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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2023-06-14徐金金尹左宸

日本问题研究 2023年1期
关键词:印太战略中日关系倡议

徐金金 尹左宸

摘要: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印太战略”总体构想的延续与发展。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限制中国发展,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促进“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提升战略自主。岸田政府上台后从政治、经济、外交、防卫等方面全面推进“印太战略”。政治上,岸田政府继续巩固美日同盟,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经济上,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强化经济安保;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组建民主联盟;防务上,聚焦印太地区军事安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然而,岸田政府的战略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将受到日本国内问题的牵制。第二,日本伙伴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不愿追随日本“印太战略”。第三,日本“印太战略”难以摆脱美国影响而实现战略自主。第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难以实现。此外,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制约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应稳妥应对,管控分歧,将中日关系纳入良性发展轨道。

关键词:岸田政府;印太战略;中日关系;“一带一路”倡议

中图分類号:F73/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1-0035-12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1.004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印太”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区域。2016年8月,安倍政府提出了“印太战略”。之后,这一概念被美国借用,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提出了美国“印太战略”,美日逐渐实现战略趋同,试图通过建构针对中国的同盟关系来遏制中国。岸田政府上台后继承了安倍任内提出的“印太战略”的总体构想,但在具体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2022年5月,岸田首相发表“亚洲的未来”主题演讲,首次阐述其“印太战略”。2022年6月,岸田首相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布了“岸田和平愿景”。这一愿景并未突破前首相安倍的“印太战略”框架,显示了岸田政府短期内仍将进一步推进“印太战略”。此外,日本还积极配合美国构建“印太版北约”。2022年10月,岸田首相访问澳大利亚。岸田首相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发布了《共同安全宣言》。这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在2022年初签订《互惠准入协定》之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升级。该宣言再次强调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表明日本和澳大利亚将深化与美国的三边安全关系[1]。

实际上,“印太战略”已成为岸田政府对外战略的重心。岸田政府正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推进日本“印太战略”。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主要涉及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经济安保、价值观外交、强化印太军事参与等内容。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将对中日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新进展,探究其对中国的影响,对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缘起与战略考量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继承和发展了安倍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总体构想。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旨在顺应新冠疫情背景下新的国际形势,借助“印太战略”提升战略自主,遏制中国发展重塑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实现印太地区力量的平衡,并促进“新资本主义”发展。

安倍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的论述始终是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核心。安倍就任首相期间先后提出了“自由民主之弧”“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构想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安倍试图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整合反华阵营,从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2016年11月11日,安倍首相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提出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2]。2017年12月18日,安倍首相召开了关于加强海上安保体制的部长级会议,会上他指出“为了实现我们推进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有必要与相关国家共享基于法律支配的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等价值观”[3]。2018年1月22日,安倍首相在日本第196届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强调日本将与享有“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合作,将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4]。实际上,美国当前的“印太战略”与安倍密切相关。安倍关于构建印太集体安全机制的构想被美国借用并扩大,直接影响了美国为遏制中国推出的“印太战略”和美日澳印“四方机制”(QUAD)。

岸田政府上台后仍将“自由开放的印太”作为其“印太战略”的核心理念,并积极推动美、日等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协同。2022年5月26日,岸田首相发表“亚洲的未来”主题演讲,首次阐述了其对“印太”的愿景。他认为,后冷战时代之后以及在后新冠时代,印太地区既应该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地区”,也应该是一个“可持续强劲成长的地区”,还应该是一个“为解决世界性课题作出贡献的地区”。他特别强调了美日同盟及美日澳印“四方机制”对“印太”的重要性,“我与拜登总统一同确认,日美同盟是为维持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作贡献的同盟,今后两国将携手解决本地区所面临的安全保障方面的课题。在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方面,日美澳印四国的作用也非常重要”[5]。

