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谨峰

那天，日寇在虹桥东街烧杀，教书匠的年轻妻子中弹身亡。子弹穿过襁褓中女儿的腹部，再击中妻子的胸膛。他用银元压住女儿的伤口止血，女儿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她成了我的妈妈。

也在那天，一位少年跟着他父亲举家逃难，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坚硬的节瘤：父亲的同胞硬是从父亲的裤兜里掏走仅有的三块银元。他父亲哀求道：“铜钿一定会还你，可眼下是逃难啊，留一块让我全家活命吧……”从那时起，少年盼望着快点长大，好学门手艺，为家里赚铜钿。

后来少年当了三年裁缝学徒。快出师时，师父第一回带他到玉环海岛上做生活，回来时就把一块银元交到他父亲手里。这让他父亲感到欣慰——他已是个小裁缝，能为家里赚钱了。但小裁缝这点微薄收入，改变不了一个大家庭的捉襟见肘，他父亲仍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小裁缝只能硬撑起这个家。饥荒那年，我妈妈十六岁，为了给家里省口饭，就嫁给了这位裁缝，他就是我的阿爸。

三年学徒生涯，阿爸受到严格的职业训练。起初，干的都是扫地、上排门、生风炉、磨剪刀等杂活，甚至还要帮师父带小孩，空下来才能看师父做生活。师父顶多让他钉纽扣、锁纽孔、缝纽襻，这样干了大半年后才上缝纫机练车功，先是在碎布头上练平缝，练左右手配合与脚随手动，做到跑线笔直、针脚均匀、上下层不移位。待熟练之后才开始缝最简单的裤子，稍有跑偏，或针脚不匀，甚至漏针都得拆掉返工。慢慢地，越练越熟，心里有了点丘壑，其他功夫也能推而广之，诸如分压缝、平搭缝、来去缝、卷边缝、扣压缝、滚包缝和外包缝等等，就水到渠成了。

裁剪是在两年后才教的。之前，车功已做到直、圆、不裂、不皱、不拱，以及用归、拔、压、起水等手法，熨烫出合体整齐美观的服装；手功部分，更能运用手上功夫对缝纫机顾不到的部位用扳、串、甩、锁、钉、撬、扎、打、包、拱、勾、撩、碰、搀等工艺做高质量的针缝。有这些基础才能贯彻“裁缝九势”，才能理解裁剪不止尺寸层面，还要看懂身体的各有千秋，做到“归中有拔，拔中有归”，方能做出服帖的服装。师父的教诲铭记于心，脑海里是剪刀破开布料时一条条畅滑的曲弧。有一天，阿爸恍然大悟，原来师父指的尺寸不在尺上，而在自己的眼里。师父说：“你天生是个裁缝，往后行内没人再小瞧你师父了。”出师前，师父送他一块布料，让他给自己做身衣裳。不用量体定尺寸，直接打板裁片，经缝合连缀，一试衣，竟不用改样便可定型，如行云流水，仿佛是在重温前世手艺。

正如师父预见的，阿爸具备很好的裁缝天赋，加上刻苦努力，很快成长为虹桥镇裁缝界的翘楚。到了合作社年代，虹桥镇出现铁器社、木器社、篾器社、修建社等手工业合作社，裁缝们也创办了成衣社。东街成衣社有几十号裁缝师傅，还有不少打下手的学徒工和家属工，裁剪工作台板摆放在店堂最显眼的地方。阿爸是持剪师傅，撑起成衣社的门面，任何怪身材的顾客进来，最后都会开开心心穿着新衣裳出去。后来，他被乐清县手工业局选派，赴上海培罗蒙学习深造，成为虹桥镇少有的见过上海“大世界”的大裁缝。

阿爸以“眼当尺”出名。有一次，半路上被人拉走，说是要给某干部做件像样的中山装。阿爸说没带皮尺。那人却说：“如果有机会量身材，还用得着来找你？”阿爸站在大会堂后排，只朝主席台望一眼，两天后就做好一件让干部非常满意的中山装。那人要付双倍的工钱，阿爸拒绝说：中山装最关键的是肩和胸，他气宇轩昂，肩宽胸满，这种人能撑得起上好的中山装，让裁缝有炫耀手艺的冲动，不给工钱也要揽生活。从此，很多干部慕名要阿爸给他们的儿女做婚礼吉服，因而阿爸认得不少有面子的人。阿爸说：好服装是可摸可碰可套在身上的虚荣心，没人不喜欢的，所以有薄技在身，尚可揾食鬻粥。我在成衣社玩耍时，见过几回阿爸与叔叔们赌眼力，谁眼力最差就得买烧饼给大家吃。路人手上的水桶高度，牵着的小孩身高，都可以成为赌的目标：谁目测尺寸与真实尺寸差距最大，就算他输。我吃着烧饼，心里想，阿爸眼力这么好，叔叔们为何还找阿爸赌？后来才明白，他们都是学徒工，是对师傅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贿赂”。

