一套程式化与规范化的表现。

2.2 视觉叙事的情境化

刊本插图发展至晚明趋于成熟与完善，无论是对文字的视觉转译还是图像构成的审美，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刊本插图中的时空构建打破了现实时空的限制，这是因为它以图像形式依附于文本，在刊本叙事中作为图像叙事依附于文本且在页面画幅上受限，并无太多可发挥的空间。画面中的內容常常出现“同时同地”“同时异地”“异时异地”的现象，如万历中期由文林阁刊刻的《绣像传奇十种》中的《还魂记·托梦救妻》《侠义记·叱邪》以及《云台记》第三十四出都是将文本里不同时空的情节组合在同一画面中。这种视觉叙事的方法虽然不遵循常理，但是巧妙地将多个文本情节联系在一起，增强了阅读的连贯性与逻辑性，从而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2.3 图像审美的文人化

晚明官场失意的文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富饶秀丽的江南地区，他们为金陵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审美诉求，同时提升了刊本插图的艺术水准。金陵刊本插图发展至后期摆脱了照搬舞台的框架，将画面背景从舞台环境转移到了自然人文情境中，越来越多对江南园景及山水风光的环境表现开始显现。如继志斋《红拂记》中的园林画面与《尤求红拂图轴》中的场景颇为相似：叠石奇峻精巧、芭蕉虬松层叠遮掩，完全体现了江南园林秀美雅致的造园特点。

金陵初期刊本插图的创作者多为工匠，他们所创作的插图多显稚拙匠气而文人雅韵不足，图像紧凑密致而虚实把控不足。金陵后期的插图创作受文人化倾向的影响，开始注重刊本中插图的审美性与艺术性的表现，在对环境和背景的处理上，也开始出现了“云水茫茫、江海滔滔”的留白处理，以及通过画面中黑与白的空间处理渲染情节氛围。

3 晚明金陵刊本插图的设计思想

3.1 “照扮冠服”与借鉴功能

明代万历年间，以富春堂、继志斋为首的金陵书坊以曲本刊刻为主，如富春堂的《刘知远白兔记》《南调西厢记》《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及世德堂的《琵琶记》等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畅销曲目。万历三十四年杨之炯在《蓝桥玉杵记·凡例》中曾言：“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5］这明确指出了曲本插图的视觉来源为戏曲的舞台场景，与此同时，这种还原演出样貌的图像为之后的演出提供了人物服装及动作的参考范式。

根据《古本戏曲丛刊》所收录的《目连救母》中“尼姑下山”一回目的文字资料，戏曲的文本内容主要由人物的口头表述来完成，无论是天气环境、情绪心境还是对话交流，都是借助角色之口进行传达，因此人物在曲本插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由于文本构成的特性，因此晚明金陵早期刊本插图在构图设计时的比重悬殊——突出人物，弱化背景。人物在画面中往往占据三分之一或更甚的篇幅，力求在有限的纸张空间内最大限度还原舞台演出的形貌。

3.2 “文人倾向”与审美功能

远离庙堂的文人群体兼具文化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双重属性，他们聚集于富饶的江南地区，创作出了大量具有文人化倾向的作品，如万历二年的进士李士达、文徵明的曾孙文震孟等人都是江南地区有名的职业画家。他们的作品潜移默化地浸润着市场的偏好，刊本插图也受到文人之气的熏染，整体的图像质量与插画审美都得到了提升。人们对刊本插图的要求不仅仅满足于文本转译，更注重其艺术性与审美性。

明代商品经济繁荣，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晚明江南地区富商云集，经济繁荣，其中刊刻书坊的获利尤甚。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中提出，晚明全国总人口约1.92亿，城市化率约8%。阎文凯与薛勇强则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当时的明代商人及其家属人口数可达700万［6］。且坊间刻书定价极高，苏本《陈眉公批评列国志传》与《封神演义》二部定价都在纹银一二两。如此规模的人口市场加上高额的书刊利润，书坊主们为了尽可能地占领市场份额，便要想方设法地提高刊本质量，尤其是提升插图的审美性与观赏性。

3.3 “追求装饰”与收藏功能

随着明王朝的日益腐朽与衰败，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都对享乐主义趋之若鹜。这一时期，随着这种奢靡的社会风气的蔓延，刊本插图的视觉形式与设计思想也在发生改变。在市场消费享乐氛围的驱动下，刊本插图尽态极妍，对装饰效果的追求愈演愈烈。

金陵刊本插图发展至天启、崇祯时期，已经脱离市民阶层，跃升成为富家士族品鉴赏玩的收藏品，因为江南富庶的商贾们在获取物质财富后希望增加自身的精神财富，他们附庸风雅，意图通过对文人书画作品的收藏来体现自己的文化水准及财富力量，这也使收藏一度成为晚明盛行的社会活动。在这样的消费驱动下，刊本插图在设计时更注重审美功能及收藏价值的体现，刊本插图已经转变为一种具有商业属性的收藏艺术品。

4 结语

晚明刊本插图的繁荣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创作的兴起，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地域特色都影响着图像创作的视觉形式与效果。刊本插图作为一种复合创新的艺术形式，具有丰富的视觉语言，它依托文本，基于木刻版画与白描技法，却又受到文人艺术的影响。本文从其创作本质出发，探寻晚明刊本插图设计语言的表征与特性，了解其创作背后的时代功能与文化思想，为晚明金陵刊本插图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提供启示与参考。

参考文献：

［1］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48.

［2］ 周芜.明末金陵版画［J］.美术，1985（2）：24-28.

［3］ 王春阳.白描技法在明清戏曲刊本插图中的渊源及艺术流变［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50-153.

［4］ 聂卉.晚期吴门绘画的世俗倾向［J］.美术研究，1999（3）：63-68.

［5］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戲曲论著集成 明代编 第2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9：424.

［6］ 阎文凯，薛勇强.明代中后期出版物插图的嬗变及传播［J］.编辑之友，2021（8）：88-93.

作者简介：俞露（1998—），女，江苏扬州人，硕士在读，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视觉传达与信息设计。

崔华春（1974—），女，山西太原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与理论、视觉传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