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亮 易茜

内容摘要：迫于人类生理机能的限制，人类大脑拥有记忆与遗忘相互交替的体内记忆，这种交替性导致人脑记忆的局限性。在智能传播的数字时代，记忆的承载媒介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从人脑向机器转移，通过数字介质使人脑记忆得以分门别类地永久保存，实现记忆的数字化存储。基于档案权力的转向，从数字档案的功能与危机两方面，探讨数字档案与数字记忆的内生关系，通过分析数字档案对传统档案的权力解构，探究数字记忆在数字档案社会化功能中的呈现，以及二者对数字时代人与社会的影响，以期数字时代人们的记忆现状得到更多关注。

关键词：数字档案；数字记忆；功能化；危机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2.007

早期的档案是被存放在物质空间的文本，依托一定的介质载体，呈现中心化的封闭性。数字时代的技术平台改变了档案的呈现形式和人们记忆的存储方式，档案逐渐朝个人化趋势演进。接入技术平台的个体将私人生活随时记录，个体的私域信息被刻录入互联网的广阔空间，私域信息汇集成数字档案逐渐流入公域，被允许公开访问。在赛博格的数字空间，个体能够随心所欲建立、维护和控制档案，生成的档案能够被随时编辑、翻阅与唤醒，比如社交媒体相册有“往年的今天”提示功能，手机相册能自动生成图片回忆录，云盘能够智能整理出图片故事，等等。技术作为介质改变了档案存储的空间与形式，使传统档案逐渐向数字档案演变，档案形式的改变决定了人类记忆建构方式的改变。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口头记忆（said memory）的崩溃导致档案的诞生，口语时代人们的记忆存在于内置大脑中，只有大脑皮质才能唤起人类记忆。在数字媒介时代，人们的记忆转移到了外驱大脑，大脑的生成信息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固化介质储存于封闭的物质空间，而是变成数字化存在，使人类记忆可以通过赛博格的延伸身体被随时取用，这种记忆记录方式已经逐渐变为人们现实生活的功能化需求。对数字时代的人类而言，这种需求是不可替代且不可逆转的，将传统内置大脑记忆通过数字档案得以外显。

所以，个人记忆档案化是将体内记忆体外化的重要方式，在数字时代的信息技术平台，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被复刻到虚拟网络空间，自动归档到人类的外驱“大脑”，构成能够随时唤起、展演甚至删除的个体数字化档案。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档案在承载着数字化文明的同时，也在解构数字化权力。传统档案将人类记忆囚禁在生理机制内，对体内记忆的遗失概不负责，技术媒介收编传统档案的权力，将其下放给数字档案，直接改变人类记忆的存储方式，催生体外数字记忆。数字记忆伴随数字档案而生，数字档案与数字记忆的内在逻辑不禁引发思考：数字档案通过化解传统档案的权力而确立自身，数字记忆如何影响数字档案社会化功能的生成？技术功能红利遮蔽下的数字档案又会使人类陷入何种记忆危机？这些问题都将在本研究中探讨。

一、数字档案中的“记忆”

（一）从媒介记忆到数字记忆

从“结绳记事”到“广播演说”，在万物皆媒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从生产生活到思想动员的发展史被媒介铭记，人类思维符号表征的体内记忆通过内置大脑复刻为媒介记忆。在信息技术时代，人类记忆仍在发生演化，媒介记忆逐渐发生数字化转向。美国学者卡罗琳·基奇（Carolyn Kitch）提出媒介记忆（media memory）的概念，她认为媒介能够作为“记忆代理人”与社会产生互動。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关联，媒介记忆往往以集体记忆的方式影响个体记忆。墨尔本大学教授沃尔克默（Volkmer）在研究代际童年记忆时发现，人们过往的个体记忆一定程度上由媒体塑造的集体记忆组成。莫蒂·内格（Motti Neiger）等以色列学者全面探讨了媒介记忆理论，通过对不同媒介技术、类型与文本的研究，探究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联结互动，此时的媒介是起到调解作用的中介。此外，媒介记忆在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论证了媒介与文化记忆的不可分割性。我国学者也有此方面研究，邵培仁等人强调媒介记忆对知识传承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邵鹏认为，媒介能够整合人类的一切记忆，包括文化记忆。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记忆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全面升级为数字记忆。霍斯金斯（Hoskins）早期研究了数字化媒体与技术的连接对记忆的影响。安娜·瑞丁（Anna Reading）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全球数字记忆，发现数字记忆仍然涉及人工、原材料和能源等实体物质性。吴世文和贺一飞认为，数字记忆的结果是产生大量记忆数据，记忆数据依托技术并以技术格式存在。邵鹏认为数字记忆是人、机、人交互的巨大智能系统，其以通信网络技术为依托的海量存储远超人类，人类记忆4.0是争夺思想控制权的时代，记忆的数字化将是人类一切记忆的最终归宿。人类记忆都将以数字记忆的方式存储与呈现，媒介技术的不断升级使全面数字记忆成为可能。

