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于维系全球霸权的内生需要、弥补外交赤字的直接推动以及重建更好美国的终极目的，拜登政府开启了美国新一轮全球战略调整。在战略目标上，拜登政府对美国国家利益进行了精准划分，意图重振美国领导地位，全面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在具体实施上，拜登政府推动民主国家联盟建设、优化军事战略部署、聚焦全球和地区层面的潜在威胁。在全球战略调整过程中，拜登政府回归大国竞争定位、坚守多边主义原则、高度重视价值观外交。由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不可避免地对拜登政府全球战略形成掣肘，从而影响战略调整既定目标的实现。就政策因应和策略选择来看，中国需深刻把握中美关系本质和规律，统筹做好内外工作，积極应对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而引发的全球政治大变革。

[关键词]战略调整；多边主义；大国竞争；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2—0064—08

[作者简介]韩佶，男，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大国战略、中国外交。

一、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的背景研判

拜登（Joe Biden）政府全球战略调整是由多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维系全球霸权主导是美国战后以来一以贯之的重大战略目标，也是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的内生需要；回归多边主义、消除特朗普主义（Trumpism）的影响是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的直接推动和战略研判；而通过内外有机联动来实现重建更好美国则是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的终极目的所在。

（一）维系“一超”地位，谨防霸权式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政治力量再度分化重组，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显著而深刻变化，全球多中心力量的崛起都使得美国霸权衰落相当明显。因此，“观察家们都倾向于认为，‘单极时刻迟早会让位于由多个超级大国组成的国际体系。”[1]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引发了“美国霸权衰落”“美国世纪终结”的激烈争论，然而“客观地说，美国的力量是上升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优于历史水平，但是相对地位已经变弱。”[2]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一系列战略收缩举措使得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大下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确立的“单极”愿景更加难以为继，美国全球霸权正在瓦解，“单极时刻”备受冲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袖角色和对世界秩序的管控能力不断下降，霸权支柱逐渐倾颓，不再有能力和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如在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肆虐全球之际，美国未能发挥应有的全球领导者角色，没有为盟国提供有效的、充足的“抗疫”产品，“切尔诺贝利时刻”（Chernobyl Moment）的再现大大损伤了美国国际影响力，使美国世界大国地位进一步产生动摇。回溯历史，从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到老布什（George Bush），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根本动因即是对美式霸权的护持和坚守，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当下，拜登政府亦亟需实施一项新的全球战略以重振美国外交和全球合作的努力。

（二）消除特氏影响，弥补外交赤字

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任总统都有着以其执政风格、团队做派、个人特质等多重因素糅合而成的政治哲学理念，特朗普政府亦是如此。然而相较于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威尔逊主义（Wilson Doctrine）、里根主义（Reagan Doctrine）等概念界定较为明晰、政治评价较为积极的思想理念有所不同，对特朗普主义的评价和讨论使其更具争议性，这种争议性不但表现在对国内事务的处理上，更表现在对待国际事务的方式上。毫无疑问的是，特朗普政府及本人“与众不同”。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战略，在对当下美国的国内外环境做出深刻审视和研判后，特朗普团队认为美国未来的安全与繁荣不应受制于国际体系和多边主义框架，鉴于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掣肘，“在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过渡之后，美国终于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真正实现了战略收缩。”[3]为兑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特朗普政府退出一系列多边协议和国际组织，破坏了与盟友的关系，削弱了对国际事务的领导力和国际事务的感召力。因此，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力，弥补外交赤字是拜登政府亟需解决的国际事项。与此同时，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的临近，“拜登也急于通过外交领域的‘斩获倒逼国内议程，以期部分缓解执政危机。”[4]

