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人”到“革命战士”

成仿吾，1897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知方团（今琅塘镇）澧溪村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成明郁以学识渊博闻名湘中，曾担任武强、行唐知县，光绪十七年授奉政大夫。成明郁十分喜爱这个小孙子，为他取名“仿吾”，希望他将来像自己一样好学、正直。成仿吾的父亲成达陶是当地有名的秀才；母亲戴月桃，知书达理、贤惠善良。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成仿吾4岁开始在家读书。

1910年，13岁的成仿吾随兄长成劭吾（同盟会成员）东渡日本，入名古屋第五中学学习。不到一年时间，他就掌握了日语。1914年，成仿吾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二部（工科）学习，并树立了富国强兵的志向。在这里，他与同校同学郭沫若一见如故。1917年夏，成仿吾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攻读枪炮制造专业。

1918年5月，成仿吾参加了留日学生反对段祺瑞签订《中日军事协约》的斗争，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组织罢课。斗争最终失败，成仿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闷。随之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点燃了他心中的理想之火，使他开始反思单靠科技救国未必可行，还需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思想。于是，成仿吾“弃工从文”，走上了文学与革命的崭新道路。

1921年4月，成仿吾回到上海。6月，他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留日学生一起，组建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相继创办《创造周报》等多种进步报刊，发表革命文学作品，推广新文化运动。成仿吾为创造社作出了独有的贡献，被郭沫若称为“创造社的心脏”。

1924年春，《创造日》《创造周报》相继停刊，《创造季刊》也难以为继。六七月间，成仿吾来到广州，担任广东大学理学院物理力学教授、德语教授、文艺理论教授，同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在这里，成仿吾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刘少奇、孙炳文等许多共产党人，以及鲁迅等革命文化人士。

1927年4月，成仿吾与郭沫若等人在创造社《洪水》杂志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喊出“世界民众赶快联合起来去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的响亮口号。这时的成仿吾显然已经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文化人”转变为“革命战士”。

此后，成仿吾不仅用笔，而且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逐步由一个激进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发展成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成仿吾来到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8年8月，在法国巴黎，成仿吾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82年，85岁的成仿吾这样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文化人到革命战士。”

周恩来向在座的人介绍：“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

1931年10月，旅居法、德三年后，考虑到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成仿吾根据党组织指示返回祖国。11月，他奉命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兼任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红安中心县委书记。

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中国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有红军四万、人口数百万，纵横数百里，与一江之隔的中央苏区共同构成了对南京的钳形之势，成了蒋介石的两大心腹之患。成仿吾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正赶上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当时，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以“肃反”为名，恣意杀害了周维炯、许继慎等数以千计的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创始人及骨干。同时，由于他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鄂豫皖根据地日益缩小。张国焘还擅自将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拉走，放弃了苏区军民用生命和鲜血创建的江北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使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

成仿吾虽幸免于难，但他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极端不满。为了挽救鄂豫皖根据地，1933年9月，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等决定派人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当时已撤离上海）状告张国焘。经研究决定，派成仿吾以特使身份赴沪。当时鄂豫皖苏区已大部丧失，四周敌军密布，寸步难行。为了革命事业，成仿吾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关系鄂豫皖根据地前途命运的特殊使命。

几经艰险，成仿吾终于抵达上海。此时已届严冬，成仿吾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因连日奔波加之身患疟疾还未好，成仿吾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令他更加焦急的是，中共中央已撤至中央苏区，原来接头的秘密联络机关不能再使用了，无奈只能等待时机。

成仿吾在报纸上看到说鲁迅是“准共产党”的消息。他心思一动，何不去求鲁迅，也许能找到党中央。但是，他也有些担心：20年代，还在创造社时，成仿吾与鲁迅之间发生过笔战，闹得不愉快。经过深思，他最后决定还是去见见鲁迅。于是，成仿吾来到内山书店。在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联络下，鲁迅得知成仿吾将前来相见，料想必有要事，于是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成仿吾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一家咖啡馆，只见鲁迅已等候在那里。看见成仿吾进来，鲁迅急忙向前迎了两步，将成仿吾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久久不放。“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见成仿吾穿着一件旧棉袍，像个乡下小学教师，一语双关地问：“从家里来的吧？”成仿吾会心地答道：“是啊，从湖南老家来的。”然后又低声说：“我看到前天的报纸在骂你！……”听到这儿，鲁迅有些引以为豪的样子，微微一笑。他明白了，成仿吾指的是国民党说他是“准共产党”这件事。