2022年6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岸田首相公布了日本的“外交蓝图”,即“岸田和平愿景”。这一愿景包括“五大支柱”,即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强化日本防卫、五年内将国防预算提高至GDP 2%的目标,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经济安保以及追求无核世界[6]。实际上,除了“追求无核世界”,其他内容都是安倍“印太战略”构想的延续。

2022年7月,岸田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强调,未来日本军事安全将聚焦于印太地区,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的主要国家。日本时任防卫大臣岸信夫在白皮书的寄语中指出,“在全球力量平衡变化的形势下,国家间战略性竞争日益突出,其中,印太地区将成为这一竞争的中心,现有秩序面临着深刻挑战”[7]。

在前首相安倍遇刺后,岸田政府强调将继承安倍“遗产”,延续其“印太战略”。2022年7月29日,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在赴美参加经济版“2+2会议”期间应邀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了题为“我们的未来处于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一个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国际秩序”的演讲。他强调,在安倍政府时期,“日美关系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安倍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接受。我们都在努力适应他离开的事实。然而,我相信,纪念他的最好方式是继承他的遗产,以实力开展日本外交”[8]。林芳正外长的讲话反映出岸田政府将总体延续安倍“印太战略”构想,而不会做较大调整。

从岸田政府的政策文件及相關讲话看,其“印太战略”主要有以下几个考量。

第一,借助“印太战略”提升战略自主。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以来,日本一直积极响应,试图推动美日在“印太战略”上的融合。前首相安倍的一个重要遗产是以外部威胁升级为由推进日本自卫队军队化和国家正常化,谋求修订和平宪法。在其执政期间,还提出将防务预算提高到GDP 2%的目标。岸田首相上台后,试图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通过配合美国“印太战略”,为修宪扫除障碍,从而提升防卫力量,实现更高程度的战略自主。2021年10月,岸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将修订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会加入“攻击敌对基地能力”的条款,让日本可以为自卫而破坏敌方导弹发射基地[9]。2022年4月26日,日本自民党提出了针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建议,要求把中国上调为“重大威胁”,把俄罗斯上调为“现实性威胁”[10]。2022年6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岸田首相详细论述了日本如何从根本上增强防卫能力,“为出现一个不遵守规则而以武力或威胁践踏他国和平与安全的实体做好准备”“日本将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未来五年内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并确保大幅增加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国防预算”“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会排除任何选择,包括所谓的‘反击能力”[6]。岸田政府这一系列举措,反映了其提升战略自主的意图。

第二,遏制中国发展,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旨在改变日本疫情应对不力的被动局面,达到限制中国发展的目的。日本是经济大国,但国内少子化老龄化使得日本经济增长放缓。与此同时,中国发展迅速,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使日本感到严重的威胁。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日本政府无法有效遏制疫情的迅速蔓延,其消极抗疫政策造成国内经济发展停滞。而中国有效应对国内疫情,并为控制全球疫情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岸田政府继承了安倍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试图在经贸、防务、科技等方面对中国进行限制。同时岸田政府试图重塑日本国际领导力,参与领导国际事务,削弱中国的区域影响力,维护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印太秩序。

日本认为,印太地区关乎其核心利益。但随着美国相对衰弱和中国的崛起,日本担忧中国在追求大国地位过程中,把战略重心由大陆转向海洋,进而影响日本利益。为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岸田政府积极推动升级“四方机制”以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最终形成以美日澳印四国为基点,并向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盟国和伙伴国扩展的反华“统一战线”。这种扶植中国周边国家的方式既能规避与中国正面冲突,同时又能实现制衡中国的目的,从而巩固美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优势。

第三,促进“新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经济增长疲软,需要构建全球产业链,将外部经济作为增长引擎刺激经济恢复。冷战后,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使得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困局。而“安倍经济学”在初期确实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治标不治本,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依旧萎靡。岸田上台时,正值新冠疫情蔓延和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全球经济不景气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原本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受到冲击。岸田政府试图抓住遏制中国的机会,积极参与半导体全球产业链重构,同时拉拢更多国家参与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从而推动“新资本主义”的发展。

