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昌海 杨城

［关键词］ “V什么X”；语义漂白；驳难性；语力；心理参量

［摘  要］ 汉语常见结构“V什么X”蕴含着强烈的驳难性特征，其形成一是由于“V”的语义泛化，二是由于［+否定］“什么”的语用表达及语义漂白，二者双线并行才完成了整个结构的语法化。考察该构式原生驳难、次生驳难的类型特征和跨域表现，有助于发现其语法化的机制，解释其梯级强度的驳难语力。研究发现正是由于“什么”的嵌入，才使得整个结构具备［+陈述］［+反问］［+口语］［+驳难］的语用语义特征，并使其负面评价功能公式化；特别是当该构式为［+陈述］语气时，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者来说较难分辨；尽管“X”呈现积极、消极、中立三类情况，但是说话者的真正意图才是言语行为的最终取向。这启示我们，无论汉语本体研究还是汉语教学研究，言语的最终目的都是说话人的取效行为，“意图优先”① 的指导原则对理解言语行为有重要价值。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3）01-0006-08

1. 引言

现代汉语中的“什么”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作为疑问代词共有7条释义并配有相应例句，总体可以归纳为四类：一表示疑问，如“你找什么”；二表示指示，如“他什么也不怕”；三表示否定，如“装什么哑巴”；四表示列举，如“什么送个信儿啊，跑个腿儿啊，他都干得了”②。

本文只讨论表示否定的“什么”在进入“V什么X”短语结构后激发的驳难性和语义漂白，重点是语义分析中的话语深层意义。专门以“V什么X”为研究主题进行探讨的学者较少，像肖任飞、张芳（2006）解释了表否定“V什么X”的类固化性和泛形性，并从汉语史的角度解释了“什么”从表疑问转向表否定的类固化心理机制，而“什么”已经固化成垫腰助词了。柳春燕、郑宗（2006）同样探讨了“V什么（X）”的非疑问用法，认为出现这种疑问功能的偏离是由于习用化，着重分析了语境与该结构体现的感情色彩的互动表现。刘柳（2015）则分情况讨论了否定形式“没（V）什么（X）”的句法特征，主要是全部否定和部分否定时，“什么”的指示功能、“义句”隐现及触发结果。但是以上几篇文章与我们要讨论的驳难性“V什么X”还存在明显不同，于是我们继续尝试扩大化的检索，发现张晓涛（2009）对否定意义的“什么”特指问进行了位置灵活性和否定意义的考察，并提出该现象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裴辉强（2017）从对比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越汉语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其中涉及到了“X什么X”格式。另外有部分学者，在论述相关问题时，曾论及相关语料或作为论文的某一小节或余论等进行过讨论，也肯定了该结构负面导向的作用，如袁毓林、刘彬（2016）及方梅（2021）等学者。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驳难性“V什么X”的研究仍大有可为。主要涉及以下四个问题：第一，驳难性“V什么X”的类型特征和跨域表现；第二，疑问代词“什么”转化为驳难助词的语法化进程和机制；第三，“V什么X”的驳难语力分析；第四，该构式的核心语义——驳难性与说话者心理的互动分化。

2.“V什么X”的类型特征和跨域表现

驳难性的“V什么X”常常混杂于其他类型的“V什么X”中，特别是驳难性不同于简单否定，其反驳责难的语义得到凸显才能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例如：

（1）但是克明并不对他说什么赞许的话，只说了一句：“你回屋去睡罢”，眼里露出厌烦的眼光。（巴金《秋》）

（2）说什么谢谢，多没劲儿啊～呵呵，算是过来人吧，那段时间做梦老是梦到各种数字。

（3）表面上说什么要解除他们的经济困难，实际上使他们政治上越来越失掉独立。

例（1）中的“V什么X”与例（2～3）中的“V什么X”表层结构一致，但内在语义不同。例（1）的“什么”表示虚指不确定的话，例（2）只表示对方不用说谢谢之类的话，具备了一定［+否定］的语义，但并没有［+驳难］的性质，而例（3）才表示解除经济困难这件事遭到了说话者的驳难，我们研究的就是该类具有驳难性的“V什么X”结构。

