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惠敏　赵薇

摘要：当前中拉经济合作进入提质发展的新阶段，特别在传统经济合作形式受限的前提下，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有效促进中拉经贸合作的新兴领域。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与拉美具备开展数字经济合作的坚实条件，也面临着诸多障碍，明确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关键领域尤为重要。推动中拉数字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需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做好顶层制度设计，达成合作战略共识；完善双方互动机制，稳定经贸合作预期；拓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适应数字经济合作需求；强化网络空间治理，保障数字经济合作安全；培养高质量数字人才，促进人力资源储备，从而为构建以经济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拉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关键词：数字经济；中拉合作；“一带一路”合作；数字丝绸之路

21世纪以来，数字经济己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焦点。新冠疫情的暴发不仅促使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数字信息产业对提振经济的重要意义，也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步伐，世界各国开展数字经济合作的愿望日趋强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领域。2020年第七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信息社会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拉美2022数字议程”极力倡导各国以数字经济为创新发展动力，为后疫情时代拉美地区经济复苏提供新机遇。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拉美国家愈发强化对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支持。近年来中拉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己成共识，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中国与拉美应以数字经贸合作为契机，推进中拉关系朝着领域更宽、水平更高、层次更深方向发展，为构建更加稳定的中拉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一、后疫情时代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必要性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知识与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互联网络为基础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新经济形态。在经济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冲击的复杂国际环境下，数字经济合作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拉数字经济合作作为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经济合作形式受限的前提下，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后疫情时代有效促进中拉关系高质量发展的新兴增长域。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合作是进一步推动中拉政治互信、贸易自由、民心相通，践行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键举措。

（一）数字经济合作契合国际经济发展新要求

数字经济为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中拉无论是在理论范畴还是现实层面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全面发展伙伴。一方面，在百年变局与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拉经济发展处于转型关键时期，需要新的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中国需要从投资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拉美则从低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向高投资、合理化产业结构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中拉双边贸易增速放缓，需要新的突破推进双方深度互动。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受亚洲地区需求下降、能源产品价格下跌影响，中拉雙边贸易总量增速持续放缓。以数字经济合作为突破口，推动中拉双方关系高质量发展是大势所趋。

（二）数字经济合作满足中拉共同利益需求

中拉数字经济合作是顺应世界经济潮流，推动中拉经贸多元化和产业链融合的要求。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取到重大成就的同时，坚持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与拉美国家建立多方位、深层次、大范围的全球数字合作伙伴关系，为拉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注入新活力。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顺利实施，得益于拉美地区的数字经济正在进入全新产业周期。拉美各国也纷纷将数字经济的发展纳入到本国的相关扶持政策之中。阿根廷政府在2018年通过《数字议程2030》，加强数字技术在经济贸易、政务发展、惠民服务等全方位的应用；哥伦比亚在《国家发展规划2018-2022》中提出数字化转型、缩小数字鸿沟的战略措施；巴西制定了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与服务质量的政策。这都表明拉美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中国则是拉美国家对外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伙伴。

（三）中拉数字经济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生动实践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的实践形态，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经济因素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而保护主义抬头、孤立主义兴起，导致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数字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焦点，有利于加速世界产业的融合渗透，成为各国角逐的重要领域。在本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愈来愈多的国家意识到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疫后经济复苏中的重要作用，新冠疫情也推动世界各国在数字信息技术上的合作意愿更加强烈。中国具有数字经济总量优势，拉美则占据人口红利优势，双方展开数字经济合作能够更有效地发挥数字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关键作用，更好地应对复杂国际背景下世界经济竞争的局面。

二、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条件与现实障碍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具有多向度的基础条件。当前中国在拉提出的数字经济合作场域虽然得到很多拉美国家的响应，甚至是签订了相关协议和备忘录等，但是尚未开启与其他领域相对称的务实合作。在新冠疫情蔓延与中美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中拉数字经济合作面临诸多障碍。

（一）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条件

1．政治互信是必要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拉高层互访更加频繁，政治互信持续深化。习近平主席多次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地区国家进行访问。拉美建交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也相继多次访华，寻求同中国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中拉高层之间的直接对话与交往，为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增加深度信任，提供强大动力。中拉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众多国际组织中相互配合、携手共进。这为双方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增长、网络信息安全、科学技术创新等议题达成普遍共识，有助于维护双方在数字经济合作中的合法正当利益。

2．自由贸易是关键路径。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全球经济艰难复苏背景下，中拉贸易总量已经连续4年超过3000亿美元，2021年中拉贸易总额逆势上扬、突破新高，与2000年比增长了约34.8倍。中国企业与巴西在网络基建与服务供应上积极展开合作，华为科技为巴西提供核心网络覆盖率达40%，与阿根廷共同推动设立“中国阿根廷数字经济产业园”，成立中国阿根廷数字产业发展基金。2021年12月，中拉通过平等友好协商，共同制定《中国一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双方致力于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基建合作领域从传统公路、铁路、机场等拓展到海陆缆通信网络铺设、移动通信基站与数据中心建设、物流仓储系统智能化转型等多个方面。贸易自由度的提升，为中拉数字经济合作打通了绿色通道。

