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姝　傅琪

内容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民众普遍面临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危机。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其1929年完成的长篇小說《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塑造了一个饱受打击和折磨，以致精神失常的都市人形象。作者最终借助“复归集体”及“强制疗法”等手段消解了主人公的精神困境，使其获得救赎。本文聚焦主人公毕勃科普夫在柏林的个体际遇，结合精神生态学理论，剖析其精神生态的失衡征候。以具有代表性的个体角色为例讨论精神生态问题，可从新角度发掘出德布林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深厚人文关怀。

关键词：精神生态 德布林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集体 失衡

德国文坛巨匠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鸿篇巨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被视为德国文学中最重要的大城市小说之一[1]64，作者通过诸多反传统的叙事艺术描写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刑满释放人员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在现代大都市柏林的种种遭遇。毕勃科普夫遭受三次命运打击的同时精神问题也在肆意生长。德布林着墨于人物的精神失衡，以深刻揭示那个时代的病态征兆。这不仅源于他多年的从医背景，更源于他与当时生活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人长期打交道的经验[1]70。本文将分别从精神的“真空化”、行为的“无能化”和存在的“疏离化”等角度来解读《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主人公毕勃科普夫精神失衡的具体征候，窥探他在命运的沉浮之中如何寻求自我精神生态的复归，竭力走出精神困境。

一.“精神生态学”的来由及定义

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最初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生态学这一概念，是一门“研究生物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2]72。”“美国女记者瑞秋·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成为生态学‘人文转向的里程碑[3]7，”人随之成为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其范围甚为广博，并衍生出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以及文化生态学等诸多分支学科。基于对这种转向的持续关注，中国学者鲁枢元于上世纪80年代开创性地提出“精神生态”这一概念。而后，严春友、傅荣等学者相继对“精神生态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理论构想。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阐释了“精神生态学”的定义，即“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4]148。”在物质生活极为丰盈的今天，现代人的精神发展却呈现出滞后现象。针对精神失落和衰微现象，鲁枢元概括了精神恶化的几种表现形式：精神“真空化”、行为的“无能化”以及存在的“疏离化”等，敦促人们认真审视精神生态在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意义。

二.精神失衡：个体之殇

小说故事发生在1927年秋至1929年底[5]106，当时德国经济正值繁荣昌盛期，原因在于道威斯计划使德国人暂时从通货膨胀和巨额赔款等困境中脱身，得以舒缓。1924-1929年德国制造业的净增加值提高了50％，并在许多领域恢复了它战前在世界市场中的领先地位[6]444。然而，经济的回光返照背后却充斥着战争创伤的巨大阴霾以及通货膨胀的黑暗旋涡。德国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罔顾底层民众生存危机，导致其精神生态的失衡与异化，这一社会现实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得以充分展现。

1.行为的“无能化”

行为的“无能化”是指“现代人的身心承受着无形的、无奈的控制与强迫，个人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进而引发了内心无端的紧张和焦虑[4]153。”小说中的毕勃科普夫也是如此，历经四年牢狱生涯后的他重新站在亚历山大广场上，这是他第一次获得自由。 “他站在特格尔监狱的大门前，他自由了……惩罚开始[7]3，”小说开篇处便暗示了主人公终是难逃辗落成泥的命运。此处的自由是指被禁锢和被规范化了的身体获得了解放，但心理意义上的自由却不能与之等同起来。特格尔监狱虽与外界繁华的大都市柏林只一墙之隔，然而二者却有着不可消弭的对立与鸿沟。极端规范化的监狱经历成为束缚毕勃科普夫的精神桎梏，重获自由仍让他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恐惧和焦虑，这体现在他对摇晃屋顶所产生的错觉和对监狱生活的反复回忆与联想之中。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蒸汽打桩机更是影射了当时大都市柏林的发展途径：修建公共基础设施。文中的城市建造描写与柏林的真实图景形成了互文关系，柏林的不断建造意味着毕勃科普夫记忆中的旧柏林就此瓦解了，他所能触及到的现实世界是瓦解与建造并存的。未能摆脱边缘个体形象的他站在新旧世界的分岔路口难免心生紧张与焦虑，有意疏远其中。

2.存在的“疏离化”

