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日关系；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特点；高质量发展

［摘  要］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果。从中文教育政策、规模、

结构和支撑要素四个方面分析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特点，包括中文教育政策循序推进，规模快速扩大，结构体系基本成型，支撑体系日趋完善。然而，日本中文教育发展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中小学中文教育缺乏政策支持，中文教育规模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中文教育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中文教学资源和标准建设面临瓶颈。对此，提出促进日本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优化对策：加强政策协调，扩大中文教育覆盖范围；深化教育合作，形成中文教育良性循环；促进结构优化，提升中文人才培养质量；协助标准研发，夯实中文教育支撑基础。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3）01-0088-08

1. 引言

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21年10月8日，习近平主席和日本岸田文雄首相通话达成共识，“本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精神，推动构建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①。语言相通是交流的基石，中文教育为增进中日两国交流和相互理解起到积极的作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

目前學界对日本中文教育的研究日益丰富，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日本中文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显著。如《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六角恒广，1992）和《中国语和近代日本》（安藤彦太郎，1991）梳理了日本明治时代以来的中文教育历史，《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研究》（刘海燕，2017）系统梳理了日本古代到1945年的中文教学历史。日本中文教育史的系统研究明晰了“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发展的曲折性”（钱婉约，2005）。二是学界对日本中文教学问题的认识日渐深刻。如“中学（高中）和大学之间汉语教学需要有机的衔接”（古川裕，2008），“大学中文授课时间不足，多数学习者停留在初级阶段”（砂岡和子，2017），中文教学问题的研究体现出日本中文教育研究的精细化趋势。然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学者对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状况、面临的挑战及解决对策的研究稀缺。因此，本文总结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特点，分析当前中文教育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优化对策，以期促进日本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2.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特点

国别中文教育规模是适应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反映中文教育与对象国社会需求之间的数量问题；而中文教育结构是根据一定维度划分出来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反映中文人才培养与对象国社会部门需求匹配的问题。由师资力量、教学资源、教学标准、考试体系等要素组成的支撑体系是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检验其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从海外中文教育发展的历时视角可以发现，对象国的中文教育政策直接影响中文教育发展水平和趋势。因此，中文教育相关政策是中文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发展的政策条件。以下从日本中文教育政策、规模、结构和支撑要素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揭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特点。

2.1 中文教育政策循序推进

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后开始进行外语教育改革。1987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提出：“必须强调英语以外的多元外语学习的重要性，大学第二外语除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外，如近邻诸亚洲国家的语言，也应该成为积极学习的对象。”（臨時教育審議会，1987：239）1988年，日本提出“国际化”的国家发展战略，提倡“国际理解教育”，要求强化英语及其他外语教育。2002年，文部科学省为加强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教育，开展“地区高中外语教育多样化推进事业”。该项计划在指定的地区、指定的高中实施为期两年的多元外语教育。和歌山县5所学校、神奈川县6所学校及兵库县6所学校作为指定实施中文教育的高中。

由以上政策内容可见，日本在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循序推进“促进性”的中文教育相关政策，并在指定的高中试点开展中文课程，给予中文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视。在高中开展中文教育意味着中文已进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这标志着汉语超越了“成人外语”阶段，也标志着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明显地有助于他国发展”新阶段（李宇明，2018）。

2.2 中文教育规模快速扩大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中文教育规模快速扩大，目前已超越法语、德语、韩语、西班牙语等其他外语，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

1971年，日本70所大学均开设了英语课和德语课，而开设法语课、中文课、西班牙语课的大学数量分别是63所、33所和8所①。到2020年，排在前五位语种的学校数量和比例分别是英语（729所，97.1%）、中文（602所，80.2%）、韩语（466所，62.1%）、法语（453所，60.3%）、德语（437所，58.2%）② 。显然，近年来日本开设中文课程的大学数量已从第四位升至第二位。

中文还是日本高中选修人数最多的第二外语。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开设中文课程的高中数量有限，学习者不多，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1986年，有46所高中开设了中文课程，1999年增加到372所，2018年增加到497所（见图1）。从1999年到2018年的20年间，高中中文学习者人数保持在2万人左右，远超韩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其他外语的学习者人数（详见表1）。

数据的攀升说明了日本中文教育规模快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将中文作为首选的第二外语。随着中文教育规模的扩大，培养的中文人才增多，中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增加，中文的外语地位也逐步提升。可见，中文教育的发展以中文学习者规模为基础，规模是中文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2.3 中文教育结构体系基本成型

