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然 李明文

摘 要：网络直播以现场同步的形式将画面、声音、弹幕等融合在一起，不仅打破了现实情境与虚拟情境的界限，也模糊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在网络直播热潮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學习直播。本文以“学习直播”为研究对象，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探究“学习直播”现象，旨在通过学习直播的表象深入了解网络仪式性传播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对当下学习直播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关键词：互动仪式；学习直播；社交学习；情感能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3）06-0018-04

基金项目：2021年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智媒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W20210051）。

传统的学习行为，往往发生在教室或私人空间内，属于“私域行为”，但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尤其是网络直播的出现，使“看得见的身体”突破了物理束缚，在电子屏幕中得以显现，学习行为也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延伸，促使用户心里的“学习空间”得以拓展。作为哔哩哔哩网站（以下简称B站）中直播时长最长的品类，学习直播已然成为赛博空间的新景观。

一、学习直播的特点

（一）学习直播的仪式化场景

网络直播间是一个既有真实空间又有虚拟意义的“新部落”，此“部落”强调的是外在的表现方式，具有强烈的氛围感。通过共享自我形象，“部落”中的“成员”能够拥有较为强烈的归属感，在共同学习的氛围中，获得对自身学习行为的仪式感加持。

网络直播作为赛博空间中的典型景观，具有分外突出的娱乐属性。学习这一严肃行为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来说，都与网络直播的娱乐氛围格格不入。但是，学习直播之所以能够在网络场域获得一席之地，甚至成为直播行业中的热门细分领域，与其自身独特的仪式感是分不开的。具体而言，学习直播将学习行为与日常生活情境相分离，并赋予学习行为新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主动将学习仪式化的过程。例如，进入一个学习直播间，不难发现许多被精心设计的情景痕迹：就画面而言，不少直播间的背景被调整为莫兰迪色系，有的则配有复古收音机和英文报纸，还有的是搭配上日历、计时器等；就声音而言，一些直播间设置了“雨滴”“键盘打字机”之类的“白噪音”，这些画面和声音的设置，赋予了学习直播更多的仪式感。

（二）学习直播的静音式互动

英尼斯认为，传播媒介是人们行使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有效手段，而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能打破某些人原有的垄断权[1]。单边输入的话语机制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逐渐瓦解，观者赋权彻底颠覆了过去大众传播的中心化特征，双向的互动性乃至共动性成为了网络传播的鲜明特征。

在网络直播中，主播与用户通常处于实时互动状态。用户会随着直播的进程发表相应的评论，主播也会时刻关注用户的反馈，并通过对话给予回应，以此实现异步空间中的同步互动。在学习直播中，用户虽然同样能够通过发表评论或弹幕的方式与主播进行互动，但与其他类型直播不同的是，学习主播通常专注于自己的学习，主播与用户双方呈现出一种静音式的互动，以自我打卡、相互鼓励等方式取代直播间内常见的互动狂欢。

（三）学习直播的复杂化结果

人类传播行为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的动因是获取情感能量[2]。学习直播的参与者可以分为主播与用户两大类。就学习直播的主播而言，直播自己学习的过程，也是将私域的学习行为通过网络进行公开化展演的过程，建构出了“全景敞式监狱”，由于学习主播的学习行为受到用户的监督，他的学习专注度与效率性都会更高。但是，直播行为是否会对主播正常的学习产生干扰，学习所带来的延时性满足在面对直播时收获的即时性经济效益时又有多少？以上因素使得主播的学习直播结果难以确定。

对于学习直播的用户而言，首先是在互动中确立自我认同。学习者通过一次次的仪式参与以及互动，对自身价值行为产生了认同感，由此获得精神满足。此外，学习直播为学习者提供了脱域式陪伴，使身陷群体孤独的当代学习者在学习的同时收获归属感。但是，正如梅罗维茨所言：“信息流动的模式决定人们的交往性质，而非物理场域。”[3]因此，学习直播过程中的互动，很大程度上会分散学习者的专注度，影响学习效率。学习直播使得学习者在网端相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置身于网络的“杂音”之中，学习者会不自觉地与其他学习者进行比较，从而产生焦虑情绪。

二、学习直播的仪式建构

仪式是人类社会独有的文化现象，学者柯林斯对“互动仪式”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行了探究，并以情境为起点，以因果关联和反馈循环的过程为核心，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4]。

