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羽茜 王艺颖 许诗绮

【摘要】二战后的流亡文学时期，中德两国的女性意识均有了一定发展。在众多流亡文学作品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典型性的女性形象。本文以中德流亡文学两位著名的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和白朗为例，比较作家自身及其塑造的女性角色，探讨两国女性个人意识与家国意识在这一时期的异同之处。希冀所得结论对当今女性应对困境，追求权利，培养爱国意识提供借鉴。

【关键词】女性意识；流亡文学；安娜·西格斯；白朗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2-004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2.013

一、引言

自三次女性运动开展以来，女性意识成为现代中西方社会的热点话题。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于女性意识、女性主义和女性视角等相关话题进行研究，女性主义解读、文化批评、叙事方式等学术论文层出不穷。虽然近年来对于女性意识的研究范围涉及诸多领域，如文学、影视、戏剧等，但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一个国家女性意识的特点和体现，缺少文化层面的对比研究，如对中国戏剧《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中女性意识的解读；仅集中于女性的自我意识研究，如反抗男权压迫，追求独立平等，却忽略了女性的家国意识，缺乏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如有学者对于《飘》中传统女性争取女性中心地位的意识进行分析，而对于女性家国意识的探讨几乎空白。本文尝试以流亡文学时期为背景，运用文本分析和对比研究的方法，选取中德两位女性作家——白朗与安娜·西格斯及其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比较，分析同一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制度下的女性自我意识与家国意识的异同。一方面，以此探寻女性意识特点，展示女性力量，为现代女性应对自身困境、厚植家国情怀提供指导；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女性意识的研究，发掘中西方文化差异，以此对中德两国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选取的两位作家——安娜·西格斯与白朗，同为流亡文学时期的女性作家。她们在文学创作中将女性意识这一主题置于战争的背景之下，描摹战乱时期真实的女性画像。一方面，战争的压迫在促使女性寻求个人出路的过程中，揭露了被掩盖在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困境，战争由此作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战争导致家国沦丧，成为女性在突破过往牢笼时所面对的二重困境，激起女性心中人类普遍的家国意识。

二、“女性意识”与“流亡文学”

女性意识，即女性通过感知和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对客观世界和对自己最高认识的总和。女性意识既包括人类共有的意识，也包括唯独属于自己的意识[1]。19世纪前，东西方社会以男性话语权为主导，女性被剥夺了表达的能力，是被言说的“他者”；她们没有表达自我的能动性。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受男性视角和男性话语所界定，女性形象长期被异化，成为男性世界的附庸。被男性中心边缘化了的女性始终无法存在于主流文化中，她们无法跳脱“他者”地位，只有对于父权的顺从与屈服。

流亡文学，是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反法西斯文学，属于战争文学（中国文学史上特指“东北流亡文学”）。在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暴行使得大多数作家流亡异国，远走他乡；在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代文学青年逃离东北，流亡关内或辗转南下。对于法西斯的痛恨与憎惡交织着对故土的热爱与思念，成为流亡文学的特征。

本文以流亡文学为背景分析研究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在流亡文学时期，中德两国的女性主义运动都已有所发展，两者具有可比较性。德国所处的西方社会中，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女性意识开始走入大众视野的标志之一是1813年，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问世，女性主义思想萌芽出现[2]；随后，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形形色色、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如娜拉、欧也妮等，为女性主义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20世纪以来，女性意识逐渐成为文学界乃至社会的焦点。而在中国，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下的封建伦理纲常对于妇女的迫害最为严重，因此“女性解放”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问题，促使一批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跳脱牢笼，追求平等与自由。到了流亡文学时期，体现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女性作家，如中国的萧红、白朗，德国的奈莉·萨克斯、安娜·西格斯等。第二、流亡文学作品大多为战争叙事。在其中，女性面临个人困境与国家困境共存时刻，即女性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压迫下，同时深刻感知着法西斯的暴行和战争的苦难，如《芦苇》中的M?rtha、《老夫妻》中的张老太太等。许多女性作家一方面塑造着女性“叛逆者”的形象，以此号召女性挣脱男性专权的牢笼；另一方面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与思念，对山河破碎的痛心与愤恨。所以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不仅能够展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女性的家国意识。

