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 司婧雯

摘 要：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曾一度对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中国经济实践发展有着较大影响。国家富强既需要吸收经典经济理论的有益成分，也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之上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困境，破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要“化中国”，立足于中国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实现“实践—经验—理论”的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二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突破和重构既有经济学理论的范畴和方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化发展。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3）02-0001-11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学者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现在来看，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中国发展大局，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剖析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指出现有理论的贡献与不足。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新议题与新方向。

一、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渊源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趋势，反思了其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解决路径。据此，对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进行了初步构想，但由于散见于马恩的经典著作中，未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后，在苏联的计划经济实践中，逐渐诞生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代表学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和制度构建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构想：没有商品的计划经济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所处的19世纪后半期的时代条件，认为未来社会将消灭商品生产，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制将使得有可能由一个社会中心通过计划来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即以计划代替市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未来社会将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可能。商品生产和交换是私有制的产物，是产生异化勞动和剥削的途径。第一，商品生产与私有制密不可分，私有制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条件。私有制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不同的占有关系，商品是私人劳动的产品。第二，商品生产颠倒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使物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生产过程和物。第三，商品生产，特别是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前提和基础，是剥削无产者、榨取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以一种“迂回曲折的道路”组成社会总劳动，而不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3］363

但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在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无产阶级将“剥夺剥夺者”。因此，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都为社会全体成员所有。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4］。劳动者的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个人劳动不需要转化为价值就能被社会直接承认——劳动产品不是交换的对象，而是社会统一分配的对象。因而，社会劳动不需要再采取商品市场交换的形式，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通过计划调节的方式来表示社会劳动时间。

同样，其他商品也不是交换的对象，而只是社会统一分配的对象，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体制和调节机制——市场——也不复存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3］815据此，市场被计划所取代，“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未来的共同生产中将是“首要的经济规律”。［5］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将由计划调节来实现，计划经济由此产生。

在马恩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实践中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市场经济理论也给中国经济学留下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仍发挥作用；第二，在远没有达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可以利用市场来发展经济；第三，作为生产方式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递进关系还是同一关系，等等。

（二）计划经济与苏联模式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苏联逐步构建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经典理论，如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作了具体的探索，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具体内容和内在规律进行了深入阐发，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理论的发展。［6］21

苏联模式也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典模式。高度集权是苏联模式最大的特征，宏观和微观经济决策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决策也使苏联快速实现工业化赶超，对帮助苏联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与美国抗衡的“一极”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等，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7］长期来看，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粗放型、结构畸形、动力不足等问题。在所有制结构上，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在经济运行机制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工业化初期卓有成效，但是企业长期没有自主经营权，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在产业布局上，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计划指导下，农业和轻工业严重滞后，虽然实现了国家工业和军事能力的极速赶超，但是人民生活难以改善，收入水平下降——这也是苏联模式失败的基础性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因此，斯大林经济思想具有一定进步性。斯大林首先肯定了消费资料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同时也初步认识到生产资料“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8］同时，他指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有效。但是，斯大林在这方面的认识仍然具有局限性：第一，价值规律虽然可以发挥作用，但只限制在流通领域，在一定范围内对个人消费品的流通起调节作用，而不是直接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第二，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利用行政命令来取代市场和货币；第三，过早地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建立了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苏联模式在二战后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范本，迅速在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推广。回顾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模式的转变，再反观中国自身发展，中国和苏联都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遇到了发展难题。因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该如何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选择计划经济，还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既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实践问题。

（三）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思：市场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理论局限性是将“市场”排除在外。然而，市场经济是必然要经过的历史阶段——这不仅是苏联模式的教训，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认识“市场”，既要关注市场本身，又要在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认识市场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一，正视市场的作用。市场经济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能力是其他经济体制所无法企及的，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市场经济有助于推动生产力水平跨越式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供物质基础。过早消灭市场作用，难以破解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诞生的大量、活跃的经济主体，是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内生力量，是社会财富的基础，是創造社会财富的支撑体制。同时，也推动了新经济形态的勃发，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国家迈入新的发展阶段。［10］

第二，现阶段市场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经验证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善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其中包括利用市场的作用。苏联模式将“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但是没有平衡好目标和手段的关系。从历史发展整体进程来看，生产力大发展、经济效率大提升是计划全面取代市场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当前阶段，市场的存在仍然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需要利用市场经济来实现产品数量增加、质量提高，以此推动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劳动者个人收入的不断增长。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典著作中也强调了在过渡时期中介环节的意义和作用，强调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363。社会主义生产不仅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而且也是商品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