（三）重建更好美国，内外有机联动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对美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摸排、归纳和总结，这些问题和矛盾包括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之争、医疗卫生与健康保健问题、边境安全与非法移民问题、宗教信仰保障问题以及婚姻、教育、环境、福利、选举等相互联系、纷繁复杂、涉及国内社会生活的多维议题。[5]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美国衰弱和衰落的长期根源更多是国内而非国际。”[6]社会问题尤其是经济不景气所引发的通货风险不但干扰民众正常生活，而且严重动摇民主党执政地位。新冠肺炎大流行以来，美国政府推出多项经济救援计划。而从拜登政府施政表现来看，美国已经在新冠肺炎管控、国内经济复苏、实现种族平等、应对气候变化等四个跨领域优先事项着手开展工作——“拜登和他的民主党盟友一直试图推动国会通过两项主要支出法案——一项是升级国家基础设施，另一项是涉及气候变化、健康保险和儿童税收抵免等项目的社会安全网法案。”[7]2021年11月，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恢复经济、提振制造业、降低失业率、应对气候变化等核心议题提供政策指针、总金额高达1.2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最终获得通过，此举对美国社会发展、国家建设，提升综合国力至关重要，同时也为拜登政府推出“重建美好”国际版——用以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建美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提供了先期探索。

二、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

拜登政府对美国国家利益进行了准确定位和精准划分，对美国在多领域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作出敏锐回应。为修补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实力损伤，拜登政府加强美国内政外交建设，积极重塑全球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对美国面临的威胁、挑战作出系统评估，全面保障美国国家安全。

（一）捍卫核心利益，直面多维挑战

围绕美国国家利益的讨论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战略界到学术界一直难以达成广泛的共识，无论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还是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表达了不同的见解，以至于历史学家布兰德斯（H.W.Brands）发出“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上，没有比‘国家利益更具争议性的概念”[8]的慨叹。

在世纪之初，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Committee）對美国复杂的国家利益进行了划分和归纳，包括至关重要的利益、极其重要的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这四个层面。其中前三者都对美国国家生存、发展产生重大和直接的影响。[9]与此同时，战略分析家德鲁（Dennis Drew）和斯诺（Donald Snow）在2006年出版的《制定二十一世纪战略》一书中继承了委员会对利益划分的思想精髓，指出国家利益范畴包括“至关重要的利益”“重要利益”和“外部利益”，这种区分有助于美国对重要和有价值问题的聚焦。[10]

21世纪以来，从小布什（George W. Bush）到特朗普，美国历届政府都在其任内制定了一至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美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重大危机不尽相同，以至于不同政府时期国家利益主题各有所偏重，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利益交汇点。从2021年3月拜登政府任内首份国家安全临时性纲领文件《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和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窥探出，拜登政府延续、继承和发展了21世纪以来美国五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思想精髓。鉴于美国的全球地位正在受到多重因素的挑战，因此“美国必须开发新的方法来推进其国家和全球利益。”[12]

（二）修补实力损伤，重塑领导地位

美国是塑造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世界强国。就经济方面而论，美国创造了世界四分之一的财富、拥有122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提供高达500亿美元的对外经济援助；就军事实力来说，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其强大的海军可以确保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投射；而就软实力而论，美国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更是遍及全世界。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价值观和美国文化力量与其军事实力相结合，保持了其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13]

“美国推进其国家利益的能力取决于美国政府在运用国家力量工具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方面的有效性。”[14]然而，坚持“美国优先”战略的特朗普政府严重损伤了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国家利益——“（特朗普政府）削弱了美国几十年来建立和依赖的伙伴关系和联盟体系，从而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影响力和实力造成损害。”[15]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实质是对战后以来美国所主导的自由秩序的“破坏”——在事关全球性问题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放弃了领导权的道义制高点。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报告显示，就处理国际事务的评分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得分普遍低于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评价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也直线下降。[16]特朗普主义和特朗普现象对美国的影响极为消极，并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由于政策惯性的存在，拜登政府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政治盟友和竞争对手等诸多问题。就外交政策的改善而言，拜登政府首先必须再次致力于多边主义国际合作，修补同世界的关系，恢复西方盟友信任，重塑全球领导地位。

（三）维护国家安全，降低域外威胁

“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国家的各个组成要素免受外部的威胁和干涉。”[17]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环境，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指出，“当今的挑战要求对国家安全有新的、更广泛的理解——促进国内和外交政策之间以及传统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健康安全和环境安全之间的协调。”[18]

