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个体职业教育选择行为问题是建设技能型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技能型社会背景下，个体做出选择职业教育的行为主要是因为技能型社会中的职业教育能够满足个人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追求。深入分析影响个体职业教育选择行为的因素可以发现，最重要的因素是制度因素。其中，职业教育衔接制度、标准制度、教师培养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等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是阻碍个体做出职业教育选择行为的关键制度因素。为确保个体能做出职业教育选择行为，需要健全“职教高考”制度、完善职业能力标准、构建高质量的教师培养体系与技能人才保障制度。

关键词：技能型社会；技能人才；职业教育；选择行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技能型社会测度模型、驱动因素及路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VJA220006）

作者简介：孙帅帅，男，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政策）202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技能型社会建设、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3）05-0017-08

人人愿意选择学习和拥有技能是技能型社会的重要标志。职业教育是技能学习的载体，然而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当前社会个体更愿意选择普通教育而非职业教育[1]。可见，社会个体的职业教育选择问题已成为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为此，只有深入分析个体的职业教育选择行为，明晰影响个人选择职业教育的根本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促进个体选择职业教育的路径，才能破解问题，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

一、技能型社会背景下个人職业教育选择行为的解析

个体为什么做出选择行为？米塞斯认为，人做出行为有三个必要条件，即人感觉到不安逸、想象一个较满意的情况以及预料其行为足以消除或者减轻所感觉到的不安逸。因此，人做出选择行为的原因是做出这种选择行为能够消除或减轻人感觉到的不安逸[2]。公共选择理论视个人为具有完全理性的人，个人做出选择行为源于选择行为能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人效用的最大化[3]。马斯洛从心理学出发，认为人做出选择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赖以生存的需求[4]。

基于上述做出选择行为的原因，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影响个人教育选择行为的原因。例如：有学者站在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认为，受教育成本、受教育的成功率以及获得维持与提高社会阶层的机会是学生和家庭进行教育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5]；有学者认为，家庭因素对个人的教育选择有非常重要的影响[6]；也有学者指出，类型教育的质量问题是个人在教育类型选择中考虑的重要因素[7]。

综上，影响个体教育选择行为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两个方面。物质利益主要指类型教育能够满足个人对现期和预期货币以及其他收益的追求，精神利益主要指个体在接受类型教育时能够获得知识或技能的生长，获得个人身心的愉悦、人生理想的实现、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提升等。由此，个体的职业教育选择行为可以解释为个人认为职业教育能够满足其利益最大化需求，从而作出的选择并积极接受职业教育的行动。

（一）职业教育能够满足个体对物质利益的需求

在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个体选择职业教育主要是因为职业教育具有低成本及较高投资回报率的优势，足以满足个体对物质利益的需求。首先，个体投入职业教育的货币成本相较于普通教育更低。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政策的支持下，个人接受职业教育的货币成本大大降低。《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规定，免除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中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这大大降低了学生及其家庭投资职业教育的货币成本。同时，国家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降低了个人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有学者研究发现，个人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货币成本显著低于投资普通高等教育的货币成本[8]。第二，个人接受职业教育能够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纽曼和齐德曼的研究指出，在发达国家中，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比同层次普通教育者获得的工资收入更高且更容易获得职业岗位[9]。国外也有学者指出，接受过职业教育学习的技能劳动者随着技能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工资水平上涨相较于脑力劳动者而言更加明显[10]。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从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经济收入潜力以及绝对经济收入等方面，证明了进入21世纪投资职业教育能获得比投资普通教育更高的经济性收益[11]。

（二）职业教育能够满足个体对精神利益的追求

职业教育满足个体对精神利益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职业教育能够为个体的技能生长提供有利环境。在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制度以及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支撑下，个体能够根据自身天赋、人格特质等因素选择一项专业技能，并按照从低技能到高技能的成长路线，实现个人技能的持续发展。第二，职业教育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平台。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完整发展，即人的德、智、体、美、劳等基本素质的完整发展，也指个人的自由发展，即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式[12]。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体精神利益的终极追求。首先，职业教育将学生个体引向与普通教育不同的工作体系轨道，让其通过技能学习获得完满的人生。其次，职业教育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还能帮助学生提升其他方面的能力，如知识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法能力等，涵盖了个人全面发展要求的基本素质。职业教育对学生职业道德观的培养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态度，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13]。第三，职业教育能够为个人提高社会地位提供可行路径[14]。在技能型社会中，国家重视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从而使人才培养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学生能够真正学到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技术技能；劳动力市场破除了原有的体制壁垒，事业单位、公务员岗位以及其他企业等按照学生的岗位职业能力选人，而不是看其学校出身，职业院校毕业生也能进入体制内，从而获得更好的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第四，职业教育能够满足个人对社会声望的需求。社会声望指社会对个人或组织的认可程度。在技能型社会中，社会大众持有类型教育平等观，认可学生进入职业院校研习职业技能。同时，社会拥有完善的精神奖励机制，奖励优秀技能劳动者，如近年来我国开展了针对技能劳动者的大国工匠、全国工人先锋号、技术能手等评选工作。这是对优秀技能劳动者极大的激励，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声望。