三、个人空间下的女性言说

（一）战乱中的觉醒，压迫中的反抗

在西方视野下的战争叙事中，男性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但战争在赋予男性英雄主义光环的同时，也造成了他们在家庭与社会生产中角色的缺失。所以，战争直接给女性带来了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成为女性的“第一困境”——她们不仅承担了供养家庭的重任，也成了维持社会运作的劳力。而在中国，战争虽是女性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但“吃人”的封建伦理纲常则更是女性苦难的直接来源，封建家庭的压迫无形中弱化了战争对于女性的消极影响，将战争降格为女性的“第二困境”。正是在多重压力下，中德两国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并蓬勃发展，在对于独立和自由的诉求中化身为抗争者，于乱世中探寻着个人的出路。

在安娜·西格斯的笔下，德国女性在“生育”之外承担了多一重的“供养家庭”与“自我生存”的任务，这是她们面对的主要困境。《重逢》中的女主角Celia在丈夫Alfonso前往欧洲战场时，独自一人生下并抚养女儿。她一方面努力维持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女儿因父亲缺席而遭受的流言蜚语，承受着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芦苇》的女主角M?rtha父母双亡、兄长们都去了战场，她成了家里唯一的主人，“菜地里的农活大都由她一人承担下来。她还会裱糊墙壁，给小船涂刷油漆”[3]甚至将家里家外打理得“亲切而诱人”，她起早贪黑不仅仅是为了让生活不至于太糟糕，也是为了忘却孤独的处境。Celia和M?rtha代表的女性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家庭和个人的前途未卜是战争加诸的苦难，但是她们不曾沉沦，她们困境中的希望发轫于女性自我的坚韧。

而白朗在文学叙述中，先将矛头对准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封建制度。女性在封建家庭中陷入多重“他者”角色与自我的矛盾之中，封建家庭像一张巨大有力而无形的“网”约束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表达，自我主体的确立。女性肉体和精神的主体性缺失，困于男权社会为其制定的规约中，长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四年间》中黛珈的求学之梦在丈夫和婆婆陈旧的家庭观念、多次生育却接连丧子的打击下化为泡影，她的身体和心灵也承受着巨大的苦痛。除了直观地反映女性悲剧，白朗也塑造了一批具有反抗色彩的女性角色。《叛逆的儿子》中，良家女儿银娜被柏年的父亲买去做小妾。柏年的循循善诱帮助她明白造成自己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是腐朽封建的旧社会。“起初她不理会书里的意思，后来经柏年循循善诱，她才知道书上的话，都是解释她向来怀疑的事情。她现在什么都明白了，知道了一切罪恶都是谁造成的，应该怎样去对付他们的敌人，她很愿意和柏年携起手来。”[4]银娜在少爷柏年的帮助下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反抗压迫，与家庭决裂，走上创造幸福世界的革命之路。银娜作为反对封建制度的典型代表，反映了中国女性在男性中心主义下的不断挣扎，对独立人格和个人自由的不断追求。

（二）情感的勃发与激越的求索

战争带来的外部重压没有让西格斯忽略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探求。除了表现女性面对困境的坚强性格，安娜·西格斯还将目光投向了女性个人的情感，以女性的细腻和自身的了然，展现战争下女性们情感和精神世界。这些情感和思考是女性自我的勃发，战争愈是压抑，它们的光亮愈是耀眼而令人动容。

爱情是永不过时的主题。西格斯笔下的爱情不是昵昵小儿女的缱绻，而是在战争年代的纽带，是困苦中的坚守，是再出发的勇气。高昂如《重逢》中的女反法西斯战士Celia，她和Alfonso的爱情源于同志之谊，因为时局两人无法相见，她的情感压抑在内心无法满足，但她始终保持着如火的爱意，保持着妻子的忠贞和正直，保持着面对生活的勇敢。深沉如《芦苇》中的坚强少女M?rtha，她默默地照顾着从纳粹手下逃跑的躲藏在芦苇丛中的库尔特，冷静地给予库尔特精神力量，但她爱恋着的库尔特却在战后离开并同他人结婚。然而爱情的破碎也没有将她击垮，她将这份感情收藏在心底，因深刻的爱而收获了隐秘的快乐“重新挺直了胸膛”[5]，如同《飘》中的斯嘉丽所说：“无论如何，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女性对本真的情感、爱情的坚守是那个时代罕有的亮色。

