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情境的当代广州城市公园发展历程及演变机制探析

2023-05-30陈海云谭燕珊程晓山

广东园林 2023年1期

陈海云谭燕珊程晓山

摘要：结合社会情境理论，以“社会情境—空间生产—空间特征”为研究范式，选取了政治、经济、文化3个关键性情境要素，以时间为线索，将广州城市公园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恢复与建设为导向、以革命与生产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以打造城市名片为导向和以生态友好为导向5个阶段。通过梳理发展历程的成因，从而得出：广州城市公园历史发展最重要的演变机制为社会秩序的空间化过程，即动态平衡的社会发展状态和不断博弈的社会关系共同作用于空间变化的过程。

关键词：城市公园；发展历程；演变机制；社会情境；广州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23）01-0037-06

收稿日期：2022-11-03

修回日期：2022-12-27

Abstract： Based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theory and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social situation， spatial productio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selects three key situational element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takes time as the clue to divid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uangzhou urban park into five stages， namely， recovery and construction as the direction， revolution and production as the direction， economic benefit as the direction， creating a city name card as the direction， and eco-friendly as the direction. By sorting out the cause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urban park in Guangzhou is the spatialization process of social order， that is， the process of dynamic balan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game of social relations acting together on the spatial change.

Key words： Urban park; Construction process; Evolution mechanism; Social situation; Guangzhou

1 当代广州城市公园发展历程

基于社会情境的园林史研究，不局限于美学和园林的视野，而是从园林所处环境的角度关注园林史，探究园林与社会情境相互影响的关系与过程。列斐伏尔“社会情境—空间生产—空间特征”的研究范式说明，公园的发展与政治权力、经济发展、文化意识等社会因素有着密切关系[1]。广州城市公园的建设经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再从多到系统的过程。结合朱佳木[2～3]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角度对我国当代史的划分，将当代广州城市公园发展历程划分为5个时期：1）以恢复与建设为导向时期（1949—1955年）；2）以革命与生产为导向时期（1956—1977年）；3）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时期（1978—1992年）；4）以打造城市名片为导向时期（1993—2011年）；5）以生态友好为导向时期（2012至今）。

1.1 以恢复与建设为导向时期

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社会情境下，广州城市公园由国家官方话语主导建设，以恢复与建设为发展导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战乱刚刚结束，国民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政治重建是当时最重要的两项任务。我国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劃，优先发展重工业并采取计划经济体制。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木材供应紧急短缺、生态环境恶劣等问题也逐步显现[4]。1956年，我国提出“绿化祖国”的政策，确立了“普遍绿化，重点提高”的绿化方针，要求城市“多点绿”，逐步改善人居环境。在经济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广州市城市公园以“先绿化后美化”为原则①，围绕城市普遍绿化、恢复和改建旧园以及重建灾区等方面进行建设（表1）。

同时，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封锁中国大陆、台湾与大陆对峙、朝鲜战争爆发等国际形式以及我国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两大时代背景下，我国向苏联学习，引入了城市绿化的经验[5]。结合苏联文化休息公园的设计理论，广州城市公园主要呈现3个空间特征：注重功能分区，融合政治、教育和文化休息功能，强调建筑的生产服务功能。为展示历年来政治革命成果、纪念革命烈士、提供人民文化生活服务，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和黄花岗公园以纪念和休闲为两大功能主题，在园内划分庄严肃穆的革命纪念区和休闲娱乐的文化休息区。越秀公园注重保护和修缮革命文物和历史古迹，开挖了3个人工湖，设置了运动场、溜冰场等文化服务设施，体现了当时公园兼具了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教育功能与劳动人民休息活动功能的特点。广州文化公园以发展土特产生产、加强城乡贸易交流、恢复国民经济为目的进行建设，园内严整的功能分区和12个不同文化活动功能的建筑展馆，体现了当时的公园为城市提供工农业生产空间和服务人民的价值取向。

