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

我同梁豪谈不上熟稔，不敢妄托知己。不过，多少有点接触。

最初相遇是在二〇一八年末的杭州，“弄潮杯”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梁豪那时应该是硕士毕业到杂志社工作不久。张楚或者李洱介绍过来，两个人握了握手，客气几句，他还有些青涩的模样，人头攒动中彼此可能都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虽然都在北京工作，但王城如海、人事纷纭，各自奔波，中间在一次聚会遇到过，除了梁豪，还有走走、孟小书、饶翔、马小淘，再次相逢，就是二〇二一年的文学脱口秀了。那是脱口秀综艺正如火如荼的时候，“腾讯新闻”的王姝蕲策划了一场“文学脱口秀大赛”。去上海决赛前，王姝蕲喊在北京的几位选手到望京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把本子磨一磨，互相提提意见。我和梁豪都是进入初赛的选手，就在那暗黑的环境中对着演，因为没有包间，那种情形跟开放麦差不多，好在临近深夜，没有几个看客，所以也不算太尴尬。

梁豪的文案在我看来是最切合主题的，当然免不了有些学生味的文艺腔，就像他那个人——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既不算颓废也谈不上积极，一个普通的文艺青年形象。“文艺青年”的词义在时下的公共媒体中已经颇具贬义，他们往往被塑造为志大才疏、好高骛远、难以处理好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但这是不公正的片面矮化，显示出被单一成功学所统治的世俗化功利社会中的促狭与恶意。胡纠纠在《新周刊》上分析了文艺青年被社会“边缘化”，又被商业“主流化”的社会塑形，说：“世道变坏是从取笑文艺青年开始的——文艺青年在自我嘲讽和自我抛弃，这源于社会整体情绪的释放：充满着‘无力感。文艺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一种贴金方式。”梁豪那个脱口秀文本大致也是这个意思，很显然，他在自嘲中不乏文青底色的坚持。

那种坚持并不十分充满底气，却让人会心。二〇二一年“世界读书日”的下午，我们一起在上海巨鹿路的作家书店进行了表演。梁豪出人意料地临时加了一个道具——斜挎着一个印有鲁迅漫画头像的帆布包，出场就赢得了一阵掌声，那是会心者的掌声。他还是青涩的，或者换个词，少年感。他在接近三十岁的时候，在我眼中依然是一个少年，早已过了残酷青春，他不是那种横冲直撞的莽撞少年，也不是那种优雅斯文的惨绿少年，就是一个常见的普通少年。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是的少年。

但是，这也许只是一个表象。

梁豪的作品中显示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他的大多数叙述者是成年人，而他的叙述腔调则是成熟的中年口吻。前不久他送了我一本小说集《鸭子飞了》，纳入“年轮典存”丛书之中，收了七个中短篇，可以说是他迄今为止的代表作品。这个集子与此前纳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9年卷”的《人间》都收入了《麋鹿》和《让我们荡起双桨》，前一篇写退休老人的生活与情感，后一篇写媒体人的爱情，都充满着体恤和温暖，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宽容和共情能力。关键在于，这两个短篇的容量实在并非简单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它们都信息量极大。他不是那种“高概念”的、容易引发媒体话题的作家，这显示出他醇正的“严肃文学”观。关于这一点，我后面再谈。我想先摘《让我们荡起双桨》中关于主人公母亲华姐的一段叙述，从中可以看到梁豪凝练的语言和概括勾勒的能力：

华姐那个忙，汇丰苑金牌领班，好像上上下下都缺不得她这个老旦。

但多少年花谢花开，她还是一个领班，多少年，只闻楼梯响，经理的位子永远是老板的亲戚。黄迪说，你那么卖命，到头来，没人把你当自己人。华姐不听，不争，她说我对老板负责，更对客官负责，那么多年了，都处成了朋友，什么叫朋友？朋友就是互相离不了；离开了也能活，就是活得没滋味。