接着，鲁迅幽默地指了一下成仿吾，也低声说：“你也‘死过几次了。”鲁迅指的是成仿吾参加革命后，国民党报纸几次造谣说他被打死的事。虽然是低声的两句交谈，却使他们彼此感到更加接近了。成仿吾低声说：“我是来请你帮助的，请你帮助我找党内的朋友。”“好！好！”鲁迅郑重地答应着成仿吾，又说：“你来得正好，过几天就困難了！”原来，当时瞿秋白在上海处境困难，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毛泽东建议张闻天将瞿秋白调到苏区。瞿秋白已接到电令，过几天就要起程了。瞿秋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唯一与鲁迅有联系的，一旦瞿秋白走了，再想找地下党，鲁迅就爱莫能助了。

鲁迅问成仿吾住在什么地方、安全否、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成仿吾说住福州路某某旅馆。鲁迅站起来，表示这件事情应立刻去办，便向成仿吾告别，走出咖啡馆。

鲁迅立即将成仿吾的情况转告了瞿秋白。过了两天，成仿吾向中共中央上海分局作了汇报，上海分局向瑞金党中央作了报告。很快，瑞金回电，命成仿吾于1934年元月10日前赶到瑞金。上海分局即派人送成仿吾秘密离开上海。

1959年，许广平回忆起鲁迅和成仿吾之间的这次会见。她写道：“一般人只知道鲁迅和成仿吾同志有过一次笔墨之争（这次争论属于革命文学内部的争论，瞿秋白同志已经作过分析，这里从略），但不知道和成仿吾同志之间，还有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故事。记得有一天，鲁迅回来，瞒不住的喜悦总是挂在眉梢。我忍不住问个究竟，他于是说，今天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我才知道他欢喜的原因所在。前不久，我有機会见到了成仿吾同志，问起他是否在上海见过鲁迅？他说：‘是的，并且通过鲁迅和党接上了关系，这情况我已经在回延安时报告了党中央的。这件事情使人非常感动。成仿吾同志和鲁迅有过文字之争，这是谁都知道的，但由于革命目标的一致，思想、政见的一致，他们之间的争论终于统一了起来……”

1933年12月30日，成仿吾离开上海后，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路程，于1934年1月11日安全抵达江西瑞金。当日下午，成仿吾被领进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场，周恩来同他亲切握手，并向在座的人介绍：“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成仿吾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一时无语。1月15日，成仿吾在大会上汇报张国焘擅自带领主力部队和电台向西逃跑，丢弃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要求中央速派重要军事干部前往处于困境中的鄂豫皖根据地。

成仿吾历经两个多月，行程千里，历尽艰难险阻，向党中央状告张国焘。此举使正处于困境的鄂豫皖根据地军民在精神上得到巨大鼓舞，在军事上得到巨大支持，保存了革命力量。

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开始艰难的长征。当时，成仿吾久病初愈，体质虚弱，组织上想让他留在苏区。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征求成仿吾本人的意见，成仿吾斩钉截铁地说：“我走，我能走，我跟部队行动惯了，让我去吧！”于是成仿吾作为当时红军中唯一有大学教授头衔的知识分子，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了长征，同徐特立一起任干部团政治教员。出发时，他和大家一样带了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装着简单衣物的挂包。挂包里除了放些日用品、衣服外，还有一些马列经典书籍。

一天，成仿吾邂逅老朋友张闻天，张闻天见他背着鼓鼓囊囊的挂包吃力地步行，便热情地问道：“你有牲口吗？”成仿吾气喘吁吁地回答：“我哪来的牲口呀！”张闻天有两头牲口，便将其中一匹马给了他，并给他配了个马夫。这样，他骑着马，把挂包等放在马背上，行军感到轻松多了。但在艰苦的路途中，书籍边走边丢，最后带到延安的只剩下一本《资本论》。这成为延安最初唯一的一本《资本论》。毛泽东为撰写《矛盾论》《实践论》专门向成仿吾借读了此书。如今，这本历经万里长征、写满毛泽东批注的《资本论》珍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懋功会师后，成仿吾随红军右路军过草地，经历了长征中最艰苦的历程。后来，他在《长征回忆录》一书中回忆：