（二）记忆内生的“冰”与“火”

数字记忆在智能传播时代已是大势所趋，与人脑记忆相比，数字记忆有着技术所赋予的先天优势，这种先天优势又与人密不可分，记忆的内生属性直接关联记忆与人的情感的关系问题。总体上看，一切记忆都具有“冰”与“火”两重属性。“冰”是指记忆过于整体化和机械化，缺乏与人相通的个体性和温情符号；“火”是指记忆在灾难历史时空中偏向于强化民族主义与创伤仇恨。在“冰”属性的媒介记忆研究中，陈振华指出导致出现“冰”属性的原因在于“主体的缺失”，这很容易造成人们逐渐忽略文本世界中潜在的人类情感、审美趣味和符号价值，记忆逐渐成为毫无情感的机械复制，数媒时代生成的数字记忆，记录的只剩下缺乏人类情感的空洞数据。由此可见，解决主体缺失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个体”的问题，从记忆的受众入手。谢卓潇认为在媒介记忆建构过程中要将个体视为记忆的主动消费者，让个体在具体社会框架和语境中结合记忆符号“解码”记忆文本。李红涛和杨蕊馨将个体视为积极的行动者，强调个体主动参与利用媒介记忆过往的记忆实践，通过媒介物与心灵互动。记忆“冰”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媒介技术引起的，因此，在重塑个体角色的基础上，必须重视个体情感的功能性，达到技术与人的双向互动。在“火”属性的媒介记忆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媒介、历史与记忆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黄显强调数字媒介对于历史知识生产的意义，认为数字媒介既是史料重要的传播和分析工具，更是其不可分离的媒介构成。阿斯特莉特·埃尔认为过去本身属于一种被媒介化的记忆，文学、电影等媒介更适合表征创伤历史。“火”表现在倾注了炙热的民族与集体情愫，而这种情愫主要体现在灾难历史的集体叙事上。余霞通过对不同国家针对南京大屠杀的媒体相关报道揭示不同国家媒介记忆的差异，发现中国以“创伤”为框架，围绕历史之痛和现实之伤展开记忆。由于历史经历与文化的差异，中国多是以受害方的视角解读灾难历史，不少学者的研究支撑了该框架的准确性。李红涛和黄顺铭在《记忆的纹理》一书中，探究南京大屠杀创伤记忆的建构过程，揭示不同因素对形塑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记忆的影响。黄月琴和王文岳看到了抵抗记忆与创伤记忆的不平衡性带来的危害，认为媒介书写的灾难历史记忆将造成民众对待历史与现实的不理性，滋长民族主义情绪。此外，以受害者的身份解读灾难事件所引发的创伤记忆，还将造成其他负面影响。比如，杨慧琼等人认为创伤记忆为谣言的传播提供可乘之机，创伤情感以记忆的方式通过媒介传播的过程本身为消极情绪“煽风点火”。

（三）数字档案的界定与建设

数字时代的信息技术催生了数字档案，数字与档案的结合摆脱了实体媒介的束缚，带来了多元化的档案形式，实现档案存储与传输的新变革。在数字化介入档案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多个数字与档案结合的概念，即档案数字化、数字化档案和数字档案。档案数字化被定义为依靠计算机技术的档案转化，将传统载体的档案信息进行数字化转换的系统工程。数字化档案的提及可以追溯到有关自然灾害图数据的数字化收集和管理，数字化档案是将传统档案利用技术手段转化为数字化的信息，是电子文档归档后的数字化电子档案。数字档案是由传统载体转向数据化载体存储的数字编码形式，包括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归档以及馆藏档案的数字化信息。数字与档案相结合的概念看似十分相似，三者实则有本质的区别与联系。梁惠卿认为，档案数字化与数字化档案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数字化档案只是档案数字形式的复制品，并不是档案本身，而数字档案才是真正的档案”。

目前对于数字档案的概念学界没有明确界定，结合相关学者的论述，本文认为，数字档案是指人们以各种数字形式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直接在线上空间生成并按照一定规律整理而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数字记录，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具有历史再现性的历时记忆存续。与传统档案相比，数字档案数据的原始性逐渐弱化，更偏向强自主性、易生成性、可复制性和流动性等特点。但又区别于其他网络数字内容，数字档案更强调历史再现性、价值性、社会性等属性。因此，数字档案成为信息技术时代直接形成的数字历史记录价值单元。数字档案海量存储空间与数字存储样态能够实现数据的动态化管理，不少学者为数字档案建设发展提出了实质性建议。为了满足传统档案的记忆与资源特性，有学者呼吁建构记忆数字资源库，以丰富档案数字资源。建构数字档案是一项长期且持久的艰巨工作，在数字档案的收集存储与管理过程中，数字媒介发挥着关键作用。除核心数字化技术外，从传播层面看，考虑媒介的易接受性和易用性，更利于档案与受众产生文化勾连；从安全层面看，区块链的使用能够增强数据信任，更利于数字档案的长期保存。