关于中文教育结构的研究，一般从中文教育层次、人才培养层次、组织办学形式等角度，对中文教育的专业结构（赵金铭，2013）、学历结构（吴应辉，2022；梁宇，2022）、类型结构（吴应辉、刘帅奇，2022）等进行分析。就日本中文教育而言，可以从中文教育层次和中文教育类型两个维度考量中文教育结构样态。日本基础教育阶段的中文教育可分为中文作为第二外语教育和中文面向华侨华人的语言或中华文化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中文教育可分为“课程中文教育”和“专业中文教育”，此外还有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非学历中文教育，各分支形成纵向融通、横向联通的中文教育体系。

2.3.1 基础教育阶段中文教育重视跨文化能力培养

日本基础教育阶段开展中文教育的场所主要包括一般高中和中华学校。尽管两类学校的中文教学性质不同，但是二者均重视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日本高中的中文课程为第二外语选修课。1997年，中文成为日本高考的外语考试语种之一，选修中文的学生可以选择中文作为大学入学统一考试的外语科目。日本文部科学省为改善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水平，颁发学习指导要领，促进外语考试改革，重视评价“听、说、读、写”四项语言技能，目标是培养能够用外语进行交流，具备跨文化理解能力的人才。

日本有五所华文学校，一般称为“中华学校”，分别是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横滨中华学院、东京中华学校、大阪中华学校、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五所中华学校均开设了小学部和中学部，大阪中华学校还设有幼儿园，东京中华学校另设有高中部。中华学校的办学宗旨是既要使华侨华人子弟继承中华文化，又要培养具有日本学校同等学力和较高综合素质的国际型人才，因此，中华学校被称作“日本多元文化融合的先行者”（王智新，2021）。截至2020年底，在日华侨华人共计833，984人②，由于日本中华学校数量少，在日本的华侨华人子女仅少部分就读于中华学校，大多数在当地的公立或私立学校上学，还有一部分华侨华人选择在周末补习班或其他中文培训机构学习中文。中华学校在培养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同：小学阶段开设了书法、茶艺等丰富的中华文化课程，重视中国语言及文化的传承；到初中和高中阶段，采取中、日文教科书并行教学，强化中文、日语、英语三语能力培养，目的是让学生与日本及国际社会接轨。

2.3.2 高等教育阶段中文教育趋向普及化和专业化

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大学开始增设外语公共课程，供各个专业的大学生选修。这类中文课程为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多种外语的高素质人才。学者的调查和推测结果显示：“选擇中文作为二外的学生不低于50%”（杨晓安，2012），“学习中文人数至少47万人”（砂岡和子，2017）。显然，日本高等教育阶段中文教育的普及程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在中文专业建设方面，日本大学已形成中文专业的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体系。通过日本各大学官方网站统计出日本已有70多所大学开设了中文相关专业，涉及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学、中国语教育等专业。根据日本大学改革支援·学位授予机构2019年颁布的《学位授予专业名称目录》①，这些中文相关专业均可授予文学学士、文学硕士（修士）、文学博士学位。通过调查拥有中文相关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十所知名大学的情况（见表2），发现本科阶段的中文相关专业已经不局限于语言技能的培养，同时注重培养具有较高中国语言文化素养的人才。研究生阶段，各大学院的研究领域除了传统的中国语、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中国学以外，还涉及中国语教育研究，说明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开始得到日本中文教育界的关注。

2.3.3 孔子学院中文教育满足多元中文学习需求

日本设有15所孔子学院，分别是立命馆孔子学院、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北陆大学孔子学院、爱知大学孔子学院、札幌大学孔子学院、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孔子学院、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冈山商科大学孔子学院、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院、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③、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学校法人兵库医科大学中医药孔子学院、武藏野大学孔子学院、山梨学院大学孔子学院。15所孔子学院各具特色，例如，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开设了少儿中文课程，以满足低龄学习者的中文需求；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因地制宜，采用沉浸式教学方式，有效提升了教学效率；学校法人兵库医科大学中医药孔子学院利用中医学科优势，致力于中医药教育与研究，促进两国中医方面的交流。孔子学院发挥承办机构与合作机构的学科优势，成为助力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平台。

2.4 中文教育支撑体系日趋完善

师资力量、教学资源、教学标准、考试体系等要素共同构成了中文教育质量的支撑体系。随着日本中文教育大众化推进和规模扩大，日本中文教育界在这四个方面及时跟进，以确保中文教育质量。

2.4.1 中文师资队伍体系较为完善

日本中文师资队伍体系完善主要体现在结构、职称学历等方面。其一，中文教师分为专任教师与兼任教师、本土教师与输入型教师。通过调查开设中文相关专业的10所大学官方网站，共搜集69名专任中文教师信息，自建中文教师数据库，发现69名中文教师中，本土中文教师55名，占比79.71%，母语为中文的输入型中文教师14名，占比20.29%（见表3）。其二，日本本土中文教师大多具有中国留学或进修的经历，输入型中文教师大多在日本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留在日本任教。表3所示的专任中文教师中，教授40人，占比57.97%，副教授17人，占比24.64%，无论是本土教师还是输入型教师，具有教授和副教授职称的中文教师占大多数。

