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强 东北师范大学

吴亚丹 北华大学

成仿吾，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一生热衷翻译和校订马克思主义原著。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仿吾凭借惊人的语言天赋、超强的记忆力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先后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公开出版的译本有三种。这既是历史的因缘际会，也是成仿吾的个人选择。

承袭书香火种

成仿吾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小被家人寄予厚望。祖父尤其喜欢他，甚至亲自为他取名“仿吾”，希望他能像自己一样敏而好学，传承家族的书香火种。出生在这样一个世代耕读的书香世家，成仿吾自幼得到了很好的熏陶和培育，他不仅聪颖过人，且学习勤奋刻苦。4岁，成仿吾便开始在家读书习字。他每天坚持黎明前起床，站在高脚桐油灯下朗读古文。吃完早饭后，便开始习字、作文。即便是在寒冷的冬日，他也坚持每天苦读。8岁后，成仿吾每日到离家20里的私塾读书。10岁时，开始在离家80里的西门书屋住校学习。两年后，他考入新化县城的高等小学堂。这样的学习经历，为成仿吾打下了坚实的汉语言文字功底，也为其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校订奠定了基础。

然而多舛的童年命运，使成仿吾备受打击。在他幼年时，父亲、祖父和母亲相继离世，自此家道中落，他和哥嫂、姐姐相依为命，生活困窘。12岁时，成仿吾因病不得不从刚刚考取的县立小学辍学，回到家中。从享尽亲情温暖，到一下子跌入孤苦艰辛，这给他稚嫩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也培养了成仿吾坚韧刚毅的革命意志和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

20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风雨飘摇。封建社会濒临崩溃，腐朽的清王朝正走向末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烧杀抢掠，民族危机日渐加深，仁人志士纷纷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救国救民的运动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仿吾接受了新思想的最初启蒙。在家乡两位革命志士谭人凤、陈天华的影响下，他开始认真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问题。

确立理想信念

1910年，留学日本的长兄成劭吾回家补行婚礼，见幼弟无人照拂，处境艰难，便决定带上成仿吾一起到日本留学。告别了家乡和祖国，成仿吾与兄长开始了他们的海外求学生涯。

成仿吾自幼聪颖勤奋，且记忆力超群，在语言学习方面极具天赋。初到日本时，面对陌生的语言环境，年仅13岁的成仿吾并未胆怯，而是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熟练掌握了日语。对此，创造社的同仁们曾给予过高度评价。张资平称赞成仿吾是“一位天才，过目成诵，不单对语学有天才，连数理化也非常之好”。郭沫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

大抵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我们几个人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清晰的一个。

他很有语言方面的天才，他对外国语的记忆实在有点惊人。

他自有过那样一番的根底之后，在高等学校的三年间里没有用过（英文）字典。

留学期间，外国同学对中国的歧视、轻蔑，令成仿吾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1911年，成劭吾提前回国参与筹备辛亥革命，行前成仿吾“悲啼拖缠，欲同回国”，成劭吾坚决不允，让他留在日本继续学业，甚至以“一同跳海自尽”相逼。成仿吾这才勉强留下。1914年，成仿吾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二部（工科）学习。当时日本有八所高等学校各设文、工、医三个学部，实际都是预科性质。在这里，成仿吾开始学习德语，大量接触西方文学，尤其喜欢阅读英法文学作品。

当时留日的中国进步青年普遍怀有“富国强兵”之志。面对严酷的民族命运，成仿吾的这种志向也愈发清晰具体。1917年，成仿吾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攻读枪炮制造专业。因为“弹道学”一科用的是法语教科书，他便开始研读法语。凭借着出色的语言天赋和勤奋努力，成仿吾先后在德、英、法、俄语方面都有所用力，这为他后来从事《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与传播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基础。

1918年，中日之间发生了“出兵西伯利亚”事件，加上此前日本帝国主义无理提出“二十一条”要求（1915年）以及“郑家屯事件”（1916年）累积的民族矛盾，终于激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报国之志，他们开始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1918年5月，对于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行为，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发起了“拒绝返日就学，拒绝中日军事协定，提倡国货”等倡议，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组织罢课。成仿吾初次回国，到上海参加请愿活动，但这次请愿风潮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件事引起成仿吾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颠覆了他的理想信念，他突然意识到，所谓“富国强兵”，到头来不过是为北洋政府镇压人民平添了武器。在民族危亡时刻，一个青年学生该如何报效国家，如何拯救民族同胞于水火之中？成仿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闷、焦灼情绪之中。后来在1923年10月发表的散文《东京》中，他写道：