对档案的占有带来对记忆权力的掌控。 档案与记忆的关联在数字时代同样适用。在以往关于数字记忆的研究中，缺少对数字档案的关注。以往研究多是基于技术与人的关系分别研究档案和记忆，如从技术层面研究数据存档，从馆藏层面研究档案信息，从文化层面研究媒介记忆。总体上，都是将数字档案与数字记忆割裂，忽视了二者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数字档案与数字记忆存在何种内生关系？数字档案又如何作用于拥有数字记忆的“赛博人”？这些问题要从档案的源头开始追溯。

二、档案发展的权力转化

（一）国家权力的外化表征

德里达认为档案具有物理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双重属性。他在著作《档案狂热》（Archive Fever）中探究了檔案的起源，认为档案诞生于“市政大厅”（arkheion）这个词。自古以来，档案的保存需要一定场所，这个场所的建立需要以统治者的管控为前提，市政大厅就是将档案和统治者的政治权力紧密联结起来的重要场所。汇集于市政大厅的档案以实质载体为依托，被放置在高耸宽阔的密闭区域，形成自上而下的数据支配，未被授予权力的普通人永远无法触及。所以，档案是统治者控制下存储数据的政治权力空间，是国家权力机关实行专制统治的分化形式。

实际上，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档案是一种记忆本能的需要。人类发展至今，记忆系统进化并不完善，由于衰退性体内记忆需要依靠外在物质性的辅助才能得以外化保存，从而保证“历史痕迹”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延续。继市政大厅之后，保存档案的场所慢慢开始向公共领域延伸，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化资源管理机构出现，允许公众在更大程度上公开访问，这些机构构成人类体外记忆的主体。文字、资料、图画、文物等物质性信息被复刻在相应的承接载体上，并分门别类严格保存在特定的物质空间中，以便查阅与考证。这些记忆物化为弥补体内记忆的局限性而存在，虽然脱离了市政大厅的权属管辖，却进入了另一个权力循环——国家档案博物馆。因此，从一定程度上看，国家档案博物馆形式的多元体外记忆的物质呈现方式，仍然属于集权的一种外化形式。

（二）个体权力的民主内化

档案自诞生之初就笼罩在统治者专制权力的掌控下，一直作为一种政治控制的工具被统治者垄断。数字时代权力主体转变，由统治者变为普通大众，致使档案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走向民主化。信息技术时代媒介与资源的主动权争夺使得权力下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点击鼠标而实现内容的复制和粘贴，将其占为己有，连接网络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访问、交流或者创建档案，档案与人类记忆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联系。电子档案促进了新的、模拟社会性的形成，进而从本质上改变了记忆和档案之间的关系，使得档案成为集体记忆的基础。由于权力从集权化向民主化逐渐转移，从根本上改变了档案的存储与管理方式，档案不再是存放在市政大厅的遥不可及的巨型庞物，档案的公开性与可获得性带来人类记忆结构形式的改变。

在智能传播的数字时代，媒介延伸了人的身体，包括人的记忆。媒介技术赋能使人的记忆通过建档的方式得以长久保存。德里达认为，存档的技术结构同时也决定了可存档内容的结构，甚至其与未来的关系。因此，在人类体内记忆体外化的过程中，媒介技术的角色已在悄然发生变化。媒介技术不再是被动的中介者，而是主动的档案及人类记忆的积极建构者。莱斯利大学教授凯伦·弗罗斯特格（Karen Frostig）强调在数字时代，记忆越来越倚重机器而非人脑。迫于人脑记忆的遗忘性，媒介技术承担起“不被遗忘”的记忆职责。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档案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都需要通过媒介技术加以固化。媒介技术将个体的互联网轨迹记录下来，通过记忆物化达到记忆转存。我们的所有言行都可能以数字化的形式被互联网永久保存，并通过存储器被同时代的人或未来的人访问。媒介技术将人脑记忆复刻成数据化存储记忆的过程，属于软件程序的精密读写，生成不断堆砌的数字档案。数字档案的产生使数字化时代的权力被平均分配，早期的档案集权被分解，权力逐渐呈现去中心化与民主化的特征。

三、数字档案的社会功能

从传统档案到数字档案，人类记忆存储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们依靠传统介质——文字印刷、建筑物将原始数据的记忆逐渐转化为数字记忆，数字记忆更多是凭借互联网“硬盘”以电子相册、云盘、社交平台等数字形式进行可复制的自主性存储。也就是说，数字档案不断堆砌成数字记忆，而数字记忆不断拓展数字档案的社会功能。在数字时代，档案的范围和形式得到延伸，成为个人与社会对具有保存价值的历时记忆空间的互动，从政务商要拓展至日常生活，承载形式更加多元，包括文字、照片、声音、视频等。当人们记录与分享个体经验时，日常生活与个人喜好、政治和宗教立场以及对于事情的反思在产生的那一刻均成为数字档案。数字档案对于数字时代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具个体意义的数字痕迹价值集成。一方面，数字档案能满足人们的心理诉求与情感期许。比如随时记录心情感悟、吃饭前拍照打卡、保存有趣视频，通过云标签分门别类，人们从中获得不断叠加的记忆满足感，找到情感寄居的归宿。另一方面，数字档案能够提高人们工作生活的效率。比如按关键词主题划分数据资料、按时间地点归档照片视频、梳理备查工作数据。此外，专业存储软件甚至可以实现自动归档与记忆唤起功能，提升数字记忆生成的进程化与精细化。