2.4.2 中文教学资源种类丰富

日本拥有稳定的中文教材编写队伍，教材出版行业商业化运作模式成熟，中文教学资源种类十分丰富。1978年以来，日本出版的各种中文教材达2600种左右①。日本最大的图书连锁店纪伊国屋书店，在售的中文教材有189种；亚马逊日本网上商城，在售中文教材有304种，其中60种教材配套了数字教材②。中文教材出版呈现出初级教材多、高级教材少的金字塔结构特点。此外，高中本土中文教材发行了多个版本。例如，1987年日本高中中国语教育研究会编写出版了《高中中国语》，2007年日本白帝出版社出版了《新版高中中国语》，同年，高中中国语教育研究会关西支部编写出版了《高中中国语2》。该系列教材的特点是重视实际交际情景，旨在培养高中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用中文进行交际的能力。

2.4.3 中文教育标准与时俱进

日本中文教育学界推出多部中文教育相关标准。例如，1999年日本高中中国语教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首部《高中中文教育指南》、2007年日本文化财团研制的《高中中文和韩语学习指南（试行版）》、2007年日本中国语教育学会研制的《中国语初级阶段学习指导大纲》。中文教育指南及大纲反映了“日本高中汉语教育近30年的教学实践和国际二语教学的前沿成果，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从宏观上确立了汉语教学的战略方向和基本框架”（侯红玉，2017）。以上两部指南和一部大纲由日本民间教育团体发行，弥补了缺乏官方统一标准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中文教学和学习的需求。

2.4.4 中文考试形成“1+N”模式

日本中文考试起步早，种类多，覆盖面广。“1+N”模式中的“1”是指大学入学统一考试，“N”是指日本举办的规模较大的其他类型的考试，如中国语检定考试（中国語検定試験）、汉语水平考试（HSK）、中国语交际能力鉴定考试（TECC）、商务汉语水平考试、实用中国语技能检定考试等。其中，中国语检定考试是日本企业选拔中文人才的标准，受到中文学习者和教学机构的认可，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汉语水平考试（HSK）在日本被视为是检测学习中文成效的“公认的、标准化的国家考试”①。中国语交际能力检定考试（TECC）被纳入日本职业资格考试的范围。这三类中文考试在日本的认可度高，满足了各类学习者、教育机构和企业的需求。

3. 日本中文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3.1 中小学中文教育缺乏政策支持

对象国通过中文教育政策宏观调控中文是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文纳入到什么程度等问题（李宝贵、吴晓文，2022）。尽管日本多元外语教育政策鼓励开展多语种教育，但是除华文学校、国际学校等特殊学校以外，仅在公立学校的高中阶段开设中文选修课，小学和初中阶段仍然以英语为主。迄今为止，日本文部科学省尚未系统规划在小学和初中开展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教育。日本中小学中文教育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会影响中文进入国民教育体系进程，不利于中文教育的深度覆盖。

3.2 中文教育规模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导致全日本的高中数量由2001年的5479所减少到2021年的4857所②，20年间下降了11.35%。受此影响，日本高中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数量由2009年的580所减少到2018年的497所，中文學习者人数由2012年的22，061人下降到2018年的19，637人。此外，非营利机构“言论NPO”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第17回日中共同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持有不好印象的比例为66.1%，日本民众对中国持有不好印象的比例为90.9%，达到5年内的最差结果③。中日两国民众对彼此印象持续恶化，会影响中文学习者的语言态度，不利于保持现有的中文教育规模，也不利于日本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3.3 中文教育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

日本的综合大学历来虽重视汉学，却轻视汉语教育，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汉语教育才开始在综合大学立足（王顺洪，1993）。受传统汉学教育的影响，日本中文教育仍然存在重研究、轻应用的现象，“中文 + 职业”“职业+中文”等应用型、复合型中文人才培养形式没有受到重视，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在中文专业设置方面，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学等专业占比很大，仅有少数大学开设了中国语教育专业。虽然日本中文教育体系已基本成形，中文教育结构趋于合理，但要与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中文人才需求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适应，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中文教育结构。