草地天常阴暗，不定什么时候忽然来一阵雨，风吹雨打，世界就剩下了眼前一片。雨过天也不晴，太阳不知道躲在哪里。大家总是埋头走路，但这样的路走不多远，天也就黑了。先头部队选取了适宜的地方搭了一些棚子，有些还能利用，或稍加修理还能避风雨，有些里面还躺着病号，等待恢复体力再前进。许多单位已经只能够烧点开水吃干粮，然后就躺在油布上睡觉，用热水洗脚早已没人指望了。

经过两天的草地生活，好像一切都已经习惯了。无非是走路“嚓……嚓……”的响声，无非是一阵雨来，叫你湿上加湿，无非是湿地上露营，无非是冻醒过来冷颤一阵等等，如此而已。草地上有很多条不知何来何去的小河，大家互相搀扶着渡过去，有的被流水冲倒了，立刻被拉起来。饿了就抓一把炒米或面粉，往嘴里送，几乎每个人嘴都是白胡子。第三天早晨淋了一阵大雨后，走了十多里路，草地上先头部队立了一个木牌，写着“分水岭”三个大字。这里地势较高，站在这里，可以说是“眼中无物”。傍晚到了一条河沟边，有些矮树，大家尽量把棚子搭好一些，煮了麦面疙瘩吃，肚子美美地享受了一顿饱餐。夜里没下雨，还见到了几颗疏星，算是过草地的良宵美景。

第四天黎明起来，发现了一个病重的同志已经停止了呼吸。大家非常悲痛，有的同志发出声音来：“同志，你已经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尽了最后的力量！”旁边的马上接着：“不要紧，你的任务我们来完成！”“我们一定为中国的独立、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大家默默地从牺牲了的同志的身边走过，又走上了极目青青的草原。

1935年10月19日，成仿吾随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在中国革命作家中，只有成仿吾、冯雪峰两人亲身经历了长征；而作为大学教授，只有成仿吾一人体验了长征的艰辛与磨炼。

成仿吾逝世前数月，有人问他：“你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困难？那时你是否有信心？”他说：“如果说困难，那就算长征和‘文革吧！但，那时我仍有信心。”在他8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长征和“文革”令他刻骨铭心，《长征回忆录》这部作品，正是他在“文革”期间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曾多次为大学生、军人、机关干部作回忆长征的报告，也写过关于长征的文章。晚年，他决心写一部长篇回忆录，来记述长征的真实故事。1972年，成仿吾到南昌、瑞金、赣州、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老区参观访问，为撰写《长征回忆录》作准备工作。1973年春夏之交，他开始动笔撰写，他写一页妻子抄一页。1976年完成初稿，1977年3月人民出版社又印出多本清样，送给参加过长征的聂荣臻、罗瑞卿、张爱萍、何长工、萧华、宋时轮、郭化若和宋任穷等老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老同志们很认真地看了书稿，并很细致地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之后，成仿吾亲自携带书稿到医院，请正在住院的郭沫若题写了书名。不仅如此，他还请著名的革命美术家古元设计了封面。

“1977年10月，《长征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来又出版了日文、英文版。这本书父亲写了五年，有评论说历史价值无可替代。其实，对于历史价值，我父亲并没有什么期待和想法，对他来说，只是想写出自己所经历的、真实的长征，这就够了。”成仿吾的女儿成其谦说。这艰辛的笔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是成仿吾一次特殊意义的“长征”。

中央苏区党校当时唯一的教员

成仿吾与中央党校有着不解之缘。1934年1月，成仿吾到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分管教育。4月，成仿吾到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前身）工作，代替潘汉年负责高级班的教学。当时主要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传达和讲解党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文件。当时学校共有新苏区工作人员班、中级班和高级班三个班。成仿吾等除了教学外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达到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氛围的目的，张闻天、刘少奇、博古等都来讲过专题报告。

此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中央领导人时间少了，成仿吾成了当时中央苏区党校唯一的教员。战火中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学员没有课本，学习全凭听记和讨论。成仿吾想出一些新方法加深学员的理解。比如在讲社会发展史时，他把有关图书、资料中的插图找出来，自己绘图并编排，用形象的画面说明人类进化过程，并进行展览，以达到教学效果。