（一）个人身份与记忆的多元重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像是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元档案，存放其中的档案之间通过云标签与超链接彼此关联。在数字信息时代，人们查找资料不再需要去图书馆和档案室，只需在电脑前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就能获取所需。数字档案打破了机构与个体、公共与隐私的界限，每个人在网络世界中无意建立着自己的公开个人档案。互联网赋予个人权力，让个人成为数字档案建构的主体，数字档案在改变人们的数字行为和身份的同时，形塑人们的数字记忆。换言之，人们正通过多元化途径重塑个人身份与记忆。

首先，私人档案信息的创建与收编。网络世界的人们更加随心所欲，他们可以随时创建私人笔记本、私人相册，发表仅自己可见的生活日常，将公共档案收归私人所有。人们将开源的互联网档案信息分流，进行自我意图的选择性展演与呈现，重新划分公域与私域的界限。其次，选择记忆复刻多个数字自我。人们可以根据自我需求将分散的记忆安置在“复媒体”（polymedia）上，将不同记忆形式配置给不同平台，比如人们更倾向于将动态影像上传到短视频网站，将静态图片上传至微信朋友圈或微博。人们在数字空间的自我塑造往往会呈现两种全然不同的形象，比如在社交媒体创建两个账号，大号上展示积极正能量的形象，小号上则展现出截然相反的一面。通过此方式，人们在不同媒介平台的数字记忆不断分化，除了固化单一平台的特定人设外，更好地强化个人记忆。最后，在数字档案里组装记忆。民主化赋予人们更多的自主性，数字档案里记录的并非人们原封不动的所有记忆，而是人们进行加工和重组后的记忆。人们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筛选，甚至删除信息，最终将认为有必要记忆的信息存档，这也是民主化公共权力下人们自由意志的体现。

（二）信息控制的博弈空间

最早的档案系统是一个封闭空间，信息存储的控制权掌握在国家统治者手中，数字档案解构了公共权力对于信息资源的垄断，使档案不再以国家控制的形式存在于公众难以企及的严密私人空间，而是日益变得公开化、个人化，日益强化的个人自主性允许档案在一定程度上被建构、整理和控制。互联网技术使网络社会的数字档案成为开放空间，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逐渐向以个人为中心的民主化权力转移，信息资源更多地被公众占有。虽然数字空间的权力更多归个人所有，但个人档案信息的建构并不是单一个体行为，而是涉及多个个体。有学者认为，在交互界面中，档案很大程度上是由开放和集体协作的项目所构成的，其间的使用者对于生产、规范和消费内容均承担责任。这里所谓的集体协作指的是互联网的分享机制，在“一人栽树众人乘凉”的建制下，无论数字档案的创建者为何人，人们均可下载、转发、保存他人的文字、图片、视频，甚至能完整下载其他用户的歌单。此时，数字档案或多或少地成为集体协作的产物。换句话说，技术所支撑的文件分享机制不涉及传统档案机构的监管审批，如今只需通过互联网就能将文件分享的相关主体联结起来。这种高效信息分享方式分散了信息控制权，使档案建构的信息来源更加多元，将档案变成一个巨大的共享工程，成为他人与自身重组后的集合数字记忆。公开的个人数字档案属于连接网络的任何人，从而生成所有人共有的数字记忆，在这种集合数字记忆的基础上不排除个体继续生成关联内容与形式的数字档案。

（三）数字历史记忆的“集体叙事”

福柯認为，档案是可以被说出来的东西的法则，是支配着陈述作为独特事件出现的系统。它是包含与排斥的场域，这个场域能够操控历史，并且证明历史的差异。档案能够选择哪些被言说，哪些被抛弃，档案虽然是断裂的非线性记录，但仍然维持其“确定事物—陈述” 的规则性，通过说出来的东西，提供文化、文明与时间的共存方式。数字媒介的物质性弥补了档案去物质性的缺陷，它让档案恢复物质存储功能，复刻数据，书写数字历史档案，同时还原历史记忆。数字历史档案既是代际的文化延续，又是集体间的文化认同。个人利用数字媒介参与文化建构，将代际的记忆汇合为民族国家间的共同集体记忆，构建历史档案记忆数据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档案可以缝合历史断裂的时间。在当今去中心化与个体化特征日益显著的数字档案时代，档案对于历史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

