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渠

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其《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白居易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历练和沉淀所获得的文学创作认识，这个认识非常深刻，其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给了当世和后世的文人一个使命的担当，这告诫我们一方面笔下之作既要反映时事，以警示世人；也要依据现实而作自己的评价，以启示世人。这确实是很深、很透彻的领悟。其实，白居易之前的很多文人也确实以此为自己的使命，或者无意识地承担了这份责任。以杜甫为例，他笔下不知有多少坦露现实、讽喻时事的文章直指人的心灵。而同时代的很多人也确实对这个理念深有同感，柳宗元就是其中之一。但实际上，白居易和柳宗元并不是知己好友，两人几乎没有交集，但并不妨碍两人的文学创作理念“冥冥中相通”。如若不信，不妨看看柳宗元笔下的《种树郭橐驼传》。

一、文本探究

《种树郭橐驼传》记载了几件“奇事”：第一，书中记载有一个郭氏人，由于其患了驼背病，所以乡里人称呼他“橐驼”，这不算奇怪，取笑他人的缺陷是封建时代的陋习，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事情，而他自身也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他，所以也自称“郭橐驼”而舍弃自己原来的名字，生活中应该没有人会将自己的缺陷认为“适合”自己，这是一“奇”；第二，这个郭橐驼有超强的种树本领，凡是他种的树，即使是移植的都能成活，且“硕茂，早实以蕃”（树长得高大茂盛，果实结得早且多），更神奇的在于别人趁机效仿也做不到（“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这是二“奇”；第三，当作者问及他种树之法能否转移到吏治，他的回应却以树喻人，委婉地谈及地方官吏频繁扰民与“种树不活”类似，一个种树人能有这样深邃的发现，又是一“奇”。虽然是奇人奇事，且郭橐驼这个人未必真实存在，不过是柳宗元设事明理之作。柳宗元借郭橐驼之口，由種树之道论及为官之道，指出政令频出的危害，针砭时弊，可谓是“文章合为时而著”。

二、“文章合为时而著”视域下的《种树郭橐驼传》

虽说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但是文学创作与一般的纪事还是大有区别的，纪事是实录，像杜甫的“三吏”“三别”，文学创作更多的是借事喻理、借物喻人，这是我们学习语文的共识。柳宗元这篇文章与杜甫那种纪事方式不同，在说事的同时，采用了委婉的方式来针砭时弊，这种方式与《捕蛇者说》类似。

（一）其言婉而多讽

在汉朝时期，为帝王将相作“传记”是一种惯例，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再不济看陶潜的《五柳先生传》的自传也算特例，但是书中的郭橐驼不但不是王公大臣，更不是帝王将相，也不算是一个官吏文人，反而是一个受到歧视与侮辱的驼背人，一个非正常的病态人，柳宗元居然为这样的人作传，本身就别有深意，说明其言有讽谏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篇称之为寓言故事也不为过，毕竟文人喜欢用寓言故事来达到讽谏、讽喻的目的，就像《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样，类比是此类文章的最大特色。因此，此文的第一个类比就是郭橐驼与官吏的类比。郭橐驼这样的人在封建时代是一个可有可无甚至百无一用的人，但是这样的一个无用之人却有天大的本领——善种树，不但善于种树，而且颇受欢迎（“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他谦虚、不自傲（“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却能说出一番大道理——以种树喻治民；虽丑陋形秽，但豁达开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出口成章、见解独到，俨然一个世外高人，与《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有一比。柳宗元用这个“高人”来说“种树”这件事，就是映衬那些处在庙堂之上高谈阔论，大谈如何解决民生、如何增加税收却全然不知民间疾苦的王公大臣，换句话来说，丑陋的郭橐驼比那些自视高高在上的王公大臣还要高贵，所以值得柳宗元为他作传，也让这些庙堂之上的王公大臣自我反思。此文的第二个类比就是种树与做官治民之间的类比。同学们，先想想为什么郭橐驼种树的本领如此高强呢，是不是有什么妙招。其实也不是，按照郭橐驼的原话：“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这当然是谦虚，但接下来所说的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妙招。最大的妙招就是让其顺应天性，分而概之就是—— 一让树根得到舒展（“其本欲舒”），二要培土均匀（“其培欲平”），三要保持原土（“其土欲故”），四要捣土结实（“其筑欲密”），并且按照这样的方法种下了就不要管它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它就能顺其自然地生长，此所谓“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反之，如果“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这样种树不是关爱，反而是谋害。这个种树的道理与“官理”相似，只要让百姓休养生息，让百姓根据自然规律种植，不要过多地干预，这样经济才能繁荣，看似简单的道理，实则意蕴深厚；看似平淡的对话，实则发人深省。

（二）其文针砭时弊

《种树郭橐驼传》写于“安史之乱”之后，有其现实的意义。唐太宗至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唐朝社会发展到了封建王朝的高峰：强大的军事力量、完善的政治体系、繁荣的社会经济、开明的民族文化。但是，一场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让唐王朝一下子由高峰跌落到低谷，好在唐王朝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胜利后的唐王朝上上下下对恢复“大唐盛世”的荣光踌躇满志，制定了一系列繁荣经济、改革吏治、稳定社会秩序、修复邦交国等政策，尤其是农业生产方面更是研究甚多，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下面的官吏怎么做这个工作呢？当鼓励耕地的政策下来了，官吏就敲锣打鼓地召集大家，勉励大家种植；当收获的季节到了，官吏继续敲锣打鼓地召集大家，希望大家不忘收获；当鼓励增长人口的政策下来，官吏继续敲锣打鼓地召集大家，希望大家养育好自己的小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并且，官吏一来宣讲“政策”，老百姓还要慰劳他们，这样下来，正如郭橐驼所言：“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如何使老百姓繁衍生息，生活安定呢？）这不是关心百姓，而是扰民。可见，要想恢复大唐盛世，不仅要很好地“治民”，更要“养民”，让老百姓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种树与治民的道理是相通的，官吏要做到：第一，要“顺天致性”，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否则“欲速则不达”；第二，官吏的治民出发点应与具体措施有机统一，不能好心办坏事。

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古至今，为官者肯定都希望能“平天下”有所作为，出发点虽好，但不一定能完美实现，因为不但要有初心，还要有智慧，为官者不但要官官协调，也要官民协调，最重要的是顺应天时，尊重自然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让民众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复苏和发展，才能让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如果一味地追求快速恢复，频发政令，则等同于揠苗助长，本是流传千古的“好心”，却成了遗臭万年的“坏事”，岂不是遗憾了吗？学习也是一个道理，囫囵吞枣地往自己的脑袋灌输“知识”去死记硬背，而不去弄懂当中的原理和规律，不是明智的学习方法。《种树郭橐驼传》这篇古文带给我们的思考就是：不管做什么都要顺应自然规律，唯如此，才能实现和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