1934年10月，成仿吾随中央红军长征，继续担任政治教员，在行军的途中还抓紧时间上课。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陕北瓦窑堡不久，中央决定党校恢复办学，正式定名“中共中央党校”。当时中央党校仍只有三个班。成仿吾是教务主任、高级班的班主任和政治常识课教员。另两个班的班主任是习仲勋和冯雪峰。

1936年初，红军抗日先锋军宣告“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成仿吾和冯雪峰率领中央党校学员随军东征，做群众宣传工作。成仿吾率学员随军在水头、双池、川口一带宣传抗日救国，组织群众打土豪。4月，成仿吾接到党中央电报速返，他在兴县渡黄河提前返校。不久，黨校师生胜利返校。这次东征大大促进了学员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结合。

1936年6月，国民党第86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中央党校随中央迁到保安任家坪村。当时党校条件仍然十分艰苦。据成仿吾回忆：“学员共分七八个班，集中上课比较困难，我们就采取‘小先生制，把班主任们集中起来，先给他们讲，他们作详细记录，然后再回去给学员讲。”

党校在任家坪村时，根据中央的决定，原四方面军的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仿吾奉命亲自到甘肃接原四方面军党校学员到保安。途中，有的学员病了或走不动了，成仿吾就把自己的马给学员骑，自己走路，与大家同吃同住。从红四方面军党校来的学员曾深受张国焘路线的迫害，成仿吾非常理解和同情这批学员，生活上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还和学员谈心，排解苦闷。

不久，中央党校又从保安迁到定边，再到延安。迁到延安后，党校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仿吾仍任教务主任，他除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外，还讲授马列主义、历史、地理等课程，甚至还为文化基础差的学员补习基础课，亲自批改作业，学员深受感动。

作家丁玲曾回忆了这一时期成仿吾给她的印象：“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一个尊重别人、热情、虚心、平等待人的人，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

1937年7月，党中央调成仿吾到新创立的陕北公学任校长，他离开了党校。37年后，1974年的12月，成仿吾到中共中央党校任顾问，迁到了党校院内居住。直至去世，成仿吾一直为党校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妈妈校长”

1937年7月底，卢沟桥的硝烟还在弥漫，华北已不能放下一张书桌。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办培训大队，已经不能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陕北公学。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批教育家——成仿吾和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迎着敌人飞机的轰炸，大办抗战教育，创建陕北公学，挽救中国教育的危机”。

当时，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联合招生，在全国许多报纸和杂志上发布招生启事。陕北公学的招生启事写得简单直接：“前方战争正在进行，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均需人才……学习两个月后，即上前线参加抗战。”一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蜂拥而至。这些青年大都先到西安，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组织起来，一批一批地介绍到延安来。一时西安至延安六百多里的大路上，穿着各式服装，背着简单行李的青年，络绎于途，源源不绝，大家互相询问着：“到哪里去呀？”“去延安！”青年们很快结伴同行，唱着歌，兴奋地北进。

资料记载，陕北公学自1937年8月开始接收学生，到11月1日正式开学。两个多月，联同抗大移交过来的白区学生二百多人，共有新学员六百多人。这期学员来自全国25个省（含台湾青年1人）和平、津、京、沪四市，最多的是来自陕西、河南、河北和东北的青年，还有从南洋、越南、朝鲜等地归国的爱国华侨青年。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正式举行开学典礼。“这天天气晴朗，清凉山下，延河岸边，到处是青年欢快的歌声。党中央和延安各机关派了七八十位代表来参加。下午一点钟，陕公第一期六百多名学生，身穿灰蓝色的制服，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地走进会场。”成仿吾在《战火中的大学》中回忆了那天的情形。他回忆道，学校设在延河之滨，北靠清凉山，南向宝塔山，那里是个飞机场，旁边有一些平房，原是一个汽车训练班。“我们就在这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城飞机场旁，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崭新的革命干部学校——陕北公学。”

甫一建校，陕北公学便被寄予厚望。开学典礼一周前，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留下一段著名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开学典礼当天，毛泽东慷慨陈词，在谈到抗日战争时，他说：“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