二、制度是影响个体职业教育选择行为的最重要因素

在技能型社会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为什么个体倾向于选择普通教育而非职业教育[15]？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是影响个体选择的重要因素。公共物品指的是通过政治制度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物品[16]。社会个体更加倾向于选择普通教育的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的制度供给不足以及供给质量不高。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相关制度是影响个体做出职业教育选择行为的最重要因素。

（一）职业教育衔接制度不健全

职业教育衔接制度是影响个人选择职业教育的重要因素[17]。社会大众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断头教育”，是低层次的教育。近年来，我国通过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构建了层次完善的职业教育学历体系，已经初步解决了职业教育低层次问题。同时，为解决职业教育各层次之间有效衔接的问题，我国初步构建了诸如高职对口招生、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五年制高职以及“三校生”高考等多种升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职毕业生升学难和升学人数少的问题。尤其是在《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颁布后，我国取消了高职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限制，各省中职毕业生的升学比例逐年升高，如2019年江苏省有60%的中职应届生进入到了高等教育阶段[18]。尽管已有制度为中职生搭建了多条升学途径，但这些升学方式无法作为我国中职学生升学的主要渠道。首先，现有升学方式主要是将学生引向高职专科院校。据统计，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有60%左右的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高专院校，只有7%左右的学生可以升入本科院校，而在西部地区仅有4%的毕业生得以升入本科院校[19]。这一方面是由于本科层次高等学校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意愿较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有升学方式的限制。其次，现有升学方式缺乏為学生提供充分选择的机会。中职毕业生通过现有升学方式升入高等学校可选择的专业范围十分有限。最后，现有升学方式缺乏全国统一的规划设置，无法惠及所有中职学生。总之，我国尚未构建起惠及全体中职学生的且具有开放性、公平性以及科学性的职业教育升学制度[20]。

（二）国家职业教育标准制度不完善

国家职业教育标准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缺乏质的规定性，进而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导致社会个体难以做出选择职业教育的行为。第一，缺乏完善的职业资格标准制度体系。职业资格标准是对从事职业的资格的质的规定性，同时也规定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涵盖了8个职业大类、79个职业中类、449个职业小类以及1 636个职业，这些职业大多数与职业教育相关。虽然我国已经设置了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但这些证书尚未完全覆盖上述职业。第二，国家职业教育内容标准制度不完善。这首先体现在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的不健全且质量不高。由于缺乏完善的内容标准依据和开发所需要的原材料[21]，导致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质量低下。并且，我国仅公布了421个中职和高职专业教学标准，其覆盖面显然无法满足职业教育专业教学的需要[22]。其次体现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标准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仅颁布了历史、思想政治以及语文等8门中职公共基础课的课程标准以及专科英语和专科信息技术等2门高职课程标准，还未能覆盖全部职业教育公共课程。而职业教育专业课的课程标准开发也仅限于职业院校层面，尚未有国家层面的开发方案。

（三）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制度不完善

职业教育教师素质关系到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是满足学生个体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重要保障。为构建系统化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制度，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并且也从法律上规定了国家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为我国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然而，从实践层面看，我国虽然形成了以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培养、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基地培训等为主体的职前职后一体化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但仍然没有完善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制度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主体不明确。现有的培养主体虽然有职业技术师范院校、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基地、普通高等学校、企业等，但有些主体已经无法适应职业教育发展对师资培养的新要求。例如：由于职业院校用人单位对教师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本科职教师资培养功能已出现日趋式微的现象[23]；目前的政策并未明确各个培养主体的职责，导致培养内容重复，职业教育教师培养质量下降。第二，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内容缺乏科学性。尽管现有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重视职业教育教师的理论与实践素养的培养，但从具体内容来看，仍然难以回应职业院校教师应当具备的职业能力以及职业能力系统化培养两大问题，以短期培训为主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模式无法彻底解决职业院校教师整体职业能力培养问题。第三，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标准与认定标准之间缺乏衔接。我国职业院校教师资格证书分为中职文化课教师、中职专业课教师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证书以及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证书，职业院校教师要想获得相应的岗位必须考取相应的资格证书，考试内容主要包括综合素质、教育知识与教育能力以及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然而其中有些内容不仅与培养内容无关，也不符合职业院校对教师的要求。这种巨大的裂隙导致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缺乏科学合理的依据，质量难以提升[24]。

