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枭

老工业区以及老工业人在时代语境中应当如何被定义和书写、文学应该以何种形式介入老工业区锈带化的历史进程，成为当代作家在工业题材类小说创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一名煤炭行业从业者出身的作家，左马右各在他的中篇小说《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中展示了他对广阔中国现实这一侧面的独特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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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篇幅上来讲，《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是一部文本时空被极致压缩的中篇小说，它的整体框架类似胡学文的中篇小说《天上人间》，而叙事节奏则让人指向性地联想到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在整体感官上更像是一篇被有意“长写”的中篇小说，而且这种“长写”的意味更在于写作手法而不是作品篇幅，《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与其说是一部长“中篇”不如说是一个短“长篇”。作为中篇小说，《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拥有与《天上人间》相似的框架结构，故事线索高度集中、叙事场景极为单一，煤矿工人村家属老太太余三嫚下楼晒晌构成了小说的唯一线索，其人生经历和回忆成为了小说的全部内容，小说的时间线由回忆和现实维度分别向前后各自展开，并在余三嫚的回忆幻境里集中收束。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在主人公的回忆中穿插大量煤炭产业和煤炭工人的生活场景和精神景观，使小说中每一位人物的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章并相互呼应，试图尽量放缓叙事节奏并在发掘人物内在表达整体上的一致性，这点颇有《丧钟为谁而鸣》这样的长篇小说的味道。

然而限于中篇小说的篇幅，左马右各很难在《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的叙事中达成《丧钟为谁而鸣》那般的轻松和细致，但作者也在受限的叙事空间内尽可能地为笔下的众多人物进行了各有侧重的描写，并为他们保留了相当的独特个性。中篇小说叙事时空上的“急”和长篇小说节奏上的“徐”在这部小说中被作者拿捏得恰到好处，中、长篇小说杂糅的化学反应让整篇小说读上去颇有“嚼头”。主人公余三嫚及其家庭人物，众多工友及家属在矿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被十分清晰地记录，中篇小说的故事框架和长篇小说的叙事意图也被相当完整地结合。一般来说，小说是“急”是“徐”的节奏控制，关键在于故事单元的推进速度，推送小说内容的过程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叙事节奏的强度，太快了容易像白开水没有味道，太慢了文字的黏滞感会降低阅读的流畅度。《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与《丧钟为谁而鸣》类似，采取了沙漏结构的叙事节奏，即小说从一开始就是处于倒计时状态，在余三嫚徐缓有致的记忆叙述过程中，所有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线索都需要适恰的铺张和收束，而在这个铺张、收束的过程中，节奏控制便显得尤为重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罗伯特·乔丹为何不远万里参加共和国军，巴勃罗和比拉尔如何在内战中完成截然不同的身份转变，玛丽亚怎样抚平内心创伤并完成自我救赎，都在三天的时空中被紧张且耐心地讲述。左马右各则采取相同的方式，在一个下午的时空中，借一位老人之口，且急且徐讲述了中国煤矿产业工人的爱恨离别以及煤炭行业的前世今生。

当然，《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并不是左马右各在“中篇长写”这种写作手法中的第一次尝试，在其早期的几部中篇小说如《万有酒家的六巧》（《青年文学》2021年第3期）《二街旧事》（《湖南文学》2022年第4期）中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作者的这种写作意图，然而无论是技术的分寸拿捏或整体的完成效果而言，《万有酒家的六巧》《二街兄弟》都无法与本篇小说相比。它们或是溺于中篇叙事的故事堆叠，或是憾于长篇叙事的核心缺失，在内部架构与交互节奏处理中没有找到合理的平衡。从短篇小说《广场上的母亲》（《山花》2021年第6期）发展而来的《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及其“中篇长写”的显著特征是左马右各在多次尝试后探索出的一条新的写作路径，这种带有相当强烈的个人印记的写作方式也势必会为作者后续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开拓更加广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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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的独特的探讨可能在于，写作者们可以在完全脱离短篇小说篇幅压力的前提下，去考虑和接纳长篇小说宽阔历史和社会内容的存在，同时还不必为文字的广度或深度产生额外的焦虑。所以在“中篇”的前提下，《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长写”的特质是“中篇长写”得以成立的一环。在“中篇长写”形成的过程中，“长写”在“中篇”叙事中的合理化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鲁迅先生在他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中刻画了相当多的次要人物，除了阿Q、赵老太爷、假洋鬼子、吴妈、小D之外，还有只出現寥寥数次甚至一次的长衫人物光头老爷，鲁迅先生都大体按其各自的社会地位对其进行了精当描绘，在塑造时代群像的同时更加补充和突出了主人公阿Q的个人形象——因为他们与阿Q的形象是统一的，或者说正是众多的他们构成了阿Q形象的众多侧面，“麻木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众多侧面的相互呼应中才得以成立。与此相似，左马右各在《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中着力塑造了多位煤炭工人及其家眷，无论是私生活混乱的牛小脚家，还是沉默寡言、死于非命的王憨的，无论是逃过一劫却精神失常的老靳，还是稳坐办公室却死于非命的老栗，无论是马失前蹄、死于矿难的徐大奶家的男人，还是余三嫚平安退休却因癌去世的丈夫，他们看似有不同的际遇、是不同的人物，但由他们命运丝线汇聚的叙事涓流却都指向了人最后无法逃离的宿命和死亡。他们在以个人身份成立的同时，又构成了煤炭产业工人群体这个统一形象的各个侧面。小说每一章节更换叙事对象的“散”与主旨汇合人物命运的“聚”，双向构成了作者文本中看似对立却又实则统一的叙事笔法，在笔力的一“散”一“聚”中，小说“中篇长写”的独特风格得以形成。