“新资本主义”强调以人为本,是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需要积极的国际合作。2022年9月22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演讲中,岸田提到“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关键在于创新,内容涉及对人的投资;增加对AI、量子、生物等尖端领域投入;以绿色经济为发展点,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同时,推动日本经济复苏;实现资产收入倍增计划;积极推进包括CPTPP和IPEF在内的经济合作[11]。岸田想要实现“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需要庞大的国际市场,日本国内市场不足以支撑其计划,因此有必要推进“印太战略”,进一步深化与印度、东盟等国家与组织合作。同时,日本需要拉拢美国及欧盟国家,引入外部投资作为经济增长引擎。

二、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进展

安倍任内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为岸田政府所继承,并成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抓手。岸田首相上台后试图全面推进“印太战略”。

(一)政治上,继续巩固美日同盟,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

为遏制中国,岸田政府继续强化美日同盟并以此作为其对外战略的支柱。2021年10月8日,岸田首相在205届国会发表就职演说时强调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国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基轴是美日同盟。我将把印太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繁荣基础的日美同盟提升到新的高度”[12-13]。2022年5月23日,在拜登总统访日期间,两国发表了《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强调加强美日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14]。2022年8月,佩洛西窜访台湾后访问日本,岸田首相与其共进早餐时,把矛头指向中国,称“中方导弹落入日本近海”,是“关系日本安全和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对中国进行了强烈谴责和抗议,并要求立即中止军事训练,而日美将为“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紧密合作[15]。可见,美日同盟是岸田政府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撑。在这一框架下,岸田政府积极追随美国遏制中国。

岸田政府在强化美日同盟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合作,试图建构中日关系新框架。他指出,“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对两国、地区以及国际社会都很重要。与共享普遍价值的国家合作的同时,对于中国应主张应该主张的,要求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继续对话,就共同课题进行合作”[12]。外相的任命反映出岸田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意图。在日本政坛“反华”氛围浓厚的背景下,岸田选择“知华派”林芳正执掌外交部门反映其试图重塑中日关系,从而摆脱安倍前首相的影响,打造独特的“岸田外交”。在2022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岸田在回答中方代表团何雷中将提出的关于中日关系未来的提问时,岸田强调“中日关系是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之间存在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希望中日能有建设性的稳定关系”“我们需要在所有层级上加强沟通和对话,以便逐步建立我们之间的信任”[6]。2022年7月29日,林芳正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指出,“在必要时与中国的合作也很重要,比如在气候变化方面。此外,正如六方会谈所显示的那样,中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是一个关键角色。这是日本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关系的基础”[16]。

(二)经济上,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强化经济安保

经济问题是岸田政府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岸田政府试图利用“印太战略”创造新经济增长点,落实“新资本主义”政策。岸田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加强日本成长力出发,支持企业在海外投资。2022年8月,岸田政府为推进相关政策,在内阁官房设立海外商务投资支援室[17]。日本还将经济增长的希望放在了绿色技术变革上,制定了2030年度减排46%,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岸田政府强调,这不仅仅是能源供给结构的变革,还是产业结构、国民生活以及整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变革。以确保资源、能源稳定供给为大前提,在官民合作下,通过实行以清洁能源为中心的脱碳经济、社会、产业结构改革,即所谓的GX(绿色转型),将脱碳这一课题转变为日本的增长引擎,创造可持续经济[18]。而广泛的亚洲地区对日本绿色转型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至关重要。在2022年10月5日的经济财政会议上,岸田指出“关于GX,重要的是通过制定省碳限制和稳定递增的碳定价制度来提高企业的可预见性,吸引大胆的GX投资。并且,将日本先进的投资和技术与拥有庞大投资需求的亚洲绿色转型相连接。日本增长战略的一大支柱是日本的GX和亚洲的GX的连接”[19]。

