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媚

摘 要：“冷幽默”不同于西方的“黑色幽默”，它是在本土文化滋养下产生的中国人特有的幽默方式。“冷幽默”是含蓄内敛的表达，言有尽而意无穷，用幽默的语言形式道出荒诞的本质。“冯氏”贺岁片用“冷幽默”隐喻当代社会中一些荒诞不合理的现象，而“荒诞”源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思想的矛盾。审美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缩影，从冯小刚电影中“冷幽默”审美形态的特点，也可以透视出别现代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诸多特征。

关键词：别现代；冷幽默；崇高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3）03-0099-03

王建疆教授在《别现代：主义的吁求与建构》中提出了“别现代主义”，他指出中国社会正处于别现代时期，新旧时代于时间上对立，又于空间上共存。所谓“别现代主义”正是建立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杂糅的社会现实基础上所做出的理论建构[1]。这里的“别”字，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区别”或是“有别于”之意，而是借鉴了解构主义“延异”和“播撒”的概念，不是传统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意在表明针对中国当前的国情而言，任何已有的时代划分都不是自足的，必然与其他时代要素相关，并带有其他时代的印迹。“亦此亦彼”同时也是“非此非彼”，在此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社会形态、文化内涵、思想话语具有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特点，比如雷人建筑、“礮”字、朋克养生、佛系、冷幽默等等。

其中，“冷幽默”是一种带有别现代时期审美特点，具有讽谏意味的发泄方式。“冷幽默”既不同于“热幽默”的即时性欢笑，也不同于“黑色幽默”的荒诞与残忍，它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是介于温情与冷漠之间的，通过看似漫不经心地玩笑着提出问题，但是，玩笑背后却隐藏着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对时代矛盾的反思以及对民族未来的期盼。弗·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到：“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2]

一、调和别现代矛盾观念的“中庸之道”

在别现代时期，尽管社会制度已走向现代时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国外新潮思想的影响，思想观念也逐渐走向后现代时期，然而，一些中老年人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前现代时期，他们的思想现代性落后于制度现代性。理论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时期的思想是彼此对立的，而事实上，它们却又奇妙地共处于同一个时代———别现代。“冷幽默”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别现代时期应运而生，更是在寻求调和的解决方法，这正暗含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事态度。本文以冯小刚贺岁电影中的“冷幽默”為切口，透视中国人民关于政治观、义利观、婚姻观等方面的价值取向，思考别现代时期的意识形态特征。

（一）贪官与好官：批判与反思前现代政治观

前现代时期，百姓对官员有着本能的不信任，这源于古代政府不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法律体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并非一句空话，“三年清知府，十两雪花银”也不是夸张。如今，人民安居乐业，但是也有着属于新时代的矛盾，这种矛盾结合前现代的政治观，刺激着一些人产生了扭曲的政治观。

社会矛盾刺激文艺事业的发展。冯小刚导演的《私人订制》展露出人们扭曲的政治观一角。故事的表层是司机自认为会成为清官，而深层矛盾却在于官民之间的信任危机。早在前现代时期，“贪官污吏人人得而诛之”的观点就深入人心。如今，虽然时代在不断进步，但是来自前现代的信任危机仍然被带到现代官民相处模式中，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百姓违反当地政府下达的禁令，并做出一些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正是这种信任危机的体现。诚然，贪官污吏在各个时代都会存在，但是在新时代，大多数官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官。然而，范伟饰演的司机师傅未抵挡住钱色的诱惑，“在位”期间没有为百姓做过任何一件实事，更没有肩负起应承担的责任，在其位不谋其事，又如何算得上是好官呢？拒绝诱惑并不等于造福百姓，学会拒绝只是第一步，做官更应该为人民做实事。

“冯氏”贺岁片用喜剧的外表包裹住冰冷的内核，“扭曲的政治观”不会带给人民幸福。人民要相信中国共产党员的觉悟，相信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政府；干部们也不应该过分提防群众，在位不做实事，只有上下一心，国家才能欣欣向荣。

（二）“图一乐”与重情义：虚无主义解构义利观

孔子曾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么，前现代的“义利观”在现代是否仍然适用呢？“舍生取义”究竟是“侠义”还是莽撞？“义”又可以分为国家大义和个人私义，是否每一种“义”都值得牺牲生命？

冯小刚自导自演的电影《老炮儿》讲述了“老炮儿”与年轻混混们之间的争斗，展现出对“义”的思考。“老炮儿”是20世纪叱咤风云的一批“豪侠”，在时代的变迁下，原本的锋芒逐渐被掩盖，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然而，这片宁静却被六爷之子———张晓波打破，“老炮儿”重出江湖与新生代混混们展开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混战。现代社会中仍然有重义轻利的英雄侠客，虽然这种“侠义”精神令人感动，但是却显得不合时宜。比如，影片中六爷问儿子：“年轻人图什么？”儿子答道：“图个乐呗。”父辈们拿起武器重燃热血，年轻人却是为了“图一乐”，使影片内外形成了一种反讽结构，前现代的侠义精神与后现代的虚无主义对立，消解了前现代“义利观”的崇高意味。