经理西装革履，到大堂视察，再瘦的人也爱挤出双下巴，指手画脚，话是蹿天猴，嗖嗖的，却无关人世凉热。华姐同样指手画脚，但华姐的比画处处留有门道，三十六年，给贩夫走卒嚷骂，被达官贵人甩脸色，吃亏上当受辱，脸不红来心不跳了，方成一代华姐。平日里，或耳提面命，或冲着对讲机发话，轻拢慢捻抹复挑，从此君王不早朝。声带里厚重的茧，也混成了原住民。医生没少劝，少说话。华姐不无得意地抱怨，可能吗，没我这把声，酒楼还不乱了套？所以她一边炖中药保守治疗，一边继续扯着鸭公嗓在酒楼里窜动。基仔，赶紧拿双筷子给三号桌。阿芳，催下厨房，六号客人的鱼腩粥就要迟啦！峰哥，哇啊，好耐毋见，越发得意喔，来来里边坐，临街正数第二张，老位置，特登为你留着！喂喂，老陈，给刚进门的阿生加把BB凳仔。

别人放假她更忙，流水的打工仔打工妹，铁打的李桂华，华姐俨然汇丰苑的金字招牌。她沙哑的大嗓门穿堂过道，新来的客人多少觉得刺耳，但在老熟客看来，这绝对是一项保障。哪里都可饮茶，老酒楼味道不相上下，来你汇丰苑，不就是图这一丁点熟悉和安心？华姐就是那粒定心丸。

这种语调不由得让我想起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梁豪写的时候年纪应该比当时的白先勇还小一点点，固然有点故作老成，却俨然不乏持重之感。这就要说到作为小说家的成熟。他的人物、情节和语言都是经过打磨的，形成了一个混沌而难以分割的整体，可能还有些模仿的痕迹，但被他在细节上的严谨和讲究抵消了，所以他仿佛一开始就很有耐心，淡定而从容。

我觉得他的淡定和从容来自作为一个普通文艺青年的青涩。这种看似悖反的特点在他身上获得了有机统一：从容正是来自文艺青年内心的单纯，他在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复杂和油腻，从而让精力专注于文学创作和文字打磨之中，这赋予了他一种笃定。

这一点让他同许多青年作家区别开来：他的作品不多，但质量保持了恒定的水准；他的名气没有那么大，却也免去了很多无谓的纷扰和仓促的急就章。

《放生》是一个中篇，却具有长篇的格局和气魄。火葬场开灵车的赵广民以及他的三个子女各自背负着家庭的重荷，又展开了自己的世界。终日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死，又实实在在地生，在“放生”與“永生”的意象设置中，有着梁豪的机智与隽永。我知道，他的心是大的，也是暖的，甚至有种沧桑过后的达观的暖。这让我在最初读到的时候，非常吃惊，因为跟我对他的印象和想象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面具》中从事川戏变脸的父亲和陷入医疗美容泥淖里的女儿，这组设置如同“放生”与“永生”，同样也是一个母亲缺席的家庭。两者题材和风格都截然不同，显示了在从容笃定之外另一个堪称激烈与诡异的梁豪。

《清肝明目》平和散淡，仿佛一切都理所当然；《鸭子飞了》则非常工整，有一种秩序和严谨。前者松弛，后者肃穆。《黑海》则显示出深沉的浪漫，不是那种肤浅的浪漫，是在沉重生活中那些轻盈的瞬间的浪漫，尽管它无比脆弱，却是必不可少的人性与人生要素。

