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有德

我与知名作家张雄文在微信江湖偶遇，一见如故，遂成好友。在现实生活中，同在湘中腹地，却至今未曾谋面。不过，在网络与现实中，我始终关注着张雄文的最新动态：作品刊发、参赛获奖、新书出版……在我最初的印象里，身为湖南大学客座教授的张雄文是学者型作家，博闻强识，满腹诗书；后来才知道，张雄文是通才型的，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路路通”，且硕果颇丰。张雄文的散文，常见诸大报大刊，忙里偷闲，读过不少，但比较零散。直到遇见最新行走散文集《白帝，赤帝》，才开始系统阅读，并引发我对行走散文写作新模式的探索。

多年以来，我有点偏执地认为：散文写作与阅读，当从标题开始——标题是文章的眼睛，题好一半文，好标题见才情，若能一见惊艳，必然心生欢喜。传统游记散文，标题是写实的，直至当代，写实标题依然流行。游览白帝城，标题写实，无外乎《游白帝城》或《白帝城纪行》或《走进白帝城》之类；张雄文则不然，以《白帝，赤帝》为题，仿佛异军突起，横空出世，才情与高度尽显。我读行走散文集《白帝，赤帝》，就从标题开始。书中收录张雄文行走散文共44篇，长篇短章，不少标题颇见匠心：《烟雨深处的紫鹊界》《一个书生的万水千山》《聆听书院的回响》《沧桑在浪尖上的老龙头》《清韵满勾蓝》《白帝，赤帝》《浮在波光上的书声》《紫云下的书香》《平原上群座突起的高峰》《凝固在穿岩山的时光》等，亦虚亦实，虚实相生，诗情画意，尽显精妙，一见之下只想一睹为快。

在文学作品四大体裁中，散文最灵活自由，也最难驾驭，正如学贯中西的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言：“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确实，写散文貌似容易，写好却难。有幸数次与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谭谈面谈，谭主席反复告诫，好散文不易写，必须静下心，沉下去，多写作，多打磨……张雄文的行走散文，极其讲究谋篇布局，行文如行兵布阵，颇见匠心。

古人极重文章开头，有“凤头”之说。清代文学家李渔云：“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妙语夺目，使人一见而惊，不敢弃去。”张雄文深谙此中堂奥，其行走散文深得其法。开头出其不意，要言不烦，却有深意，甚至有穿透力，显然精心打造。看《芋头寨的静》开头：“我是被山间的一条小溪引入芋头寨的。”小巧，别致，简洁，引人遐想；看《清韵满勾蓝》开头：“勾蓝是一首唐人笔下的山水诗。”惜墨如金，尺水兴波，诗情画意扑面而来；再看《濂溪记》的开头：“心头恒久淌着一条小溪。”寥寥十字，韵味悠长，耐人寻味；洋洋洒洒的《白帝，赤帝》，开头也是如此：“我是被李白引到白帝城的。”瞬间穿越大唐，李太白与白帝城有何关联？背后的故事耐人寻味……而《聆听书院的回响》和《雪峰山之晨》等篇，开头不求简洁明快，然而以诗性的语言打造，开头有着唐诗宋词般的诗意美，或者说像一节玲珑剔透的散文诗或诗散文，愉悦如水漫溢，很有吸引力。

张雄文的行走散文，最大的亮点是打破或跳出传统游记笔法，独辟蹊径，别开生面。

传统游记常以游踪为行文线索，偶有双线结构，明线或者说主线仍然是游踪，暗线或者说副线是作者的情感变化，比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大多如此……张雄文行走散文则不然，有意无意淡化游踪，而重历史、地理、文化、人文，纵向或横向深化，凸显每一处山水、每一篇游记的深厚底蕴，在天地间行走，同时又在文化殿堂徜徉。行走之时，恍若两个身影分分合合，一个在山水高处，一个在历史深处，時分时合，蒙太奇般风云变幻。行文之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下笔如有神助，历史、地理、文化、人文无缝对接，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在历史与现实中无障碍穿行，彰显历史文化底蕴，彰显深度与厚度。代表作《白帝，赤帝》，彻底打破传统游记模式，也与诸多白帝城游记迥异，游踪几乎忽略，按时间顺序，以纵线贯穿始终：自少昊、太昊始，至周王室，至汉高祖，至王莽，至公孙述，直至刘备，紧紧围绕白帝、赤帝，亦正史亦野史，收放自如，在王朝更迭中，在历史长河中漫游。诸多行走散文，往往沉迷于此，到此止步。张雄文更上层楼，翻出新境：于王朝更迭之外，引出由李白领衔的大群文人墨客：陈子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王士祯……因为“他们早已超越了白帝、赤帝，是这座城真正的王者……”卒章显志，另辟蹊径，翻出新意蕴与高意境，让人称奇。《浮在波光上的书声》也是如此：置身禹碑亭、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敬业堂和合江亭，在石鼓书院“草树拥覆的曲折石径间”行走，在历史天空“搜寻古贤与今人的足迹”，从“与书院齐为不朽”的李宽，至宋太宗亲书御制匾额，自宋至元、明、清乃至民国，书声穿越时空，弦歌不绝，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乃至同样名垂青史的门徒，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直至近代的曾国藩、杨度、齐白石……与《白帝，赤帝》相比，游踪更为隐秘，历史文化底蕴则同样丰厚，也彰显了张雄文读万卷书，博闻强识，令人叹服！苏轼诗云“读书万卷始通神”，其实行走万里亦通神乃至更通神，张雄文为此作出了精彩的注脚。