阿爸的目光有时像把刀。他每次回家，我都能从他的目光里找到欣慰、无奈、愤怒甚至耻辱。有一次，镇上有关于日寇暴行的图片展出，图片中有个小姑娘撩起前襟，展示小肚子上日寇留下来的一个弹孔伤疤，这个小姑娘就是我的妈妈。那天阿爸进门时，刀一般的目光掠过整个房间，让我顿生惶遽。那种眼光似乎是愤怒，也是耻辱。我猜想：他一定是看到了日寇的暴行，也感到女孩肚子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羞辱，因为肚子的主人，长大后成为了他的妻子。这是少不更事的我对阿爸的揣摩，那时还没真正看懂他的目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各合作社的师傅们热情高涨，不再满足于手艺人的身份，纷纷创办工厂。木器社的木匠们办起了无线电二厂，成衣社的裁缝们也办了个合成厂（是塑料厂和色母厂的前身），我父母都当上了工人。然而，工厂不再是手艺人的道场，阿爸难以续写他的手上春秋。他胸无城府，又不肯低眉折腰，只混了个车间主任并不意外，收入也没比在成衣社时高出多少，每月发工资时，阿爸拿的都是上个月到财务室预支时留下来的借条。由于家里吃饭的人多，日子过得紧，早晚餐多半吃红薯，中午才吃米饭（当然也掺了薯丝干）。那时西街还没金沙桥，去厂里上班得绕道，有些人为了省时间，从蚕茧收购站的河埠头用小船摆渡过河。那天，妈妈怕迟到就借小船摆渡，因往岸堤上跳时用力过猛，小船一个倾斜，妈妈就掉进河里，幸好被好心人救起。妈妈惊魂未定地来到厂里，湿漉漉的粗布斜襟像套在身上的麻袋。阿爸没能及时温言抚慰，而是盯着被她挎在身上的饭盒，急切地问：“米倒河里了？”妈妈哇的一声哭了，怨言道：“我的命还抵不上二两米？”多年后，妈妈不止一次向我复述当时的情景，让我不忍卒听。

为了贴补家用，阿爸依然在夜里做着裁缝活。当时，做私工属“资产阶级尾巴”，常被“人赃俱获”。检查者拎走缝纫机的机头，还让阿爸进学习班；所幸他们也想阿爸给他们做衣裳，就没有太为难阿爸。夜阑人静时，我睡在被窝里，光凭剪刀发出来的声音就知道布料的厚薄，不管是常见的中山装、青年装、军装，还是少见的呢大衣，从开始画线到剪好最后的口袋布片，阿爸都不会超过五分钟，可谓信手拈来，一气呵成。我也能听懂缝纫机的声音。疾徐有致、颇有章法的是阿爸所为，嘈嘈切切，如叹似惋。与其说裁缝手艺是他的救生圈，不如说是套在脖子上的磨盘。妈妈的缝纫机更像一頭蒙上眼睛的驴，不停地走着，没有韵律可言，只求不受喝斥。若是长久停顿，定是要拆掉重缝的，因而又会穿插进阿爸的埋怨，甚至愤怒。她的车功不如阿爸，尤其缝衣领、袋盖子，不可同日而语。