在柯林斯看来，互动仪式（见图1）的构成要素有四方面：一是两个或更多人在同一场所集聚；二是对局外人设定边界；三是参与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焦点上，并通过交流来了解彼此焦点；四是参与者共享情绪或情感体验[5]。简而言之，互动仪式链的成功运转，需要身处同一情境的参与者在实现感情连接的基础上达到情绪共振，使参与者获得情感能量，由此推动更大规模的仪式开展。学习直播中的互动仪式链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

（一）赛博空间的际遇

涂尔干认为，“集中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强有力的兴奋剂。”[6]当个人融入群体时，个人的意志和个性很容易被群体意志和群体思维所取代。科林斯认为，“当人们聚集在同一个地点之时，身体具有一致的协调性：涌动的感觉、谨慎或利益感、可察觉的气氛的变化。”

新技术不仅是物理身体的扩展和延伸，而且是一个具有感知和情感的“幽灵”[7]。学习直播让参与者的“镜像身体”可以借助互联网传遍世界各地，使得个体参与仪式互动的物理空间的藩篱不复存在，学习主播与用户在直播间得以实现身体的共在，并在具身的基础上打造共同的虚拟学习场域。

（二）学习氛围的局外人屏蔽

在柯林斯看来，对局外人加以限制，可以有效降低噪音对互动仪式的影响，进而保证仪式的连贯和平稳。对于理想的互动仪式而言，要明确参与成员身份的统一性，进而削弱“局外人”效应[8]。

用户在学习直播间内的相遇，看似是网端的“偶遇”，但究其实质，则是在直播平台基于大数据的分发下实现的个体价值与自我情感的自由聚集，他们在聚集过程中，群体边界逐渐形成并变得清晰。众多用户因专注于学习而实现网络聚首，当他们共同处在同一个直播间时，直播间本身就成为了一道人为的虚拟屏障，直播间外的人因无法获取直播信息而成为局外人，从而使直播间内的用户拥有了局内人的身份认定。

（三）共同关注的焦点

互动仪式的建构需要参与者将注意力共同集中于同一焦点，并在持续的互动中知晓彼此的关注点。一般情况下，共处同一学习直播间的用户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质性特点，他们有着共同的学习焦点[9]，例如，备战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或司法考试的备考者，在共同的考试目标感召下，在各自的学习直播间实现了不同物理空间内的线上聚首，通过相互分享自己的备考状态、学习经验等保持着持续互动。

此外，直播间的声画符号也是主播和参与者关注的公共元素，这些公共元素加强了主播和参与者之间的连接。例如，在学习直播中，主播一般会以白噪音或独特的歌单为背景音乐，背景音乐成为了直播间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时间刻度，维系着彼此间的关系。

（四）共享的情感体验

根据柯林斯的观点，互动仪式产生于某一情境中参与者的情感共振，并在持续的互动中，使彼此的共同情感体验不断得到加持。这与传播的仪式观中的“将情绪调动视为仪式举行的目标”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学习直播过程中，主播和用户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通过共享符号、信息和语言彼此分享情感体验，形成了情绪上的共振与情感上的共鸣。在直播过程中，学习主播对学习展现出极高的专注度，激励着共处同一直播间内的用户积极投入学习。而用户的高度关注也在鼓舞着主播更加专注于自身学习，以此形成的良好氛围会不断地吸引更多的用户投身于学习中，从而共同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

三、传播观念的转向

（一）主播：从个体自由转向自我规训

米歇尔·福柯将哲学家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看作是一个有效的规训体系，“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自动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表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一种统一控制上，甚至表现在某种安排上。”[10]随着现代社会数字化的持续推进，“数字社会在电子镜头的组装、拼接之下得以重现，数字推荐机制和高级算法使得网络社会成为一种新型的全景敞式监狱。”[11]

在电子设备和网络连接的帮助下，学习直播的主播将“后台”的学习行为搬至“前台”区域，主动牺牲个体自由，将私域的自由学习行为转变成自我暴露和圆形监狱般的自我规训，接受着公众目光的审视，以“他律”来倒逼“自律”，以此实现在直播中长时间的专注学习。就规训的维度而言，这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规训，是个体在面对生存压力时自主地异化和自我规训的结果。

（二）用户：从“娱乐至死”转向媒介赋权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格局，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形塑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媒介化生存成为了常态。受众从身陷“娱乐至死”的媒介附庸，转变为媒介赋权下的传播主导者。

学习直播虽然属于网络直播的一个细分领域，但其自身学习的严肃性明显有别于其它娱乐性的直播内容。用户选择观看学习直播时，会主动回避其它娱乐性的媒介内容，表现出对于网络内容不再满足于浅层的自我放松，而是转向更深层次的自我提升。这种转向的实质是用户从媒介崇拜转向媒介赋权，拥有了比以往更大的媒介权力。