成仿吾作为陕北公学的校长，深受学员的爱戴和尊敬。他最大的特点是不仅重视言教，还重视身教。他说，“新来的青年学生往往就是从干部的作风和一言一行来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因此，他处处示范。成仿吾要求学员过军事化的生活，每天早晨要出操跑步。他以身作则，每天早晨起床号吹过后，用20分钟时间起床、洗漱、整理内务，然后和学员一样准时到达操场跑步半小时。当学员在课外活动打球或拔河时，他便站在场外，为学员们鼓劲、加油。

成仿吾时常出现在学员的窑洞里、课堂上，嘘寒问暖。几乎每天夜晚，他都要到学员宿舍查夜。那时生活艰苦，天天吃小米饭，成仿吾和学员一起吃，连锅巴都要分给大家吃光。有一次，敌机空袭延安，成仿吾指挥学员疏散完毕后，才进入防空洞。学员们来延安前从未见过这样关心学生的校长，因此有个同学给成仿吾送了张纸条，亲昵地写道：“你是我们的妈妈。”这道出了学员们的心声，于是“妈妈校长”的称呼就这样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流传开了。

成仿吾在从事教育的几十年中，曾创作了一些脍炙人口、广为传颂的歌词和诗作，书写了一段教育史上的佳话。比如成仿吾创作的《陕北公学校歌》：

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

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

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

诚实、团结、紧张、活泼，

战斗地学习！

努力，努力，

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

努力，努力，

锻炼成抗战的骨干，

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

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昂头看那边，

胜利就在面前。

成仿吾创作的这首歌，唱出了一代青年抗战救国的豪情壮志，唱出了一个民族的顽强不屈。这首歌，当时不仅陕北公学同学爱唱，延安人民也爱唱，并且很快传唱全国，经久不衰。

毛泽东评价“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办学，是陕北公学最鲜明的特色。据成仿吾回忆，他们在听了毛泽东关于时局的报告后，重新研究了教育计划。“原来我们准备办五个系，即社会学系、师范系、国防工程系、日本研究系和医学系。现在抗日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抗日干部到各个战场去，发动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成仿吾说，他们决定把陕北公学改为培养干部的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学校，学习时间也由六个月缩短为两个月，要把青年培养成为有一定政治觉悟和初步军事知识，有独立进行群众工作、政治工作能力的抗战干部。

当时，抗大主要培训军事干部，教学计划的安排原则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陕公主要培训政治干部，教学计划的安排原则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因此，教育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抗战的基本理论；二是抗战的政策和方法；三是指挥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四是对时局的认识等。

那个年代，课堂是露天的，但气氛极好。据成仿吾回忆，因为教员少，各门课都采取上大课的方法，五六百人一个课堂，教员露天上课。学员们席地而坐，认真记笔记，鸦雀无声，课堂秩序非常好。听课中有疑问，就写个条子递给教员，教员都很认真地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或是交给学员们集体讨论，互相解答。学员袁思达（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片导演、演员等）回忆道：

陕北公学的位置是在延安的南面，过延河不到一百米的距离，那就是我们的校址。在一个大的城隍庙里，第一排（大殿）里有城隍爷的塑像，院子相当大，庙里的塑像拆了以后，城隍庙的城隍爷大殿是我们的食堂。在城隍庙殿的右面，也就是南面，是我们住的地方。城隍庙中间有条坎坎坷坷的小道，一直（通）到后面，都是大的土山，都是窑洞，里面住的是一二三队还有校部，成仿吾、吕骥等都住在那。山窝窝里是我们开会演出的地点，就在城隍庙后面。城隍庙出来之后有条大道是通向瓦窑堡的，我们毕业以后曾走过那条大道。

进来大门，全是广场，房屋都拆掉了。广场就像一个大足球场。左边也是一个广场，很大，学生们就在那上课，晒太阳。我们七八九队比他们一二三队到（陕公）得稍微晚点儿，所以我们就经常在左边的广场听报告。风大的时候就在山洼下上課、听报告。山坡底下背风，但阳光到不了。