美国国家安全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聚焦：在冷战时期，美国将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视为头号敌人；在后冷战时期，恐怖主义猖獗一度引发美国的高度关注；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又将中、俄视为首要战略对手和重要遏制目标。2022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2022年度威胁评估》报告，除指出中国在追求全球霸权，俄罗斯、伊朗、朝鲜采取对美挑衅性行动外，令美国决策者担忧的跨国问题还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和疾病的传播、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新兴科技、网络安全、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移民问题、全球恐怖主义。此外，美国的“威胁”还包括阿富汗问题、印巴冲突问题、中东问题以及亚、非、拉不稳定地区。[19]根据1986年《戈德沃特-尼科尔斯法案》的授权，自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开始，美国历届政府都需呈交一份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政策报告。从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颁布到拜登政府《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的出台，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主旨没有发生原则性位移。从《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到《2021年全球态势评估报告》再到《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可以看出，未来几年，拜登政府除面临经济复苏、债务问题等国内事务外，在国家安全上，美国在加速提升安全保障。

三、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的谋划与施展

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措施来保证实施，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对全球同盟体系进行再造与重塑，修补特朗普政府因“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而导致的“美国独行”（America Alone）窘境；整合现有资源，优化全球军事战略部署，聚焦大国竞争时代的中、俄威胁；关注美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所面临的广泛挑战，对潜在威胁加以防范和制衡。

（一）重塑同盟体系，修复多边关系

美利坚缔造者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告别演说中提出了“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外交原则，指出美国不应与他国保持长期和密切的同盟关系，以免受到别国的政治干涉。[20]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孤立主义”思想主导美国外交决策长达一个半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末，“孤立主義”逐步被多边主义和国际主义所替代。二战后，美国高度重视全球同盟体系建设。“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全球联盟网络一直是自由国际体系的核心支柱，为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21]

美国全球联盟是确保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在过去的四年里，特朗普政府高举“美国优先”旗帜、破坏同盟体系的做法印证了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所预言的“美国独行”时代的到来。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民调显示，90％的美国人认为维持并扩大联盟将有效地保护美国全球利益，同时也是实现外交目标的有效手段。对拜登政府而言，“同盟体系的重塑和再造是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与价值观所决定的。”[22]从五眼联盟（Five Eyes）到四方安全机制（Quad）再到美英澳同盟（AUKUS），联盟深化反映了拜登政府盟国战略的优先级，也表明印太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价值观外交”推动下，拜登政府开启了修复多边关系的活动：主持召开世界气候峰会、带头削减“碳排放”；推动民主国家联合体建设、召开世界民主峰会；积极倡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总之，拜登政府“联盟体系建设……是‘后冷战时代的一次全面战略动员。”[23]

（二）调整军力部署，聚焦大国动向

“美国是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全球大国，其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国家免受攻击。” [24]根据全球火力网（Global Firepower）2023年的数据显示，美国“火力”得分为0.0712分，居于世界首位。[25]根据全球安全利益的需要，依照国家军事战略的整体部署，美国将世界划分为六大战区，有机衔接并涵盖了整个全球版图。为实现对全球范围的有效管辖，美国在域外有着广泛的驻军——截至2023年3月，美国在全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近760个军事基地，这些星罗棋布、功能齐全、分工明确的美军基地在增强美军投射力和动员力的同时，也有效地确保美国安全利益。

根据彼得森基金会（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2022年研究报告显示，进入大国竞争时代以来，美国的军事预算稳居世界榜首，军事预算一度高达8010亿美元，远超中、俄两国军事预算总和的数倍。[26]为了应对大国竞争战略新态势，美国将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捍卫美国人民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的切身利益。”[27]当前，拜登政府已经结束长达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成立美英澳同盟，密切与亚洲和欧洲盟友关系，将战略重点转移至“印太”地区和俄欧关系紧张对峙的前沿地带，通过《2021年全球态势评估报告》和《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整合既有资源，综合运用多维手段，依靠东西方盟友，优化战略部署和军事资源配置，着力聚焦中、俄大国威胁。

