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地区效率差异和劳动力迁移成本的两部门两地区模型，研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的福利效应及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研究发现：缩小地区效率差异以促进产业转移，或降低迁移成本以促进劳动力流动，都可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并提高经济总体产出;由于劳动力迁移成本异质性，低迁移成本劳动力偏好产业转移，而高迁移成本劳动力偏好劳动力转移政策，因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两类政策不能相互替代;当工业化水平提升或地区效率差异扩大导致劳动力流动需求增加时，如果不进一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地区间收入差距会扩大，从而形成劳动力迁移与地区差距扩大同时发生的“谜题”。 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流动两类思路并不存在内在逻辑冲突，不应将二者对立，需要采取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提高欠发达地区发展潜力相结合的措施。

关键词：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迁移成本;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9.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3）02-0078-10

收稿日期：2022-03-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产业关联与空间外溢双重视角下的区域产业结构演进及机制研究”（71903072）

作者简介：皮亚彬（1988-），男，河南太康人，广东工业大学讲师，博士。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但产业与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也日渐凸显，城乡间和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存在。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地区间收入差距，不仅取决于地区间生产率存在差异，也取决于劳动力在地区间迁移的成本。 在劳动力和产业分布达到空间均衡时，将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当劳动力在地区间自由迁移时，劳动力会向发达地区集聚，这种空间“套利”機制最终将导致自由迁移的劳动力在地区间的实际福利无差异;而当劳动力跨地区迁移存在障碍时，将导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工资和实际福利的差异，而经济集聚水平则低于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形。 要解决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空间分布与人口空间分布不平衡的问题，需要从理论层面明晰决定产业和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基本经济机制，并基于此选择适宜的区域协调发展策略。

地区之间生产率差异，一方面来源于区位条件或资源禀赋优势等外生因素，另一方面来源于内生的集聚效应，发达地区企业和劳动力能够通过分享、匹配和学习机制获得更高的效率 [1-2] 。 由于地区间效率差异，企业自发的产业转移难以发生，而政府为了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所实施的一系列地区导向的政策可能是高成本、低效率的 [3] 。 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受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 [4-6] ，劳动力是否跨地区迁移取决于劳动力个体对地区间的工资差异和迁移成本的权衡。 我国劳动力跨地区迁移过程中仍存在较高的制度成本，从而导致劳动力难以通过跨地区转移进行工资“套利”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7-8] 。基于上述理论思路，为解决劳动力和产业空间分布不平衡以及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基本的政策思路可分为两种：一是通过提高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或优惠政策，吸引发达地区的产业资本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欠发达地区，即推动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二是通过消除户籍等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并获得更高的收入，实现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即以降低劳动力跨地区迁移成本的空间中性政策 [9-12] 。 相关实证研究显示，消除劳动力迁移摩擦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重新配置，并带来显著的福利增进效应 [13-15] 。 劳动力流动完全消除地区收入差距的理论前提是劳动力在地区间迁移成本为零，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所产生的套利机制将使劳动力在地区间的实际收入相等 [16] 。 但由于还存在其他类型的迁移成本，即使在最完善的制度安排下，劳动力迁移成本也不可能下降到零。 根据 Partridge 等的研究，即使劳动力流动性远高于其他国家的美国，其劳动力转移规模也低于空间均衡模型的预测 [11] 。

在多数空间均衡模型中，部分研究假设劳动力可以在地区间无成本地自由流动，另一部分研究则假设劳动力无法在地区间流动 [17] 。 现实中的劳动力既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也非完全不能流动，而是介于自由流动和完全不流动的中间状态。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通过将异质性劳动力迁移成本作为反映劳动力流动性的关键参数纳入空间均衡模型是一种更接近现实的建模策略。如采用“冰山”型迁移成本系数，假设劳动力在城乡迁移过程中产生一定比例的损耗 [18-19] ; 或将劳动力转移成本表示为消费者对不同区位偏好差异的分布 [10] ;也有学者将劳动力转移障碍纳入消费者效用函数，迁移到外地导致其损失一定比例的效用 [5-6] 。

