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豪

体魄很野蛮，精神很文明，这是我对刘大先的第一印象，也是一贯的感受。刘大先是硬的。他的筋骨硬、眉宇硬，脸是一张周正的硬脸——他是南人，却生得一副健美先生一般的北相——他的嗓子也是硬嗓，腔调和内容都过硬，于是磊落、质直，掷地有声，直击要害；只消因时因地因事添上那么一笔一画的软糯，他便能刚中带柔起来。刚硬做底的刘大先，不是不懂“太极”的奥妙，在本人也忝列其中的那场文学脱口秀上，压轴登场的刘大先好像讲到了呕吐物、玛德琳蛋糕、凸透镜与凹透镜、多伦多的国际会议和《火红的萨日朗》。想必是好笑的，因为我分明听到台下的看客们发出阵阵憨痴的笑声——不能尽是托儿吧？我陡然意识到，浓眉大眼、长得跟朱时茂似的刘大先，竟有做陈佩斯的才情和决心。当然了，他拎得清台上和台下，戏里和戏外。

在沪上亮相的文学脱口秀，是我们第二度较为深入的接触，第一回是在北京团结湖某肥肠鸡火锅店。当其时，店外雨纷纷，室内热烘烘，君在锅那头，我在锅这端，相隔臭得诱人的锅气及外带的榴梿千层，我们的眼神和话语实现了历史性的对接。自此，刘大先脱胎于印刷术、纸张、汉字和屏幕，越发3D地活跃在我的脑海里。很是有滋有味。

脱口秀前后，我交往下来的刘大先是这么一个人，他城门洞开，不跟任何人见外，恨不能到“任人摆布”的地步，始终笑意盈盈，招展出一对醉人的大酒窝；与此同时，他也不跟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搞腻歪，窗明几净地坦荡在那里，任君处置，却没失了分寸。所以，作为“南下代表”的刘大先，一方面具备北京的那种无所不包、不存芥蒂和心眼，但另一方面，他的某种气性又暗暗贴合上海，尤其是上海的街——道是绿荫小道，两侧拥挤着玲珑的商铺，一脚便能踏进某家咖啡馆，来杯手磨，再三两步，又可步入一间酒馆，沿街坐下，照喝不误，放空地看斑点狗遛着摩登的主人，从太阳的斑点上踩过。北京的店铺，气派有余，却大都门庭收缩远离街面，似乎蓄意跟人隔得很开，而北京的路，分明不是用来漫步的，它的空阔与粗放，无时无刻不在催促路人赶紧走——久居京城的大先，不随这个便。他到底是个安徽人。

刘大先跟所有搞研究的人一样，话嚼得很细，条分缕析，时常追加定语以夯实句意，偶尔佐以一点形而上，于忽近忽远之间，直教人心神摇荡。他的那些话，不是粗茶淡饭，富含着人体所需的蛋白质、碳酸钙和一些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但这不会让人觉得是在卖弄，因为他的言谈连接着脚下古老的大地、方兴未艾的事件和活生生的人，而且，显然在他的脑子里发酵、酝酿、密封过相当一段时间。他是近乎赤诚的，只不过这位赤诚之人恰好热爱读书和钻研学问。刘大先能把知识和经验、语言和实践嫁接得非常顺当，因此不仅不令人厌恶，反倒另有一番可爱，且可爱得足够聪明和洒脱。

内在的矛盾性，往往能孕育出一个好的思考者，而好的思考者，再加上一份沉潜苦修的毅力，便容易催生一个好学者。在外，刘大先有“飞鸟型”学者的美名。飞意味着对认知边界的迅速拓宽，这是一种无待于物的自由徜徉状态。的确，对民族志、对电影、对各类社科历史人文著作、对不同国别及年代的作家作品、对镜头和脱口秀，刘大先均有涉猎，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要我形容，他更像一位“走獸型”学者。刘大先有一股钻的劲头，他在不同的领域、在祖国辽阔的幅员上、在浩瀚的论著典籍里，奔突闯荡，力大无比，耐力极强，他生就一个杂食的胃，一副健旺的消化系统。认真读过刘大先的著述，我以为那些系统性的洞见背后，绝非任性自为的“逍遥”和蜻蜓点水的“猎奇”所能概括，走兽虽然没有飞鸟的清雅恣意，却更为厚重和真切。一点点打进去，再抽身而出，背后所下的功夫，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而且不可谓不难熬。眼下刘大先神色里的那份云淡风轻，在我看来，是媳妇熬成了婆，这位婆婆心里不苦，于是相由心生，满目慈悲和善念。也恰恰得益于那走兽般的狂野、剽悍、浪迹和坚毅，刘大先体格壮硕、通体黝黑、活力四射，不仅没有困守书斋黄卷青灯的形色枯槁，反倒越发神采奕奕、耳聪目明。

刘大先对事对人对势的研判，想必深深携带着他的前史和过往，包含着他的阅历和遭际，不唯书中所得，不是如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所能轻易管窥。他从安徽六安的乡野一路走过来、走上来、走出去，走得那样艰苦卓绝、满心好奇而又踏实自在，他的身上流动着某种大地的性灵；此外，早年的人生经验，让他的目光和双脚不致轻易脱离广袤而复杂的土地与众生。刘大先没有仙气，有的是与群众、与像我这样的后进同情共感的心意，这是天性使然，也缘于早期经历的锻造。“忧郁，被我们遗忘在身后的土地。而新的土地，让我充满了激情。”刘大先钟爱的电影《摩托日记》里，年轻气盛的切·格瓦拉同志如是说。这或许也是对刘大先极好的诠释。他的学术与人生，学养与人格，一直“在路上”，相得益彰，那样狂野，又那样悲天悯人。这样一个男子，站到如今的位置，获得当前的声誉，实在是其个人和当代中国学术的双向幸运。