达利特（Dalit）是印度种姓制度的低等人，现今仍然有许多达利特人遭受种姓制度迫害。迫于西方媒体对达利特人的歧视与压迫鲜有报道，位于海得拉巴的中央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巴斯兰（Bathran）于2012年创建了一个名为Dalit Camera（以下简称DC）的档案，这是一个以YouTube频道与新闻网站的形式呈现的“档案”，在相对民主的互联网空间，记录关于达利特人的新闻、公开会议、书面证据和证词等内容，其目的是“对英语新闻卡特尔化霸权的回应和反驳”。之所以称以数字化界面呈现的DC为档案，因为DC是达利特志愿者提供的历史真实信息的数据累积。据此，达利特人能够摆脱西方媒体的传统专制宣传，重新生成其自身发展历史进程的新“数据”。因此，DC成为达利特编年史与存档结合的数字化体现。数字媒介的存档具备留存线上记忆的功能，能够为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文化的传承提供信息资源，是维系当下和过去记忆脉络的重要纽带。达利特人通过DC表达了对存档、编年史和“寻求某种不可动摇的历史基础”的渴望。作为参与性编年史的数字档案，DC成为直接对镇压力量做出回击的“网络代理人”，它代表了印度达利特人的声音，形成平等正义的社会政治倡导空间，用平民的底层声音重新建构历史。DC不再是单纯的记忆机构，更多被视为一种社会与政治实践。德里达认为，档案与人类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数字档案占据的实体物质空间越来越少，但却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个人、民族甚至国家记忆与身份的建构，人类记忆结构与集体身份认同因数字档案的存在而发生结构性改变，甚至直接影响社会的历史进程与文化传承。数字媒介的新物质性对历史档案重新书写、组织，践行历史生产实践，成为联系不同时间的史料。数字档案将个人的历史记忆延伸到公共网络空间，复刻为带有强烈民族烙印的数字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数字档案的历史叙事能力。

四）科技向善下的“生命叙事”

从传统档案到数字档案，档案的存储地点从铜墙铁壁的物质空间逐渐转移到海量存储的虚拟空间，从私域逐渐转向公共领域，并呈现去中心化和个人化的特征。人人都可以成为数字档案的创建者和管理者，被赋予编辑和维护数字档案的权利。数字档案依托强大的信息技术平台，允许多人同时在线进行数据化信息操作，多点连接与传输更加迅速和便捷。集体协作下的数字档案连通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使数字档案肩负承载对个体生命书写意义的职责。

近些年，在自然灾害与社会灾难事件中涌现出的“救命文档”，也称互助文档，为线下灾难救援提供了巨大帮助，使众多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得到救助，这无疑是合众数字书写存储的一种档案形式。互助文档诞生之初是由个人创建的网络电子文档，经信息技术平台传播后，由网友不断丰富和扩展求援信息，形成公众抗灾资源对接平台。这个庞大的信息系统中包含志愿者、求救者和救援者的多元主体，参与者能够自由加入并编辑档案，在各自的分隔场域跨时空进行信息生产。互助文档将灾区内外的民众凝聚成集体协作的灾难共同体，并为其提供信息沟通的特定场域，成为公众参与公共生命救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新途径。这份特殊意义的数字档案在公共领域建立供需关系，搭建生命通道，营造救援空间。换句话说，互助文档发挥的不仅是科技工具的作用，还在对无数个体境遇的叙事过程中，建构个体生命的力量与希望。在线性编辑与存储过程中，互助文档生成的历时经历构成记录在册的共时呈现，在时间的雕刻中凝聚为生命叙事的数字档案，铭刻时代的数字记忆。

四、数字档案的潜在危机

数字档案带来社会生活的便捷，给人类提供个体价值功能化的信息支持，并赋予人类控制生理机能的“权力”，人们可以随时留存记忆或者删除记忆，为人们“选择性遗忘”找到合理“出口”。即时生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信息单元不断填充数字档案，为个人提供记忆内容指引，内生记忆逐渐受到数字化控制，形成个体数字记忆，并且不断将个体异化为记忆外置的“赛博人”。数据化书写使原生记忆借助数字介质，脱离人脑封存在赛博空间，不断累积电子数据形成的数字档案悄无声息造成“赛博人”的记忆惯性，使其并没有感到这种数字档案所带来的潜在危机。

（一）强制“被删除”下的权利剥夺

数字档案的建构与存储需要依托一定的数字媒介载体，即信息技术平台，社交媒体则是当今信息技术平台的记忆空间，也是数字档案存储的重要场域。人们使用社交媒体记录具有个体价值的生活随想、照片和作品，不同形式的数据按照书写的先后顺序生成个体生命经验与历程的数字档案，不断记录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人数字档案的容量逐渐变大。然而，由于数字档案不像传统档案拥有实体介质空间，存放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通常无法批量转移，用户不再登录社交网站、社交平台关闭或者公司内容政策的变动，都可能致使用户累积的数字历史档案丢失，从而导致数字记忆的遗忘。