经济安全保障也是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新资本主义”政策的重要支柱。2022年2月25日,岸田政府在第208届例行国会上提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草案。该草案强调,“对国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物资,主管大臣可对从事重要物资生产、进口、销售的人进行安全调查。并且,从国外引进的基础设施设备需要以安全保障为前提经过政府审查。而对于日本国内开发的尖端技术,专利厅会向内阁府提交专利申请,并标明该发明可能因公开而损害国家及国民安全,日本政府会召集专家就该项技术进行审核”[20]。这为日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合法”借口。为了实现经济安全,日本也将加大对供应链的干预力度,加快调整海外产业供应链布局,动员企业将供应链分散到东盟各国及印度等国,实施“强化海外供应链韧性计划”,积极参与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2022年5月26日,岸田在“亚洲的未来”晚餐会演讲中表示,“在今后5年内,日本将至少为100个提升供应链韧性的项目提供支援,借此打好依靠新想法提升供应链韧性的基础”。2022年7月29日,日美两国在华盛顿召开“经济版2+2”会谈的首次会议。会议确认了在俄乌冲突形势下,日美将主导构建基于自由主义的經济秩序。会议出台了包括强化半导体等重要物资供应链、共同开发尖端技术、对抗“经济胁迫”等内容的行动计划[21]。岸田政府推动的日美新版2+2(经济+外交)会议突出经济与安全的关联,强调“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与美国“印太经济框架”遥相呼应。

(三)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组建民主联盟

岸田政府强调价值观外交,试图利用意识形态工具鼓动域内外国家介入印太事务,构建印太民主联盟,通过强化与世界主要国家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打造反华“统一战线”。岸田在就职演说时强调,“要坚守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普遍价值。与以美国为首的澳大利亚、印度、东盟、欧洲等同盟国、友好国合作,在活用日美澳印同时,有力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在日益严重的国际社会人权问题上,我们也将采取措施”[12]。2022年7月29日,林芳正外相在访问华盛顿时指出,“日本和美国必须准备在可预见的未来走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而这个未来必须是一个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国际秩序。日本和美国将履行责任,领导这种全球治理,同时扩大对这种秩序的支持,并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岸田政府试图通过强调所谓的“志同道合”,以意识形态作为连接,拉拢更多国家介入印太,从而助力于日本在印太地区拓展布局。

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下,岸田政府试图将具有共同“民主”理念的国家联合起来。岸田政府积极维系与美国、印度、欧盟国家的联系,希望民主国家共同介入印太地区,增加在印太的投资。2021年11月15日,岸田首相与法国马克龙总统通电话,双方同意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加强合作[22]。2022年5月,岸田首相与英国约翰逊首相在伦敦会晤后宣布,双方就新防务协定——《互惠准入协定》达成共识。该协定将允许日英共同部署军队以开展训练、联合演习和救灾活动。同月,日本主办“四方机制”第二次线下首脑会晤,确认四国合作对“价值观”“国际秩序”以及“印太”的重要性。2022年6月,岸田首相在参加G7峰会期间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会晤。岸田强调,为应对中国崛起,欧洲与印太的安全保障不可分割[23]。在北约峰会上,岸田首相强调,日本欢迎北约进一步介入印太地区;将与北约各国共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俄乌冲突宣告了“后冷战时代的终结”“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东亚”;俄乌冲突给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带来了严重威胁;未来5年日本将强化自主防卫能力,提升防卫经费;日本与北约将深化合作[24]。