俗话说“裁缝学个偷”，意思指裁缝若学会了偷布料，那他的裁剪技术就到家了。事实上，阿爸不会攫锱铢之利而失信用，何况再好的技术也很难偷得布料，因为布票金贵，有谁会放弃自己的边角料？都事先声明要做个帽子，或留下鞋面布，根本不给裁缝腾挪的余地。当然，也有那种不缺布票的人，倘若有人拿整块大料做四条裤子，阿爸愿意只收三条裤子的工钱，以换取剩下的“边角料”。他们知道，在阿爸手里，这块布料能出五条裤子，大方的会卖这个面子，因为第五条裤子的裤裆，是用两片三角形的边角料缀成的，体面人的裤裆才不会招惹好奇的目光。“第五条裤子”会成为哥哥的过年新裤，哥哥的旧裤则改成我的过年新裤，我的旧裤又变成妹妹的新裤。小弟总能穿上过年的新衣裳，因为他还小，一年到头总能攒些碎布料，给他做件小衣裳。有一年除夕，吃过了年夜饭，阿爸才有时间翻新我们的衣服，小弟看不到新衣裳的影子，就愠恼起来，嘟脸噘嘴。妈妈安慰他说：“睡一觉醒来，就会变出新衣裳。”大年初一，小弟穿上一条背带褲，尽管是由灯芯绒、华达呢、毛哔叽、涤卡等众多小布片缀成的，却因色块搭配合理，竟被邻居家小孩羡慕。

孩子们总是希望快点过年，惦记着过年的新衣裳，殊不知，年关即父母的难关。无论如何我都想不起来，妈妈可曾穿过一件像样的新衣裳。记忆里，阿爸常穿假领，中山装倒是挺括，只是洗得泛白，表袋里总插着钢笔，像生产队的会计。有年冬天，阿爸为自己做了一件涤卡中山装，可没等穿上一水，就挂在“西街服装介绍所”寄卖（好像虹桥仅此一家，可给预付款，类似旧社会的当铺）。那年，过年的年糕，是用这件中山装换来的。在孩子们的眼里，没有年糕就不算过年，在困厄无奈的父母心里，不存些年糕，米缸怎能挨过五月荒？

到了八十年代初，镇上出现裁剪学习班，个把月便可速成，学员趋之若鹜。阿爸不愿跟风办裁剪班，可妈妈却眼红人家裁剪班火爆。阿爸说：“个把月怎能学得了裁缝？即使用我裁剪好的布料，他们还是做不出像样的服装。”有一天，哥哥有位好友退伍回来，他拿海军呢大衣让阿爸改成中山装，当新郎礼服。他对阿爸的手艺赞口不绝，又好心建议：“城市里流行穿牛仔裤，更有大胆的已穿上西装旗袍，您不妨试试。”当时在我印象中，西装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旗袍更是旧社会的词汇，简直陈腐。不料阿爸却另有见地，说：旧上海旗袍是女人的绮梦，更是虚荣女人的战袍，穿短褂的丫鬟撑不起小姐的场面，新社会的妇女，多了飒爽英姿，却没了分外妖娆，即使穿上真丝湖纺旗袍，那胸、那腰、那臀，纵有波澜，也依然不惊，毫无生动可言，因而目前还不是做旗袍的时候；同样，三件套的西装，不管是稳重的俄式、洒脱的法式，抑或是修长的海派，都得有个从容的架子，若做成挺括轻便的日常款式，也会沦为工作服。这番话已超出我当时的眼界。阿爸读过《石头记》，唱过样板戏，偶尔蹦出几个文绉绉的词并不奇怪，但对旗袍西装的见解，显然是显摆他在培罗蒙听过的上海滩的云烟。

一九八五年年底，那些速成的裁剪学员回乡过年，不少人赚得盆满钵满。过完春节，阿爸再也按捺不住，决定辞职下海，带上年仅十六的妹妹，上西安做服装生意。那年可谓双喜临门：我与哥哥都考上大学；父女俩在西安做服装，也赚了不少钱。除夕那天，父女俩才回到家里，阿爸让妹妹褪下棉袄，里面是一件特制的绗缝夹衫，钱都藏在夹衫里。阿爸在床上拆开夹衫，床上撒满了钞票，我们全家围着数，一共二万八。阿爸含着泪花对祖母说：“娘，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的铜钿！”我望着傻笑的妹妹，一阵心酸：妹妹穿这件夹衫，是让钱绑在命上啊！阿爸为何不到邮局里汇款呢？与其说忌露财，不如说是穷怕了。

第二年，妈妈也上了西安，把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弟弟丢在家里。暑假时，我上西安探望，路途的遥远与艰难（买不到上海至西安的特快，慢车站票，连找个巴掌大的地方落脚都难，到站时脚都肿了），让我想起阿爸的那句“汽车过了钱塘江，已把家乡远远拋”，心中怆然。阿爸在西安租的是二十多平方米的旧屋，门外是做饭的煤炉，屋里仅有一张小床、两台缝纫机和一张裁剪台板。小床上堆满布匹与半成品，台板下面，贴地草席一张，那是妹妹的窝。这日子，用阿爸的话来说，过的是“猪吃狗困”的生活。我很难想象，这个小作坊一年能出几千件服装。