自那年初次回国，便深深感到了幻影消灭的悲哀，我去国时年小，不曾知道中国的事情，自那年回来，我才猛然觉得自己是怎样的国家的国民了。素来瞧不起日本人的我，自从那次回国一游以来，不禁羞愧与愤恨齐生，终于暂时使我在悲哀的荒原彷徨了。

随之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点燃了成仿吾心中的理想之火，使他开始反思单靠科技救国未必可行，还需从根本改造国民思想。于是，成仿吾毅然“弃工从文”，并由“文化人”转变为“革命人”，走上了文学与革命的奋斗道路。留日期间，成仿吾开始广泛阅读西方书籍，汲取先进思想。他发现西方文献的汉译本很少，仅有的一些也存在很多错译的问题。成仿吾认为翻译应该一丝不苟，拿错误的译书给学生看，无疑是误人子弟。因此，他在《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一文中提出主张：“大凡我们译书，总要从著者的原书译出来才好。”

1921年6月，成仿吾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留日学生，组建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成仿吾一边积极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发表了《从革命文学到文学革命》《全部批判之必要》等文艺批评文章，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革命的未来道路；一边努力研究翻译理论，发表《论译诗》等理论文章，翻译专业文献，为此后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奠定了理论基础。同年，成仿吾从日本学成回国，随后投身到国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并逐渐从一个激进的爱国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文学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

1926年春，成仿吾到达广州，任广州大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教官，主持创造社在广州的工作。此间，他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早期中共领导人。1927年4月，成仿吾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鲁迅、郭沫若等人在创造社《洪水》杂志第3卷第30期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一文。文中，成仿吾开宗明义地提出：“在这里的签名都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文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则，喊出“世界民众赶快联合起来去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的响亮口号。这时的成仿吾显然已经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还积极参与到实际革命斗争中。

1926年春，与创造社同仁摄于广州。右起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王独清

1927年6月29日，在《〈流浪〉序诗》中，成仿吾写道：

啊，这是何等的运命——

在这无涯的怅惘，

曳着瞬刻的微明，

抱着惨痛的凄情，

我还要不住地奋进而遥往。

诗中爱国的激情与奋进的动力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这预示着接下来成仿吾的思想将面临动摇和新的转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成仿吾经上海、日本、莫斯科，流亡至欧洲。到达法国巴黎后，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8年8月，在何肇绪、詹渭清的介绍下，成仿吾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成仿吾开始负责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主要宣传对象是在德国、法国的华工、留学生和世界各地的华侨。也正是在巴黎，成仿吾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多是马恩著作的一些章节，主要是供中国同志学习用的”。1929年春，成仿吾移居德国柏林。当时的德国共产党十分壮大，知识分子成员很多。成仿吾担任了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宣传工作，和廖承志、谢唯进、章文晋等其他组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同时继续负责《赤光》的编辑工作。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更加深入、系统，除了曾跟随德国共产党理论家海尔曼·冬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著，还为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成员补习德文，每周给党员们用德文版本讲一次《共产党宣言》，这使成仿吾更加深了对《共产党宣言》的认识和理解。此后，成仿吾便开始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使成仿吾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加上对《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深入理解，这也是成仿吾能够直接用德文版本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延安翻译《共产党宣言》

“五四”时期，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宣言》的自觉研究介绍，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较系统的研究和推广。此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认同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改造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第一次国内革命以失败告终，更加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翻译、学习和研究《共产党宣言》的热情。此时国内仅有陈望道依据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所翻译的中文全译本，不能满足学习的需要。在柏林工作期间，成仿吾做了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从德语直接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9年年初，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派驻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蔡和森（1895-1931）获悉成仿吾知识渊博，且精通多门外语，便从莫斯科给他寄去一封信。蔡和森在信中说：恩格斯曾强调各国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最好是将德文直接翻译成本国语言，否则一次次转译，会让译本的差异很大。因此，蔡和森希望成仿吾能把《共产党宣言》从德文直接译成中文，由莫斯科的出版社出版。因为此前从未有人尝试从德文直接翻译《共产党宣言》，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译本可以参考，这必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读完信后，成仿吾还是毅然决定接受这项工作。于是，他以当时最流行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为蓝本，同时以英文和法文译本为参考，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成仿吾找到德国共产党中央，委托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将译稿带到莫斯科转交给蔡和森。然而，1931年年初，蔡和森已经奉命回国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同年8月不幸壮烈牺牲。成仿吾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在转送的过程中也遗憾地丢失了。虽然这部译本没有留下来，但这次翻译的经历为成仿吾在延安时期第二次从德文直接翻译《共产党宣言》积累了经验。