第三，全面理解和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全部占有生产资料和消灭商品生产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对此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构想不是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抽象和概括，而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最一般特征的科学预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最一般的、最基本的特征和规定性。［6］13-14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起点，而不是理论发展的终点。需要在各国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实现路径和具体形式，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问题与审视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普适性是其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的追求，但在应用方面，在运用基础理论解释和应对现实问题时，必然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联，进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本土化”转变。［11］同时，也会伴随着普适性、解释力等方面的质疑。西方主流经济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在推动市场经济探索、完善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特殊性日益凸显，出现了诸多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甚至与之相背的现象。不容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原理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潮中有益成分仍然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重要对象。但是，也需要正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和问题，不能照搬照抄。

（一）市场经济与西方主流经济学

“中国是否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争论不休的议题，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最好回应。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辨别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西方主流经济学三者的关系，阐明在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不能阐释的理论局限性。

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历史刻画和理论抽象。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重点研究了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以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不能全盘否认其科学性。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历史刻画和理论抽象。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及其相关概念中留有鲜明的西方历史痕迹。按照历史和逻辑上的统一，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源于分工的出现和发展，是分工和交换扩大的结果，而不是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私有制。商品经济强调的是交换经济的形态，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交换经济的体制。［12］因此，将市场经济看作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就是简单化地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

第二，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没有唯一的正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观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反映的是特定时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诉求。从经济学的实际发展来看，一方面要追求揭示一般规律的一般理论，但另一方面就经济学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历史的，必然是在一定的国家历史背景下形成的。［13］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将西方发展历程与经验学理化，在不同时代的经济学说会有很大区别，经济理论随着时代诉求的变化而调整。以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为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严重弊端，经济危机的出现推动了自由放任政策向凯恩斯主义的转变，主流经济学开始主张通过政府积极干预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但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凯恩斯主义无力解决“滞胀”问题，理论界又出现了自由主义的复归。

第三，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具有自身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照搬照抄可以“解一时之困”，但不足以支撑长期发展。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的失败便是典型案例。美国在试图将自己的成功经验作为“通用的改革政策”推广至发展中国家时，往往忽略了自身成功时的必要条件，如国际环境、国内生产力发展条件、制度体系等。事实是，华盛顿共识是一系列政策的综合体，任一政策的实施都需要相关的制度保障，在大幅度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方面更是如此，这也是华盛顿共识成功的必要条件。然而，这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如有效的监管制度、有序的市场秩序、完善的法律框架等。因此，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呼吁“单一的经济模式并不适用于全世界（Single economic model does not suit whole world）”［14］。在缺乏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极速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发展，而且使众多资源型国家深深地陷入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发展。

（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局限性：意识形态与科学性悖论

不容否认，西方经济学具有合理性和有用性，为剖析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尤其是价格、需求、供给、均衡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的理论基础，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为我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可参考借鉴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在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对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保持清醒的认知：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经验的学理化和抽象化，它始终将捍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立场。

中国学界对于“能否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剥离出市场运行规律的基本原理”也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剥离出来市场经济基本原理，并以此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15］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其阶级属性渗透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各方面，“普遍”不能脱离“特殊”而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的“市场经济一般原理”不能为中国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16］

第一，“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17］12，难以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完全剥离其意识形态性，保留其纯科学性。社会科学理论背后都映射着特定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文化关系等，经济学研究很难实现“价值中立”。不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中国经济学，都是在回答和解决各自所面临的社会重大问题时总结出来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前提。

第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渗透在其科学性抽象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人看作同等的市场交易主体，隐藏了其背后所属的阶级、在生产链所处位置等方面的差异，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掩埋在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商品交易之下。发展至今，新古典自由主义已成为一种个人主义理论，即人类个体的本性决定了有关经济的结构和特质。个人的偏好、资源禀赋和技术是经济中的其他一切方面的最终原因，是所有其他事物的本质决定因素。［18］438-441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架构中运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抛去人与人的关系、阶级矛盾后，贫困问题变成了“个人自由选择的贫穷”，［18］451并不是政府需要和值得采取行动去解决的问题。同样，市场失灵变成了市场的客观缺陷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