就小说本身而言，《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的故事并不复杂，矿区男人女人们简单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的日常——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内容。小说的复杂感更多来自小说本身那种中、长篇小说写作节奏的间替，或者说小说形式在具体实现中的顿挫感。在《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中，作者极为频繁地更换着人称视角和叙事角度，余三嫚的主线故事反复被个人回忆和其他矿属的命运掺入或打断。在多条命运汇入的叙事通道中，每位角色的故事都在相互补充和彼此关联，作者在类似《儒林外史》般的叙事流水账边缘做着危险的试探，却总能将叙事视角拉回主线，这让《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的写作，由中、长篇写法交替制造的歧义感更加强烈。

此外，小说中还存在两条明显的叙事时间线，一条是顺时针讲述煤炭产业和煤炭工人的“去”，即经由余三嫚复述的工人村各家各户存在于现实维度的最终命运，一条是逆时针回忆的工人村形成及人员汇成的“来”，典型例证即是青年余三嫚与爱人相遇、决定成为煤矿工人家属的抉择时刻，这无疑具有某种代表性。“去”是过往和延续，“来”是对这种过往和延续的可疑问诘和领认。两条时间线各自进行并在余三嫚关于死亡的想象幻境中完成交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命叙事轨迹——青年余三嫚在扑向丈夫怀中的一刻，既是开启小说叙事命运的肇端，也是具有暗喻质地的终结，而作者谋划已久的叙事闭环也在这一刻刚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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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种自我暴露的行为。在左马右各矿区小说逐渐成熟定型的过程中，作者笔下的矿区从虚拟半虚拟的谢庄、火磨街渐渐走向融入现实维度中的峰峰煤矿，作者本身在小说中的参与度也随之越来越强，亲自下场“讲解”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下矿工作的具体细节、煤矿工人的日常活动、矿企家属的精神状态，也在作者这样事无巨细的讲述中变得真实可感。

在小说中，关于救护车的一段描写令我印象深刻——

早先，煤矿井下安全环境差，装备、管理也落后，井下三天两头出事。听到救护车的笛子响，整个工人村便悬了起来，在这尖厉不祥的声波里颤悠、抖动。救护车远远地怪叫着来了。不一会儿工夫，大街上就站满表情张皇的人。救护车呼啸着穿街而去，看不见了，大家仍探着头在观望，边议论，边仔细听救护车行驶的方向。救护车如果顺着村西的岔道左拐，奔向南边，那是开往了牛家洼矿。要是不拐弯，直着往西，就是奔向了谢庄矿。瞅见救护车奔向直道，这一村人的心，便被揪了起来。谁知道这回又是哪家男人在井下出事了呢。

在这段引述中，矿山井下工作条件的险恶、矿业工人生命的脆弱、职工家属心理的细微波动都在救护车简单地拐向和来去之间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参与，估计很难用文字还原出如此真实的事发场景。作者在展现和描写这个瞬间的过程中显得极为熟稔，矿业生活社群的建立与瓦解、老一辈工人集体的坚守与老去、传统工业模式的兴盛与败亡都在作者笔下的细节中得到重塑，作者也在与小说内容细碎、枝杈繁多的对话中达成了个人和集体历史回忆的重建。

相对于《平原上的摩西》《北方化为乌有》《跷跷板》这几部致力挖掘和展现东北工业遗存的小说，左马右各对煤矿老工业区的旧日展现，更像是对一抹落日余晖的眷念回眺——在曾经辉煌过、骄傲过的泥土上，有着作者深植内心并属于整个产业阶层的荣光与记忆。作为这一历史的真实参与者，左马右各对它的荣衰兴替除了一声叹息外，也带着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在作者对老工业区伤口的拉链式、窗口式的展示中，工人村平等、朴素、务实的风气，普通人自豪、乐观、知足的精神，它们在叙述间的不经意闪光，为小说添加了额外的分量。

職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写作方式，作为一名老煤炭人，左马右各的小说一向以结构严谨、叙事紧凑为人称道，工人血液中流淌着的细密和谨慎成就了他在河北文坛独特的存在。“人的一生总是和职业联系在一起的。进入煤矿行业，人生就自然被打上一种职业印记。”左马右各的这番不乏自白意味的话语，就是对他个人文学创作之路的很好佐证。

文学就是书写着的断代史，在它的书页中，矿区里、工厂里那些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青年们也来到了垂垂暮年，他们的过往与壮举，他们的牺牲与付出，他们的衰老与褪去都值得书写和铭记。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可能很难与那些真正的参与者们感同身受，不过，这样的故事对我们来讲也不陌生，因为从峰峰到大庆、从宝山到克拉玛依，这样的故事在那个时代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小说文本中的峰峰矿区，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切片、一个剪影，作为时代的剧中人，左马右各在小说中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可以窥视那个轰鸣而来的时代重新归于平静的视角与契机。

这也正是《在午后广场的阳光下》这篇小说存在的意义。

责任编辑惠靖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