照片共享应用程序Flickr于 2017年11月宣布，程序免费存储量将大幅减少，用户最多只能存储1 000张照片，超出的任何内容都将被删除，除非用户愿意付费购买专业账户用于容量扩充。2018年12月，Google 宣布终止社交网络平台Google+服务，次年4月起，用户 Google+账户中的所有内容都将被删除，不仅包括Google+的内容，还包括用户在Blogger和YouTube等Google所属网站上发表的评论。以上这些都是相对较好的情况，用户会提前收到社交媒体的相关通知，让他们有时间转移在平台上存储的内容。更糟的是，用户登录时发现账户里的内容丢失或平台无法访问。2016年美国艺术家丹尼斯·库珀（DennisCooper）的博客在没有收到通知的情况下被谷歌删除，删除的博客是他多年来没有存档或备份的作品，幸运的是，经过漫长的法律官司，他最终胜诉，获得了作品内容的恢复。数字记忆的强制“被删除”导致的媒介失忆，与技术不稳定、人为因素以及商业利益有直接关系，最终深受其害的还是身处数字时代的“赛博人”。用户的体外记忆被强制销毁，所属权利被无情剥夺，数字记忆随着数字檔案的销毁被遗忘。很多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的服务条款并没有明文规定，用户会在内容将被平台删除前收到通知或拥有追索的权利。因此，人们需要意识到数据丢失后社交媒体不担责的可能风险，保存数据化记忆最为稳妥的做法是及时备份正在发布和共享的数据信息。然而更可怕的是，数字记忆的肆意堆砌导致人们对于档案存在的忽视，无数平台上的海量数据档案使人们无法知道已经丢失了什么或将会丢失什么。正如德国当代AI艺术家马里奥·克林格曼（MarioKlingemann）指出的：“最终可能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丢失的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那里有什么。”

（二）刻意删除的记忆失真

数字档案的强自主性赋予了人们建构、维护和控制档案的权利，人们能够随时建立或删除档案的电子数据，也有权决定允许公开访问的权限范围，拥有的权利越大，责任越大，风险也就越大。社交媒体平台的不确定性让人们认识到归档与备份的重要性，人们按照时间和标签的类属，按照一定规律提升内容的彼此关联度，以免丢失过去书写的记忆。与此相对的是，如果人们想要删除体内记忆，往往从删除数字记忆开始。然而，刻意对数字记忆进行删除，容易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一方面，选择性删除容易造成“遗忘”的假象。数字体外记忆与人脑体内记忆通过数字档案联结，当人们想要主观上忘记某段不愿提及的过去，比如某场事故、某段恋情，则会将与其相关的文字、照片或视频等内容在数字平台上删除，以此进行选择性遗忘。事实上，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这种方式只不过是人们借助体外物给予体内的某种暗示，以此造成欺骗的假象。数字档案的删除带来数字记忆的消除，并不能从根本上造成体内记忆的遗忘，甚至更容易让人陷入记忆与遗忘的自我纠结。

另一方面，刻意删除还可能造成数字档案被恶意操纵。当人们在社交平台存档时，往往会面临两种刻意删除的情况：一是发布了一条未设置访问权限的私密内容，二是想要销毁过去的“黑历史”。随着内容短暂性或持续性曝光，在被删除前的几秒内容可能会被访问者截图留存。比如明星发布一条秒删的微博，往往会在删除前的极短时间内立即被网友截图取证。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的记忆仅仅依赖这些截图，或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截图容易被修改或伪造，增加数字档案本身被人蓄意操纵的可能，人们的记忆也将被篡改与操控，进而变得不再真实。因此，为了防止记忆的扭曲，对数字档案存档信息的验证变得愈发重要。

（三）记忆生理机制的衰退

区别于传统档案的雕刻、手抄、印刷等标准书写范式，数字档案的记录是个体基于大脑记忆进行的“数据化书写”模式，个体将有价值的体内记忆通过主观性信息建构，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外化为体外记忆。在主观性信息建构过程中，人们基于各自的价值评判标准进行“自传式”的记忆书写，从“本我”的视角出发，呈现出一种社会记忆的“民本立场”。个体记录自我的生命历程，对于同一事件，不同个体拥有且呈现不同的记忆差异。从Blog到Vlog，人们利用不同形式的介质不断记录个体思维与外部经验，将其凝练与内化为内存不断累加的数字记忆。

面对个体越来越习以为常的体外记忆活动，有学者担忧，在虚拟空间信息生产机制的背景下，社会记忆会“窄化”为社会记录，陷入只“记录”不“记忆”的文化困境。技术的抽象化与无意识，将人类文明在数字复刻板上压缩得愈发简化，后代接收到的历史文化记忆不断被技术删减，人类文明的价值底蕴将被越削越薄。人们更加“肆虐”地控制档案，不断机械化的数据复制使人变得麻木，陷入只顾录入忽视输出的“数字囤积”，记忆过度依赖数字媒介，或将导致人类记忆生理功能逐渐退化。媒介作为人身体的延伸，辅助人类生产生活，信息时代的数字媒介反客为主，人类生理机能将面临被数字媒介替代而衰退的危机，这将直接影响人类的文化传承，甚至危及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