（四）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健全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性。其中，主要劳动力市场指的是拥有工资高且稳定、福利待遇好、发展前景好的工作岗位的劳动力市场，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则反之[25]。主要劳动力市场雇主由于存在有限理性，并不能甄别雇员的工作能力和经验，会将文凭作为最简单和最经济的筛选方式，从而选择那些文凭和层次高的雇员[26]。这种筛选方式的背后还有一个理由是大多数企业雇主认为，高学历的人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可培训性，而岗位的职业技能要从岗位实践中才能习得。职业教育学生由于学历水平较低，文化素质水平也相对较低，因而可培训性较低，难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但有学者指出，企业应当根据教育背景和工作类型的不同选择劳动力。有研究表明，若企业提供的是技术性工作，具有职业教育背景的劳动力的工作效率明显高于具有普通教育背景的劳动力[27]。而我国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限制了职业院校毕业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大量的职业教育学生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进而导致其个人技能投资回报预期降低。

此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薪酬制度缺乏对技能人才的关照。2021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与技能人才相关的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和社会生产服务与生活服务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显著低于专业技术人员和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率也是如此[28]。人社部对2021年企业薪酬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同等级的技能类从业人员的工资价位低于技术类和管理类从业人员的工资价位[29]。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也缺乏有效的待遇提升制度。为提升技能人才待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提出，我国实行八级技能等级制度，这为我国技能人才指明了未來的发展方向，并给予高技能人才精神激励。但文件只是公布了八个技能等级的名称，并未将其与个人的物质待遇挂钩，也未对其获取方式进行明确规定。由于缺乏各行各业的职业技能等级提升标准，导致个人的技能等级提升路径不明或者提升路径非常狭窄[30]，从而降低了个人的未来发展预期。

三、确保个体做出职业教育选择行为需要优化制度设计

诺斯认为，制度具有的激励效应能够为其规范对象提供积极的信号，高质量的制度能够使博弈规则与行为人之间的互动更容易理解[31]。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制度能够使更多人理解并选择职业教育。

（一）完善职业教育衔接制度需要以健全“职教高考”制度为核心

为解决中高职衔接问题，《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职教高考”制度。“职教高考”制度是职业教育内部衔接制度的核心，是确保中职生能够公平地进入高等职业院校的关键制度保障。首先，“职教高考”的内容设计必须满足高等职业教育对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中等职业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准备教育，因此，“职教高考”要考察高等职业教育各专业与中等职业教育各专业相对接的基础内容。其次，“职教高考”的制度设计要保障个人自由选择专业及学校的权利。保障学生的专业选择自由权就是要在“职教高考”中明确中职各专业考生报考高职专业的范围。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显示，我国设置了358个中职专业、744个高职专科专业以及247个高职本科专业，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数量与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数量不匹配。因此，“职教高考”的考试专业设置不可能按照专业对接专业的方式进行，而要采取专业对接专业大类的方式，即让学生以专业大类为单位进行报考[32]，以保障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的权利。此外，还要进一步扩大“职教高考”考生选择高等职业学校的范围。政府在设计“职教高考”制度时要明确规定，包括高等专科院校、职业本科院校以及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内的所有职业高等学校应以招收参加“职教高考”的考生为主，同时扩大面向中职毕业生的招生数量。

（二）完善职业教育标准制度需要以完善职业能力标准为基础

完善职业教育标准制度的基础是完善职业能力标准。职业能力标准规定了从事职业岗位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包括知识能力标准和实践能力标准。职业能力标准是职业教育内容标准和职业资格标准构建的核心部分。职业教育内容标准主要包括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和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标准。职业教育是直接面向职业岗位的教育，其教学和课程设置要围绕职业岗位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要求展开。因此，职业能力标准是开发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的基础。职业能力标准开发要以工作任务为主体，剖析工作任务中的工作领域，将工作领域分解为多个工作模块，在工作模块的基础上分解出具体的工作任务，提炼出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要的具体的职业能力，并制定相应的标准。职业资格标准开发是将职业能力进行等级区分，职业教育内容标准开发则是将具体的职业能力进行教学化处理，对不符合教学的职业能力作进一步修正，对职业能力中涉及到的知识和实践进行归纳分类，组成各个专业相应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体系。