阿爸没有一件卖不出去的服装，于是老乡纷纷找上门，要求复制样版。虽然是同行生意，但阿爸碍于情面，还是满足了他们，可相同的样版却做不出好卖的服装。他们怀疑他使了心眼，就偷偷地到商场里买下他做的展品，用来仿制样版，但还是事与愿违。有些人因此耿耿于怀，拿杯水风波小题大做，无端侮辱攻讦。阿爸觉得很冤，愤然说：他们功底不够，对服装的理解还停留在平面上，也不注重布料纤维的伸缩性而忽视了“归中有拔”，加上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经营理念，哪能做得出上好的服装？——不是衣领耷拉萎靡，就是袋盖张扬轻浮；不是胸无大志，就是虚张声势；不是袖无弯势，就是背无戤势，怎能不受掣肘？

艺高亦谤生，阿爸只好另辟蹊径，开始做“特体”服装。有些人的身材不按套路长，苦于买不到现成的服装。这个市场不小，利润也颇高。粗脖子、大肚子、长胳膊、矮脚、驼背等只是身体层面，阿爸还要考虑职业、生活习惯对服装的特殊要求。趾高气扬的，低头溜墙根的，提鸟笼踱四方步的……都常是阿爸的顾客。老乡们只能望尘莫及，不再为难他，因为每件“特体”服装，都是信手之作，不可以依样画葫芦式批量生产。

后来，由于缺少人手，才上完初一的弟弟也辍学来相帮。我在大学里花的是弟弟妹妹帮父母赚的钱，父母劬劳之恩尚可来生以报，而这份手足情却现世难还。更让我难过的是，每次从学校回来，都感到祖母的身体状况每下愈况，以及空巢的凄凉。

哥哥与我都成家后，阿爸还在西安硬撑了两年才回家，因为妹妹要出嫁，他也要回来建房，好给弟弟找个媳妇。待他建好房子，还没来得及找人给弟弟说媒，却因病抱憾九泉。在阿爸的葬礼上，我心里很难对他盖棺定论——是裁缝，是工人，还是个体户？按理说，裁缝工作贯穿了他的一生，算个裁缝比较客观吧。那么，算大裁缝呢，还是普通的小裁缝？这我还真的不好下结论。

这个问题直到几年后才有答案。

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手术室的电话，身为麻醉师的表弟说：“交警刚送来一位颅脑伤患者，似乎是姨妈（即我妈）……”我赶到手术室时，神经外科的医生们已经开始开颅手术（紧急情况下，医院会开绿色通道，无需家属交费签字，先实施抢救），作为外科医生，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凶多吉少。我心急如焚，希望手术台上躺着的人不是我的妈妈，但此时患者被手术布巾全部覆盖，让我一时无法确认。倏然间，我想到一个办法，我快速穿上手术衣，戴上手套，从布巾下方去摸患者的腹壁——天啊，我摸到肚脐旁的弹孔伤疤！顿时，脑海里浮现一颗子弹，它穿越了一个甲子的时空，贯穿妈妈苦难的一生……

妈妈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近乎植物人的状况让我心碎。转入普通病房后，有一天，我给她擦洗身体，这身体却让我愕然：身材颀长，皮肤细腻白皙，三围犹存！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人说我妈妈是位美人。印象中，尽管她五官端正，但总是蓬头垢面，整天披着宽松如麻袋般的衣服在不停地劳作。而她肚子上的弹孔伤疤，又让我想起日寇暴行图片展那天，阿爸进门时刀一般的目光，仿佛妈妈是个有缺陷的残疾人。伤疤原本无伤大雅，昭然于众却是在揭他的伤疤。在他看来，人们会因此断定，他娶了个不是“全须全尾”的媳妇，这让他颜面扫地。由此，我恍然明白——阿爸格局不大。他不屑办裁剪学习班、不敢把家庭作坊扩大为服装厂，表面上是眼光问题，本质上还是格局使然。所谓大匠，必有大格局，阿爸只是个小裁缝。小镇上的大裁缝终究是个小裁缝。他的微薄收入，决定了家庭主妇的劳苦，纵有“眼当尺”的功夫，也无法为妻子裁剪一件显得出身段的衣服。

阿爸已作轻尘浮游湮没于人间，但作为那一辈的手艺人，苍茫岁月终究会把他凝固为页岩标本。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