（四）“上帝之眼”的记忆窥视

作为数字化的媒介记忆，数字记忆成为人类体内记忆的延伸，个人的内部情感与外部经验被寄存在媒介空间，生命历程的记忆数据会被自动记录，并被服务器自动建檔存储，持续生成的元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媒介空间不断累加。存放个体数字档案的媒介空间逐渐变成“圆形监狱”，连接网络的记忆主体极易陷入持续暴露的危机。个体数字记忆在媒介空间中与其他记忆主体和访问者隔绝，每个空间相互环绕并联，存在于各自媒介空间的个体数字记忆暴露在公共互联空间，极易使记忆主体被困在记忆泄露与算法“黑洞”中。

福柯将现代社会比作圆形监狱，他认为，圆形监狱是一种完美的权力机构，有独特价值的人将在这个监视网络中死去。数字时代的人被延伸了身体与记忆，拥有“上帝之眼”的媒介技术将记忆主体囚禁在圆形监狱中，使媒介空间的记忆数据一览无遗。看似在各自空间下建构的私密档案，实则是完全开放的信息数据，完整的数字化记忆代表了一种更为严酷的数字化圆形监狱。由于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个体经历都被存储在数字记忆中，并且可以通过存储器访问，因此，我们的个体社会活动可能会被暴露在公共空间，不仅被我们同时代的人们所评判，而且还会受到所有未来人的评判。通过数字记忆，我们的生命历程与思维活动流入公众视野，随时被他人窥视，历时的所思所想被共时地毫无保留地再现。数字媒介使档案的信息数据变得即时、可触达，档案不再是馆藏文物，记忆不再是人脑电波，数字媒介增强了数字记忆的公开性与透明度。谁承想，曾经属于个体独有的、深藏于大脑深处的记忆，如今能够被轻易窥探与获取，这种个体隐私式的数字记录究竟是强化人们在网络社会的规训，还是带来人们在数字时代的权力极化？数字媒介技术带来的红利狂欢或将终结，进而走入极端的技术悲观。近年来，技术恐惧的相关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结 语

档案作为人类记忆的重要载体，经历了从专制化到民主化的过渡、从中心化到个人化的特征演变。传统档案通过印刷、建筑物等物质空间获得存储功能，数字档案打破了复刻介质的实体性，数据化个体的自我经历再现被整合为数字记忆，数字记忆的电子存储有效拓展了数字档案的多元社会功能，将现代人的记忆逐渐异化为电子机械记忆。破解困境的办法更多取决于人们对待数字档案的方式。人们不仅需要转变简单复制的刻板印象，还应该更多让数字档案的价值取向照进人们的内心世界，将人脑记忆与机器记忆融合，重塑记忆“情感交往的新秩序（new orders of affectiveassociation）”，使数字档案真正成为历史文化与科技人文价值的承载纽带。数字时代的人离不开数字档案的记录，这种记忆依赖为现实社会带来不小的挑战，媒介技术催生的生理惰性或将影响人类未来的进化发展。如果说媒介技术是一种危机，那么如何在这场危机中“化险为夷”，在数字智能传播中摆脱技术遮蔽，使技术真正为人类赋能？这些相关问题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作者庞亮系中国传媒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山西传媒学院副院长；易茜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2021 级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 DERRIDA J.Archive fever：a freudian impress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15，3，2，17，15.

② KITCH C L.The girl on the magazine cover：the origins ofvisual stereotypes in American mass mesa[M].Chaple Hill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③ MILLER T，VOLKMER I.News in public memory：an international__ s t u d y o f m e d i a m e m o r i e s a c r o s s g e n e r a t i o n s[M].P e t e rLang，2006.

④ NEIGER M，MEYERSO，ZANDBERG E.On media memory：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M].Springer，2011.

⑤ ERLL A.Memory in culture[M].Palgrave Macmillan，2011.

⑥ 邵培仁，吴飞.媒介理论前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51.

⑦? 邵鹏.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0，132.

⑧ H O S K I N S A.M e d i a，m e m o r y a n d e m e r g e n c e[J].M e d i adevelopment，2010（2）.

⑨ READING A.Seeing red：a political economy of digital memory[J].Media，culture & society，2014，36（6）：748-760.

⑩ 吴世文，贺一飞.睹“数”思人：数字时代的记忆与“记忆数据”[J].新闻与写作，2022（2）：16-24.

? 邵鹏.记忆4.0：数字记忆与人类记忆的归宿[J].新闻大学，2016（5）：67-72+149.