第三，西方经济学所追求的科学性是形式上的科学，并没有提高西方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应用能力。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追求科学性、客观性的发展过程中，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地位被确立，涉及价值伦理判断的规范研究被认为是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对象仅仅是价值无涉的“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19］同时，在研究工具方面，数学化和模型化等量化研究工具被等同于科学和严谨、把数学从经济学的工具跃升为内核。事实上，适度的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工具可以提高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但是过度追求实证化、数学化降低了经济学解释现实、应对现实的能力。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对经济现象本质的把握、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提炼，科学性要靠在现实经济社会应用中不断提升。［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存在着阶级、历史、国别、社会制度上的根本性差异。因此，对待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潮，正确的、科学的态度应是：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潮与中国经济学具有共通之处。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共通之处，源于两种经济学说所反映的人类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时代方位——二者的实践基础都是商品经济。［16］西方主流經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现象剖析和政策分析，如供求理论、均衡价格理论、财政与货币政策等，为我们在处理市场经济现实问题和理论研究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是重要的理论来源，在西方市场经济实践中，中国也吸收了诸多有益经验。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存在根本性质差异。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直接找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现成答案。因此，即使存在共通之处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学只能依靠西方理论，更不意味着离开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支撑，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将失灵或变形。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潮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从中吸收它对市场运作分析的有益成分。但同时，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潮，其学术话语权本质上体现的是西方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20］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也要保持谨慎。

综上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其中不仅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有益经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还有中国自身经验的学理化。中国经济学既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化”，而是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吸收借鉴最抽象的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之上，创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回答中国道路应该何去何从的价值判断，又要指出实现这种目标的现实依据。没有前者，就会迷失在实证主义的汪洋无法自拔，失掉初心；没有后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面临着被从经济领域驱逐出去的危险。两者都同样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21］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与化中国

“中国化”和“化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中国化”是第一个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潮的主题，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困境，也破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践悖论。在第二个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应立足于中国自身经验的总结，实现“实践—经验—理论”的提炼和总结，即“化中国”。

（一）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理论成果

在第一个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化理性思维，并将其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思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和新内涵。［22］

第一，相较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破解了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与方向，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围绕着“社会主义走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展开理论构建，据此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基本构想。但是对于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清晰，没有提出具体的、可行的路径。因此，在苏联的实践中把目标和手段相混淆，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水平，以计划全面取代市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在经济发展状况持续走低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点：私有化和市场化，未能探索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从辅助性作用上升至基础性作用、再至决定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取得突破，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也逐步解放和突破，逐渐超越对立论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全面认识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与重要作用。

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引入破解了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承认并肯定市场机制的同时，市场效率得到了发挥，市场活力也得到了释放。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摒弃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指出了市场经济的中性特征，即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可以利用的经济手段和生产方式，将市场作为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理论观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在中性论的基础上，理论界逐步深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二者的内在联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简单的相加，而是机制体制的重构和再造。［12］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了开放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鲜明特征及动力源泉。［12］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开启了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效接轨的进程，中国不仅从开放中获益，而且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相较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破解了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市场的力量是西方实践的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深入挖掘了市场的功能、效率、均衡等问题，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正面规律和客观问题作出了详尽阐释。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世界”方面颇有成就，但在“改变世界”，尤其是在如何克服市场弊端方面留有较大理论空白。长期以来，市场力量已超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能驾驭的范围，带来了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矛盾等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无序状态日益加重。

问题根源在于驾驭市场力量。在西方经济理论与市场经济实践中，市场脱离政府而单独存在，市场脱嵌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独立运转。与此同时，政府也是在市场外部发挥有限的作用，不能介入市场内部。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措施是对现有市场体制的外在修补，不涉及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否合理、是否需要改变的问题，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无序性状态。

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是中国破解该问题的密码。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上最大的本质特征或者说根本特征就是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23］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形成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奇迹，在经济学上的体现就是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从而解决了经济学上的世界难题。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全面超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的实践，是一种与市场有别、又与市场相嵌合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协调机制。［24］我国政府不仅发挥着“灭火”作用，而且设法让市场经济不“起火”，自觉矫正市场固有缺陷；不是简单地对市场进行政府干预，而是对市场经济进行综合治理。［25］因此，中国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实现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统一、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统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新议题：化中国

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来看，从发端、创立再到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百年历程的开端；（2）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与反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曲折探索时期；（3）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4）21世纪初至2013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5）2013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步入新时代，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范畴，致力于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