（三）完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制度需要构建高质量的教师培养体系

第一，要明确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的制度化特征。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的制度化特征指的是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系统化的运行状态。制度化特征意味着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或模式进行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的体系，是一个系统化而非片段式、暂时式的培养体系[33]。职前师范教育、职后教师教育与校本教师培训等环节都应纳入整个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第二，要对职业教育教师的职业能力进行深入剖析，开发职业教育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职业教育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能够发挥规范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活动、明确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内容、提高职业教育教师培养质量的作用。由于职业教育教师按照其所授课程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公共基础课教师、专业基础课教师和专业实践课教师，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教师的能力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职业教育教师职业能力标准应进行分类开发。

（四）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需要构建技能人才保障制度

第一，要构建更加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力市场化是指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可以根据市场的劳动力价格、供给和需求进行自由流动的状态。劳动力完全市场化能够确保具有能力的人在同一平台上实现公平竞争，从而打破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促进主次劳动力市场和内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在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中，技能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价值及待遇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雇主能够根据实际需求招收适合的技能劳动者。劳动力市场化的前提是信息的自由流动。斯宾塞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需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雇员比雇主拥有更多的信息，雇主选择雇员就只能靠市场经验或者可以观察到的有用信息[34]。在雇主看来，学历水平作为一种信号能够直接反映雇员的能力水平。但有学者指出，将学历作为信号也会受到诸如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阶段和制度结构的限制[35]，学历作为一种信号并不足以作为雇主选择人的判断理由。为此，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制度要构建劳动力市场信息平台。技能劳动者可以将自己拥有的技能证书、获得的奖项和荣誉，甚至是工作视频等能体现自己职业能力的信息发布在信息平台上，以便雇主选择合适的雇员；雇主也可以将招聘信息或企业信息发布在平台上，供技能劳动者查阅选择；职业院校也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信息平台上查阅雇主的用工需求，从而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数量，满足企业需求。

第二，要完善技能人才待遇保障制度。首先，政府要合理调整技能人才最低工资制度。研究表明，政府通过合理调整最低工资制度的方式能够有效避免技能溢价的加剧，缩小技能人才和非技能人才之间的工资差距[36]。技能人才的最低工资调整要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结合人社部颁布的新八级工制度，设置不同技能等级的最低工资，即可以参照公务员系统设置职级最低工资标准。由于不同行业企业的技能人才就业状况、劳动生产率、行业平均工资等不同，政府在进行最低工资调节时还要针对不同行业企业采取不同的最低工资政策。为确保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能够有效落实，政府还要构建技能人才工资监管机制，加大對企业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和技能工资增长制度的监管力度，促使企业履行提升技能人才工资水平的责任和义务。其次，要构建技能人才工资增长机制。政府要组织行业企业按照新八级工制度开发通用的各级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让技能人才看到自身未来的职业技能等级发展之路。在完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的基础上，政府要完善技能人才薪资待遇随个人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的机制，鼓励企业构建技能人才薪资与企业利润协同增长机制。

第三，要构建技能人才劳动安全保障机制。劳动安全是指在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中，劳资双方达到的一种工作岗位相对稳定以及工作薪酬相对稳定的状态[37]。技能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一方面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安全的客观认知，即自己能够确信政府会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保护其安全，另一方面也要靠个人专用技能的提升来确保自己的劳动安全[38]。政府要提供完善的公共物品保障技能劳动者的劳动安全；要加强保护技能劳动者的法制建设，继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加大监督力度，确保企业能够依法履行员工职业培训、合法签订劳动合同等义务；继续完善专门针对保护技能劳动者合法利益的司法救济体系，确保技能劳动者能够获得法律帮助，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完善技能人才的劳动安全保障政策体系，鼓励和支持企业采取在职培训、鼓励技能劳动者自学或接受继续教育等方式提升技能劳动者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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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贺文瑾]

Abstract： The issue of individual vocational education choice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building a skilled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a skilled society， individuals make choice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mainly becaus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 skilled society can meet their pursuit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interes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individual vocational education choice behavior reveal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institutional factors. Among them， the imperfect and imperfect system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nection system， standard system，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and labor market system are key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at hider individuals from mak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choices. To ensure that individuals can make vocational education choice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ound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improve professional ability standards， and build a high-quality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and a skilled talent guarantee system.

Key words： skilled society; skilled talents; vocational education; choice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