3．规则遵循是基础保障。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规则的遵循是国家间合作的基本前提。从2020年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到2021年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始终致力于国际数字治理体系的维护，数字经济合作规则的完善，国际社会数字鸿沟的弥合，推动国际数字经济朝着更加健康、公平、包容的方向发展。中拉双方致力于通过参与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多边国际论坛、主办全球性会议、在国际组织中担任公职，影响全球数字治理议题和议程的设置。中拉数字经济合作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动中拉关系朝着高质量的方向迈进，也对激活国际数字经济合作有着现实意义。

4．民心相通是重要支撑。进入21世纪，中拉关系文化交流互鉴日益活跃，在“数字丝绸之路”蓬勃发展的推动下，中拉民心相通在多元化的机制路径下得到了全面推进，中拉科技创新论坛、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中拉民间友好论坛以及中拉智库交流论坛等都为提速中拉民心相通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新冠疫情暴发后，中拉民心相通程度进一步加深。在中国抗击疫情之初，拉美各国政府和人民都给予中国极大的援助，表达对中国的支持，其中哥斯达黎加、特立尼达多巴哥、苏里南、乌拉圭等国纷纷向中国提供抗疫物资。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中国在抗疫物资援助方面也给予了拉美国家大量的支持，助力拉美疫苗接种工作持续推进，开拓出一条全新的“健康丝绸之路”。中拉克服地理位置障碍，用实际行动践行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

（二）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现实障碍

全球化时代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拉美国家政局稳定性不足，阻碍合作稳定性。拉美地区左右政治力量竞争激烈，传统政党面临信任危机，新兴政党日益加速崛起。新冠疫情的暴发对拉美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拉美社会矛盾频现，国家选举议程推缓，民众不满情绪时有暴发，厄瓜多尔、秘鲁、圣卢西亚、阿根廷、巴哈马等国家领袖声望下滑。各国政府措施难以推进，甚至出现弹劾总统，重组内阁的声音。社会矛盾激化，也导致政治动荡风险频现。2019年以来，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厄瓜多尔、秘鲁等多国也相继暴发大规模的暴力示威抗议活动。

二是拉美数字产业发展结构性矛盾，制约合作共享性。近来年，拉美地区经济进入低迷徘徊状态，新冠疫情的暴发让拉美数字经济产业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产业层次的低下、结构的雷同、企业生产技术的低水平、区域产业布局的失当等结构性矛盾是制约拉美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拉美大多是新兴型资源市场国家，出口产品主要以初级产品与低附加值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单一，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对国际市场深度依赖，形成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产业发展链具有很大难度。而拉美企业缺乏创新技术，区域产业布局失当限制了中拉经济合作的广度和规模。

三是技术与标准制度化滞缓，降低合作预期性。中拉数字经济合作仍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双方在数字经济合作进程中存在的障碍和挑战在短期内难以消解，成为制约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具体表现为：中拉在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的议程进展仍需加快进度；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信息安全保障机制不足；中拉双方就数字贸易标准化尚未达成一致共识。由于拉美国家之间国情不同、发展差异大，要与拉美各国都签订差异性的技术合同标准等，对中拉之间的有效互动势必会形成较大的阻力。

四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性干擾，限制合作长效性。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在拉对华各领域的遏制政策呈现加剧之势，美国在拉亟需寻求政治支持。在此背景下，美国多次将中国的高科技信息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和拉美的投资，以国家力量干预企业间的纯粹国际经济合作。美国部分政要认为中国对拉数字经济合作会侵犯美国在拉利益。需要澄清的是，拉美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领域从没缺乏美国企业的身影。中国与拉美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双方互利互补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政府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与在拉的美国企业之间开展互利合作。

三、新阶段中拉数字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实践

数字经济合作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举措之一，不仅对推动中拉经贸合作多元化有着重要意义，还对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地位起到重要示范作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疫情防控双重背景下，更加有效地发挥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对推动中拉关系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明确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现实路径。

（一）达成战略共识：排除合作制度障碍

一是形塑政治共识。中拉经济互补性强，发展理念高度契合，贸易合作前景光明。双方宜采取自上而下的对话合作机制，在总体协议下各个合作领域应签订单项协议，明确合作具体领域、范围以及双方权利与义务等内容，依据协议展开务实合作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中拉在数字信息技术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推进中拉寻找数字经贸合作的高度利益契合点，制定符合双方数字化贸易合作需求的发展议程。

二是尊重核心关切。中拉地理位置相距遥远，历史文化存在差异，增加了双方沟通的难度，因此在中拉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双方要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相互尊重，不仅做好政府之间的沟通，也要重视地方民意的考察，双方在互尊互重的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此外，国内也应做好前期调研工作，科学研判合作项目的预期效果（正面清单），合理评估可能存在的负面因素（负面清单），并制定应对方案（监管清单），为推进中拉关系高质量合作奠定智力基础。