3.4 中文教学资源和标准建设面临瓶颈

优质的中文教学资源和完备的中文教学标准体系是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日本中文教材种类繁多，由于缺乏中文教材质量的评估标准和监管机制，存在“基础教材泛滥成灾，缺少有系统性的好教材”（古川裕，2008）、“质量良莠不齐、低水平重复开发”（马佳楠、庞世瑾，2021）等问题。另外，2018年文部科学省颁发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规定了英语课程标准，中文等其他外语课程参照英语课程标准实施。其他中文教学指南和大纲由学术组织、社会团体制定，缺乏国家统一规划的中文课程标准。中文教材质量问题和中文教育权威标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文教育的深入推进。

4. 日本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优化对策

4.1 加强政策协调，扩大中文教育覆盖范围

国家作出语言选择，通过制定语言政策宏观调控和指导学校及个人的语言选择（李宝贵、吴晓文，2021）。对象国中文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执行需要考虑政府及民众对中文教育的价值诉求。我国相关部门应加强与日本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的政策沟通协调，满足日本社会对中文教育的价值诉求，通过中文教育项目试点、打造中文教育品牌等方式，扩大中文教育在日本的覆盖面。一是加强两国之间的教育政策沟通，促进两国开展基础教育阶段的中文教育合作交流项目，可率先在中日友好学校试点运行，然后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二是促进中文教育与日本“多语言社会”构想下的语言产业发展政策对接，着力打造日本的中文教育品牌，充分发挥中文教育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如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分校为日本中文学习者搭建优质的平台，在服务当地中文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形成双赢的中文教育局面。

4.2 深化教育合作，形成中文教育良性循环

一个国家与中国关系的状况、经贸合作交流的程度，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常常对本国中文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应进一步扩大中日民间的人文交流，深化两国教育合作。一方面，广泛开展两国院校间的互访合作与交流，为学生解决升学通道，推进中日高校间的学分互认与转换，吸引日本中文学习者来华留学。另一方面，加大“新汉学计划”支持力度，支持日本中文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通过知华、友华的汉学家全面介绍和阐释当代中国形象，以此引领和带动日本民众学习中文。

4.3 促进结构优化，提升中文人才培养质量

中文教育结构从宏观上反映了海外各国的中文教育政策，既是对象国调控中文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评价该国中文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日本中文教育结构优化涵盖中文教育类别结构的优化和专业结构的优化。在类別结构优化方面，加大应用型中文人才培养的比重，尤其要深化面向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行业/职业中文人才培养。其中，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开设“空乘汉语”课程就是一种有益尝试。在中文专业结构优化方面，应该更多地关注高校的中文及相关专业的建设情况（吴应辉、王睿昕，2021）。日本教育部门和大学根据本土中文师资需求，合理调整中国语教育专业比例，特别要重视基础教育阶段的中文师资培养，使中文相关专业结构与中文教育的师资需求相匹配。我国高校可协助日本大学制定中国语教育专业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及大纲，共同研讨解决中国语教育专业的师资培养问题。

4.4 协助标准研发，夯实中文教育支撑基础

中文教学资源体系和中文教育标准体系是支撑中文教育发展的重要部分，需要我国积极配合、协助日本相关部门研发适用于本土的中文教材质量评价标准及权威的中文教育课程标准，以此夯实中文教育的支撑基础。一是推进中文教材质量评价标准研发和本土化转化。中文教材质量评价标准是根据中文教学目的构建国际中文教材评价的依据。我国应尽快制定中文教材质量评价标准，开发各类中文教材质量评价平台，并协助日本等国将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标准本土化转化，开展本土教材评估，促使海外本土中文教材向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二是积极配合日本教育部门研发统一的中文教育课程标准。课程标准是当前海外中文教育标准体系的主体部分（梁宇、王祖嫘、邵亦鹏，2022）。《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已被翻译成日语，可在中日两国教育部门、教学机构之间开展合作，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作为参考框架，在《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英语课程标准的基础上，配合日本相关部门研发适合日本国情的中文教育课程标准，并积极推广应用。

5. 结语

质量是国际中文教育的生命线和核心竞争力（李宝贵、刘家宁，2021）。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中文教育经历了“外延式高速度发展”的阶段，今后应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转变。中日国际中文教育界应共商中文教育教学问题，共建中文教育体系，共享中文教育的红利。通过加强顶层政策协调，深化两国教育合作，促进中文教育结构优化，协助其完善中文教育相关标准建设，为日本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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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Japan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2

WU Xiaowe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World，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Key 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Japa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bstract：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2， Japa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Chinese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Japan from the four aspects： policy， scale， 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elements， which means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rapid expansion of scale， 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al system on the whole，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upport system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Japan still faces som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ack of policy support for Chines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declining trend of Chinese education scale in recent years， the need for further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i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In this paper， we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Japan： strengthening policy coordination so as to expand the coverage of Chinese education； deepening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so as to form a virtuous circle of Chinese education； promoting structure optimiz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talents training； suppor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tandards so a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責任编辑 师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