上述研究仅仅关注劳动力在地区间的迁移或城乡间迁移的某一个侧面，本文则将地区间迁移和城乡间迁移这两种迁移模式放在同一框架内进行考虑，同时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本地非农部门就业和转移到异地非农部门就业两种情形。 此外，已有文献没有明确地将制度因素引起的迁移成本与劳动力个体偏好导致的迁移成本区分开来，在分析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异质性时，学术界较多关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差异对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 [20-23] ，不同个体间迁移成本的差异则鲜有文献进行考虑。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效率差异和异质性劳动力迁移成本的空间均衡模型，为分析经济空间分布和地区收入差距提供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 首先，在对劳动力转移成本的设定方面，本模型着重考察了劳动力转移成本的差异，并将劳动力迁移成本区分为制度障碍和个体因素，指出哪些劳动力会选择就地转移到本地工业部门，哪些劳动力会选择跨地区转移。 其次，不同于多数文献仅仅分析劳动力从乡村到城市或地区间迁移的某一侧面，本文在同一框架内同时考虑了劳动力城乡流动和跨地区流动，分析劳动力就地转移规模和跨地区转移规模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比较劳动力转移和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

二、基本模型

受到户籍制度及附着其上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迁移的成本较高。 为更好地解释我国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及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问题，本文构建如下包含劳动力转移成本和地区效率差异的空间均衡模型。 借鉴朱希伟的做法 [18] ，为了使模型简便并突出关键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本文不考虑商品空间运输成本，而重点考虑劳动力空间转移成本及地区间生产效率存在差异，并基于此探讨产业转移与劳动力转移的变化规律。 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在剩余劳动力假设下进行相关分析，并考虑了劳动力迁移成本的异质性。 设经济系统中存在工业和农业两部门、发达和欠发达两地区。设经济发达地区已完成工业化，地区初始劳动力数量为 θ 0 ，且所有劳动力都进入工业部门工作。欠发达地区是传统农业区，劳动力总量为 1-θ 0 ，其中，农民数量为 L A 。 当欠发达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時，根据地区工资差异和迁移成本，劳动力选择就地转移或异地转移。

（一）消费者偏好

劳动力的效用受到商品消费和迁移决策的共同影响。 根据是否迁移，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M n 为代表性消费者对工业品组合的消费，A n 为对农产品的消费量，μ 为消费者对工业品消费的支出比重，μ 反映经济系统的工业化水平。由于面临制度、社会习俗、情感、距离等因素产生的障碍，劳动力跨地区迁移过程中存在着非经济成本。 当消费者没有跨地区流动时，其效用仅取决于对产品的消费量;当消费者跨地区迁移时，会产生一定的福利损失，其效用还取决于迁移自由度 γ n ≥1。 γ n 值越小，表明劳动力迁移的成本越高，当 γ n =1 时，表示劳动力可以在地区间自由迁移。 欠发达地区劳动力通过选择就业区位来实现效用最大化，当除去迁移成本之后劳动力在发达地区获得的效用大于其留在当地的效用，则欠发达地区劳动力选择迁移到发达地区。

（二）工业部门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企业效率差异反映在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上，设生产同等数量的工业品，欠发达地区消耗的劳动力数量是发达地区 ρ倍（ρ≥1）。 地区间人均产出的差异不仅来自于劳动力自身的禀赋差异，更是由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条件所决定。 地区间的单位劳动力生产效率差异可能来自于地方资本积累、技术外部性、产业投入产出关联、制度和社会组织方式、地区禀赋优势等多种因素。 由于地区间的生产效率差异，尽管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更高，企业仍会选择发达地区进行生产。 企业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代表性工业企业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成本函数分别为：

其中，l ci为发达地区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所用劳动力数量，x ci为发达地区企业的工业品产出，α 表示发达地区企业的固定投入，β 为发达地区企业的边际成本，即每增加 1 单位产出所需要增加的劳动力投入。 ρ≥1，表示欠发达地区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欠发达地区企业生产同等数量的产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更多。 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在本地工业中就业，则其所在企业的成本函数为 l pj ;若“农民工”流向发达地区的工业中就业，则其所在企业的成本函数为 l ci 。 ρ 值越大，表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差异越大。

