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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湖湘地区唐传奇的诗化浪漫性

2023-06-16丁滢悦

今古文创 2023年20期
关键词:唐传奇湖湘道教

丁滢悦

【摘要】 唐传奇富有诗化浪漫之美,主要表现在几个层面:第一,时代的浪漫和地理空间的神秘;第二,宗教的浪漫气息;第三,诗歌艺术本身的浪漫性。诗化浪漫在唐传奇各方面都多有体现,其诗化浪漫的品质形成受到多种因子的影响,既来源于追求浪漫审美的特定时代和空间地理,亦受到诗歌浪漫精神和道教神秘氛围的渲染。

【关键词】 唐传奇;湖湘;诗化浪漫;道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0-005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0.017

唐传奇富有诗化浪漫的品质,开创了中国古代诗化小说这一极富民族传统特点的小说类型。唐传奇描写细腻,叙述宛轉,初具小说形态,主题、结构、内容、人物等要素已臻于完备。唐传奇虽然整体上都具有诗化浪漫这一特点,但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之文学,不同空间地区也有其特定的文化精神内核。湖湘之地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传奇浪漫、神秘色彩和极富文学性的地理空间。屈原便是其中一位生长于湖湘之地的伟大诗人。受到历史上诸位诗人的影响,湖湘之地一直弥漫着诗意的气息。由于湖湘地区的独特性,这也使得《太平广记》中涉及湖湘地区的唐传奇篇目稍有别于其他唐传奇。

对于唐传奇的研究,学界普遍从分析唐传奇中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入手,并未以唐传奇所涉及的地区作为研究的对象,探求唐传奇篇目中不同地区的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所以以湖湘地区为范围,研究唐传奇中涉及湖湘地区的篇目,分析其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形成此特点的原因。本文以《太平广记》收录的与湖湘地区有关的唐传奇入手,从中筛选出《柳归舜》《郑德璘》《柳毅》《许汉阳》《江叟》作为重点研究篇目,时间上以唐代为纵轴,空间上以湖湘地区为横轴,以唐代涉及湖湘地区的唐传奇为出发点,挖掘浪漫主义在唐传奇中的体现,探究唐代涉及湖湘地区的唐传奇的诗化浪漫性形成的原因。分析其所呈现出的浪漫主义审美意蕴,进一步探求其呈现浪漫气息审美意蕴的原因。

一、浪漫主义色彩在唐代湖湘传奇小说中的体现

(一)生活的浪漫性

唐袭隋制,经济上繁荣昌盛,国力富强,尤其还出现了开元盛世这样的鼎盛局面。道教和道家学派一脉虽然当时也隐藏着潜在的社会矛盾,但是尚未被激化,所以在这样国力大繁荣、经济大发展的国泰民安的时代,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与珍惜之情,道教的大道贵生和义理追求满足了唐人的精神需求,道家学问体现出的光怪陆离的想象更是和盛唐时代特定的浪漫精神相契合。可以说道教为唐代民众想要追求享乐生活提供理论依据,唐传奇又为这种生活进行了真实写照。

在唐传奇的许多篇章中就有大量对奢侈生活场景的描写。比如:《许汉阳》中对龙女所用书卷之物的描写:汉阳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银字札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书过矣,观其笔,乃白玉为管,研为碧玉,以玻璃为匣,研中皆研银水。①

《柳毅》中关于洞庭湖龙宫生活场景的描写:毅如其言,遂至其宫,始见台阁相向,门户万千,奇草珍木,无所不有。②

在这类生活描写中,关于许多的食物、植物、音乐以及宫殿建筑和碧玉宝物的描写,在文中有意强调这是非人间所食之物。非人间所用之物,非人间所听之物。同时,这样的强调也更加反映了唐人对享乐生活的浪漫追求。