（三）关注地区局势，应对全球挑战

在应对中、俄大国竞争的同时，拜登政府亦密切关注美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所面临的广泛挑战。在2021年3月所颁布的《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拜登政府集中表达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八大“优先事项”；在《重申和重新构想美国的联盟》的演说中，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将美国面临的挑战归纳为军事威胁、非军事威胁以及全球危机等三个部分。[28]归纳而论，当前拜登政府所需要关注的议题涵盖朝核伊核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新冠大流行等广阔领域。为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经济、科技及网络所谓“威胁”，拜登政府在坚持对华贸易战、对俄加大制裁的同时，颁布《无尽前沿法案》《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以及《芯片和科学法案》等相关法案，对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潜在威胁进行防范和制衡。

以《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为指导精神而制定的《2021年全球态势评估报告》明确指出，美国需要密切关注世界五大洲的最新动态变化。除前文述及的印太地区、欧洲地区外，美国还需密切关注阿塔复兴后的阿富汗新局势、中东地区伊斯兰国的势力残余、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暴力极端组织的兴起等问题，确保这一地区不再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和“翘板”。同时，美国仍应高度关注自“门罗主义”时代以来颇受重视的拉美地区，防止祸起后院。

四、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的特点与评估

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以权力政治为基础，明确同中、俄关系定位，即大国竞争战略下的双边关系，在强化对中、俄威慑的同时，更聚焦同中、俄在多领域的竞争。同时，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坚守民主党的党派传统，重视价值观外交，推进民主同盟建设。由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问题的影响，从而影响既定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回归权力政治，聚焦大国竞争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身份重新界定地缘政治边界以降，国家间便围绕权力、福祉、声望等世俗利益进行复杂的多方博弈。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当今后冷战格局，大国竞争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始终是存在的。某种意义上，每一种国际体系中都存在着不同维度、表征各异的大国竞争。

冷战的结束、雅尔塔体系（Yalta System）的瓦解昭示着一个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自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决策者一直将处理与中、俄大国关系以及朝、伊小国关系并列为外交与安全的“头等大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跃升和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复兴，大国竞争开始受到美国决策者的高度关注。与历史时期大国竞争相较，工业4.0时代的大国竞争领域除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经济等领域外，还包括政体渗透、供应链安全、网络间谍活动等多样化内容。美国与中、俄的大国竞争深刻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新一轮大国竞争引发美国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大国竞争战略定位，将竞争视为美国制定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原则框架。结合《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2021年全球态势评估报告》《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关内容以及拜登政府从阿富汗事务中抽身并转向印太地区、重组美欧同盟等事件可以断定，拜登政府在强化对中、俄威慑的同时，更加强调与中、俄的大国竞争。

（二）恪守多边原则，延续党派传统

二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致力于“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外交原则。“多边主义”外交原则的奉行在帮助美国建立全球同盟体系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安全和繁荣——通过一系列的条约签署和组织设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全球联盟网络一直是自由国际体系的核心支柱，为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31]。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呈现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在坚持“美国优先”方针原则上，特朗普政府认为多边主义势必影响美国全球战略的实现，基于国家短期利益和共和党党派私利考量，美国频频从国际组织和世界事务中“脱身”“退群”，使得包括联合国在内、众多二战后美国所主导的多边机构都饱受政治、资金压力而不能正常有序运转，严重损害美国同盟友的关系，不利于美国霸权的维系。

“美国与多边机构之间的矛盾关系反映了美国精英内部在該国应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国际秩序规则方面存在深刻分歧。”[32]民主党建制派人物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以重申和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捍卫美国恪守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主要任务。在2021年2月首次外交讲话中，拜登政府就表达了美国外交回归多边主义的态度，重新致力于美国的多边合作，旋即恢复了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世界主要机构的合作。拜登政府的“归队”举措突出表现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和推进民主国家同盟领域，并将其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多边主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获得其他利益的方法。”[33]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从回归多边共识和对多边协议的再确认开始，初步扭转了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所造成的破坏。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使得拜登政府及其盟友确认，民主模式是应对自由秩序发生结构性改变的必由之路和最佳方案。