(四)防务上,聚焦印太地区军事安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

日本作为岛国,岛内资源匮乏,印太地区海空航线是日本的“生命线”。为此,岸田政府高度重视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积极谋求提升自主防卫能力。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在2022年4月26日公布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建议,其主要内容包括将《防卫计划大纲》改为《国家防卫战略》,将《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改为《防卫力整备计划》;五年内将年度防卫预算提升到国民生产总额占比2%;强化美日同盟,精进军备生产、科技研发等内容[10,25]。在2022年5月23日的会晤中,日、美两国首脑确认了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和应对能力的政策,包括“扩大威慑(拡大抑止)”,通过美国的核力量保护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双方谴责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核和导弹活动,并呼吁实现完全无核化,并同意进一步加强日本、美国和韩国三国的合作。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日美之间,包括内阁一级进行更密切地沟通,以确保美国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继续保护日本“扩大威慑”[26]。在2022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岸田指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和平计划”重点是提供巡逻舰和加强海事法执法能力。未来3年,日本将为至少20个国家的海上安全人员提供培训,并提供包括至少约20亿美元巡逻船在内的海上安全设备援助以及海上交通基础设施支持”。岸田强调,日本还将推进与东盟国家签署防卫装备及技术转让协议[6]。为牵制中国,日本多次参与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试图强化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2022年11月,美日开展“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本自卫队出动2.6万人,美军出动1万人。同月,日本还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共同举行“马拉巴尔”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此外,日本2023财年的国防预算首次突破6万亿日元,在GDP中的占比超过1%以上,并将在5年内把军费增加至2%[27]。

岸田政府还推动对宪法第九条的修改,从而为提升自主防卫能力提供法理支撑[10]。2022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提及关于自卫权的新解释,同时指明日本自卫队将从高尖技术层面发展军事力量,改变战斗方式。《防卫白皮书》指出,“国家宪法在第九条中规定了放弃战争,不保持战斗力,否认交战权。当然,我国既然是独立国家,这条规定并不否定作为主权国家固有的自卫权。政府认为既然我国的自卫权没有被否定,那么宪法上允许为其行使的自卫而保持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实力。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国在宪法的基础上,将专守防卫作为我国防卫的基本方针,保持作为实力组织的自卫队。一般认为,我国在宪法上能够保持的自卫能力必须是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其具体限度有可能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军事技术水平及其他各种条件而变化的相对方面,通过每年的预算等审议,由作为国民代表者的国会来判断”[28]。此外,《防卫白皮书》强调,日本需要的军事能力,不仅仅是海陆空3种具有高机动性的自卫队,还包括宇宙航空领域、电磁波领域和网络领域,以及强大的情报网。这预示着日本将不断渲染“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增加军费开支,通过印太地区的战略扩张谋求提升自主防卫能力。

三、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局限

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遏制中国崛起并提升其“印太”影响力。为此,岸田政府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推动域外国家介入亚太,试图挑起区域冲突与对抗。这一冷战思维浓厚的战略存在诸多局限。

第一,岸田“印太战略”将受到日本国内问题的牵制。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需要经济支撑。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日本通胀高企,经济复苏乏力,同时少子化老龄化危机的加剧将带来更多挑战,岸田政府面临着更为棘手的国内困局。2022年10月18日,日本总务省公布的10月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2020年为100)为103.4,较上年同期上涨3.6% (图1),创40年零8个月新高。日本物价指数已连续14个月上涨[29]。物价持续上涨让日本经济陷入更加复杂的困局。图1日本月度CPI 指数(2018—2022)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japan/consumer-price-index-cpi,访問时间:2022年11月25日同时,日本共同社民调显示岸田内阁2022年10月的支持率已跌至上台以来最低的35%[30]。导致其支持率下跌的主要原因有疫情应对不力、通胀持续走高、统一教与安倍国葬。岸田政府如不能力挽狂澜,可能其“印太战略”还未能推行就引咎辞职。在此背景下,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仍存在不确定性。