? 陈振华.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 [J].国际新闻界，2016，38（4）：109-126.? 王露露，闫静，周延.数字媒体与档案艺术的记忆问题反思[J].档案学研究，2021（4）：80-86.

? 谢卓潇.春晚作为记忆实践——媒介记忆的书写、承携和消费[J].国际新闻界，2020，42（1）：154-176.

? 李红涛，杨蕊馨.把个人带回来：数字媒介、社会实践与记忆研究的想象力[J].新闻与写作，2022（2）：5-15.

? 黄显.作为史料的數字媒介：基于S市城市历史生产的个案考察[J].新闻知识，2020（3）：27-34.

? 埃尔，王小米.创伤历史、文学的命运与跨文化记忆：文学记忆与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2）：15-19.

? 余霞.全球传播语境中的国家创伤与媒介记忆——中、日、美、英“南京大屠杀”相关报道（1949-2014年）的内容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5）：129-137.

? 李红涛，黄顺铭.记忆的纹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黄月琴，王文岳.抵抗与创伤：抗日战争历史的媒介记忆偏向[J].当代传播，2016（3）：63-65.

? 杨慧琼，麻小影，颜如玉.创伤记忆和谣言传播——基于对我国拐卖儿童谣言的分析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130-138+163+172.

? 李筱春.手段途径结果——档案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三者关系浅析[J].兰台世界，2002（3）：4-5.

? 屠跃明，翟瑶.档案数字化的元数据研究[J].兰台世界，2012（14）：60-61.

? 洛克里奇，张春艳.美国全国地球物理资料中心的自然灾害活动[J].国际地震动态，1986（11）：27-29.

? 宋岩.档案数字化是档案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J].肇庆学院学报，2005（6）：71-73.

? 赵丽荣.关于数字档案馆构建的深度剖析[J].西部资源，2011（5）：69-70.

? 梁惠卿.档案数字化、数字化档案和数字档案概念辨析[J].档案管理，2013（1）：38-40.

? 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4-8.

? 孙振嘉，崔浩男，宋雪雁，等.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影响因素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3）：12-22.

? 刘越男，吴云鹏.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档案长期保存：既有探索及未来发展[J].档案学通讯，2018（6）：44-53.

? KEEN A.The cult of the amateur：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our culture and assaulting our economy[M].Broadway Business，2007.

? MAJ A，RIHA D.Digital memories：exploring critical issues[M].Inter-Disciplinary Press，2009.

? 郑文明.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遗忘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5）：25-40+126.

? BROUWER J，MULDER A，CHARLTON S.Information is alive[M].V2_ publishing，2003.

?? BEER D.T h e p o p-p i c k e r s h a v e p i c k e d d e c e n t r a l i s e dmedia：the fall of top of the pops and the rise of the second mediaage[J].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2006，11（3）：26-33.

? 超忆症焦虑V S档案狂热：你希望被互联网记住还是遗忘[E B / O L ] .（2019-10-08）[2022-01-03].h t t p s：//b a i j i a h a o.b a i d u.c om/s？id=1646765800972383541&wfr=spider&for=pc.

? MADIANOU M，MILLER D.Polymedia：towards a new theory ofdigital media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J].International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13，16（2）：169-187.

?? 福柯.知识考古学[M].董树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53，154.

? 余宏.数字媒介视域下的文化记忆研究[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1）：103-108.

? BHIM J.“About us.” Dalit camera[EB/OL].（2018-07-11）[2022-01-12].http：// www.dalitcamera.com.

? 余昊哲.社交媒体存档与被遗忘权冲突的内在机理及调适路径[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12）：73-79.

? YALE E.The history of archives：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J].Bookhistory，2015，18（1）：332-359.

? UDUPA S.Archiving as history-making：religious politics of socialmedia in India[J].Communication，culture & critique，2016，9（2）：212-230.

傅居正，狄蓉，张思遥，等.“互助文档”社会危机下协同治理的全新媒介——以“互助文档”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的媒介实践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2（8）：16-20.

TIFFANY K.Flickr will soon start deleting photos and massivechunks of internet history[J].Vox，2019.

谷歌今起关闭Google+，“社交死亡之路”上谷歌做错了什么[EB/OL].（2019-04-02）[2022-01-12].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005843.html.

SIDAHMED M.The guardian：dennis coopers blog re-launchedafter Google censorship criticisms[EB/OL].（2016-08-21）[2022-01-15].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aug/31/dennis-cooper-dcs-blog - relaunched-google- censorship.

邵鹏.媒介失忆：数字技术光环下的“信息黑洞”——“短命”的网络脚注触发的警报[J].新闻记者，2009（1）：77-80.

陈旭光.逻辑转向与权力共生：从网络流行体看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实践[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71（3）：71-85.

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 [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3）：101.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兆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298.

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M].袁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3.

KIM J.The archive with a virtual museum：the（im）possibility ofthe digital archive in Chris Markers Ouvroir[J].Memory studies，2020， 13（1）：90-106.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