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

内容摘要：尤奈斯库的剧作中贯穿着对伦理身份、伦理关系、伦理选择等的书写。尤奈斯库笔下人物的伦理身份有着不确定性，人物的伦理身份有着错位的特征。剧作家还描写了畸形的亲缘关系，冲突频发的婚外恋关系以及兽性因子失控而引发的悲剧。尤奈斯库剧作中部分人物的伦理选择展现出了淡漠的道德意识，也传达出了剧作家对于道德观念与伦理选择的思考。尤奈斯库在剧作中对伦理问题的“荒诞”书写实际上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展现。

关键词：尤奈斯库 伦理身份 伦理关系 伦理选择

尤金·尤奈斯库（Eugène Ionesco）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剧作家。1970年，尤奈斯库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尤奈斯库的剧作重视描绘荒诞的世界、人类精神世界的荒芜。尤奈斯库的戏剧作品看似荒诞不经，但实际上他的戏剧作品中贯穿着对伦理身份、伦理关系、伦理选择等的书写与展现。对尤奈斯库戏剧作品中的伦理书写进行研究，有助于剖析剧作的意蕴内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更深入地理解戏剧作品。

一.伦理身份之混乱

身份（identity）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1]283聂珍钊指出，人的身份是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2]26在尤奈斯库笔下，描写了种种混乱的伦理身份。

（一）伦理身份的不确定性

在《秃头歌女》中，马丁先生与马丁夫人的身份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点。依照正常情况，通过法律缔结的婚姻关系本应使夫妇二人关系亲近，然而在剧作之中，马丁先生与马丁夫人起初互不相识。随着两人对话的开展，他们发现两人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同一张床上，有着同样的女儿，这下才恍然大悟，原来二人竟是夫妻。

在马丁夫妇——伊丽莎白与道纳尔自以为“重新识得”了彼此的身份之后，女仆玛丽却表示，伊丽莎白并非伊丽莎白，道纳尔也不是道纳尔。而证据就是道纳尔的女儿左眼为红眼珠，右眼为白眼珠；而伊丽莎白的女儿左眼为白眼珠，右眼为红眼珠。

存在主义认为人自身的存在需要借助他人来证实。萨特指出，“除非别人承认他如此（諸如说一个人高尚，或者说一个人欺诈或者妒忌），否则他是不可能成为什么的。”[4]人通过他人的位置、他人的态度与反应确立自身的存在，认识自我。在剧中，道纳尔与伊丽莎白不能自主地确定自己的伦理身份，只能依靠对方判断出自己的伦理身份，然而玛丽的话语又使道纳尔与伊丽莎白辨识出的伦理身份、缔结成的伦理关系面临解构。马丁夫妇的行动轨迹十分一致，而二人却互不相识，这说明了马丁夫妇的日常活动十分机械，对外界事物的关注度较低，情感十分淡漠。人在社会中不明确自己的归属，机械、淡漠地进行活动，尤奈斯库在《秃头歌女》中书写了现代人在天地渺渺间无法确定自我身份、孤立无援的荒诞状态。

（二）伦理身份的错位

身处于社会中的人以缔结成的伦理关系为基础，有着不同的伦理身份，人需要负好伦理身份所赋予自己的职责。在剧作《椅子》中，老头儿九十五岁，老太太九十四岁，老头儿是老太太的丈夫，但在老头儿与老太太的相处过程中呈现出二人伦理身份的错位。老头十分依赖老太太，甚至有一些反常的、孩子气的举动：“老头儿很自然地一翘腿，坐在老太太的膝盖上。”[3]234而老太太的言行举止也表现出对老头的“宠溺”态度，老太太经常称老头为“我的小乖乖”，老太太会“像抚摸孩子似的抚摸老头”[3]235。

费希特指出，“即使是在允许孩子自由以后，父母与子女之间也继续保持着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依然有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的特殊职责，子女要在其父母那里获得自己最好的导师和顾问。”[5]358-359老头儿在感到自己受挫时，就会心情激动，寻找母亲。老头声称自己肩上负有关系全人类命运的重担，而老头较为脆弱的心理致使他无力独自扛起这个重担，而是企图寻求父母的安慰与指引。纵观全剧，老太太承担着安抚老头情绪、为老头提供建议的责任，老头将老太太视为自己的母亲，而老太太也愿意接受这一伦理身份错位的现象，表明“自己不过是老头可怜的妈妈，一位伟大的妈妈。”[3]262

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将文化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类型。在前喻文化中，社会变革较为缓慢，祖祖辈辈的生活环境基本一致，长辈的生活经验更加丰富，晚辈主要向长辈进行学习。并喻文化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在并喻文化中，人们以自己平辈的行为作为准则。随着社会变革加剧，后喻文化出现了。在后喻文化中，年轻人能较快接受新事物，长辈需要向晚辈进行学习。在《椅子》中提到，老头在四十岁的时候，仍然总要在爸爸的膝头上坐一会儿。在老头九十五岁时，仍然想向父母寻求帮助。向长辈寻求帮助是普遍存在于前喻文化中的现象，老头十分依赖“父母”的意见，这表明老头一直将自己放置于前喻文化当中，企图通过长辈获取生活的经验教训。前喻文化普遍存在于原始社会、传统社会中，老头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自己进行学习，而是对于父亲、母亲等长辈的意见与经验有所依赖。然而老头的父母已经去世，老头在遇到问题时，实际上无法寻求父母的意见，使老头继而转向其他人，寻求能替代父母的感情寄托，这也致使伦理身份的错位，为老头提供建议的老太太成为老头的“母亲”。