垄断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由式（2） （3） 可知，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为：

其中，w c 为发达地区工人的工资水平。 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厂商盈利或亏损时可自由进入或退出该行业，因而在均衡时垄断厂商超额利润为零。 则厂商的销售收入等于厂商的总成本，即l ci wc=pci xci 。 根据式（3）和式（4），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厂商的生产规模为 α（σ-1） / β，则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各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分别为：

随着产业和人口的区位调整，在工业部门空间分布达到均衡时，两地区生产工业品价格相等，否则，企业继续向生产成本低的地区转移，记为p i =σβw c / （σ-1）。 则消费者面临的工业品价格指数 P 可以简化为：

其中，N 为工业品种类数。 由于 σ>1，则产品种类越多，P 值越小，消费者在总支出不变时获得的福利水平越高。

（三）农业部门生产

假设农业生产只存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且存在着农业剩余劳动力。 农业部门劳动力总收入等于所有消费者对农产品总支出，则：

其中，w A 为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 以农产品为价格标的物，设农产品价格 p A =1。 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相对耕地资源过剩，只要农业人口大于某一门槛值，农业劳动力减少并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出下降，假设耕地总量不变，则农业总产出与务农人数 L A 无关。 设农业总产出 A=1-μ，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为：

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与其数量成反比，因而，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由于人地比率过高，我国农业劳动力生产率较低，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对留在农业部门的农民收益产生“外部性”。 在农村地区，土地流转多是在村内亲人和乡邻之间的非正式流转，仍会提高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的人均产出和收入水平。 随着欠发达地区农业部门劳动力流出，使劳动力流出地的人均农业资源（包括耕地、自然资源等）占有量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当土地要素不能在转移劳动力和农民之间自由流转时，留在农村的农民的人均耕地和收入相对更低，更接近于刘易斯模型所假设的情形。

（四）劳动力收入与就业区位选择

设经济发达地区当地劳动力数量为 θ 0 ，欠发达地区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民数量为 L A 。 假定从欠发达地区农业部门转移到本地工业部门的“农民工”数量为 θ 1 ，转移到异地工业部门的“农民工”数量为 θ 2 。 不失一般性，设全国劳动力的总量为 1，即 L A+θ0+θ1+θ2 = 1。 假设在初始时期，所有工业部门集中在发达地区，且 μ>θ 0 ，则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人均收入高于农业部门。

假设劳动力在地区内部不同部门间自由流动，则在欠发达地区内部，农业劳动力收入与工业部门收入相同：

当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同时存在时，工业企业在地区间的平均生产成本相等，由于地区之间效率差异为 ρ，欠发达地区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相当于发达地区的 1/ ρ，根据式（4），地区之间工业工资关系满足：

在市场出清的前提下，工业部门劳动力获得的总收入等于消费者对工业部门总支出，即（θ 0 +θ 2 ）w c+θ1 wp =μ，则发达地区工业部门工资为：

（五）劳动力的迁移决策

假设劳动力转移成本存在差异，流动成本最低的劳动力最先转移，其后每一个新增的转移劳动力的迁移成本都高于已完成迁移者。 将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个体转移成本从低到高排序，为了简便，不妨假设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个体迁移成本总体上服从（0，1-θ 0 ）上的均匀分布。 設参数m≥1 反映了劳动力跨地区迁移的制度性成本，m值越大，表明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制度障碍越大，m=1 时表示完全消除了所有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则在迁移次序 n 的劳动力总体迁移成本为 mθ n 。 与前文分析保持一致，设式（1）中劳动力n 的迁移自由度 γ n = 1-mθ n 。 由于异地转移的劳动力数量为 θ 2 ，则处于转移临界点的劳动力转移成本为 mθ 2 ，其迁移自由度：

