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刚

宣公十二年《经》：“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据《传》，诸侯同盟者皆诸国之卿。晋主此盟，其为先縠，宋为华椒，卫为孔达，皆卿，而经书“人”，依《春秋》书法，是贬诸大夫。杜《注》：“晋、卫背盟，故大夫称‘人。”背盟何谓？原来邲之战后，晋、宋、卫、曹同盟，盟誓曰：“恤病，讨贰。”诸侯同盟，以抗楚也。时陈贰于楚，宋乃伐之。《传》曰：“宋为盟故，伐陈。”陈非同盟，但陈为中国诸侯贰于楚，故宋以同盟之义伐陳。宋伐陈，楚未动，而卫却救陈，显然背叛清丘之盟。其后楚人设计伐宋、围宋，晋为清丘盟主，且为伯主，畏楚不救，卫、曹亦不救，是皆背盟“恤病”之约。于此见清丘之盟，诸国皆非出于诚心，故是伪盟。十三年《传》引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是说清丘之盟，诸国皆可贬，唯宋不当贬。既然如此，何以《经》亦书“宋人”？杜预注曰：“宋华椒承群伪之言，以误其国。宋虽有守信之善，而椒犹不免讥。”意思是说，虽然华椒遵守了盟约，有守信之善德，但是他的伐陈之举却给宋国带来了祸患，他不应该相信晋、卫群伪之人。作为一国领导，不能深识大势，不能识盟友之不可信，以致给国家带来祸患，所以应该贬责。孔颖达《正义》说：“晋、卫不信，乃在盟后，非是心欲不信而妄作此盟。当盟之时，未有不信之状，在后违约，不可豫知，而亦并责椒者，君子结交，不择善而从之，所与不善，必将败德。椒与不信约盟，则是不信之党，虽独守信，并亦贬之。戒后之人，使择交也。”孔颖达的意思是，不能因晋、卫后来的背盟而责华椒不该讨陈，因为清丘盟时，彼此都是怀着诚意的，没有不遵守盟约的意思。至于后来的违约，华椒不可预知，所以他的率师讨陈，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是，讨陈之后，发生楚人围宋，长达九月，宋人易子以食，析骸以爨，而晋、卫、曹皆不救，如此后果，则不是华椒能遵守盟约道义可以脱责的了。一国之卿，不能正确判断形势，分清敌、友，未能先行判断晋、卫可能不信的后果，以致给国家、人民带来如此严重的祸患，几于亡国，则其能遵守道义又有何用？守道义的前提是国家与人民安康，若守道义带来的是灾难，则说明是墨守，未能灵活掌握，这是领导者的责任。此正华椒亦为《春秋》称“人”被贬的原因。由此可见，道义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以及领导者能正确判断形势，选择适当路线，以带领国家避凶趋吉，若不具此点，则难免华椒之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