更重要的是一部分女性在法西斯的暴行下开始对于人性展开思考，向内深刻地凝视自我。如西格斯的代表作《第七个十字架》里的小市民莉泽尔。由于担心莉泽尔可能不会接纳逃亡中的格奥尔格，她的丈夫一开始对她隐瞒了事实的真相。当莉泽尔得知后，她的愤怒比恐惧更甚，因为她感到自己的人格及人格背后的人性受到了質疑。她坦言，自己冲动之下确实可能将格奥尔格拒之门外，但在丈夫的解释之后，却坚信自己肯定会留住他。在她的内心深处，人性的力量给了她抗争的勇气，使她敢于对抗纳粹的恐吓和迫害。

相比于安娜·西格斯对于女性内心世界的观照，白朗则更加着眼于女性向外出路的求索。二战背景下的中国女性面对着男权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侵略的双重压迫，家庭的桎梏与战争的荼毒几乎切断她们所有的退路。在以细腻的笔触描摹女性个人空间所受的多重压迫的同时，白朗的笔端凝聚着对女性发展，寻得前路坚定的信心和殷切的希望。

白朗以作为革命者走向社会，投入革命事业的自我经历为久困于黑暗中的女性指明一条前路—— “出走”。她呼唤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勇于反抗，走出家庭，投入到广阔的社会和革命斗争。《叛逆的儿子》中通过柏年给父亲的信“……银娜……不愿意在你的腋下和恶劣的环境里面活下去了，她老早就想自拔出来……”[6]银娜在进步青年柏年的引导下，自我意识觉醒，反抗意识进一步发展。最终银娜打破世俗的羁绊，跟随柏年的步伐与封建家庭决裂投入到创造幸福世界的革命事业之中。《逃亡日记》里富有强烈反叛意识的女青年勇敢地走出过去，冲破封建旧式大家庭的牢笼。《老夫妻》中也有女性“出走”的情节。家庭妇女张老太太希望儿子读书以明理，而张老财为了后继有人企图用鸦片将儿子控制在自己身边。最终她决定带着儿子离开这个冷酷残忍的封建家庭。

白朗笔下女性的“出走”虽然是对“五四”时期“娜拉式”出走精神的延续，是从黑暗现实和封建制度的禁锢下挣脱，但战争时代的特殊性赋予了这一行为新的内涵，即反抗外来侵略和伪满统治。“如果说白朗书写女性在封建家庭之中的困境是站在女性角度上充满了血与泪的呐喊，那么女性的出走则是站在家国立场之上对所有爱国志士的强烈的召唤。”[7]战争使女性被动地投入社会化的生产生活之中，从侧面却加速了女性在社会层面解放的过程，也表现出白朗对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与男人抗衡的呼吁。

四、世界战争下的家国

从本质上看，家国意识并不是女性特有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普遍意识。但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家国意识是女性意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在此语境中，它特指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无论是安娜·西格斯还是白朗，对此都进行了深入的诠释，但两者的立场与角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

安娜·西格斯作为法西斯策源地的公民，理性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思想是她作品的一大特色。她一方面超越了性别，塑造了同她本人一样，虽饮冰而热血难凉、为了正义奋不顾身的女性斗士形象；另一方面却也着眼于女性反抗势必更加艰难的现实，描绘了普通女无奈的抉择和抗争之路。