在陕公学习期间，吃住都由学校负责，经常一天三顿是小米粥，有时候也吃些干饭。记得开学典礼时曾吃过一顿馒头，好像还有点儿猪肉。但平时是基本上没有的。当时住的地方，墙壁都打通了，一个炕一个炕的，用布帘隔着。大家睡在一块，冬天晚上出去上厕所，地上结冰，滑得很。当时条件艰苦，但大家热情特别高涨。当时讲要抗战，就要艰苦。我们来这就是来吃苦的。到抗战前方去，什么苦都吃到了。我参加了一百多次战斗。

为了加强军事训练，采取半军事性的编制。每8至10人编为一班（又称学习小组），3至4班为一分队，3至4个分队为一学员队，3至4个学员队为一个区队。实行一切行动军事化。为了培养自觉的纪律，所有正副班长、正副分队长、正副队长，一律由学生选举。学校只委任一个队主任，负责政治上的领导。

我们当时没有津贴，学校管吃、住、学习。没有图书馆、课本，都是老师讲课，学生自己带着小本子记录。大部分同学不记，就用耳朵听。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就拿着铅笔在小本子上记。

陕公的气氛很自由的。当时上学时，早上起来，大家活动活动，溜达溜达。上课有具体时间，早上吃完早饭，唱歌，然后开始上课。

陕公提倡学生自治。全校成立学生会总会，各区队还成立区队学生会，各队成立分会。此外，学生还组织有文化、教育等研究会，按照爱好和专长，进行各方面的研究活动。

这所为革命培养干部的大学，师资力量配置极高。据介绍，当时主要有三类人前来讲课：一是中央负责同志，他们是学校重要的师资力量；二是军事将领、工农干部，主要讲述军事知识；三是来自国统区和其他地区的知名学者、文化名人。一时间，陕北公学学者云集，成为与西南联大遥相呼应的人才荟萃之地。

提到陕北公学的政治教育，让成仿吾倍感骄傲的是，“我们经常请到党中央领导同志来讲课，这是陕北公学在延安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这所直属党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领导的学校，与中共中央在延安的第一个驻地——凤凰山，隔延河相望。毛泽东等领导人时常徒步从凤凰山下来，穿过延河来到清凉山上的陕公。

成仿吾回忆，毛泽东特别关心陕公的教学工作，他规定政治局委员都要来讲课，他自己第一个带头来讲，主要是讲时事和形势。“每逢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时，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就到陕北公学来作报告，帮助学员及时掌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脉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张闻天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陕北公学讲课。此外，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也到陕北公学作过讲演。

频繁来到学校演讲的中央领导，与教员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据成仿吾回忆，有一个时期，毛泽东经常到陕北公学来，陕公的教员和干部见到毛泽东就说：“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毛泽东说他是教员出身，所以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教员”。“而毛主席也很高兴答应作报告。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透彻，比喻生动，妙趣横生，又能结合学员的思想认识回答问题，非常受欢迎。毛主席讲演后，常常被学员团团围住，要求签名留念。”成仿吾回忆。

1938年3月3日，陕公第六队至第十队学员举行结业典礼时，毛泽东亲临祝贺时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从1937年11月开学到1939年7月，陕北公学为抗战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吸收了3000多名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6月，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迁到晋察冀边区办学，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华北联大在抗日烽火中坚持办学六年，培养了近8000名干部，加上经过华北联大短期培养即分配工作的干部，总数在1万人以上。李公朴（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称赞华北联合大学“是英雄的事业，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五译《共产党宣言》

作为中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和践行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先行者和开拓者，成仿吾在近半个世纪里，前后五次翻译或校译《共产党宣言》，他对《共产党宣言》翻译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永葆本色的生动写照。

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远赴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9年春移居德国，跟随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曼·东克学习马恩经典德文原著，成为当时精通日、德、英、法、俄五种语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其首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打下了坚实基础。

成仿吾在《成仿吾往忆》一书中回忆了其五译《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的经历：

恩格斯在1892年曾经说过：近来《宣言》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一个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中想认清自己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要求就越高，他们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越扩大，因而对《宣言》的需求也越增长。回想起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我们许多党内外同志翻译和出版马恩著作的经历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在我们黨建立以前，就有陈望道同志从日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问世，1920年上海岫庐书社出版了郑次川翻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建党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李达同志负责编辑“马克思全书”，原计划出书十五种，后来出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及《资本论入门》三种。此外，在《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也不断有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发表。这些译著对于中国革命风暴前的革命者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中国人民难以估计的力量。