2.1 驳难性“V什么X”的类型

驳难性“V什么X”根据有无外部提示词，可以区分为原生驳难与次生驳难。

2.1.1 原生驳难

原生驳难，指的是不依靠外部提示词即可判断驳难语义的情形，如：

（4）开始搞舞会，搞什么舞小姐。

（5）仿佛她手里拿着的每样东西都是举世无双的珍宝似的，说什么能够睡在这么温暖的

房间里是多么的幸福。

（6）他咬住牙，定定神，又说：“你发什么急哟。”（杜鹏程《保卫延安》）

例（4）中“V什么NP”前后文并没有相应的提示词提示这种驳难性，而是源于“V什么X”结构本身具备的驳难特征。例（5）中的“V什么VP”也没有提示词，但是阅读原文就能了解文章的反讽特点，感受到作者对女主人公想法的驳难。且该类情况下，“什么”还兼备了引导回顾的标记功能，“什么”后的VP一般是之前的某些引述类内容。最后，例（6）中的“V什么AP”也没有提示词，需要联系整个事件，才能准确判定这是说话人对“发急”行为的驳难。

2.1.2 次生驳难

次生驳难，指的是话语中已经含有外部提示词辅助表明驳难的倾向，但仍以该结构的驳难为主的情形，如：

（7）引起了各方面的嘲笑：“自己實行着法西斯化的政策，还谈什么战败国的民主！自己打着内战，还谈什么世界和平！”

（8）扯什么浪费社会资源啊，哪天你遇到危险，大伙儿认为救你浪费资源了，是不是也

该由得你自生自灭？

（9）“权力”与“科学”结为百年之好，“夫妻”之间，何必计较什么高下？（贾鲁生、王光明《古老的东方有条龙》）

例（7）中的“V什么NP”，代表了说话人对对方实行法西斯政策、搞内战却大谈民主与和平的驳难，认为对方不配谈民主与和平。例（8）中“V什么VP”，同样代表了说话人对浪费社会资源这种行为定义的驳难，认为是否为浪费社会资源要辩证看待。例（9）中的“V什么AP”，代表了说话人对权力与科学二者不可共赢看法的驳难。以上三例均有外部提示词如“嘲笑、扯、何必”等贬义明显的提示词可以让我们预判对行为的驳难。

2.2 跨域统计

据池昌海、周晓君（2012）具有批判性的“修辞或语用行为还将因社会背景的延续而继续存在甚至发展，产生更多更新式的修辞结构来”，考虑到批判性话语及社会生活对本研究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选用与社会语言生活贴合度较高的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进行“V什么X”结构检索，在多领域、文学、报刊、对话四个领域均选取前1万条语料共计4万条语料作为研究范围。本着从严把关的原则，共计1586条语料进入了自建语料库，其相关组合情况见表1。

从以上驳难性“V什么X”的类型特征和跨域表现来看，该构式具备显著的自身特点，让其得以在语言使用中能与类似结构区分开来。我们将这些特点归纳汇总如下，让驳难性“V什么X”的特征更加明朗化。

2.3 特征表现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发现“V什么X”结构的四个特点。

第一，能够进入该结构的V非常丰富而且几乎均为动作动词，其他类型的动词较为少见，且单音节比重大。尤其是表示“说”义的动词如“说、讲、谈”等占据了极大比重，而有的动词如“放、活、庆祝”等只出现了一次。说明该结构最初可能是由“说什么X”逐渐演化而来，与“说”语义距离越近，则该结构产生的可能性越大，使用频率越高。

第二，能够进入该结构的X范围较广，限制较少，VP、NP、AP均可进入该结构，但使用频率VP > NP > AP，说明该结构驳难最多的是言语动作类行为。

第三，该结构无需依靠否定的提示词也可以表达其内生的驳难语义，次生驳难只是靠外部提示词加深驳难。又因为整体已经表达否定，所以较少见到双重否定表肯定的非经济形式。在检索到的语料库中否定形式仅占5.41%（保留两位小数）左右，说明该结构的否定形式不发达。

第四，该结构口语化的倾向明显。使用频率按报刊、对话、多领域、文学依次递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报刊语料中符合条件的结构，多数为引用别人的话来驳难，口语性质明显；而多领域的语料绝大多数来自微博，实际与书面语也相去甚远。这样看来，该结构更多地存在于口语。因此推断“V什么X”的形成应当考虑社会语言的传播因素，语用的社会性适应表达是其形成机制上的重要一环。