1.2 以革命与生产为导向时期

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2个时期，广州城市公园建设也经历了从快速发展到缓慢探索的转变。由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知偏差，党中央认为我国农业生产问题已得到极大改善，发出了“大地园林化”的号召，强调“绿化结合生产”[6]，即加大公园绿地建设，结合生活需要，打造有山有水有色有香的园林。但随之而来的3 年自然灾害使我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园林资金减少，建设缓慢。公园建设逐步以生产为中心，向农场化和林场化方向发展。在这个时期，广州虽然经济建设曲折发展，但仍非常重视城市绿化建设，发起了“苦战三年，改变广州面貌”的口号[7]。在不妨碍绿化为主要功能的原则下，广州城市公园内种植果树、茶、竹、葵、杉等经济作物，园湖养殖淡水鱼①。

同时，在“政治挂帅”的指导思想下，国内大搞群众运动。随着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公园也成为政治教化的工具。公园或景点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词语，公园的文化休息功能被农林生产、政治服务等功能取代。如黄花岗公园纪功坊上的自由女神像被更换为火炬雕塑。1958年，广州创新性地发动群众力量进行普遍绿化和公园建设。当时的市长朱光带领群众150万人次开挖人工湖，开辟了东山湖公园等四大人工湖公园，初步建成广州城市公园体系（表2）。这是集体主义精神引领下的重要劳动成果。

随着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以及苏联模式暴露出种种问题，这个时期的广州城市公园建设虽仍受到苏联的影响，但秉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设计理念从“以俄为师”转变为“以苏为鉴”。公园建设从苏联模式中跳脱出来，结合自身发展开始探索特色道路，通过融入传统自然山水造园手法的精髓，打造既有民族风格又具备现代化特色的城市公园。广州四大人工湖公园的主题和特色各不相同，“淡妆”流花湖公园、“浓妆”东山湖公园、“红荔”荔湾湖公园以及“秀茂”麓湖公园，各园在设计之初都最大限度地结合地域特色及植物资源进行各景相异的园林造景[8]。

1.3 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时期

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领域均高速发展。广州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9]，社会环境活力开放。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广州城市公园建设开风气之先，重新起步。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地方政府的自主性逐渐增强。作为沿海改革开放城市，广州提出“美化广州”的城市目标，加速实现城市园林化，建设花城，给来广州观光旅游的外宾和侨胞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面貌。在这个时期，广州重新修订城市绿化系统规划，新建和恢复市、区镇、村公园，城市公园数量从18个增长至29个（表3），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公园体系。同时，城市公园的建设和经营理念发生了转变，原因有二：一是政府投入资金不足，需要引入市场经济将公园价值进行转化；二是城乡居民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以往功能简单的城市公园已无法滿足市民的多样需求[10]，公园需要适应市民消费需求的变化。因此，公园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施行“以园养园”的政策，通过“围墙经济”“园中园”和游乐场所等手段，既能保证自身建设和运营的资金来源，又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实用经济利益驱动下以娱乐消费和文化旅游为主的城市公园体系，是这个时期广州城市公园的新特征。

改革开放之于广州的意义，除了政治方向的转变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开放”，一方面是思想解放，突破以往的思想束缚，创作更自由；另一方面是打开国门，视野更开阔。这个时期的广州城市公园建设者继承了岭南文化创新求变的传统，在探索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设计道路上，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岭南园林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座西式园林——草暖公园，设置了广受欢迎的音乐喷泉厅，在当时我国城市公园建设中掀起一股消费空间建设的热潮。最为特别的是，“主题”思想在广州城市公园中广泛应用。公园建设注重引入民族以及西方文化符号，增设了勐苑、聚芳园、浮丘等30多个主题园中园（表4）。

1.4 以打造城市名片为导向时期

1992年起，我国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11]。在这个时期，广州城市公园建设以打造城市名片为导向，城市形象焕然一新。

结合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定位以及举办亚洲运动会等重大城市事件，广州城市公园建设以人为本，注重生态建设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打造“生态广州、绿色亚运”的城市形象，广州市选取越秀公园、流花湖公园等8个试点公园开展生态建设活动[12]，全面推进全市公园生态建设。同时，广州实行“东进、南拓、西联、北优”的城市发展战略[9]，统筹城乡发展。广州的城市环境和城市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园数量、面积、类型得到迅速增长（表5），获得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