转移成本低于 mθ 2 的劳动力选择跨地区转移，转移成本高于 mθ 2 的劳动力选择在本地就业。根据 ρ 和 γ ? 的值，劳动力转移模式有三种可能的情形：情形一：既存在就地转移、也存在异地转移的情形，此时 θ 1 >0 且 θ 2 >0;情形二：只存在异地转移的情形，此时 θ 1 =0 且 θ 2 >0;情形三：只有就地转移的情形，此时 θ 1 >0 且 θ 2 =0。 由于假设迁移成本最低的劳动力迁移成本为 0，则至少存在一个跨地区流动的劳动力，情形三不成立。 当均衡时，如果转移临界点的劳动力迁移自由度 γ ? >1/ ρ，则情形二成立;如果转移临界点的劳动力迁移自由度γ ? =1/ ρ，则情形一成立。 情形一和情形二适用于不同的空间尺度。 随着考察的空间单元不同，ρ 和m 的值也有所不同。 比如，A 地区和 B 地区间效率差异、与 A 地区和 C 地区间的效率差异是不同的，劳动力向不同地区迁移的制度障碍也不同。情形一中，欠发达地区也存在工业部门，适用于分析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和区域间差距;而情形二中，欠发达地区工业部门完全没有竞争力，此情形更适用于分析劳动力城乡流动和城乡差距。 本文下面两节分别考虑情形一和情形二。

三、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同时存在的情形

（一）劳动力异地转移规模及其影响因素

若 ρ 非常小，或 m 非常大时，均衡时 γ ? =1/ ρ，同时发生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和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象同时存在。按照流动成本从低到高，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依次转移到发达地区，直至处于转移临界点的劳动力在本地就业获得的福利（w p P-μ）与其在发达地区获得的福利（γ i w c P-μ） 相等，即 w p= γi wc 。 结合（10）式，则 γ i =1/ ρ。 当异地转移劳动力数量为 θ 2时，可得 m 和 ρ 的关系式：

进而，将 θ 2 表示为 m 和 ρ 的形式，可得异地转移劳动力的数量：

上式表明，异地转移劳动力数量 θ 2 受地区间效率差异 ρ 和劳动力转移成本系数 m 影响，易得：

劳动力跨地区迁移的制度障碍越大，异地转移的劳动力数量越少。 而当 ρ 提高时，θ 2 随之增加，表明当地区之间效率差异扩大时，跨地区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增多;反之，随着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效率差异缩小，异地转移劳动力向欠发达地区回流。

（二）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同时存在的条件

根据（9）和（10），发达地区工业部门劳动力工资可表示为：

结合式（11）和（12），可得：

将 L A =1-θ 0-θ1-θ2 代入上式，将式（14）代入，得出就地转移劳动力数量：

θ 1 表示在本地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数量，θ 1 值越大，表明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规模越大。 进一步考察分析地区间效率差异和劳动力迁移制度障碍变化对产业转移规模和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ρ 越大，表示欠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越低;m 下降，表示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成本下降。

随着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m 持续下降，θ 1值随之下降，在这一过程中，只产生劳动力和产业空间分布的变化，而地区收入差距仅受区域间工业部门生产率影响，保持不变。 θ 1 值下降为零时，达到情形一和情形二的临界点。 令（19）式等于0，可得情形一和情形二达到临界点时 m 取值与ρ、μ、θ 0 之间的关系：

上式说明，劳动力转移模式和产业空间分布的具体情形取决于劳动力跨地区迁移成本、财税政策、地区间效率差异、工业化水平和劳动力初始空间分布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 当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m>m ? 时，劳动力和产业空间分布以及相应政策的效果符合情形一的分析;反之，当m0， ?m??ρ<0，表明工业化水平越高、发达地区初始劳动力数量越小、对欠发达地区的工业部门生产率越高，则 m ? 值越小，欠发达地区越容易出现工业部门，形成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命题 1：当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m>m ? 时，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同时存在，补贴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区位导向政策有利于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同时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 降低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只会导致劳动力和产业空间分布的变动，但不直接影响地区间收入差距。