3.“V什么X”的语义漂白与梯级强度

“什么”最常见的用法是疑问代词，但在进入“V什么X”后，引发了“什么”的否定语义，让整个结构产生了驳难性。关于“什么”的否定机制，学界多有论述，如反诘演化说（吕叔湘，1985；冯春田，2000）、疑问标记衰变说（李宇明，1997）、垫腰助词说（储泽祥，2003）、类固化说（肖任飞，2006）、紧缩说（谢晓明、肖任飞，2008）、引述否定说（袁毓林、刘彬，2016）、负面评价规约化表达说（方梅，2017、2021）等等。我们认为这个演变中，“什么”开启了从疑问代词向驳难助词转化的进程，实现了刘琦（2013）提到的“從实词发展为功能词……和其他伴随变化”的“语义漂白”。

3.1“V什么X”的语义漂白

首先，吕叔湘（1992）考证“什么”始见于唐代文献，上下二字有多种不同的写法，如“是、甚、拾”及“没、么、莫”等。方梅（2017）认为由“说”和“是”构成的复合词，衍生出了负面评价功能，另外一个常见的表达格式就是“说什么”。谢晓明、肖任飞（2008）提到紧缩的“说什么”可以替换成“说啥”。其次，从上文的驳难性“V什么X”跨域表现来看，其分布最高的语体应当是口语语体，其出现频率最高的格式为“说什么VP”。所以，我们推测该结构是先发生了“什么”的口语化演变和语义漂白，从书面语“甚”到口语“什么”到更口语或者部分地区方言中常使用的“啥”，从疑问代词演化为否定标记再到驳难助词形成；几乎同步又发生了“说”的动词义泛化，双线并行，最终使整个结构带有强烈的驳难性。其语义漂白轨迹及语料举例如下：

说甚X   →  说什么X   →  说啥X

↘    V什么X  →  V啥X

（10）说甚龙争虎斗。（杨慎《西江月·道德三皇五帝》）

（11）林公喝道：“你将人害死，拖在深塘，还说什么没有害死人命？（佚名《五美缘》）

（12）你要听他们说，他们肯定说啥孩子他们都给教好了，那不跟卖狗屁膏药的一样了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博闻天下》）

（13）当时北平的老百姓，因为对过去日本搞什么户口、良民证、身份证，恨透了，所以对国民党又来搞户口登记，很反感，都不去上户口。（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五讲》）

（14）老弟，搞啥子鬼名堂，侃予兄不是好好的嘛！（冯彩章 、李葆定《贺诚传》）

结合学界与上文的研究，我们梳理发现：一方面，从最初的“说甚”逐渐口语化成“说什么”，是语用层面表达的需要，源于该结构的传播生命力及高度适应生活化的表达方式，所以使用频率较高，［+口语］的表达日渐成形。另一方面，这一阶段中的“说”与“什么”联合得越来越紧密，“说”表示口头表达言论意义的动词作用弱化，原始结构的平衡状态打破，而疑问代词“什么”开始浮现［+ 否定］标记功能，具有强烈的负面评价的意义，逐渐在寻向新的平衡。“说”与“什么”继续紧缩凝固，发生类似粘结范畴化的过程（池昌海，2019），通过复合手段，粘结成新的构式，开启了“什么”向驳难助词的演化。最后，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性表达及方言区的人们又将什么替换成了更为口语化的“啥”。

第二阶段，随着“说”表示口头表达言论意义的动词作用弱化，更多的动词进入到该结构中。一开始是与“说”义紧密相连的“讲、谈、吹”等动词，后来逐渐泛化成各类动作动词，如“搞、理会、扯”等等。而“说”的重音增强，意义弱化；“什么”的语音变轻，驳难功能强化，新的平衡结构形成。而为了口语化或经济性或方言表达的需要，“啥”逐渐出现在该结构中。上述例（10～14）是整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实例。

3.2“V什么X”的梯级强度

陈振宇（2021）提出言语行为的强化原则，如果说话人进行言语行为的同时，表现出陷入局面的不耐烦、催促尽快尽可能完善完成、对活动不顺利的担心等，那么说话人就是在对言语活动进行强化。我们试分析以下两组自省的语料：