我自己翻译和校正马恩著作中译本，断断续续搞了五十多年，实际上只是在197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才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被迫离开广州，经日本渡海先抵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接着又乘了十几天的火车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与张闻天同志相见，他写了一封信给巴黎支部，介绍我到法国去。1927年下半年我在巴黎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但那时翻译的大多是马恩著作的一些章节，而且主要是供我们中国同志学习用的。

我真正译书是1929年的事。那时，我在柏林编辑中共巴黎-柏林支部的《赤光》报。这年年初我收到蔡和森同志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他要我把《宣言》译成中文，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信上的署名是：Watson。我用了当时流行的德文《宣言》版本，参考了英、法文译本，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宣言》译出来了。可是怎样把译稿送到莫斯科，当时是颇费周折的；最后，我找了德国共产党中央，请一个德共党员将《宣言》译稿带往莫斯科。由于和森同志此时已调回国内，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壮烈牺牲，这稿子也就石沉大海了。这是我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

我第二次翻译《宣言》是1938年在延安与徐冰同志合作的。徐冰当时是《解放日报》编辑，我在陕北公学工作。这一年中央宣传部弄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让我们翻译出来。于是我们把书分成两部分，我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我们利用工作之余进行翻译，条件也很差，连像样的德文字典都没有找到。译出来后，我把全部译文通读了一遍就交了卷。1938年8月这译本在延安曾经作为“马恩丛书”第4集出版过，在上海和其他敌占区也出版过，1938年8月和10月由中国出版社印行，有横排和竖排两种。我在敌后解放区得到这个译本时，发现译文的缺点是很多的，但是没有机会校正了。后来博古同志根据俄文出版了一种校译本，改正了某些缺点，但离开德文原著似乎远了些。

1945年我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有时间对《宣言》作了较大的修改，可以说这是我第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定稿后交给了解放社，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这部修改稿可能遗失了。《宣言》百年纪念时，我本想再校正一遍出版，后来因事未能如愿。

全国解放后，我又抽空将延安版的《宣言》稍加校正，作为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印了很少份数，供校内使用。这次校正是我一人做的，我没有去麻烦徐冰同志。当我校完清样时，他刚去朝鲜做慰问工作。我在重校后记中说过，译文还是很难满意的，好在《宣言》是宜于细嚼的珍品，对那些细心研究或反复钻研的同志们，我相信还是会有帮助的。

1974年，我奉调从山东来京，毛主席在一份批示中要我到中央党校专门从事“马恩著作中文译本的校正工作”，中央组织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还给了我几名助手。从1975年年初起我在助手们的协助之下，对《宣言》进行了较严格的校正工作。许多老同志知道后，都热情地支持我，鼓励我，萧克同志说他双手赞成我的工作，并且把我的修改稿送去打印。

1975年春节刚过，我和助手们遵照毛主席教导的关于准确性、鲜明性与生动性的原则，对修改稿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研究。我们还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有关文章，并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以加深我们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那一段时期，我们每天讨论三小时，前后修改了三遍，直到1975年9月才初步定稿。中央党校印出讨论稿后，我送给了胡乔木、范若愚、张仲实等同志，请他们指正。我们还邀请了在京的二十六个有关单位的同志们一起座谈，并到工厂、公社和部队中去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我们综合这一切宝贵的收获又对译文作了修改。

与此同时，我们对照了我国外文出版社、东德狄茨出版社、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和《宣言》1848年、1883年、1890年版共六个德文版本，发现国内外的德文版本同1848年的德文原版都有数目不等的差异，我们分情况对译稿又进行了必要的修改。

1976年《宣言》在中央党校印出试用时，我呈报了中央政治局。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对我的亲切关怀与热情鼓励。

1976年5月21日，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在收到我送去的《宣言》译本的第三天，就来电话说要来看我。我打电话回答说，我应该去看总司令，怎么好让总司令来看我。这天下午，朱德同志不顾九十高龄到了中央党校我的住处，一见面，他就说：“你们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我昨天一口气看完了，很好，很好懂，主要问题都抓住了。如果看不懂，我就读不下去了。”他说：“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与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朱德同志问了我们小组的情况和工作计划后，还鼓励我说：“你这个工作是根本工作，做好了，对世界都有影响，有世界意义……我把你这里当个点，我以后常来。”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同我们敬爱的总司令畅谈，一个多月之后他就和我们永别了！