唐人生活的浪漫性除了有人间美味和繁华宫殿外。唐人还追求幽深静谧的生活环境。《五岳山名图》说:“性命魂神之所属,皆有理所。”“理所”就是“仙境”。“仙境”在天上,即三十六天,也在海上、在岛上,即十洲三岛。而在隋唐时期,道士们将幽远的名山洞府称为“洞天福地”。道教以为,神仙所居之名山洞穴,总共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③这些地方大都远离尘世,环境幽深美丽。若想要修身养性,得到成仙,就必须避开城市,隐居幽深之地,因此修仙得到之人都居住于此。洞庭湖和衡山也符合道教中的“洞天福地”的说法,因此在湖湘地区的唐传奇中有许多关于洞庭湖仙境和衡山仙境的描写。仙境除了具有传统道教仙境所具有的幽深美丽,不复得寻的特点外,还十分具有想象浪漫色彩,最为独特新颖的描写如《许汉阳》中:有如鹦鹉的鸟叫一声,便开一朵花,花香袭人,每一朵花上还有一位美人儿,姿容婉丽,各有风韵。当宴会结束了,花朵片片坠落,花上的美人儿亦消失了。如此可爱奇幻的场景,果真只有身处仙境才能一睹为快。

唐传奇中人物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都体现出了道教仙境的浪漫主义色彩。仙境中的山、川、花、鸟、兽,与人间大异其趣,这样的非现实的人、物、景、与近乎荒诞的事件交相辉映使唐传奇具有了一种虚幻的浪漫艺术魅力。

(二)人物形象的浪漫性

在唐朝文人生活的一重要内容就是漫游。漫游是文人锻炼自己丰富人生经历的一种方式,在漫游途中他们仗剑独行,途经繁华市井也出入于山林草莽之中。这一种行为方式透露着几分侠气,在唐人儒雅的人格气质上又增添了侠气豪放的一笔。他们富有英雄气概和铮铮铁骨,在唐人传奇中,豪放侠气的人格气质成了审美的对象。

以《柳毅》为例,柳毅遇到在婆家受苦的洞庭龙王的小女儿,听闻她的悲惨遭遇之后,决定帮助龙女将她的不幸遭遇告诉龙王。面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柳毅毫不犹豫地选择救他人于水火之中,是一个有责任,见义勇为的侠义之人。最后柳毅因为帮助龙女,受到了洞庭湖龙王的感谢,而尽享荣华富贵,与龙女成婚后又获得了成仙得道的、长生不老的机会。柳毅能够有如此美满的人生,正是因为他的见义勇为,是道教的阴骘因果,作善呈祥理念下出现的必然结果。豪侠故事中的仗义精神,是道教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人格的体现,也是唐人生活的浪漫性和艺术想象力的展现。

同时,唐朝文人又有儒雅的一面,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对文学艺术喜爱至极。文学艺术是精神层面的修养和追求,也是唐人浪漫性的体现和向往。在唐传奇中许多人物都是极其痴爱诗词歌赋的,甚至这一要素始终贯穿着故事的发展。在唐传奇中,对艺术的追求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中的各类人物不是擅长诗词歌赋,就是熟谙于书法绘画,抑或是精于丝竹管弦之乐、能歌善舞。如《许汉阳》中的女郎“苦爱人间文字,不可得,常欲请一措大文字而无由。”然而不仅是仙女爱文学,甚至草木鸟兽也能够知晓文学,背诵名篇。

再如《吕乡筠》和《江叟》中的主人公们,擅长吹笛,技艺娴熟,所吹之声,具有非凡的魔力,能够斗转石移,山河呼啸,甚至能因此而得道成仙。这些篇目都生动地展现了唐人对艺术的善感,对浪漫情怀的追求。

(三)诗化之美的浪漫性

道家的经典富于诗化美,这种诗化美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押韵,更体现在道家本身的思想上,也是老庄人生风度之诗化。道教诗化浪漫的特质在唐代传奇小说中可以窺见。唐传奇中“诗之笔法”的运用,使得其语言本身便具有诗意,空间画面的营造及人物情感的形成也具有诗情。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意境,诗歌因子的加入使唐传奇在具有小说叙事性和连贯性特点的基础上,又兼具诗歌抒情性和跳跃性特点,这使得唐传奇既有情节结构的完整,又有情调结构的补充,二者完美的结合,也增强了唐传奇的浪漫色彩。