二.伦理关系之紧张

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伦理关系就其发生机制而言，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存在于主体间的具有伦理意义的社会关系。[6]在尤奈斯库笔下，书写了种种紧张的伦理关系。

（一）畸形、冷漠的亲缘关系

在剧作《杰克》中，杰克在幼时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悉心照顾，而是被母亲拔下乳牙，扯掉脚趾指甲。此外，杰克还遭受父母的言语打击，被母亲斥责为“怪物”，被父亲称作“配不上自己的祖先”。

杰克被引导、被要求喜欢土豆泥。杰克的家人对杰克是否喜欢土豆泥有着极大的重视，在杰克对土豆泥无动于衷时，杰克的父母厌弃他、排斥他、苛责他。而在得知杰克喜欢土豆泥后，杰克的父母才对其态度有所缓和。杰克的父母对于杰克的抚养方式表明他们并不是合格的父母，他们在身体上折磨杰克，在精神上用言语打击杰克。对于孩子的喜好，杰克的父母也有着十分严格的把控。杰克的父母不尊重孩子的爱好，而且由孩子是否喜欢土豆泥而决定自己对孩子的态度，表现出杰克的父母对杰克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展现了家庭中畸形的亲缘关系。

父母为孩子提供了庇护，赡养父母是文明人应尽的义务，亚当·斯密指出：“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都责成父母抚养自己的子女，而子女要赡养自己的父母，并强迫人们承担其它许多仁慈的责任。”[7]在剧作《椅子》中，老头讲述自己年轻时对于母亲让他多陪伴自己的祈求置之不理，反而去参加舞会。等舞会结束，老头回家时，老头的母亲已经去世。老头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痛心：“作儿子的常常会抛弃自己的母亲，还免不了害死他们的父亲……生活就是这样……”[3]264老头在年轻时追逐享乐，忽视了陪伴家人，最终母亲在山沟中孤独地死去。《椅子》中书写了人在年轻时沉溺于享乐，追逐感官刺激，忽视了维护亲缘关系，陪伴亲人，而这种肤浅的感官刺激并不会给人带来持续的满足，对亲缘关系的淡漠也使当事人在年长后进行回忆时追悔不已。尤奈斯库借由此剧也传达出对享乐主义与承担责任之间的思考——当我们沉迷于享乐，忽视了责任的承担时，我们或许并不能长时间地享受快乐，在短暂的快乐过后，余留的是无尽的悔恨。

（二）冲突频发的婚外恋关系

稳定、健康的婚姻关系备受人们推崇，而婚外恋关系破坏了正常婚姻的和谐稳定，通常会受到谴责。亨利·西季威克在《伦理学方法》中指出，通过谴责一切婚外恋情而间接地维护婚姻的功利主义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如果取消对这类恋情的道德谴责，人们接受婚姻所需的限制与负担的动机就可能被严重地削弱；青年男女就可能形成会使得他们不适合于结婚的情感和行为习惯。[8]

尤奈斯库在剧作《二人或多人疯狂》中，对婚外恋关系进行书写。在剧作中，一对情人在互相质问。女士原本是有家室的人，在十七年前跟随男士出走。剧中二人争吵的焦点是蜗牛与乌龟是不是同样的生物，在對此问题进行争辩时，两人争吵的矛头对准了彼此，男士抱怨自己跟女士不属于同一个物种，女士斥责男士骗了自己，两人都对开展这段婚外恋表示后悔。在这部剧的结尾，二人的矛盾依然没有缓和，剧作以二人互扇耳光结束。

婚外恋情破坏了原本组建的家庭，而处于婚外恋情中的两人也并非全然不顾婚外恋关系的不合道德性，而是会受到道德谴责。文学作品有着教诲功能，文学作品中可以展现出道德倾向。通过对冲突爆发的婚外恋关系的描写，剧作展现出尤奈斯库对这种非正常关系的关注与思考，婚外恋情中的矛盾冲突常伴以当事人的道德谴责，从而将这种冲突放大，进而导致婚外恋情中的男女双方不仅不能获得平和、幸福，反而在面对矛盾的同时受到道德谴责，使婚外恋情中的矛盾愈演愈烈。

三.斯芬克斯因子——伦理犯罪

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在一个完整的人身上，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是同时存在的。兽的活动大多出于本能反应，兽的欲望不受“理性”的控制。人与兽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人有理性，理性能够指引人获取知识、控制欲望、进行决策。理性往往被认为与激情、本能相对，人不能被自己的本能驱使而忽略法律与道德，为所欲为。人正是通过后天的学习，通过伦理教诲习得道德，使理性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