可见，与前四个阶段相比，在第二个百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具有时代新议题——“化中国”。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独特性越发凸显。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历史与国家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根与源，中国在制度构建和国家治理方面的传统是中国发展的初始条件和逻辑框架。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用西方理论难以充分解释中国状况，甚至还出现了一系列曲解和误读。

我们正身处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面对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发展格局，不能再依靠从现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寻找理论支撑，而是需要立足中国自身实践来提炼经验，再升华为理论化、系统化、规律化学说。当前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点上，要努力用中国自己的理论回答国家富强之问，彻底改变近代以来经济学理论一直被笼罩在西方话语中的现象。

此外，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逻辑化和理论化解释，真实世界的变化推动着理论变化，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总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变化。国家强，理论必须跟上。与中国经济实力相比，经济学理论上的中国话语权还十分有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17］2随着中国的崛起，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时代的呼唤。［26］

同时，学理化的中国经验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后发国家如何快速发展”这一世界性难题，苏联模式给出了计划经济的答案，美国给出了“华盛顿共识”这一“药方”，东亚国家给出了“发展型国家”的模式。但是对于“中国何以成、何以能”却一直未能给出立足于中国实践的概念。当前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模式不是什么”已有丰富论述，但是对于“中国模式是什么”仍有较大研究空间。

因此，在第二个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中国”的新时代议题意义深远。既要回望第一个百年，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提炼标志性概念和范畴；又要展望第二个百年，指引未来方向。一方面，要立足于在第一个百年的中国实践，全面提炼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努力揭示中国经济发展伟大成就背后所蕴含的系统化和规律化学说，更加彰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涌现出的标识性新概念和新范畴。［27］另一方面，中国理论不仅要解释过去的成就和经验，还要构建“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理论上解答好中国发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引现代化国家建设、探索强国之路。

四、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新方向：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学术化与系统化构建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回答了时代之问、理论之问与现实之问，体现了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新境界，是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8］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指明了建设方向，推动了经济学范畴重构，同时还具有深刻的方法论革新意义，是引领未来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阐释、系统化构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发展目标：从理论化到体系化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标示着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性范畴。习近平的系列讲话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概括问题上有了重大突破，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达到了整体性层面的理论自觉，进而达到了一门学科体系的自觉。［2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提出，指出了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应坚持从理论化逐渐到体系化的发展方向。

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思想，而不是其他经济学理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二要立足于“中国特色”，坚持中国特色的经验总结，揭示新特点、新規律，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经济学学说，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

三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能停留在碎片化的理论或概念，而是要在总结规律的基础上逐渐建构起科学的理论体系，以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

（二）理论重点：经济学基本范畴的重构

习近平经济思想突破了原有的经济学基本范畴，尤其是与西方经济基础性理念存在显著差异。在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范畴、新理念将是理论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中国经济学对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突出贡献。［30］

第一，政党因素的引入，超越和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指引了新的问题方向，要在理论层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深入研究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集中领导的学理和学术支撑。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立场，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模式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模式有着根本性区别，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立场意味着经济发展要注意协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力发展也要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标。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破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经济生活中都是理性的、趋利避害的利己行为，不存在真正的合作与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颠覆了原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认知，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共同发展理念，为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贡献了新思路。

（三）方法论指引：坚持系统观念

系统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显著不同之一。西方主流经济学专注于“小而精”的具体案例研究，通过对某一事件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测算、推理、归纳等研究，剖析其中的发展规律与经济学原理。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之处在于，着眼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强调社会各个方面或组成部分被看作社会所有其他方面或部分的关联结果，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存在都有赖于其他方面，社会每一个方面都由其他各方面的相互作用构成。［18］177-182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中挖掘社会整体发展的系统性特征，在社会整体运动中凝练规律。

系统性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鲜明特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中将坚持系统观念列入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强调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31］系统性是中国经济学发展与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强调坚持整体观念、全局观念，以全面的、发展的、系统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性特征对我国未来经济学发展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引作用，要坚持用系统观念来认识发展环境、理解经济发展、规划发展方向。

第一，全面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2］77这两个大局是我国所处的发展环境与自身发展阶段，二者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多方面深层次联动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生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且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也不能离开中国的复兴，且对后者产生着重要的影响。［32］这意味着，经济问题的研究既要立足国内，又要放眼世界，要在“变局”中开新局，在“乱局”中谋新篇。