以诗入文是诗之笔法最直接的体现。唐朝是一个诗歌极度繁盛的时代。因此,写作的人难免会受到诗歌文化的影响,在传奇小说中直接以诗入文。诗语言的加入使得文学作品中的强烈情感得以表达,使得作品在情感上更具感染力。以诗入文的运用,使得唐传奇小说中人物饱满的情感能够喷涌而出,从而营造出一种文章特有的“情调”,使读者通过诗的浪漫语言,去大胆的想象和体会主人公强烈情感的流露。“以诗入文”运用使得唐传奇更具美感,具有骈文和散文相兼的诗化语言的特点;同时也增强了唐传奇的文学性和抒情性。

“虚白”的运用是唐传奇中诗之笔法的又一体现。笔者将“虚白”的创作表现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故事情节中的“虚白”。唐传奇对“虚白”多有吸收,在叙述情节的过程中,突出主要情节,略过次要情节,通过人物性格或文中的细枝末节去填补文中的空白。如《柳毅》中,钱塘君去解救处于不幸遭遇中的侄女时,未详细描写钱塘君打斗的场面,而是以“食之矣”一言概括了负心汉的结局。“虚白”的潜在意义的实现,需要读者的参与才能实现。因此,读者可以通过钱塘君暴躁的性情和惊人的破坏力、爆发力,想象出钱塘君和“负心汉”激烈的打斗场面。第二,人物塑造的“虚白”。例如:对于柳毅这一人物的塑造,重在描写柳毅的行为言语,突出柳毅乐于助人,讲义气正直的性格特点,文章中对于柳毅外貌的描写几乎没有。可是在读者的心中依旧存在着有关柳毅的外貌形象,读者以文本为基础,加之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社会背景、文化知识等因素构建出一个与自己的期待视域相符合的人物形象。小说也由此充满了张力,给读者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

二、唐代湖湘传奇小说诗化浪漫之美的原因

(一)时代因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文学和时代处于共生与互动的关系,文学是一个朝代的写照,时代又为文学提供特定的社会背景,由此衍生出独特的文学气息。由此,若要了解唐传奇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蕴,必定要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语境中加以研究,才有可能把唐传奇浪漫性原因和种种深刻又精微的细节揭示出来。初唐和盛唐是唐传奇的发轫时期,此时唐朝国力雄厚,社会环境太平,这为唐朝人追求浪漫的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想象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强大的朝代下,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生活上富足,精神上也得以享受,基于现实生活的浪漫美好。自然,文学塑造的艺术世界也无不体现其浪漫性。中唐时代是唐传奇的创作的兴盛时期,虽然历经安史之乱的重大变故,但笼罩在唐朝文学的上空的浪漫气息却没有因此而散去。恰好因为此次动荡,时世有异,中唐的审美与盛唐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中唐的审美和精神气质在盛唐的基础上丰富发展,审美的表达内容更为多样,表达的方式也更为芜杂。唐传奇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唐传奇的便得到了兴盛繁荣。对盛唐的怀念,对享乐安逸生活的追求,唐人一直以来的浪漫主义情怀深深的植根于人们心中,时代赋予的独特浪漫氛围也在文人笔下的唐传奇赓续。

(二)宗教因素

道教内容驳杂,来源广泛,其形成以道家思想、神仙方术、神鬼传说为主体。道教以学习老庄著作为主,老庄思想虽属一派,但其侧重之处却稍有不同。老子侧重客观的、实有的描写;而庄子的道则侧重于心灵的描写,是主观之心境。因此相较而言,庄子的著作则具有“象说”这一大特点,而这一特点对于唐传奇的创作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首先,“象说”的一大特点就是想象,且想象奇妙,汪洋辟阖。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中认为想象有“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两种形态之分。庄子的想象主要属于“人心营构之象”,因为在其著作中将“动植物的拟人化”,具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想象境界。庄子的“人心营构之象”在唐传奇中的传作中有不少借鉴。如《柳归舜》中有会唱歌且能背诗赋的鹦鹉,《江叟》中有灵的大槐树……这都是唐传奇的“人心营构之象”,在传奇小说笔下,世间的一切动植物都具有了人的形态。想象奇特,颇得庄子想象之精妙。