第二,伙伴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不愿追随日本“印太战略”。随着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并加入作为其经济支撑的“印太经济框架”,东南亚国家面临被要求选边站队的困境。东盟作为区域中心的地位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自身也将面临被分化的风险,亚太既有经济合作机制对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促进作用将受到冲击。2022年5月25日,日本外务省公布了一份涉及东盟国家的民意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更多的东盟国家民众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东盟目前乃至未来最好的合作伙伴。同时,在面对哪一方最值得信赖的问题时,选择中国的东盟民众位列第二,居首的恰恰是东盟自身。而日本和美国,在这两项排名中,都排在了中国之后[31]。实际上东盟国家更希望中美日等国能够合作,促进亚太地区发展。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尽管岸田政府不断拉拢东盟国家,但相关国家在对华政策上与日本并不完全一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使其不愿在美日与中国之间选边站。东盟国家追求大国平衡的策略限制了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发展。当前,东盟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RCEP的生效,双方合作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对于重视对华关系的东盟国家而言,排他性的“印太经济框架”很难带来持久红利。

第三,岸田政府“印太战略”难以摆脱美国影响实现战略自主。日本在安全上对于美国的依赖性仍然非常强。随着中国崛起,日本对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有一种很强的担忧,不断炒作“中国威胁”。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岸田政府又紧随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为此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制。与中俄两个大国关系趋于紧张的日本将更深地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此外,日本对美国的依赖仍在不断深化。2022年5月,在拜登总统访日期间,两国决定在供应链韧性、能源安全、卫生安全、半导体开发、航天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可见,美日同盟的基础正从防务扩展到经贸、科技领域,这将加深日本对美国的全面依赖。

第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难以实现。岸田政府上台后一直积极推进“新资本主义”发展理念,在日本国内受少子化老龄化和新冠疫情困扰之时,中日经贸合作对“新资本主义”发展非常重要。但岸田政府追随美国遏制中国,加入排他性的“印太经济框架”,这势必影响中日经贸合作深入发展,进而削弱“新资本主义”的发展。亚太经合组织(APEC)、RCEP是目前亚太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二者均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包容性、互利性等特征,在加强相关国家沟通与合作、缓解国际社会紧张局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美国倡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是冷战思维的又一现实体现。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APEC、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重要成员,中日两国的政策和态度对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前景影响深远。然而,岸田政府积极迎合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搞经济“小团体主义”的举措将给亚太经济合作带来消极影响,阻碍中日经贸交流。同时,也将对日本自身经济复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在岸田政府看来,遏制中国不影响两国合作。日本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罔顾事实、充满偏见,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地区局势紧张。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指出,日方利用《防卫白皮书》插手台湾问题,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作出的严肃承诺,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加剧台海地区局势紧张,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岸田政府这种一边遏制中国,一边谈合作的方式难以奏效。

第五,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将削弱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中国不断上升的综合实力使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将大打折扣。近年,中国经济实力稳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32]。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显著增强。

日本的“印太战略”一直将非洲作为具有重要合作潜力的地区,试图拉拢非洲国家对抗中国,并为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造势。2022年8月28日,岸田首相在第八届非洲发展会议闭幕式上提出日本将继续作为非洲“共同成长的伙伴”“为实现坚韧和可持续的世界而合作,并在今后3年内对非洲进行官民总额300亿美元规模的资金投入”[33]。日本借机渲染“中国威胁”。日本综合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川智久声称,“非洲有动力寻求纠正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因为非洲担心中国通过债务来加强其控制权”“我们希望,如果我们利用东京会议,在全日本建立与非洲的双赢形式,减少非洲对中国的依赖,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将会增加”[34]。非洲是國际合作的市场,而非零和博弈的竞技场。岸田政府声称日本将与非洲共同发展,但其“印太战略”如果缺少平等尊重、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诚意与理念,只强调对抗与竞争,则难以奏效。

实际上,中国持续推进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给非洲大陆人民带来了实在的利益,日本将非洲作为对华博弈战场的图谋无法实现。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2 702亿元人民币,其中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占比44.65%,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从2000年至2020年,建成的公路铁路超过13 000公里,建设了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援建了130多个医疗设施、45个体育馆、170多所学校,为非洲培训各领域人才共计16万余名,受到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欢迎和支持[35]。