（三）劳动力异地转移规模及其影响因素

由于 0<μ<1，根据式（19），易得：

这表明随着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制度摩擦 m下降，异地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增多，就地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减少。 地区之间的效率差距越小，欠发达地区就地转移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异地转移的劳动力数量越少。

命题 1：劳动力转移规模和产业转移规模受地区效率差异和迁移成本影响。 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 m 越小，地区间效率差异 ρ 越小，异地转移的劳动力人数越多;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 m越大，地区间效率差异 ρ 越大，异地转移的劳动力人数越少。

由于不同劳动力个体迁移成本存在差异，导致劳动力对转移模式偏好的不一致。 只有迁移成本处于转移临界点的劳动力对经济空间分布模式的偏好是无差异的。 对那些个体迁移成本高于临界点的劳动力来说，他们倾向于选择留在当地农业部门或就地转移到本地区工业部门。 而对于迁移成本低于临界点的劳动力来说，他们倾向于选择跨地区转移。

当 ρ 的取值不变时，降低或提高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障碍，只影响劳动力和产业的空间分布，不影响地区间收入差距。 如果限制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甚至为劳动力转移设置障碍，固然有可能促进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实现地区间经济总量的平衡，但并不能有效缩小地区间劳动力收入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通过限制劳动力转移实现的地区经济总量平衡，剥夺了欠发达地区劳动力通过跨地区迁移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和权利，因而是不可取的。

命题 2：当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同时存在时，提高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障碍，尽管可以缩小地区间经济总量的差距，但并不能有效缩小地区间劳动力收入差距。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假设地区间效率差异是外生的。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集聚效应的存在，当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会有所提高，导致地区效率差异扩大。 此时，地区间劳动力收入差距会扩大。

（四）经济系统总产出和社会福利分析

由于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总产出不变，经济系统总产出取决于工业部门产出变化。 工业企业规模等于 α（σ-1） / β，则工业部门产出与企业数量 N 正相关。 根据式（5），当就地转移劳动力数量为 θ 1 ，异地转移劳动力数量为 θ 2 ，发达地区原住劳动力数量为 θ 0 时，工业部门企业总数量为：

随着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制度摩擦 m 下降，由于 ρ>1，工业企业数量变化情况满足：

上式结果表明，随着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制度摩擦的消除（m 值下降），工业企业总数量增加，根据（11）式，单位工业品的价格也随之下降。 加之农业部门产出水平不变，这意味着通过破除束缚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利于提高经济系统的总产出水平。 这种经济整体效率提升来自劳动力资源在部门和空间上配置的优化，即劳动力从低收入部门向高收入部门、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區的迁移。

考虑到劳动力的异质性迁移成本，当达到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均衡时，不同类型劳动力的福利水平并不相等（如图 1 所示）。 这一结论与假设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经典空间均衡模型不同。 尽管异地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与发达地区原住劳动力相等，但其实际福利水平低于发达地区原住居民。同时，由于个体转移成本的差异，异地转移劳动力之间的实际福利也存在差异，个体转移成本越低的劳动力，实际福利水平越高。 而对留在农业部门和就地转移到当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其工资和福利水平都相当于发达地区原住劳动力的 1/ ρ（ρ>1）。 对于没有跨地区转移的劳动力来说，个体迁移成本的差异没有导致未流动劳动力之间收入和福利差异。

降低劳动力跨地区迁移的制度障碍，重塑了劳动力和产业的空间分布。 这种经济空间重塑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福利影响如何呢？ 本文从发达地区居民福利变化展开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欠发达地区居民的福利变化。 发达地区居民福利变化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当存在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出时，会给发达地区劳动力的工资带来下降的压力，对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福利产生负向影响。 但另一方面，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可以就地转移到工业部门，导致工业品种类增多，商品价格指数下降，这又对消费者福利产生正的影响。

根据式（11）和（21），发达地区原住劳动力工资可以表示为：

根据消费者面临的工业品价格指数 P、农产品价格水平 p A ，消费者支出 Y=w c ，结合式（1）（2）（6）和（23），当满足效用最大化条件时，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福利函数为：