行走散文重历史文化底蕴，淡化游踪，并非游踪忽略不计。张雄文的行走散文，每一处山水胜迹，游踪或浓或淡，以淡居多，但其中一定有“我”，“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以“我”观史，打通历史与现实，现实的高度与历史的深度水乳交融。《白帝，赤帝》中，“我是被李白引到白帝城的”“我到来也是一个清晨”“我听着脚下拍岸的惊悚涛声”“我默然立在白帝城的红墙绿树间”“我徘徊于白帝城的青石板古道上”“当我步入苍翠掩映里的托孤堂”“我肃然默立在沉郁的托孤堂”“我踏着杜甫的足迹”“当我立在白帝城头”……足之所至，目之所及，心之所思，依然清晰，且不拘一格，打破了平铺直叙式的“流水账”写法。一反常态，历史文化成了明线或者说主线，而游踪则成了暗线或者说副线，明暗错位，别具匠心。长篇如此，短章亦然。游滕王阁，“我的炫目只是一瞬”“我惴惴然步入阁中”“我仿佛置身于万千粉黛的后宫”“我像登上泰山极顶”（《披风滕王阁》）；游耒水，“我从湘东的闹市跋涉而来”“我的目光穿过浓密的竹林”“我饶有兴致地走进去”“我告辞主人往山下而行”（《漫溢耒水的绿》）；游大围山，“我的目光被山顶的峰峦热辣辣地牵引”“我悚然惊呼起来”“我沉吟间”“我肃然点头”（《燃烧的大围山》）……依然是明暗错位，张雄文就像出色的导游，读者随之漫游山水，因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引领，移步换景，虚实交错，耐人寻味。

张雄文的行走散文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时代性强，现实感足，紧跟时代，紧扣现实。早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便主张并践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里也如此说：“文运同国运相连，文脉同国脉相牵。”毋庸置疑，作家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当时代的歌手；作品应该反映时代主题，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可以说，这也是行走散文集《白帝，赤帝》的主旋律，长篇短章，大多如此。从“烟雨深处的紫鹊界”出发，登山临水，行走天地间，登临滕王阁，北戴河看海日，耒水的绿，西岭的静，阳雀坡流连忘返，芋头寨诗兴大发……直到不老的濂溪，一路行走，一路歌吟，所到之处，名山大川乃至名不见经传的所在，满眼的青山绿水，丰厚的历史人文，感慨系之，今非昔比，新时代，新气象，新姿态，新征程，崭新的山水画卷在天地间、在你眼前次第铺开，美不胜收，沉醉不知归路……

“一切景语皆情语”，行走散文大多抓住景物特征，从不同角度写景抒情，古来如此。张雄文的行走散文，叙事、描写、议论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不面面俱到，而是有所侧重，摇曳多姿。比如《白帝，赤帝》以叙事取胜，自少昊至刘备，漫长的历史风云变幻，众多的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叙述极易因繁琐而纷乱，在张雄文笔下，不疾不徐，从容大度，縱线贯穿，铺叙、插叙、议论、想象，笔法多变，有条不紊，生动而不苍白。比如《三峡记》以描写见长，瞿塘峡“在陡山重障间曲折延展”，水道、江水、崖壁、水线，突出“绝险”；“三峡七百里，唯言巫峡长”，重峦叠嶂，“悄怆而幽邃”，重点写神女峰；西陵峡“原本最为宽阔”，大坝，江面，峰峦，波光，船只，鸥鸟，屈原和昭君故里……语言精准，形象生动，却不大肆铺叙，简明扼要，点到为止。而议论和抒情则如孪生兄弟，在张雄文的行走散文里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有时借助心理描写和想象夸张，画龙点睛，平添风采。叙事和描写，也因之笔法摇曳，生动起来，丰富起来。

品读张雄文的行走散文，随之登山临水，大为受益，对行走散文新摸式的探索，豁然开朗。文无定法而有大法，从标题到语言，从行文到笔法，从现实到历史，从所见到所思，从底蕴到格局，“看似平实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张雄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前者为后者打基础，后者因前者而精彩，两者交融，相得益彰。走在天地间，左边历史，右边现实，无缝对接，巧妙穿插，为行走散文写作提供了新模式，如一面多棱镜，在山水之间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