（三）政治严重撕裂，损伤既定目标

“政治极化”即政治意义上的两极分化。“政治极化”是资产阶级革命后，随着西方民主政体的建立而逐步产生的，这一现象在二战结束后逐渐引起社会重视。无论英国“脱欧”公投还是意大利右翼政党的上台执政，其本质上都是西方政体“政治极化”的深刻体现。当代美国的“政治极化”有着较西方国家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从历史视角来看，美国“政治极化”可以回溯至美国立国伊始，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背景下美国对立的红蓝阵营的存在，在美国历史上重大转折时期和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节点，如关于奴隶制存废问题而引发的1861—1865年美国内战、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等事关美国国家前途走向的事件都引发了两大阵营为代表的不同族群之间的对抗和纷争，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社会的撕裂都极为严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极化”问题又跃升一个新台阶，这一状态一直延续至今。特朗普政府时期一些激进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实施，使得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更为明显。“国会山事件”的发生是美国两党尖锐对立和美国国内保守力量和激进力量之间斗争的结果，这表明“政治极化”已成为当代美国社会重要病症。

“政治极化”阻碍了正常的政府决策过程，同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国会重组以来的政治发展相较，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程度和范围前所未有，这对于后特朗普时代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产生掣肘，如拜登政府为恢复国内经济、促进就业、改善气候环境的《重建美好法案》于2021年12月再度搁浅等事件就深刻表明了这一点。在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过程中，相较于其他议题，两党在华态度上分歧较小，这也是《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得以顺利高票通过的深刻根源。

五、结论

在拜登政府施政周年之际，美国《政治报》（Politico）和晨间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联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民众“给予拜登不及格分数的选民比给予‘A或‘B的选民加起来还要多。大约 37% 的受访者将拜登的表现评为‘F”，[34]这是对拜登政府施政表现的“差评”。就外交领域而言，虽然拜登总统2021年2月的外交谈话标志着美国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回归，《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亦列出了美国政府要优先面对的八大优先事项，然而从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的具体实践来看，其目标和手段并不清晰，且过度关注于地缘政治竞争、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主次矛盾不分明，如在对俄政策上，拜登政府回归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做法；而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遏制中国的同时却又缺乏目标明确和体系化的路线图。拜登政府在阿富汗的仓促撤军所引发的“西贡时刻”（Saigon Moment）再现、成立美英澳军事同盟严重损害法国及东盟利益等事件都深刻反映拜登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缺乏深思熟虑——“‘拜登主义（Bidenism）无疑将面临左右两方面的掣肘。”[35]新加坡国立大学亚非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因而评论到“拜登对外政策缺全球性战略思维。”[36]随着大选的临近以及特朗普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对美国进行着思想上、精神上的控制，在党派分裂背景下，拜登政府更像是一个“不能充分贯彻民主党意志”的“跛脚鸭政府”。

就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而论，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明确表达“战略竞争是美国看待与中国关系的框架。”[37]在坚持对华遏制和保持战略竞争结构不变的前提下，拜登政府明确提出了对华“竞争”“合作”“对抗”的“3C”政策。因此，深刻把握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本质和规律，确保中美关系不失控、不脱轨，超越“注定一战”的藩篱，在拜登政府时期寻求两国关系新的利益交汇点，推动中美关系回归正轨；与此同时，中国应继续巩固和发展睦邻外交，有针对性的破解“印太战略”和美英澳军事同盟的战略围堵，扩大对外开放、提升综合国力、加强危机管控、防止台海生乱，积极因应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所引发的全球政治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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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Julie Norman.Can Biden find a third way between Trumpism and Obama-era globalism？[N/OL].The Hill， （2020-12-04）[2023-02-10].https：//.com/opinion/white-house/528725-can-biden-find-a-third-way-between-trumpism-and-obama-era-globalism.

[36]王露.資深外交官马凯硕：拜登对外政策缺全球性战略思维[EB/OL].澎湃新闻，（2021-10-17）[2022-08-12].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93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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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