三是排除合作障碍。双方应进一步增加双边战略互信，在现有签订协议框架下开展有效沟通和平等协商，避免纠纷事态扩大化造成的不利国际影响，比如倡导中拉之间设立数字治理和网络安全商事调解委员会或仲裁法院。同时，中国要用数字经济合作的具体成果去化解美国的抹黑，积极寻求与美国进行有效对话的途径。

（二）探索合作领域：推进中拉产业对接

一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当下拉美国家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总值中占比较小，主要原因是很多拉美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初期，信息科技发展滞后。多数国家甚至仍处于2G、3G时代。中美洲地区工业基础相对好的哥斯达黎加的中产阶层都难以自由使用流畅的通信服务，且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更加凸显。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前提是数字基建优先。

二是强化中拉数字金融合作。数字金融是活跃拉美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数字基建基础上，强化中拉数字金融合作是必然之举。将数字信息福利转化为促进拉美国家工业发展和民众生活改善的重要手段，就是推广数字金融服务，增强拉美工业融资便利度，提升拉美人民数字生活舒适度。

三是探索推进中拉产业对接。我国对拉投资产业领域相对集中和狭窄，多为能源开采业、基础设施建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难以为拉美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带来更多实在利益。应在电子信息、清洁能源、数字网络等科技含量高的产业领域加强投资合作，积极推进中拉数字产业自贸区建设，塑造完整市场产业链，推动拉美国家传统行业数字化、网络化转型。

（三）完善互动机制：构建稳定合作平台

第一，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拉美电子商务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墨西哥、巴西、智利电子商务规模居前，但很多电商企业都具有美国背景，是美国对拉重点投资领域，也是我国对拉投资必须高度重视领域。线上市场会大力助推拉美相关国家经济包容性增长，特别是在电商领域能吸纳较多城市失业人口就业，而这恰是消除拉美民众对中国投资拉美误解的最好方式。此外，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最大难题是防止网络信息受到攻击，因此构建数字信息保障体系是推进中拉双方数字贸易与合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完善合作互动机制。中拉充分抓住世界贸易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契机，促进不同国家之间与行业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商品需求信息和国际市场数据进行精确匹配，并提供在线洽谈机制，创新中拉贸易发展模式。在拉企業需要与当地民众之间构建稳定的数字福利普惠机制，不能与当地的发展计划相脱离，否则会“水土不服”，导致投资失败。通过吸纳当地居民就业以及推动当地社区数字化建设，让当地居民共享中拉数字合作福利，是深耕中拉关系的有效之举。

（四）强化网络治理合作：保障数字经济安全

首先是加强数字网络安全议题沟通，提高数字网络治理能力。中拉在数字经济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但在具体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存在一定分歧，因此双方在拟定及践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时，应最大程度寻求双方公共利益契合点，形成战略共识。网络安全议题的沟通不仅局限于政府层级之间，各社会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主体参与者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囿于中拉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规模相比仍然较为滞后，这也与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发展现状相似。双方应加强对网络信息安全、网络基础建设的保护，提高数字贸易服务质量和数字经济治理能力。

关键是构建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完善数字贸易生态治理体系。当前拉美一体化进程受阻，呈现出碎片化特征。拉美国家内部仍然对建立统一性的要素市场机制存在认知差异，难以达成共识和形成具体政策。因此，对拉数字经济合作应当选择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家进行先试合作，探索建立中拉数据要素市场的体制机制以及合作规则。为减少可能的合作障碍，需要我国企业在数字贸易体系构建中特别注重对拉美对象国政治倾向和相关法律政策的研究，以保障合作的连续性。

（五）培养数字人才：增进人力资源储备

一方面，双方可以利用既有的交流论坛、智库媒体等合作平台开展数字技术领域专业知识的深层探讨与深度互通。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的普及，提高了数字素养的需求，拓展了数字贸易的发展，但是也凸显出了当前国际数字人才缺失的困境。中拉之间的交流合作不仅局限于国家、政府机构之间，还可以积极推进双方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社会企业等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在数字技术领域的技术水平和话语权。双方要立足自身数字技术发展实际情况，培养精通信息技术的高素质人才，打破数字化人才短缺瓶颈，推进技术人才和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

另一方面，中拉双方汲取合作发展经验，加强数字人才技能培训合作。中国应及时分享互联网标杆企业成功的经验，组织阿里巴巴、京东、华为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与拉美国家之间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鼓励中国优秀互联网企业同拉美各地分享企业管理、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经验，双方还可互派员工进行交流学习，提高数字经济企业员工职业素养。中国企业华为科技就是与拉美地区联合培养数字技术人才的典范，积累了大量合作经验。可以说，增强中拉双方在数字经济合作中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是保障中拉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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