四、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反映了日本自民党内对华政策的共识。然而,在安倍过世的情况下,岸田政府可能对“印太战略”的重心进行调整。岸田文雄担任会长的宏池会,是自民党内的“鸽派”,传统上更加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在没有安倍压力的情况下,岸田政府对外政策自主性将增强。此外,强化安保也是岸田政府的政策重点,因此,未来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将总体延续安倍路线,在防卫上力图展示对华强硬,同时在经贸方面寻求与中国合作。

岸田政府全面推进“印太战略”,对中日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应研判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探究其本质,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

(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岸田上台后试图通过进一步推进“印太战略”,扩大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较为谨慎,但其遏制中国崛起的主线没有改变,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施给中日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但两国之间仍存在合作空间。

岸田政府对中日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四点。

第一,“印太战略”的实施使得中日关系的安全风险上升。岸田政府在中美冲突加剧的情况下,不断挑起台湾问题的纷争。一方面是因为安倍的“台湾有事”论,一直渲染着“中国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日本政府为了迎合国内民众的情绪,一直对华展现出强硬的姿态。加之日本积极推动防务的发展,中日对抗风险在上升。日本的战略取向,有可能给地区安全环境以及中日安全互信带来较大冲击,不利于两国关系稳定。

第二, 中日科技竞争加剧。岸田政府在召开经济安保会议时提出,在横跨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的各种课题凸显,技术创新成为国家争霸核心的情况下,需要强化研究开发,防止技术流失,提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高日本独特的优势,进而提高日本的竞争力[36]。日本也试图以中美竞争为契机,重构半导体产业链,在刺激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遏制中国的技术发展。岸田政府出台的经济安保法也指明在出口重要物资时,政府有权以妨碍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限制。此外,美国主导的半导体四方联盟旨在构建排除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日本表现出对美国半导体联盟战略的呼应,紧跟美国对华竞争性战略,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科技遏制。这将阻碍中日科技交流互鉴,加剧中日科技竞争。

第三, 阻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印太战略”对“一带一路”项目投资造成对冲效应。尽管日本一直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给区域带来“稳定、繁荣和发展”,但其鼓动“中国威胁论”客观上会造成日本在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上对华恶性竞争。同时,岸田政府积极融入美日澳印“四方机制”,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试图构建反华统一战线。2022年7月,日本、澳大利亚等14国出席了线上“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相关国家就贸易规则交换意见,目标是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建立“高标准和包容性”的经济框架。日本的这一系列举措给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第四,为中国周边安全埋下隐患。岸田政府积极鼓动域外国家介入亚太,试图挑起亚太冲突。2022年5月5日,岸田首相和英国约翰逊首相在伦敦举行会谈,双方同意深化双边国防关系,并在印太地区进行更密切的军事合作。英日达成的《互惠准入协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将允许日本和英国部队共同部署,在印太地区进行训练和联合演习[37]。岸田政府还试图利用俄乌冲突,宣扬“中国威胁论”,进而为其增加军备和推动修宪营造氛围。岸田在多个场合强调,“乌克兰可能是东亚的明天”。日本时任防卫大臣岸信夫在《防卫白皮书》的序言中称,中国一直在东海、南海进行“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并且在两国周边试行驶航母与飞机,造成了地区局势的紧张[38]。日本作为没有对二战罪行彻底反思的国家,国内右翼势力一直处于上风,在推动修宪的同时,也不断扩大军队的作战能力,并且还有意加入“五眼联盟”。其借助渲染“中国威胁”鼓动域外国家介入亚太的举措给我国周边安全埋下隐患。