梁豪的这些作品，没有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没有特别统一的风格或整饬的自我规划。也许是我读得不仔细，它们给我的感觉几乎是不可诠释的。也许是因为我同他隔了一代人，情感与认知上存在着差异；更也许不怨我，而是他的文字本身形成了一种让你沉浸的调性，使你不由自主地卸掉理论的武装和理性探察的意愿，只能去感受。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作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作家的作品与生活之间难以切割，并且他们的生活往往自带戏剧化特质，作品是其生活的体现，以至于两者之间彼此互文，像萨德、王尔德、海明威、郁达夫；另一种作家是语言、文字和观念的炼金术士，世界是他们幻术的舞台，你无法从他们的生活中去寻觅他们作品的蛛丝马迹或者微言大义，像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乔伊斯。但是，我们时代的媒体显然更青睐于那种个人形象鲜明、人生故事充满张力的作家，如果他们懂得配合，知道怎么去触发、挑动公众的兴趣点，那就更妙了。从这一点来说，梁豪的人生故事和性格特点显然不利于去尝试“知人论世”，他是感受者和书写者，而不是演员和表演艺术家；并且在主观上，他还不如那些很早就聪明起来的同代人，那些人知道什么是时代命题、重大选题，什么是便于学者与批评家大展拳脚的题材和观念。他也不太会打造自己的人设，以便于媒体更好找到宣传的点。这个时候他又游离出了文字中的那种老道，显得青涩与笨拙了。

不过，我喜欢这种青涩，那是人性中美好的部分，也不妨碍他写作时候的成熟。

如果只是简单从题材来说，梁豪的每一篇小说都涉及不同的人物和行业，有灵车司机、按摩技师、老干部摄影发烧友、开眼镜店的、跑黑车的、不成器的画家、在饭馆表演的落魄戏曲演员、打工的妇女、水族馆的演员、流浪的矿工、城市里的游手好闲者……令我佩服的是，他似乎对这些截然不同的行业和生活状态都能写得头头是道，充满了细节与质感，这表明他在背后下了很大的功夫。

他是一个严肃的写作者，并没有天才的浪漫光环，也没有精明到去迎合时髦的大众趣味和话题。他只是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去了解、学习和体察他人的生活。在媒体上常会看到有人说人生洞察的境界，可能是从《一代宗师》里学来的人云亦云，说什么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仿佛这是境界逐级提升的表征。这种话术看上去颇有禅意，其实大谬不然，顺序给搞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性的暗昧就在于难于“见自己”，所谓的“见天地”不过是虚妄之词，每个人见到的天地都极为有限，如果不突破自己的知见障碍，所见不过是自己狭隘世界觀中的天地。而打破这种局面的是“见众生”，就是走出一己的天地，去了解、学习、体察他人的情感、观念和生活。最高的境界才是“见自己”，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真正认识过自己，不过是人云亦云的糊涂虫和鹦鹉学舌的笨伯愚夫。所以，德尔斐神殿上才会刻着箴言：认识你自己。

我觉得梁豪现在已经见到了“众生”，这意味着他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至少就我读到的作品而言，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我想起在某个公众号看到的梁豪的一篇创作谈，具体内容记不太清了，文末配了一张空镜头图片，注明是他的原创摄影作品，近景是两株结满果实的青木瓜，夹着中间的远景一座山。我没有看出照片的高明之处，不过青木瓜的意象倒是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梁豪就像那青涩的木瓜，看天上白云苍狗，感受山间清风、暴雨艳阳，也看见地上走兽、溪涧虫鱼，慢慢长出来果实，还没有特别熟透。因而，他需要进一步做的就是确立自我。

然而，在关心“众生”中，梁豪是“无我”的。他在一篇叫作《煮不熟的鸭子飞了》的短文中，说到自己写的是众生挣扎的痕迹与“心”的各种处境和状态。这个自我阐释超越了那些将他的写作归于某种题材或者时代嬗变的庸俗社会学解读，也是他略大于许多同代作家的地方。这个时候，他的“我”是弥散的、无远弗届的，如同煮不熟的鸭子，竭力飞翔在天宇和阴沟。

在送给我的书的扉页，梁豪题写了一首小诗：“飞是/三分之一理性/三分之一感性/三分之一未知/又或一些些动作，一丢丢情感。”这是他给我的感觉，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