A组：

（15）他没来看我。

（16）他说来看我，却没来。

（17）他说什么来看我，却没来。

B组：

（18）你在发呆。

（19）你在发什么呆。

（20）你在发什么呆？

A组的例（15）只是结果状态的一个陈述，几乎不含驳难性。例（16）出现了“说”，开始有负面表达的否定批判了，是不需要否定词的否定陈述语气。而例（17）的“V什么X”结构嵌入，使得［+驳难］的特征非常明显，整句却仍然为陈述语气。B组的例（18）表示当前呈现状态的一个陈述，例（19）也是陈述语气，但嵌入了驳难性的表达，实际意思可以是“不赶快干活，竟然还在这儿发呆”。例（20）则是疑问语气，但疑问语气还可以区分出两类，其一是说话者真的在发问，询问因为什么事情在发呆。其二说话者并不想知道因何发呆，是虚假发问，其本质是一种反问语气，而且是诘问，这时候的驳难语力非常强，且经过考察疑问语气中当且仅当表反问这种功能时才具有驳难性。扩展开来，从本文中的用例来看，四大句类中的祈使句、感叹句一般不用于该构式驳难，本文中的某些句子结尾为“！”的语例，我们更倾向于是陈述句加强语气的用法，所以［+陈述］［+反问］是该类构式较为明显的语用特征，而尤以［+陈述］这种形式的分辨难度较大。

与汉语不同的是，英语中的“what”不能依靠陈述语气表达驳难，只能依靠反问语气，以及使用“but、however”之类的转折词提示驳难。对于留学生来说，依靠反问语气产生的驳难习得属于正迁移，其难度远小于本文讨论的［+陈述］的“V什么X”。另外，纵观该类构式，如果去掉“什么”，不仅会大大降低或者失去驳难性，甚至有的去掉后句子不能成立，如例（4）（6）（17）就属于这些情况。驳难性“V什么”对后面的“X”具有定性作用，该结构将“X”直接界定为驳难对象或者行为。以上两组例子其驳难强度呈梯级加深，可形式化表达为▽（15）< ▽（16）<▽（17） 及▽（18） < ▽（19） < ▽ （20）2。

4.“V什么X”的驳难语力

驳难性“V什么X”作为一种态度宣告行为，具有强大的语力。语力理论的系统研究开始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中国本土学者通过吸收创新逐渐将该理论中国化。莫启扬、段芸（2012）认为语力“就是在言语交互活动中，讲话者通过话语向听话者实施的、试图克服听话者内在力量趋势的力量。在通常情况下听话者的状态（包括思想、情感、行為等）会因此而改变。听话者内在力量趋势被讲话者的语力所克服从而发生了状态的变化，这就是取效行为”。我们通过分析该文中的语力—动态模型，进一步认为，取效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如愿实现，或者仅仅在当时的语境下只能呈现未知状态；另外针对驳难言语行为，驳难对象有时候并不是听话者；最后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语力也并不对等。因此我们对模型进行了补充完善，建成了驳难言语行为的语力—动态模型如图1。FAnt（F1+F2）含义与原模型一致，代表说话者的力，包含说话者意图F1与社会文化因素F2，而FAgo则代表听话者内在力量趋势F3和被驳难者内在力量趋势F4二者的合力。FAnt为实力且语力强，FAgo为不定力且语力一般较弱，FAgo是否能够向FAnt转化同样是未知数。以此为分析模型，可以按照“X”表达内容倾向的不同，对“V什么X”的驳难语力进行三个层面的分析。

4.1“X”为积极情况

（21）不住在那里的人只会说什么保护老建筑。

（22）有时下班累的都不想吃饭，早上更不用说，不要说什么早起几分钟很简单什么的，有的晚上工作两三点能早起？

（23）这就如同人们对醍醐寺庭园里的杉藓总爱嚷嚷什么富于幻想呀，富于幻想的。 例（21～23）中的“VP”和“AP”都属于正面积极的情况，但在语义倾向上分别驳难了只会说保护老建筑的行为、只会说早起很简单的行为、总爱嚷嚷富于幻想的行为。说话人在驳难这些行为，想让听话人认同自己的看法，此为F1。而F2在这三例中表现得不明显，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猜测，如例（21）驳难的是“不住在那里的人”，可能说话者是“住在那里的人”，所以在经历上觉得自己有资格驳难对方。以上三例中，F3需要借助上下文继续推测，可能听话者会变成与说话者一致的想法——驳难这些行为，也可能坚持己见，拒绝说话者的语力，取效行为此时就不确定是否实现。而上述三例，F4均为隐含式，没有出现。