存在的“疏离化”意味着人与人以及集体社会的疏离。德布林采用全知全能视角在各章节的引子处为读者指明了情节的发展走向，仿佛他也同读者置身事外般注视着毕勃科普夫的遭遇，读者对文本的判断力更易受其影响。这为小说增添了陌生化效果，使主人公成为了孤独的个体。遭受两次命运的打击后，毕勃科普夫都选择远离人群，躲藏在城市的边缘角落。尤其是断臂后的他不愿同任何人讲述受伤事件的始末。好友们为其悲惨遭遇愤愤不平时，他却一味地沉默，将自己封闭起来未尝不是一种消极的隔绝状态。

卢梭曾写道：“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无不处于枷锁之中[8]1。”可见，个体的自由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在集体之中谈论个体，个体才会被赋予最大意义。毕勃科普夫与集体的疏离表现在社会身份的转变上。虽然德布林对毕勃科普夫入狱前的经历描写只寥寥几笔，但仍可从鲜少的信息中得知：未入狱前，不论是作为一名家具运输工人，还是无意识地被拉去参加战争，他都是身处集体之中的。出狱后的毕勃科普夫只能靠贩卖报纸来维持生计。与其说是他的犯罪前科让社会对他避之不及，倒不如说选择成为小商贩是他对集体存在的一种主动式背离。他站在“波茨坦广场地铁站的出口，弗里德里希大街的过道旁，亚历山大广场火车站的下面[7]66，”站在社会的最边缘缓冲恐惧和焦虑，以个人目光凝视大众，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

3.精神的“真空化”

鲁枢元将精神的“真空化”描述为“现代人既失去了动物的自信的本能，又失去了文化上的传统价值尺度，生活失去了意义，生活中普遍感到无聊和绝望[4]152。”在该小说中，主人公填补“真空”的途径竟是害人、酗酒和自戕。出狱第二天，毕勃科普夫便找了两个妓女释放压抑已久的本能，但内心的不安与焦躁使他无法正常发挥性功能。两次发泄未果，心怀不甘的他又去侵犯已逝妻子的妹妹，试图在这一过程中重振旗鼓，以复制一种熟悉的记忆来抚慰自己不安的心灵。他多次标榜自己的男性气质并沉溺于强壮身体的绝对自信中。在同天使的对话中，他说道：“谁是弗兰茨·毕勃科普夫。这个人什么都不怕。我有两只拳头。看哪，我的身上长着什么样的肌肉[7]144。”健硕的躯体助长了他傲慢与自负的心态，试图用强硬的话语掩盖未知的胆怯。叙述者亦将他形容为“健壮得如同一条眼镜蛇[7]82，”一个拥有力量、极富男性气质的形象浮现在读者眼前。同时，毕勃科普夫对于周遭事物的恐惧也在灰暗地带恣意生长着。他怯懦的心理状态与健康的身体形象形成强烈反差，人物分裂的精神特征在这时已初露端倪。

在第三、四章中，毕勃科普夫先靠贩卖报纸谋生，却不料遭到骗子吕德斯的无情愚弄。逃避现实的他躲在出租房里不分昼夜地酗酒，对变化多端的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当他重拾信心，再次投身到柏林的现实生活中去时，成效甚微，等待他的是更为猛烈的一击。第五章末尾，弗兰茨受到赖因霍尔德的哄骗，参与到一场盗窃活动之中，并为此失去了一条手臂。他在伤病恢复后重新面对赖因霍尔德时，竟“浑身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7]276。躯体的残缺再次使他倍感挫折，自卑心理更是毕露无遗。而女友米泽的死对于毕勃科普夫来说可谓是致命一击，也是造成他精神崩溃的导火索。无辜受牵连的他几经辗转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身陷囹圄的他通过抵抗治疗、绝食等自戕的方式消磨意志，把自己置于一种无所依托的精神绝境之中，在死亡的边缘徘徊。毕勃科普夫遭受了两次不同程度的欺骗，都可归咎于他“没有睁开眼睛”[7]414，徒有“动物性”的强壮躯壳，缺乏理智的认知思维和精神内核，精神自控能力的阙如属于一种未成熟状态。这让人联想到康德关于启蒙的论述：“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9]41。”亦是这种不成熟状态加快了他必须要“受死”的步伐，毕勃科普夫与个体、集体社会间存在极为深刻的矛盾，似乎最后只有死亡才能解决精神上的失衡困局。