由上式可得，当 μ>（σ-1） / σ 时，发达地区劳动力福利 W c 与工业企业总数量 N 成正比。 则根据公式（22）和（24），可得当 μ>（σ-1） / σ 时，?W c /?m<0，说明当消费者偏好工业品消费（或工业化水平非常高）时，降低劳动力流动障碍能够提高发达地区劳动力福利。 当 μ<（σ-1） / σ 时，?W c / ?m>0，此时，发达地区劳动力面临的竞争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工业品价格指数下降带来的正向效应。 当 μ>（σ-1） / σ 时，根据公式（18），农业劳动力和就地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也随 m 下降而提高;迁移次序为 n 的异地转移劳动力其福利水平为 γ n W c ，当 m 下降时 γ n 提高，则异地转移劳动力福利也提高。 由此可得，当 μ>（σ-1） / σ 时，随着劳动力跨地区迁移障碍 m 下降，所有类型劳动力的福利得到提高，产生帕累托改进。

命题 3：通过消除劳动力跨地区迁移障碍，经济总产出增加;且当 μ>（σ-1） / σ 时，能够实现所有类型劳动力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四、只存在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情形

若 ρ 非常大，或 m 非常小时，处于临界点的劳动力在欠发达地区组织生产工业品获得的实际效益低于转移到发达地区，即 γ ? >1/ ρ。 仅仅通过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就能达到 w A=γ? w c ，此时欠发达地区没有工业生产活动，只存在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而没有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即 θ 1 值为 0。 在这种情形下，此时的地区收入差距由 γ i 决定，γ i又由处于转移临界点的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决定。

（一）跨地区转移劳动力数量及其影响因素

由于处于转移临界值的工人（第 θ 2 个转移的工人）留在家乡务农和异地务工的实际效用相等，可得：

将工资表达式代入，并整理得 m 和 θ 2 关系式：

由上式易得：

这表明，当工业化水平提高时，跨地区转移劳动力数量增加;当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制度障碍增加时，跨地区转移劳动力数量下降。

进一步讨论劳动力迁移制度障碍 m 下降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结合式（25）和（26），地区间劳动力名义收入差距为：

易知，w c / w A 是 θ 2 的减函数，且?θ 2 / ?m<0，则w c / w A 随着 m 值减少而减少。 因而，通过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降低 m 值），有利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 保持 μ 不变，当 m 值下降时，流动成本处于临界值附近劳动力发现流动成本下降，则转移到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农业劳动力工资上升为 w A ，工业部门劳动力工资下降为w c ，直到形成新的平衡 γ i w c = w A 。

命题4：当 γ ? >1/ ρ，随着劳动力转移制度障碍下降，劳动力异地转移规模增加，且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

（二）劳动力转移与地区收入差距关系的进一步探讨

有研究指出，在一些国家存在劳动力转移与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存在的“悖论”，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本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是否伴随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与引起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有关。 当劳动力转移是由于迁移制度障碍下降导致的，则地区收入差距缩小;而当劳动力转移是由工业化水平提高等其他因素导致的，则可能伴随着地区收入差距扩大。

当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 m 不变时，由于?θ 2 / ?μ>0，随着工业化水平 μ 提高，跨地区迁移劳动力数量 θ 2 随之上升，根据式（21），这使地区间劳动力收入差距 w c / w A 扩大。 这是由于在 m 保持不变时，随着低迁移成本的劳动力率先转移到发达地区，转移次序越后的劳动力个体迁移成本越高，发达地区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来补偿迁移成本。 工资的一部分是补偿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工资，另一部分则是弥补迁移成本。 出现劳动力转移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存在的情形，其原因是在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和劳动力转移都是工业化水平提高所引致的后果，不能将地区收入差距和劳动力转移规模的这两个变量相关关系视作因果关系。 不能因此而推断劳动力转移将带来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更不宜据此提出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 事实上，如果工业化水平提高，如果限制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话，地区间收入差距会更大。