（三）媒介：从内容供应转向仪式创造

“社会化媒体使内容的生产者与受众产生了共鸣，文本变得开放和可写，受众一经对传播的信息产生确认，会主动参与互动仪式”[12]。社交媒体时代，媒体对于媒介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开始从内容的供应者转向了仪式的创造者和引导者。

在学习直播中，平台不再具有垄断性的内容生产地位，其内容供应者的角色被主播所取代，主播直接决定着直播的类型与内容，而平台则成为学习直播的策划者与组织者。一方面，平台为主播提供了直播的平台，另一方面，也为用户提供了与主播实时交流和互动的渠道，成为了整个直播景观的组织者，进而成为传播仪式的创造者。对平台而言，创造公众认可的传播仪式，成为社交媒体时代下媒体平台面临的新挑战。

四、学习直播仪式的风险与隐忧

（一）媒介依存下的人际疏离

学习直播从本质上来说是将个人的学习场景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转变为群体的学习空间，以仪式建构出学习的狂欢图景。然而狂欢背后，更多隐藏的是学习直播参与群体的孤独与寂寞。媒介的应用往往伴随着身体和精神的媒介化，基于情感纽带的社会团结会逐渐瓦解，这就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孤独。作为赛博空间中的互动场域，学习直播在为用户提供线上互动交流机会的同时，也使得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更加疏离。沉浸于学习直播的主播和用户，虚拟互动大大挤占了他们日常的交流空间。在网络空间中，他们拥有更多的交流自由，長此以往可能会导致用户沉迷于脱域陪伴，陷入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

（二）过度仪式下的认同偏离

学习直播通过仪式化的学习方式，能够提升主播在学习过程中的专注度，但过度的仪式化，可能会导致个体自我定位及认同的参照系统紊乱[13]，使最初的学习目标被大大忽视。此外，主播在作为“前台区域”的直播间里会不自主地建构理想形象，而长时间的理想形象扮演，可能导致自身陷入仪式化学习的桎梏，从而削弱了学习直播的原有价值。主播为了取得良好的直播效果，往往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布置直播场景，精心装点直播界面，例如，随处可见的励志标语、主播的作息时间表，以及各类考试的倒计时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散学习的精力，长此以往，会影响最终的学习效果。

（三）商业驱动下的定位偏差

与其他类型的直播相比，学习直播因其自身内容的单一性、互动的滞后性，实现注意力变现的难度相对而言比较大。在商业利益的不断驱使下，一些学习主播因为单纯的直播无法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转而以植入“软广告”的方式获利，例如，在直播中植入学习用品的广告。学习主播过多地关注收益，违背了学习直播专注学习的价值本位，长此以往，会造成现有用户的流失，并产生许多潜在风险。

五、结 语

无论是哪种学习形式，学习者都是在不断追求自我的提升，学习行为更深处是人们在同侪压力下对于被落下的忧虑。伴随着直播的风口，在网络中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学习景观———学习直播。奋笔疾书时，屏幕那端口的身影，让学习者不再感到是孤军奋战。学习直播在给学习者提供“云陪伴”的同时，“形式主义”“自我感动”等对学习直播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作为一种新兴的学习方式，学习直播的价值应该得到重视，其中的不足也需要我们思考。

参考文献：

[1] 王爱玲.媒介技术：赋权与重新赋权[J].文化学刊，2011（3）：70-73.

[2] 陈权.互动仪式链理论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J].新闻世界，2012（10）：183-184.

[3]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 朱春阳，曾培伦.圈层下的“新网红经济”：演化路径、价值逻辑与运行风险[J].编辑之友，2019（12）：5-10.

[5]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86.

[6]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69.

[7] 董玉芝.技术赋能与身体传播：移动短视频戏仿实践的价值重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11）：27-32.

[8] 唐俊，何芷茵.重大题材新媒体纪录片的弹幕互动模式———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J].青年记者，2021（14）：107-108.

[9] 李嘉颖.基于互动仪式链视角透视学习直播热[J].青年记者，2020（14）：79-80.

[10] 米歇尔·福柯.汪民安主编福柯（MichelFoucault）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87.

[11] 方正.“数字规训”与“精神突围”：算法时代的主体遮蔽与价值守卫[J].云南社会科学，2021：150-157.

[12] 高麗华.基于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互动仪式传播[J].中国出版，2014（14）：26-29.

[13] 汪雅倩，杨莉明.短视频平台准社会交往影响因素模型———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J].新闻记者，2019（11）：48-59.

[责任编辑：李慕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