第二，在国家整体视阈中理解“经济”。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是与社会脱嵌的独立领域。但事实是，脱嵌的市场经济只是乌托邦式的构想。经济矛盾是一个整体性问题，经济运行不能独立于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因此，经济学应关注的对象是社会现象，不能抛开政治、历史等社会因素，更不能独立于其他领域单纯谋求经济方面的物质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坚持战略思维和系统观念的结晶，指出了要在当下与未来、全局与局部、物质与精神等层面认识经济问题、统筹经济发展。

第三，系统规划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新发展理念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大突破，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重视增长而忽视发展”的问题。发展和增长是不同的概念，发展强调的是最优的增长、有质量的增长、结构性优化的增长。［3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34］新发展理念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实现全方位、高质量、结构优化的增长，而不只有经济指标这一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高度耦合，相互促进，构成未来中国发展的系统性特征。

五、简短结论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舶来的”经济学思潮，对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现代化事业起步起到了关键作用。二者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实践的重要理论来源，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苏联样本，西方主流经济学提供了西方经济腾飞的经验。但与此同时，二者的理论缺陷也不容忽视，与中国自身特殊性的不适配也日益凸显。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中也已说明，舶来的经济学理论只能解一时之困，不足以支撑长期发展。想要实现真正的国家崛起与经济腾飞，需要有自己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困境，破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冲突难题和悖论。觀照时代，观照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承担着总结历史经验与指引未来的双重使命。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实现“实践—经验—理论”的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化中国”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要坚持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敢于突破和重构既有经济学理论的范畴和方法，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更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化发展，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人民日报，2022-10-17.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2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2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7.

［6］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

［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22.

［8］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

［10］周文，司婧雯.共同富裕：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社会科学战线，2022（4）：85-94.

［11］程霖，张申，陈旭东.选择与创新：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J］.经济研究，2018（7）：182-197.

［12］周文，司婧雯.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上海经济研究，2022（1）：27-36.

［13］邱海平.對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定位的思考［J］.经济纵横，2018（1）：17-18+2.

［14］Stiglitz J. Single economic model does not suit whole world ［N］. Times， 2002-06-24.

［15］张军，洪永淼，郭庆旺，等.构建中国经济学笔谈［J］.经济学动态，2020（7）：3-20.

［16］周绍东，张毓颖.也谈中国经济学的“普遍”与“特殊”——兼与几位学者商榷［J］.当代经济研究，2022（1）：74-83.

［1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8］理查德·沃尔夫，斯蒂芬·雷斯尼克.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M］.孙来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438-441.

［19］周文，何雨晴.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与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52-61.

［20］周文，司婧雯.审视主流国际经济学：话语、问题与新建构［J］.学习与探索，2020（12）：95-102.

［21］周文，李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辨析与话语建构［J］.教学与研究，2019（8）：33-45.

［22］顾海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辉煌与思想精粹［J］.社会科学战线，2021（3）：1-16.

［23］周文.关于中国经济学建设的几个问题［J］.教学与研究，2020（7）：31-35.

［24］孟捷，陈龙.如何理解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J］.天津社会科学，2022（1）：80-86.

［25］刘凤义.从四重维度看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内在必然性［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0）：117-126.

［26］周文.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J］.经济研究，2016（3）：37-41.

［27］周文，等.繁荣与富强：大国治理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3.

［28］周文.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5）：17-27.

［29］王立胜.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J］.当代经济研究，2017（1）：22-33+97+2.

［30］周文，冯文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与经济学理论贡献［J］.财经智库，2019（6）：37-56+141-142.

［31］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5.

［32］周文.本领丨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经济社会发展［EB/OL］.http：//m.ccdi.gov.cn/content/30/f7/94289.html，2022-08-23.

［33］周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显著特征与理论突破［EB/OL］.http：//china.chinadaily.com.cn/theory/2018-03/19/content_35876529.htm，2018-03-19.

［34］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79.

责任编辑：武玲玲

The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a： Origin， New Issues and New Directions

Zhou Wen，Si Jingwen

（ Institute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Abstract：Traditional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onc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China's economic theory research and China's economic practice development. The prosperity of a country needs not only to absorb the beneficial elements of 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but also to build China's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its own experie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 political economy has broken through the dilemma of traditional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lved the problems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 political economy， firstly， should be "China"， based on the summary and refinement of China's experience， and realize the unity of practic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practice-experience-theory"; Secondly， we should adhere to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as a guide， break through and reconstruct the existing categories and methods of economic theory， promote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Key words：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 political economy;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