当工业化水平提高导致地区间劳动力转移规模和收入差距扩大时，不仅不能为了追求地区总量平衡而限制劳动力转移，反而应该进一步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 这样才能真正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提升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福利。 现实中，工业化水平提高与劳动力转移制度性障碍的清除可能是同时发生的，因而，劳动力转移伴随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取决于 m 值和 μ 值（反映迁移成本和工业化水平）的相对变化。 综上，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阐明了劳动力跨地区转移与地区收入差距变化之间的关系。

命题 5：劳动力转移伴随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取决于 m 值和 μ 值的变化。 当工业化水平提高时，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规模增大，且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在此情形下，只有进一步清除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才能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

（三）经济总产出与福利分析

当异地转移劳动力数量为 θ 2 ，发达地区原住劳动力数量为 θ 0 时，工业企业数量为：

随着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制度摩擦 m 下降，由于 ρ>1，工业企业数量变化情况满足：

上式表明，随着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制度摩擦的消除（m 值下降），工业企业总数量增加，工业品价格指数下降。 由此可得命题 6。

命题 6：在仅存在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情形下，降低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制度障碍，有利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且提高经济系统总产出，实现“均衡”与“效率”兼得。

下面讨论随着 m 下降，农业劳动力、异地转移劳动力和发达地区原住劳动力的福利变化情况。由于农业劳动力工资 w A =（1-μ） / （1-θ 0-θ2 ），易得?w A / ?m<0。 则随着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制度障碍消除，农业劳动力人数下降，農业工资上升。 又由（30）式，工业品价格指数下降，则随着 m 下降，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福利提升。

根据式（24），仅存在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情形下，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福利水平满足：当 μ>（σ-1） / σ 时，?W c / ?m<0;当 μ<（σ-1） / σ 时，?W c / ?m>0。 因而，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福利变化取决于工业化水平和消费者对工业品多样化的偏好情况。 μ>（σ-1） / σ 时，异地转移劳动力的福利也随 m 下降而提升。 在消费者对工业品支出比重较大、或非常偏好工业品多样化的情形下，降低劳动力跨地区迁移的制度性障碍，有利于改进所有居民的福利。

五、結论与启示

本文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根据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和地区间效率差异，从“公平” 和“效率”双重视角分析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差异化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居民在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情况，取决于地区间生产效率差异以及劳动力在地区间的迁移成本。 当劳动力可以流动但存在迁移障碍时，劳动力通过迁移进行空间“套利”，均衡的条件是处在迁移临界点的劳动力通过跨地区转移获得的福利增进等于其迁移成本。

本文将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障碍和劳动力个体异质迁移成本同时纳入模型，根据个体迁移成本的高低以及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障碍，异质劳动力决定跨地区迁移的顺序以及是否迁移。 拓展模型揭示了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与劳动力跨地区迁移同时存在的经济机理，并进一步考察了产业转移规模和劳动力迁移规模的决定因素。 模型证明，劳动力转移制度障碍越小，异地转移的劳动力人数越多;地区之间效率差异越小，就地转移的劳动力人数越多。 当劳动力迁移成本存在个体差异时，劳动力对经济空间分布的偏好并不一致，个体迁移成本低的劳动力偏好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而个体迁移成本较高的劳动力则偏好促进产业转移的政策。

本文的理论模型解释了现实中观察到的“劳动力迁移与地区差距扩大同时发生”的谜题。 随着低迁移成本的劳动力率先流动到发达地区，迁移次序越后的劳动力个体迁移成本越高，发达地区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来补偿劳动力的迁移成本。 因而，企业支付给劳动力工资的一部分是补偿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工资，而另一部分则是弥补劳动力的跨地区迁移成本。 如果劳动力流动是由于迁移制度障碍下降导致的，则地区收入差距缩小;而如果劳动力流动是由工业化水平提高等其他因素导致的，则可能伴随着地区收入差距扩大。 现实中，工业化水平提高与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的清除可能是同时发生的，因而，劳动力流动伴随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取决于迁移制度性成本和工业化水平的相对变化。

在进行区域平衡的政策分析时，不应局限于论证产业转移与劳动力转移哪一种情形更好，更应该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如何通过进一步改革降低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以及如何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技术差异。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应进一步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同时推动促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措施，通过降低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在地区间和行业间转移的制度性摩擦，优化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促进资本和信息在地区间的流通。

参考文献：

[1]KRUGMAN P. First nature，second nature，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93，33（2）： 129-144.