左图：抗战时期，成仿吾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

旅居法、德三年后，考虑到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31年秋，成仿吾决定返回祖国。1935年10月，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成仿吾到达陕北，任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这一时期，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共中央更加重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与学习，并成立马列学院，下设编译部，专门负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期间，曾先后两次组织《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1938年，成仿吾任延安陕北公学校长。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偶然寻得一本《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的小册子，认为从原文直接翻译会更加准确，于是委托成仿吾和留德归来的《解放日报》编辑徐冰（邢西萍）直接从德文版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

接下任务后，成仿吾和徐冰将该书分成两部分合作翻译，成仿吾负责翻译前半部分，徐冰负责翻译后半部分。当时，延安解放区物质条件差，参考资料匮乏，甚至连一本德文词典都没有。1938年8月，成仿吾、徐冰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合译版，经成仿吾整合、通读之后，即交付给刚成立不久的延安解放社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正式出版发行。同年9月，成仿吾、徐冰的这一延安译本又在武汉、上海多次印制出版。

1939年，成仿吾、徐冰译本由中国出版社再版，成仿吾发现有人依据俄文版作了大量修改，这令他感到非常不满。不管怎样，抗战期间，成、徐译本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传播，甚至传到了国统区和沦陷区，影响很大。后期在成仿吾身边协助他做翻译工作的李逵六在回忆录中说：

这部译著的问世，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上，可以说是光彩夺目的闪电，引起雷鸣般的反响。

成仿吾第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45年。当年2月，作为边区参议会议长的成仿吾，从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出发，与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萧克经过三千里长途跋涉，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线，终于在这年4月抵达延安杨家岭，投入到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当中。期间，成仿吾利用空余时间，对《共产党宣言》译稿作了较大修订，定稿后交给延安解放社。但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中共各机关被迫转移，成仿吾的第三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也因此失去了下落。

1948年《共产党宣言》百年纪念时，成仿吾计划再次重译《共产党宣言》，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建立了专门翻译机构——中央编译局，负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改变了过去译者单兵作战的翻译状态，使《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传播更加组织化和规范化。中央编译局依据《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先后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进行了五次修订。与此同时，成仿吾的最新校译本也备受瞩目。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成仿吾被任命为副校长。1952年，政务院任命成仿吾为东北师范大学校长。这两所大学同样根植延安、同样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成仿吾为这两所大学的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勋。在两校任职期间，成仿吾对延安版的《共产党宣言》译本进行了重新校译，在1953年12月作为《共产党宣言》出版105周年、马克思诞辰135周年的纪念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供校内使用。这个新译本是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成仿吾独立完成。

《共产党宣言》东北师范大学1953年12月版（1954年印刷）

再次正本清源

1958年8月，成仿吾调任山东大学校长。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成仿吾始终百折不挠，愈老弥坚。在经典理论方面，成仿吾坚持真理，苦读并细致校译马克思主义原著，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上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

身为老革命家、教育家，成仿吾有着科学务实的精神，对译本的词句追求极致准确，尽管1953版《共产党宣言》译本已经非常完善，但成仿吾在重校“后记”中说，新译本仍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因此，1974年7月，已近耄耋之年的成仿吾在济南给毛泽东写信，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现存译本中存在的诸多翻译问题，希望能对《共产党宣言》进行再次校译，表示自己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时在国务院工作的王震很支持成仿吾的意见，将成仿吾的信转交给了毛泽东。同年8月，毛泽东亲自作出批示，支持成仿吾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校译工作：调成仿吾来京，在中央党校或中国科学院安排一个位置，配几个助手，让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校译工作。同时作出指示：“成仿吾速赴京，参加国庆大典。”同年9月，成仿吾奉命调回北京，住进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随即着手重译《共产党宣言》。同年12月，成仿吾被任命为中央党校顾问，移居中央党校寓所。同时，中央党校抽调了王亚文、马其静、李逵六、郑伊倩等组成《共产党宣言》校译工作小组，协助成仿吾重新校译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几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此后，成仿吾专心投入到《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中。校译期间，他每天要与助手讨论近三四个小时。他们把1848年德文原版同目前通行的德文版作了细致对比，发现48处不同。经过逐条研究讨论，译成初稿，召开理论界3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征求意见，此后又经多次修订，方定稿付印。