不同于“热幽默”的暖色调，“冷幽默”的总体色调呈现为冷色。正如《老炮儿》中一切看似荒诞的火爆剧情之上，盖着一层冷色滤镜。“老炮儿”往日的辉煌皆是过眼云烟，江湖义气不应该触犯法律的底线。虽然舍生取义的“义利观”听起来让人热血澎湃，但是，它实质上却是一种藐视生命的行为，以张晓波为代表的年轻人们，用一种虚无主义、无所谓的态度动摇并解构了以“义利观”为中心所建构的庞大而愚昧的思想牢笼。

（三）道德婚姻与法律婚姻：两种婚姻观杂糅造成的混乱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将镜头指向了普通市民的家庭伦理生活，用“冷幽默”批判性地看待前现代的贞操观和婚姻观。前现代的婚姻观是“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但是，在现代社会，很多人在婚姻中远达不到这个要求，离婚率高出了很多。

那么，在现代社会是否还有必要坚持前现代的婚姻观呢？《我不是潘金莲》讲述了一个妻子状告丈夫的故事。一名叫李雪莲的农村妇女为了躲避法律生育二胎与丈夫假离婚，然而在假离婚期间丈夫却出轨了别人，于是“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而丈夫为了保留自己的颜面，却到处与人说李雪莲是出轨方，李雪莲不堪承受骂名，随即状告丈夫。李雪莲深受道德婚姻观的影响，而丈夫的做法虽然于道德上有亏，但是于法律上无损[3]。旧婚姻观出现在现代社会，二者势必会产生矛盾冲突。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闹剧源于李雪莲对法律的漠视，她贯穿影片的态度是一味地站在道德制高点，躲避现代婚姻法和生育法。虽然影片的结局法院为她平反了，却也引人深思。

“冷幽默”是运用一种随意、自然并充满智慧的方式，将日常遮蔽的矛盾暴露出来。如今，前现代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地停留在一部分人的心中，尤其是部分偏远山区的人们，他们的思想观念必然会与现代社会下的思想观念产生种种矛盾。几套价值标准共存，导致现代人处理问题时会不自觉地陷入两难之境。

二、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崇高

“冷幽默”除了引人发笑之外，也更深层次地指向一种审美需求———崇高。这看似是一个矛盾的命题，“冷幽默”与生俱来的虚无味道似乎在消解着崇高，而又谈何重建崇高呢？但是，通过细品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片不难发现，在主角饰演的看似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却有着一种与身份不匹配的崇高。比如，《甲方乙方》中葛优饰演的姚远是一个把正经事当玩的“顽主”，但是他却愿意为圆别人的梦而奉献自己的婚房；《天下无贼》中刘德华饰演的王薄是一个贼，但是他却愿意为了保护农民工的钱而牺牲生命。就“冷幽默”而言，一方面，它有着漫不经心的味道，仿佛是一个旁观者在看戏；另一方面，它又在精心地把苦难包装为幽默，试图引人注意。在“冷幽默”波澜不惊的表面下暗藏着一种小人物的坚守，涌动着日常生活中属于平凡人的崇高。

隨着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正逐渐成为一个壮志凌云、气势磅礴、充满梦想的民族，这是一个充满崇高意义的过程。因此，文艺界需要标榜英雄，也需要大气的、崇高的作品[4]。冯小刚导演主动衔接主流道德标准和审美价值取向，以人道主义关怀来呼吁人间真情，让观众在笑声过后感触颇深。所有的崇高均应被标榜吗？是否应区分英雄崇高和平民崇高？所有打着“为人”旗号的崇高都是真崇高吗？仍需加以讨论。

第一类是平民崇高。1997年至2020年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冯小刚在这23年间，紧跟着社会时代的变迁，紧扣该历史进程中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困境，重建平民世界日常生活中的崇高。比如，《私人订制》中，郑凯为了报答宋丹丹当年的救命之情，自掏腰包圆她的一日富豪梦。

第二类是英雄崇高。2007年，“冯氏”电影开始将作品主题聚焦在动荡年代的生存反思上。《集结号》展示的英雄不是主流宣扬的英雄形象，他们是为国牺牲却又被国家遗忘受辱的英雄，影片结局48位战士含冤得雪均被授予了“战斗英雄”称号，展现了冯小刚导演所追求的英雄“崇高”精神。

第三类是真、假崇高。“崇高”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一样的定义，真崇高与假崇高有什么区别？《我不是潘金莲》将这一思索进行了深而广的讨论———表层上，劝告李雪莲的村民和官员都是秉持所谓的“正义”和“为你好”的态度；深层上，他们的行动目的都是出于个人利益。两相矛盾下得出结论：“真崇高”是舍己为人，而“假崇高”是打着崇高的旗号行对自己有利的事。

三、结 语

“冷幽默”不仅是揭露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种种观念矛盾的一柄无形软剑，更是“消解崇高”与“重建崇高”之间的平衡木。“冷幽默”以一种外在的虚无和内在的坚守，既满足了青年们的新潮追求，也符合时代发展的价值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冷幽默”是一柄双刃剑，若是它完全偏向于幽默，则显得浅薄；若它彻底倒向崇高，又显得乏味，这中间的平衡难以掌握，需要继续加以区分和探讨。

参考文献：

[1] 王建疆.“别”在西方[J].贵州社会科学，2020（10）：4.

[2] 弗·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24.

[3] 高娜.新时代的社会寓言———评冯小刚电影《我不是潘金莲》[J].齐鲁艺苑，2017（8）.

[4] 徐大威.作为审美形态的英雄与崇高[J].贵州社会科学，2017（1）：32-37.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