三.救赎之路：从个体到集體的转圜

正是上文论述的精神生态失衡征候导致了毕勃科普夫与集体存在的断裂以及自我认同的离散。小说标题《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已然阐明了作者围绕大都市柏林展开叙述的创作意图，副标题《弗兰茨·毕勃科普夫的故事》则明晰了文学叙事的对象。“主人公在无序的城市空间中逐渐失去自主性，变成空间支配的客体[10]159。”柏林是支撑毕勃科普夫身体存在的物理场所，集体意识向柏林这个大都市空间缓慢地渗透，从而实现了对人物的强制治疗及纠正。由此，笔者认为小说的重要主题——个体与集体的耦合关系——业已形成，且贯穿作品始终。德布林曾在多部哲学著作中客观地道出了集体的重要性。在《自然之上的我》一书中，他强调了一个事实：“在整个自然界中，集体的出现要比个体更为频繁[11]131。”德布林在《我们的存在》中表示，人类和动物创造出了一种“抱团栖居”[11]103的策略，“集体和团结”[11]103对于他们来说不可或缺。毫无疑问，这种集体性生存策略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同样适用，“个体只有跻身于集体的行列才能真正发挥其作为“行动家”和“世界创造者”的作用[12]56。”当德布林在他的创作中以主动的方式言说集体时，集体就不再是一种社会、文化强加在人物身上并且要摆脱的命运，而是他们不得不受领的生命处境。个体若想避免被消解的命运，就得加入集体的行列。

毕勃科普夫曾是一名运输工人，参加过一战，但他并不崇尚反犹主义，出狱后做起了种族报纸的买卖，也不会在政治及党派纷争问题上高谈阔论。更确切地来说，经历过战争的他同小酒馆里闹革命的人们强调“必须安宁，人才能工作和生活”[7]78，这无疑是对和平生活的渴求。但带有强烈个体意识的他并未能在现代化进程的浪潮中独善其身，面对城市的巨变和人际关系的嬗变，他依旧成了新旧事物交汇碰撞所产生的牺牲品。最终，从精神病院返回柏林的毕勃科普夫尝试在集体社会中找寻适合自己的位置，成了一家工厂的门卫。至此，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在小说中得到了完整的闭环，即从集体到个体再回归集体。再次回归集体使毕勃科普夫在精神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个人孤独的行动是很多不幸的根源[7]435。”他对集体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显露出对集体存在的呼唤，“我有感觉，我对事物又有了一次全面的了解。船没有大锚就不能停稳，而一个人失去了许多别的人就不成其为人[7]435。”他最终尝试复归于集体，以冲破精神的错位，从根本上穿透自我精神的孤绝状态。

叙述者早在序言中就已提及“强制疗法”并且预告了最终结局：“我们看到，这个男人重新站在了亚历山大广场，虽然面目全非，一蹶不振，但最终得到了纠正[7]2。”“强制疗法”是一个渐进式过程，三次命运的锤击与精神生态的不断恶化都是毕勃科普夫“向死而生”的必经之路。旧的“死亡”才能换来新的精神上的“重生”。正如“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时日：扼杀与治愈，打碎与建造，哭与笑，哀怨与舞蹈，寻找与丢失，撕碎与缝合[7]424。”消解和重生也有属于它的时日。最终，毕勃科普夫以崭新面貌回到大众跟前，在灰暗地带反复低回的他亦得到了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他遭受了三次命运的打击，以孤勇的姿态三次尝试征服柏林，却均以失败告终。对于毕勃科普夫来说，只有经历从个体到集体的转圜这一最终过程，“强制疗法”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完成了自身使命。

亚历山大广场作为毕勃科普夫的“生命之场”见证了历史嬗变过程如何影响个体命运。通过观照人物的坎坷遭遇，德布林书写了小说主人公毕勃科普夫受未成熟状态影响所招致的精神生态失衡与异化及其征候，借助从个体走向集体这一转圜以及“强制疗法”等手段，对毕勃科普夫与人以及社会之间的冲突和裂痕予以弥合，从而为其创造了被救赎的可能性。在现代化弊端恣意生长的当下，精神生态学所蕴含的不仅仅是理解和包容历史时空下的个体生命或境遇，更多的是试图拯救个体背后所影射出的集体存在，赓续个体与集体精神的和谐性，使其能够正常运转。毕勃科普夫的“重生”也是德布林对个体迷失及其价值陨落的终极关怀。这对缓解后疫情时代人们的“迷惘”情绪同样有借鉴意义，依旧可以作为我们反思和追探的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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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现当代德语文学中的柏林书写研究”（L21BWW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