成仿吾是个不善言辞的人，讲话逻辑严密、用语精炼，总能用最简洁、最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廖承志曾回忆，在德国时，有一次他去看成仿吾，进屋后，成仿吾没说话，他也没开口，两人对坐了一上午只说了两个字。快到中午时，廖承志便先开口说道：“我去买点吃的吧。”成仿吾答道：“好吧。”足见成仿吾惜字如金的个性。对译稿语言，成仿吾更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不仅要准确、凝练，还得鲜明、生动。如在《共产党宣言》序言的一次讨论中，成仿吾以《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参照，说道：

我昨天想了一夜，Stände nur Marx noch neben mir,dies mit eignen Augen zu sehn!这一句译成“如果马克思还能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到这种情景的话！”就可以了，不必再加上“那该多好啊！”

由于此前的译文习惯加上后面几个字，助手们对于成仿吾的这一意见感到不理解。于是，成仿吾就耐心地给大家解释：

写文章要含蓄，什么都讲完了，那就会成为瘪三。写文章如此，翻译别人的文章也要注意这一点，别人没有说透或者不想说透的话，不要自作主张把它补上。我考虑了许久，觉得不添“那该多好啊！”这几个字，反而更含蓄，更深沉。

又如，《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先后出现了14次的词：überhaupt，过去的译本多译作“一般的”，如“一般的商品增加”“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成仿吾认为这个词除了“一般的”这一义项，还有“从整体看”“究竟”等意义。经过反复推敲，他把“一般的商品增加”这个有点别扭的说法，改译为“整个商品的增加”，把“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改译为“共产党人同无产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又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一句改译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极其革命的角色”。

李逵六在《成仿吾同志译事回忆》中说：

我常常见到他老人家为了翻译一句话，为了选择一个词，在屋里踱来踱去，还不时把右手握成拳头轻轻击着左手掌心；有时，为了弄清一个词、一句话的含义，他把好几本词典、好几种版本铺在桌上，右手拿着放大镜，左手按着要研究的字句。成老就是这样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晚年成仿吾

就这样聚精会神、孜孜不倦，经过三年努力、三易其稿，1975年9月，成仿吾的第五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终于完成了。新译本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高度评价，认为“成老的译文有原则上的改进，不是技术上的改进”（范若愚语）。1976年，新译本在中央党校印出试用，并呈报中央政治局。1976年5月18日，成仿吾将《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的送审版交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审阅。朱德看到新译本非常高兴，亲自到中央党校成仿吾的寓所与他会面，两位老战友促膝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朱德委员长称许成仿吾：“你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我读完了，很好。翻译马恩原著有世界意义。我要把你这里当个点，时常来。”“党内像你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了，你要很好保重。”

然而，这一别竟成为两位耄耋老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个多月后，朱德便与世长辞。1977年5月4日，成仿吾在广州写了一首诗《不胜怀念在羊城——和朱德》：

偶读遗碑越秀林，总戎高尚不争春。

自有兰花差可比，不胜怀念在羊城。

1978年1月，成仿吾的第五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成仿吾回忆了当时与朱德会面的情景：

在这次短短的见面中，他对我的鼓励是非常多的，我十分感动。但是他说，做好这个工作有世界意义，当时我并不曾完全理解，只以为是对我的工作高度鼓励，使我愧不敢当。但后来我逐渐想起了，他说的是有深远意义的。

1984年5月17日，成仿吾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成仿吾的一生，是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生。从投身革命到五次译校《共产党宣言》，他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传播鞠躬尽瘁。在《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一文中，他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情感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1883年3月14日下午，马克思，这位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在他逝世的时候，他是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各国政府都驱逐他，资产阶级都纷纷诽谤他、诅咒他。一百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的名字成了真理的象征，他的学说成了人类解放的旗帜。我深信，这位科学巨匠的思想，一定会深深埋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一定会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扬光大。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前夕，我写了这段回忆，连同我译校的很不成熟的几本习作，就作为献在海格特马克思墓地上的一束白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