在正常情况下，人性因子可以控制兽性因子，从而使人能够做出合乎理性、不违反道德的伦理选择。但《课程》中教授身上的兽性因子无法压制人性因子，《课程》描写了教授身上的兽性因子失控的过程。

在剧作《课程》中，尤奈斯库写明了教授在刚出场的时候，应该表现出过分客气与胆小。教授刚出场时表现出的“客气”、“克制”代表了人性因子的作用，教授通过理性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展现出“客气”的、使人压力较小的形象。随着课程讲授的进行，学生始终无法理解减法，教授开始逐渐失去耐心。学生说自己牙痛，但是教授拒绝终止课程。在学生多次强调自己牙疼以后，教授的耐心也逐渐耗尽，兽性因子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教授严厉地训斥学生，并威胁学生如果不保持安静，自己就敲碎她的脑袋。在学生没有正确理解教授所讲解的内容时，教授抓住学生的手腕拧了一下。最后，教授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痛骂学生是傻瓜，并且在抽屉里找出一把大刀来进行挥舞。此时，教授的人性因子几乎已经不发挥效用，教授的行为完全被激情与兽性所掌控，理性已经无法控制情感的冲动，最终教授挥刀杀死了学生。

四.伦理选择——淡漠的道德意识

聂珍钊指出：“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过程是自然选择完成之后人类道德文明的新阶段，是人必须经历的通过具体的自我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活动获取人的道德本质的过程。通过伦理选择，人才能走出蒙昧，脱离野蛮。”[9]人类通过伦理选择使人与兽区分开来，善恶的概念与伦理意识同时出现。[2]35

在剧作《待嫁的少女》中，母亲希望女儿能够有一个体面的职业，过受人尊重的生活。母亲希望女儿有一个好的前途，这是人之常情，但《待嫁的少女》中的母亲未能正确引导女儿进行伦理选择，女士的女儿将要加入一家诈骗公司，从事打字员的工作。而得知女士的女儿将要服务于诈骗公司后，与女士攀谈的男士不仅不惊讶，反而赞不绝口，认为女士女儿的付出得到了回报，而女士也对此表示认同。

叔本华指出人的反道德的动机是利己主义，亦即要在最好的环境中生存的冲动[10]，这一冲动也促使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不惜违反道德。诈骗公司榨取的利益是不义之财，而不义之财的获取相比于合法公司正当经营获取的钱财来的更轻易，女士的女儿在诈骗公司里工作能够获得物质方面的满足，所以即使为诈骗公司工作是违反法律、违背道德的，女士的女儿也并没有放弃这份工作，剧中的女士、男士反而对这份工作交口称赞。

《待嫁的少女》创作于1953年，结合作家当時所处的时代背景——二战刚刚结束，人们处于伤痛之中，反思战争中人们的所作所为。在《待嫁的少女》中，女士、男士、女士的女儿都将道德观念弃之不顾，剧作影射了20世纪前半叶人类道德意识的淡漠，作家借戏剧表达其对于伦理选择与道德追求的思考。女士的女儿为了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选择作为打字员加入诈骗公司，即使不直接参与诈骗活动，而是为诈骗公司提供服务，是否能够与罪恶脱离干系？而在二战中为保全自身性命或为实现职业追求而服务于法西斯的人们，即使并未亲手参与法西斯的屠戮，他们又能否摆脱道德的谴责呢？

尤奈斯库在戏剧中书写了畸形的人物、畸形的伦理关系、畸形的伦理选择。现代人信仰受到冲击，每日过着机械的生活，如同伊丽莎白与道纳尔一般处于无法确定自我身份、孤立无援的荒诞状态。现代社会变革迅速，现代人即使已经成年，面对革新迅速的现代社会，仍然如同孩童一般无助，如《椅子》中的老头一般惶恐地企图寻求父母的庇护。尤奈斯库的戏剧重视描写人的“非人化”，《课程》中教授对学生的压制乃至屠杀是强者对于弱者权益的随意践踏，而世界大战中士兵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大规模屠杀是《课程》中教授的暴行的扩大化。《待嫁的少女》中人们为了获得一个满意的职位，漠视伦理道德，也影射了二战中为获取利益替法西斯服务的人们，讽刺了这种重视物质利益而漠视道德的现象。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满目疮痍，人类精神荒芜，人在同类难以沟通、互相屠戮的荒诞世界中是如此孤立无援，尤奈斯库对“荒诞”的描写，恰恰是对“真实”的展现。尤奈斯库的剧作中书写了种种畸形伦理问题，给人以警醒，使人反思的同时，也是对道德、理性、和平的呼唤。

参考文献

[1]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贝克特，尤奈斯库等.荒诞派戏剧选[M].施咸荣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4]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1-22.

[5]费希特.伦理学体系[M].梁志学、李理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6]龚群.论社会伦理关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7]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0页.

[8]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M].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462页.

[9]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10]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M].任立、孟庆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