[2]DURANTON G，PUGA D.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M] / / HENDERSON J V，THISSE J. Handbook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Amster-dam：North Holland，2004：2063-2117.

[3]GLAESER E L，GOTTLIEB J D. The Economics of Place-Making Policies[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8（1）：155-239.

[4] ZHAO Y.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9，47（4）：767-782.

[5] BRYAN G， MORTEN M. The aggregate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9，127（5）：2229-2268.

[6]DESMET K，NAGY D K，ROSSI-HANSBERG E. The ge-ography of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8，126（3）： 903-983.

[7]蔡昉.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分析———解释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J]. 经济学动态，2005（1）：35-39+112.

[8]白南生，李靖. 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2008（4）：2-10+95.

[9]BARCA F，MCCANN P，RODR?GUEZ-POSE A. The cas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place-based versus place-neutral approaches[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2，52（1）： 134-152.

[10]KLINE P，MORETTI E. People，places，and public poli-cy： Some simple welfare economics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s[J]. Annu. Rev. Econ. ，2014，6（1）： 629-662.

[11]PARTRIDGE M D， RICKMAN D S， OLFERT M R， et al. When spatial equilibrium fails： Is place-based policy secondbest？ [ J]. Regional Studies， 2015， 49 （ 8 ）： 1303-1325.

[12]陸铭. 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J]. 经济学（季刊），2017（4）：1499-1532.

[13]周文，赵方，杨飞，等. 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理论与模拟[J]. 经济研究，2017（6）：183-197.

[14]刘修岩，李松林. 房价、迁移摩擦与中国城市的规模分布———理论模型与结构式估计[J]. 经济研究，2017（7）：65-78.

[15]TOMBE T，ZHU X. Trade，migration，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9，109（5）： 1843-72.

[16] NEUMARK D， SIMPSON H. Place - based policies[M] / /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2015：1197-1287.

[17]REDDING S J. Goods trade，factor mobility and welfa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1： 148-167.

[18]朱希伟. 偏好、技术与工业化[J]. 经济研究，2004（11）：96-106.

[19]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及政策分析：Harris-Todaro 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综合[J]. 世界经济，2009（3）：82-95.

[20]GANONG P，SHOAG D. Why has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in the US declined？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7，102： 76-90.

[21]CARRINGTON W J，DETRAGIACHE E，VISHWANATH T. Migration with endogenous moving cos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 909-930.

[22] MORETTI E. Local labor markets[M] / /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2011： 1237 -1313.

[23]DIAMOND R. The determinants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 choices by skill： 1980-2000[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6，106（3）：479-524.

责任编辑：彭 青

Cost Heterogeneity， Transfer Mode and Regional Disparity of Labor Migration

Pi Yabin

（School of Econom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China）

Abstract：By establishing a two-sector and two-region model including regional efficiency difference and labor migration cos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welfare effect of industrial migr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regional income gap when there is rural surplus labor. It is found that narrowing the regional efficiency difference to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er， or reducing the mi-gration cost to promote labor mobility can both narrow the regional income gap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economic output. Because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labor migration costs， low-cost labor force prefers industrial migration， while high-cost labor force prefers labor migration policies， so the two policies of industrial migr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can't replace each other. When the demand for labor mobility increases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or the expansion of regional efficiency differences， if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labor mobility are not further eliminate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regions will widen， thus forming a "puzzle" in which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widening of regional gap occur simultaneously. In order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re is no inherent logical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ideas of promot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labor mobili-ty. They should not be opposed to each other， an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the cost of labor migration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Key words：industrial transfer; labor force transfer; migration cos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