不屈不挠的女战士显然是安娜·西格斯作品的典型角色。无论是菲德勒太太还是Leni，皆是很早就识破了希特勒政权的阴谋诡计，并自觉抗争的女性形象。她们将对家人和伴侣的一己之爱化为对民族命运和人类共同事业的深切关注，并时刻准备为此付出鲜血和生命。她笔下更多的是遭受残忍冰冷现实折磨的普通女性，如《已故少女们的远游》中善良而博爱的Gerga，她在丈夫Neeb为了保住饭碗选择向纳粹妥协时，毅然决然地参与了女性互助组织，帮助了许多走投无路的国际反法西斯作家。“她一生的行迹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因为她曾给予他们很好的帮助。” [8]正是这些伟大女性的觉醒和抗争，人性的尊严和美德的传承才得以捍卫，法西斯政权的覆灭也早已注定。

西格斯以女性的视角，用冷静现实的笔调呈现战争带来的破碎，同时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展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形，女性的家国意识在她笔下已不仅仅局限于一家一国中，而是放眼于法西斯迫害时代下的每一个被毁灭的“人”，带有国际主义色彩。她展现了女性具备的丰富蓬勃的力量，最后回归于人之本身，“在安娜·西格斯那里，人类的含义就是永恒的人民和普通人的生活。”[9]

而从受侵略者的立场出发，白朗更加重视对于中华民族女性为国抗争的牺牲精神的叙述，强调女性的民族担当，以此展现女性心中的家国大爱。作为一名革命者，她深切体会着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的艰难险阻，见证着女性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牺牲，颂扬她们刚毅坚强的人格和矢志不渝的信念。在《一个奇怪的吻中》，白朗塑造了一位慷慨捐生的女性革命者形象。李华与同为革命者的丈夫姚行谦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审讯和折磨没有丝毫怯。在面临生死时毅然做出抉择——为了革命事业而捐生殉国。女性的无私与无畏在生死攸关时刻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李华个人身份认知与自我定位得到升华，一名革命者的家国大爱得以彰显。

五、结语

本文以安娜·西格斯和白朗为例，通过比较流亡文学时期中德两国的女性意识，探索两国男权中心主义社会和战争背景下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家国意识的异同。在对比中发现，第一，两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受到两种困境不同程度的促进。安娜·西格斯作品中的女性受战争影响较大，女性的坚韧精神和责任担当在战争压迫中被发掘；白朗则首先以封建家庭为斗争对象，以此表达了女性对自由的追寻与对解放的渴望。第二，两国女性意识的表现方面有所区别。安娜·西格斯更加注重女性内心世界的观照，如爱情的迸发，而白朗更加关注对于女性向外出路的探索，如成为革命者。第三，在家国意识对比的层面上，由于社会环境不同，安娜·西格斯将视域扩大到国际层面，女性的家国意识被赋予了国际主义色彩，而白朗更着眼于本民族女性的家国担当。以上比较分析体现了安娜·西格斯与白朗对于女性意识的关照，对于女性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呼吁，同时为当代中西方女性应对困境、追求平等、争取权利及培养爱国主义情怀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安娜·西格斯和白朗虽来自不同国度，但无论是她们个人还是塑造的诸多女性角色，都鲜明而热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先锋态度与选择。虽然路径有别，但她们身为女性在追求自我独立解放的同时也坚定地为光明的回归和世界的解放而呐喊抗争。

参考文献：

[1]窦文钎，张沛霖.比较视阈下晴雯和苔丝的女性意识[J].今古文创，2002，（4）：28-30.

[2]朱清. 《金色笔记》女性視角下的女性主体意识[J].外语研究，2009，（3）：101-103.

[3]安娜·西格斯.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M].作家出版社，1955.

[4]白朗.白朗文集 短篇小说集[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11-12.

[5]安娜·西格斯.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6]白朗.白朗文集 短篇小说集[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11-12.

[7]胡春草.女性与家国——白朗小说创作论[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9：19.

[8]Seghers Anna：Der Ausflug der toten M?dchen.In：Der Ausflug der toten M?dchen und andere Erz?hlungen.4.Ausflug，Berlin：Aufbau Taschenbuch Verlag GmbH，1998

[9]弗朗克·瓦格纳，吕一旭.安娜·西格斯与中国[C].国外文学，19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