其次,庄子“象说”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同类之象的反复使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在庄子著作中“木”这一意象就有《逍遥游》篇目中的无用之大树木,《山木》篇中的不才之木。这一特点对唐传奇中“象”的选取和创作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唐传奇中“湖水江河”的意象就有同类之象的反复使用。《许汉阳》中的洞庭湖,《湘中怨解》中的潇湘之水;在唐传奇中动植物的同类之象使用更是不胜枚举。在同类之象的名下包括了神话意象、自然意象、心中营构之象,这些同类之象中也存在转换变迁的趋势,这一特点在唐传奇中也有所体现。唐传奇的创作者妙笔生花,挥就了许多照耀古今的文学作品,代表了唐代散文的浪漫主义思潮。

不仅上述庄子著作对唐传奇创作有影响外,道家文化中宗教因子对唐传奇也具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道教的神仙信仰、炼丹长生、求仙问道以及法术为唐传奇小说提供了不竭之源,唐传奇的取材范围虽广,但囊括了道教思想、侠士义烈等题材;其次,道教的叙事结构对唐传奇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多传奇故事都沿袭了道教故事的传统,但在模式上又具有一定的创新;再次,唐传奇承袭了道教的思想结构和情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和发展;最后,道教文学所呈现出的浪漫主义审美对唐传奇的浪漫氛围渲染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诗歌因素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人在游览自然风貌,体味人生百态时,都会生发出个人的内在情绪,情绪积压在心底就需要释放,释放情绪就要写诗,正如华兹华斯所言:“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诗歌是内在和外在、心灵和物体、激情与各种感知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是它们合作的结果。④诗歌是浪漫的,诗的语言具有含蓄性,需要读者透过字里行间仔细品味主人公强烈的情感。诗语言的含蓄性塑造了文学审美的朦胧之美和浪漫之感。

在唐代诗歌的创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唐朝文人痴迷与写诗也擅长写诗,因此在唐传奇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诗歌之笔。的唐传奇中诗之笔法的运用,从故事情感上来说,在小说以叙事为主的功能下,增加了情调结构,使唐传奇小说兼具叙述性和抒情性,兼有连贯性和跳跃性;从环境描写来看,在唐传奇中运用诗歌,所呈现出的意境,深化了文学审美地理空间的美感,这种诗意化的意境,丰富了小说的叙事魅力,使得文章更具张力,同时也扩大了文本的情感空间。诗意化的创造,正式作者浪漫情怀的自然显现,诗意般的浪漫情怀也正与读者心理的审美感受相契合,从而触发读者的内心感受。

三、结论

唐传奇将道家文化底蕴融入其中,使传奇小说增添一份亦真亦幻的审美体验和诗化浪漫的审美观照。湖湘地区与文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湖湘之地秀美袅娜的自然风光无不激发了文人墨客的浪漫情感,引发其无限的遐想,以唐代湖湘地区为代表的唐传奇,由此呈现出独具浪漫的审美色彩和诗意化创造。

虽然唐传奇兼具诗歌艺术和道教审美,但唐传奇不是诗歌的附庸,也不是道教的附庸,在我國文学经典中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因此,唐传奇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不应当停留在过去,而是要面向未来,吸收与借鉴唐传奇小说的优秀笔法。

注释:

①(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二,中华书局出版社2020年版,第2838页。

②《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九,第2818页。

③申载春:《道教与唐传奇》,《文史哲》1997年第3期,第82-87页。

④(美)M·H·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张照进、董庆生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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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北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8](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张照进,董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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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裴.浅谈唐传奇中的道教审美因子[J].中国道教,2009,(03):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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