长期以来，城市公园建设投入资金主要由政府财政支出，资金缺口较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园自身的建设和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完成，广州市政府提倡社会各类投资主体以多种形式参与城市公园建设，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集资、市场运作、企业参与的运行机制[13]。广州发展公园就是由市政府和广州发展集团合资2 500万元建设而成。从单一投资来源到多方主体共同建设，广州城市公园建设资金显著提高，公园也逐渐回归社会公益属性。至2007年，广州城市公园开始进入全面免费的开放时代。

多元文化元素的融入成为这个时期公园空间的新特征。与20世纪80年代以商业娱乐为主的城市公园不同，这个时期的广州城市公园从娱乐型向享受型发展，从基本的普及型向塑造城市形象的方向转变[14]，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以花城、生态城市、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进行建设。公园建设呈现设计构思多元化，风格特色多样化，优秀公园作品大致可归纳为生态自然型（珠江公园、云溪生态公园）、异国风情型（云台花园）、历史文化型（萝岗香雪公园）、城市展示型（创业公园、会展公园）。这些优秀园林作品既体现了当时广州在改革开放长期影响下愈加重视多元文化交融和创新的理念，也充分印证了广州园林建设者“敢为时代先，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品质。

1.5 以生态宜居为导向时期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多元复合转型的战略机遇期，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5]。2018年“公园城市”理念的提出，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

1.5.1 城市公园系统逐步完善

经过多年建设，广州城市公园生态环境不断优化。这个时期的广州城市公园（表6）建设以生态宜居为导向，注重以人为本，通过优化全市绿地布局，建设“绿道”“碧道”“云道”的城乡线性绿色空间以及治理水生态等工作，建设城乡公园体系，初步实现“城乡覆盖、蓝绿交织、全民共享”的目标。

1.5.2 公园存量空间品质提升

在经历了以投资驱动和增量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后，这个时期的广州城市公园更多针对城市生态建设要求、社会人群需求进行功能补给和设施修补，对公园存量空间进行品质提升，盘活城市低效绿地。一方面，“拆围透绿，还绿于民”。以往的公园多以封闭式管理为主，以围墙、绿篱等作为城园分隔的边界。2012年至今，广州市通过逐步拆除围墙、采用通透式绿化带等形式，实现了公园与城市的紧密融合，逐步推进还绿于民。另一方面，提升综合功能，优化游园环境。各公园积极优化和提升园内景点，通过改建或翻新的方式对建筑设施进行完善，以承担各类活动的举办，如越秀公园的广州城市公园展览馆和黄花岗公园的黄花文化馆。

1.5.3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发展，完善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城市公园作为公众参与的重要实践场所，由政府和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2012年，广州市整体保护城市中央11 km2的果林农地，引入动物、植物、规划、景观等八大专业协同参与，招聘500多名当地社员参与湿地建设，建成果基农业示范基地，持续建成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实现公园与周边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

1.5.4 “一园一品”活动

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广州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重点处理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9]。广州城市公园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以“花园城市”为目标，建设主题花景，创建“一园一品”公园活动，开启了文化多元化发展进程。部分公园依托历史资源和传统文化开展民俗活动，如荔湾湖公园春节水上花市、珠江公园龙舟文化节等；还有融入新时代文化内容的时尚活动，如天河公园草坪音乐节、广州文化公园汉服展示活动等。

2 历史发展演变机制分析

广州城市公园的发展演变基本同步于我国城市公园发展历程，同时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域的鲜明特征，这种差异本质上是社会情境的园林空间化表现。经过70多年的建设，广州逐步形成了布局均衡、层级递进、功能丰富、类型多樣、多元兼容、特色突出的城市公园体系。以政治、经济、文化3个社会情境因素为切入点，总结当代广州城市公园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演变机制（图1）。