(二)中国对于日本“印太战略”的应对策略

1.推进经贸合作,扩大两国共同利益

中日两国是亚太和世界重要国家,两国在经贸与全球治理方面存在较大合作空间。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度较高。2022年7月,中国日本商会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2年白皮书》显示,2021年中日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5.1%,达到3 914亿4 049万美元,自2011年以来时隔10年再次刷新历史新高[39]。岸田政府推行“新资本主义”,试图通过提高国民收入、调节个人所得税等方式,推动经济低碳化、数字化转型,促进增长与分配良性循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但日本经济具有突出的外部依赖性,且因少子老龄化等问题面临不少增长瓶颈。日本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而中国从新冠疫情中迅速恢复且目前尚没有国家能够取代中国相对成熟的大市场和比较完善的产业链,中日存在较大合作空间。两国可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医疗养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方面加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当前,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已成为中日经贸合作新增长点。在后疫情时期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以节能环保产业带动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将成为中日合作的亮点。

2.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国力

应对日本“印太战略”,中国应持续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来自强大的综合国力。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应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资源联动效应,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科技创新是提升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日美限制对华高端科技出口表明,中国应加大科研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健全举国体制,集聚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从而在关键技术上掌握主动权。

3.推动多边框架下的合作,积极探索第三方市场

中日两国应该着眼长远,坚持战略自主,努力弱化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干扰,抵制冲突对抗,加强多边合作,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应对全球性挑战。RCEP生效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契机,中日合作迎来更多发展机遇,两国需要合力促进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制度化建设。中国申请加入CPTPP也需要日本的支持。中日可借助“一带一路”、RCEP等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两国在东南亚等地的基础设施合作以及低碳环保合作,共同推动亚太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当前,第三方市场合作已成为中日经贸合作的亮点之一。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助于整合中日两国经济力量,改善竞合结构,避免零和博弈实现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都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并把东盟国家视为战略重点,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而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避免了相互消耗的零和博弈,能有效发挥各自在技术设备、资金、人才队伍、管理模式等方面的优势,降低海外投资成本与风险,实现高效投资与互利共赢。

4.增信释疑,管控两国分歧

中日两国应保持高层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管控分歧,推进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加強国际地区事务协调合作,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中国需要研判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发展趋势,把握其本质,在中日关系中掌握战略主动。日本国内对于中国缺乏正面的认知。2021年10月21日,由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和日本非政府组织“言论NPO”共同发布的第十七届中日民意调查显示,90.9%的受访日本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58.7%的受访者认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最大理由是钓鱼岛问题[40]。2022年11月,日本电视新闻网和读卖新闻共同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威胁[41]。日本国内广泛的对华负面认知将给中日关系带来消极影响。中国要认识到日本国内对于中国的消极态度,坚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同时,中日应在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上进行战略沟通,完善沟通机制,开展建设性对话,管控分歧,避免战略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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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言論NPOと国際出版集団は「第17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の結果を公表 中国国民の日本に対する意識が、この一年間で急激に悪化したことが明らかに[EB/OL].(2022-07-22)[2022-10-25].https://www.genron-npo.net/press/2021/10/npo17.html.

[41]今後、日本の安全保障にとって中国の脅威が高まると「思う」80%[EB/OL].(2022-11-06)[2022-11-21].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d2613f7f9887742c349318d0383f8c3aa9a65418.

[责任编辑王雅坤]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New Progression and Chinas Response

XU Jinjin,YIN Zuoche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concept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be.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aims to curb Chinas development, achiev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apitalism” policy, and enhance strategic autonomy. After taking office,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diplomatic, defense and other aspects. Politically,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continued to consolidate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build a new framework for China-Japan relations. Economically, it creates new impetu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strengthens economic security. Diplomatically, it emphasizes value diplomacy and forms democratic alliances. In terms of defense, it focuses on the military secu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enhances self defense capabilities.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First, Japans domestic problems will hamp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Second, Japans partnership is not stable, and ASEAN countries are unwilling to follow Japan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ird, it is difficult for Japans Indo-Pacific Strategy to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chieve strategic independence. Fourth, China-Japan coop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In addition,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influence will restrict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has had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Japan relations. China should respond in a prudent manner, manage and control differences, and bring China-Japan relations into the track of sou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Japan relations; the Belt and Road In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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