在这次短短的见面中，他对我的鼓励是非常多的，我十分感动。但是他说，做好这个工作有世界意义，当时我并不曾完全理解，只以为是对我的工作高度鼓励，使我愧不敢当。但后来我逐渐想起了，他说的是有深远意义的。

从1929年至1975年，五次翻译或校译《共产党宣言》，是成仿吾坚定信仰信念、坚持传播真理的最好印证。“良心不死，终当可敬；士气不衰，总有可为。我们要存此心，为正义和真理而战。”这是成仿吾一生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询问：“你打算搞政权还是搞教育呀？”成仿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是做教育工作好”

1948年春，华北地区的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需要培养大批建设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成仿吾任副校长。

华北大学自1948年8月成立到1949年11月，共毕业学员约1.9万人，对急需大批干部和建设人才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成仿吾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10月9日，他作为教育界工作者的首席代表，出席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成仿吾非常看重中国的教育事业，执着地为党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早在1945年8月，也就是在延安第三次校译《共产党宣言》期间，他住在杨家岭。有一天，毛泽东亲自到成仿吾的窑洞看望他，征求他对《论联合政府》的意见，并询问他：“仿吾同志，新中国成立以后，你打算搞政权还是搞教育呀？”成仿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是做教育工作好。”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也问过成仿吾想做什么工作，他依然爽快地说：“还是做教育工作。”从此以后，成仿吾一直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直至生命终结。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建设事业都急需人才。在刘少奇的直接关怀下，吴玉章、成仿吾等人负责，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着手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195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136名工人学生；10月，专修科又招收27名工人学生，开启了招收工人上大学的历史。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刘少奇、朱德和中央各部委领导同志参加了开学典礼。成仿吾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积极探索改革高等教育的方法和途径，采取了一些新措施。

1952年10月，教育部将成仿吾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到东北师范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在东北师范大学的工作是很有特色和成效的，在抓好学校全面工作的同时突出重点工作，在学校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成仿吾认为：“政治思想教育是很重要的問题，重视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新型大学的特点。”1952年12月，为加强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成仿吾成立“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四个直属教研室，并兼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

1958年8月，教育部将成仿吾调到山东大学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成仿吾组织山东大学师生从青岛搬到了济南。成仿吾抓好教研室工作的同时，注重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山东大学的前8年，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66年，成仿吾被停职反省，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一次，批斗者朗诵毛泽东诗词以壮威——“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却将最后一个字读成“bà”音。成仿吾猛然间强挣着昂起头，严肃地喝道：“同学，你读错了，那个字不念‘bà，念‘pí！”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阵掌声……

这就是成仿吾——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教授的本色。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私无畏的革命者，一位认真地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教育家。正如其女成其谦所说：“我父亲是那一代革命者之中的一个，他一辈子都忠诚于自己的理想，忠诚于自己的信念，忠诚于自己的人格。我父亲为能参与中国革命而自豪，而我也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骄傲！”

1973年，成仿吾开始写《长征回忆录》。他还撰写了《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记叛徒张国焘》等历史著作。这些都是珍贵的歷史文献，具有史学和文学的双重价值。成仿吾校译小组继翻译《共产党宣言》后，紧接着精心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

1978年7月，国务院任命成仿吾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此时成仿吾已经81岁高龄，在他的领导下，停办了8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和新建了15个系、7个研究所。

长期的劳累使成仿吾积劳成疾，1984年5月17日，成仿吾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正如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成仿吾同志生平》中所言，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成仿吾：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朱兴涛/文，《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18日；《从“表现”到“革命”——创造社时期的成仿吾》，姚丹/文，《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1日等）

成仿吾大事年表

1897年8月24日：出生于湖南新化县。

1910年：随兄长成劭吾同往日本留学。

1921年：回国，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上海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

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广东大学教授和黄埔军校教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赴欧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

1931年11月：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及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后兼任红安中心县委书记。

1934年1月：赴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委员，任党校政治教员兼高级班主任。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7年：任陕北公学校长。

1939年：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等。

1948年：创建和领导华北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党校党委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84年5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