2.1 政治因素影响发展战略

2.1.1 政策计划引领发展方向

城市公园的建设发展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尤其是政策要求，有着紧密的联系。由建国初期“绿化祖国”“大地园林化”政策，到改革开放后“山水城市”“园林城市”“生态城市”以及新时代“海绵城市”“公园城市”政策，广州城市公园的发展方向逐渐转为重视城市公园的综合价值，尤其是生态价值（图2）。

2.1.2 规划战略决定整体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70余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广州通过规划战略落实城市的发展意图，不断拓展城市的空间格局，呈现整体布局从城区为主的“城区公园”，演变到以中心城区为主的“城乡公园体系”。

2.1.3 制度权力影响建设机制

早期城市公园作为政治和权力的载体，有着明显的政治属性，其建设和发展始终受到了国家官方话语的主导。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不断提高。广州城市公园在相对独立的小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建设了许多融合时代和地域特色的岭南现代园林。同时，以人为本的发展核心愈加受到重视，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与精英的规划设计到公众参与，公园本质上的“市民属性”正在逐步上升。随着属性权重的变化，建设参与机制呈现从政府主导到多方参与的演变。

2.2 经济因素决定发展模式

2.2.1 由增量向存量转型的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与城市公园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投资是公园建设的先决条件。将不同时期的广州经济总量与城市公园数量进行比较（图3），可以直观发现，广州城市公园发展模式的阶段性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广州城市公园总体经历了增量缓慢、增量扩张以及如今的存量更新的发展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亟需解决人民基本物质生活问题。城市公园作为非生产性建设的公共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次要地位，建设数量增长缓慢。“以园养园”政策的提出，就是为了快速解决公园的经济基础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广州城市公园数量迅速扩张，从1992年的29个增长至2012年的238个。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则标志着我国经济向高质量、高效益与高协调性的方向发展。广州城市公园建设从“增量扩张”转为“存量更新”，从“速度”转为“效益”，综合考虑公园与城市间的关系。大面积城市公园的增速明显减缓，小面积的社区公园、口袋公园更受重视。

2.2.2 经世致用的经济发展理念

广州人秉持经世致用的发展理念，满足公园建设的实际需求，追求效益回报，不停留在表面的矫饰和虚幻的风雅上。因此，广州城市公园建设从实用出发，注重园林的经济适用，将日常功能与宜人美景相结合，兼具美学与实用。“园林结合生产”“以园养园”等政策都是这一经济发展理念最有力的印证。

2.3 社会文化要素推动文化内涵

2.3.1“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

广州是岭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也是岭南园林发展的中心，有着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习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程度逐渐加深，广州置身于多种文化元素碰撞与交融的动态变化的文化生境中，通过文化重构的方式使自身在不断扩张中得到更新与充实，焕发出源源不断的活力。这70年间，广州园林建设者既继承发展传统园林、民族文化的造园理念，又不断吸纳国外城市公园的设计思想，在实践中创新探索，最终引领广州城市公园的建设走在时代的前列。

2.3.2 “以人为本”的文化需求

由“政治挂帅”的政治属性转向以人为本的市民属性，由国家政策主导转为国家和地方政策引领、社会精英共同抉择、公众主动参与，是广州城市公园的政治意识形态变迁的规律。政府与市民权力的权衡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作用于文化上，呈现的便是文化建设从主要打造城市形象到营造平民生活场景的转变。

3 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广州城市公园建设成果斐然，既继承和弘扬了我国优秀传统园林文化，又吸收了国外现代化城市公园建设的经验和技术，勇于创新，大胆尝试，在实践中探索出具备岭南特色的设计道路。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城市公园的发展理念和空间实践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情境要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征，总体呈现为以恢复与建设为导向、以革命与生产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時期、以打造城市名片为导向和以生态友好为导向5个阶段的演变。当代广州城市公园建设发展历程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最重要的演变机制是社会秩序的空间化过程，即动态平衡的社会发展状态和不断博弈的社会关系共同作用于社会空间的过程。

本文基于社会情境对城市公园发展历程进行研究，以更本质、更整体、更动态的视角展开园林史研究，可以更全面地认知城市公园空间的生成逻辑和社会关系，更有助于城市公园空间本质的认知与时代发展的定位。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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