时至今日，找他写评论的，拜门求学的，想发稿的，欲讨教切磋的，痴迷于其学养才思的，慑服于其日益盛隆的名头和权威的，自当大有人在；又或者，独爱他那洋洋洒洒的口条，甚或是纯纯的“颜粉”。总之，他的人、他的交际与涉猎，就跟他的文一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果文学圈是一个江湖，少林武当、峨眉丐帮，哪家的英雄帖，恐怕都少不得刘大先的英名。他堪当那个最大公约数，最起码是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本身没有立场。没有立场的人，不宜深交，主观上须谨慎，客观上也有难度。刘大先也并非那类策略性地含混带过者，恰恰是精细而周密的审视、度量和确认，让他的立场更为客观、坚实，更具历史感，因而也更加难以一语道尽。翻阅刘大先的著作，尤其是近年那本《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不难洞悉其中三昧。众所周知，刘大先能说会道，而我以为，他写得比说得还要好。

“政治上关于全景监狱的幽暗想象在以往反集权叙事中屡见不鲜，对于商业资本的这种精神政治（透明的牢笼）的文学表述尚付之阙如，而这更可能是我们时代的重点所在。”（《赛博格的怕与爱》）大先的时髦感，不在装扮和对热点话题的趋之若鹜，而在那份敏锐和一针见血。在他看来，以刘慈欣为标志的科幻文学，“赋予共同体以更广阔的维度，进而实现集体性对个人主义的超克，重新在广袤的时间与空间中建立一种新的现实感性。而这一点，对于普遍琐碎化和犬儒化的当代文学思想格局而言，无疑是一种革新”（《总体性、例外状态与情动现实》）。刘大先首先在自己身上，践行着“对个人主义的超克”，超克不是摘除，个人主义并非肿瘤，这里头既有暧昧亲昵，也有戒慎恐惧。“多元化的结果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技术化与科层制让自由成为一种权力玻璃罩内的封闭游戏，青年分享着相似的痛苦，却无法共享某个共同的信念与价值，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共同体，只能再次分散为冷漠的消费型个人。”（《后青春的形象与贫困》）刘大先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并重，相互撩拨，哪怕表述有点绕，但绕得不远，类于缭绕，绝对不脱框。在文学黯然边缘化的今天，刘大先纯情不改，为文学如何恢复社会领航地位而彷徨与呐喊。在文学批评领域，他多以一个建设者的形象现身，他的“拆”，一定紧紧追加积极而实在的“建”，我常常乐得等他总结陈词。

克制，冷静，谨慎的抒情，这是圈内一些友人对我此前小说的观感，然而，我分明觉得自己在不同的细节和情节中“处处留情”。或许，此情与彼情之间，存在某种位移和偏差。对于直接抒情，我的确充满了警惕，而面对生活的那份“沉重”，我自有一番缓解与应对之道，这无疑会无形灌注到所写的人物及其命运上。在《缘情、激情与共情》一文里，刘大先站在学术的高度，直指“抒情传统”这一带有西方文论胎记的概念因过于注重个人和审美而导致的偏狭，重申了其在不同文章中反复触及的个人经验与公众经验的有效结合，进而确证社会大多数人的“主体”地位，避免陷入纯粹精英个体诉求的局限。关于司空见惯的“抒情”，我从未想得如此深远，尤其在创作之际，但后知后觉的我，对他这先知先覺般的论断，大体是认可的，至于他的思考理路，自是暗暗佩服。

刘大先自身的自由和开放，让他察觉到了自由本身的可疑。因为对于“人群里的人”的普遍关怀，使他既尊重个体的意志与发展，同时对作为总体性的人或说人类社会，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客观处境，常常予以同情之理解。从一个个切实、前卫的话题或命题出发，刘大先遍览群书、博采众长，由点到线再到面，渐至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稳固的轮廓和系统建构。大量咀嚼过的知识在他体内重新咬合，滋生出新的观点与妙论，这位“进击的巨人”，分明要让自己变得无懈可击，于是什么都可以谈，或严肃或诙谐，在会场、演播室、教学楼、酒吧或者澡堂，在北京、大理、纽约、六安或者马尼拉。很难再有什么能让刘大先显露出慌乱、胆怯和犹疑，他成了堂堂正正、气定神闲、敢于周旋的准“六边形战士”。

二〇二二年，不满四十五岁的刘大先同志荣获“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这位年轻的“老艺术家”、时间管理达人，无疑是跨入三字头的我心向往之却又望尘莫及的榜样。德艺双馨自然是我的远大理想，而已然德艺双馨的刘大先，是否幻想过在这个他曾深度拆解、却未能尽情投身其中的“赛博格时代”，倏尔年轻十四岁的样态？假如我们是同龄人，也许会在私下分享更多的秘密和八卦，会勾肩咽下深夜难眠时的酒和烤串，会因为文学或文艺或不那么文艺而相爱相杀好不痛快。相隔十四年的光阴，我站在时间这头，默默注视着前方那个硬朗傲岸的身影，衷心祝愿这位前辈、兄长，这个可爱可敬的男人，永葆“高贵的单纯”，在庞杂多变的人世，依旧狂野不羁，始终悲悯为怀，获享更大的荣耀与幸福，在世俗、更在自己的定义上。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