4.2“X”为消极情况

（24）他愈来愈不要脸地任意歪曲事实，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说什么侵略朝鲜人民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好办法”。

（25）她请我予以帮助。我立即写信劝她不要搞什么抗议，据我所知，自第一次大战以来，所有这类舆论声明早已没有任何用处。

（26）a：“设备故障，你能保证机器不会出任何问题吗？”

b：“故障就直接说故障啊。说什么延误。直接说故障大家也不会在里面继续等了。”

c：“你要真赶时间地铁故障延误了你还傻等？”

例（24～26）中的“VP”和“NP”都属于负面消极的情况，在语义倾向上分别驳难了侵略行为、抗议行为、延误行为。以上三例的F1依然是较为明显的驳难，而F2在这三例中则有所体现。如例（24）是通过大众心理趋势，侵略战争不可能作为一种消除战争的办法。例（25）可能是说话人的知识丰富、地位较高，才让“她”要写信咨询说话人。例（26）则是乘客的负面消费认知观念，认为地铁故障与延误不能等同。上述三例中例（24～25）的F3，需要进一步推测，但可以预判这种取效行为是成功的，而例（26）则没有成功。以上三例中，F4均已呈现，分别为“他、她、地铁系统”。但只有例（26）中有明确的反取效行为，听话人或被驳难者没有顺着说话人的语力发展，而是坚持社会道德操守，对地铁出现故障给予理解。

4.3“X”为中立情况

（27）她居然溜掉了，说什么出去一下五分钟就回来给大家唱歌。

（28）a：“是你们做得过分了！说什么模仿？抄袭！”

b：“亲，淡定！都是误会！”

c：“支持博主，午好！”

（29）哎哟！大四了考什么试啦！！！怎么可以这么多事情的！！

例（27～29）中的“VP”和“NP”都属于不区分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况，但在语义倾向上分别驳难了“出去五分钟的行为”、模仿行为、考试行为。在这三例中，F1的语力都较强，驳难性也更大。而F2的语力只在例（28）中表现得较明显，源于社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让说话者理直气壮驳难对方。以上三例中，F3同样集中体现在例（28）中，但出现了两种取效行为，一种是被驳难者企图用“误会”来狡辩的反取效行为，这同时也是F4；一种是听话人受FAnt影响的成功取效行为，支持原创。而例（27）中的“她”和例（29）中隐含的考试组织者则并不明确取效行为是否成功，但可以预判学校的考试还要照常进行。

5.“V什么X”的心理参量

汉语语法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挖掘出隐藏在主观情态背后真正的说话人的意志力（邵敬敏，2016），而“V什么X”体现的驳难性也需要辨别说话人的意志力，研究发现“V什么X”的驳难性会由于说话人意志力的不同而处于一种动态变换中。例如下面两组例子：

A组：

（30）否则，蒋政府如果在其所召开的“国大”闭幕后，一方面再来什么改组政府等把戏，另一方面仍继续向解放区进攻。

（31）公司下周三又搞什么培训。

（32）这会儿风声鹤唳的，你来套什么近乎。

B组：

（33）说什么让我陪她一起见证奇迹的时刻！

（34）为了逃避尖锐的批评和可能遭到的失败，他们就对大会施行压力，说什么提高工资的要求，是“过分的要求”。

（35）你天天在微博上装什么亲民装什么服务好态度。

A组例（30～32）都带有明显的驳难性，且“X”的语义倾向都是消极或中立的，分别驳难了蒋政府改组和进攻的行为、公司搞培训的行为、“你”套近乎的行为。说话者的语力一方面在驳难这些行为，另一方面还带有内心的希望：不要改组和进攻，不要搞培训，不要套近乎。B组例（33～35）在表面上都是驳难性的，且“X”的语义倾向均为积极的，但说话人的语力并不单纯只有驳难和让听话人认同。例（33）虽然驳难了“她”没有让我陪她见证奇迹，但实际上是希望被驳难者——她，一起见证奇迹。同理，例（34）虽然驳难了他们对提高工资的拒绝态度，但实际上是希望被驳难者能提高员工工资的。而例（35）也是实际上希望被驳难者能够“亲民”和“服务好态度”。

所以，通过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发现，“V什么X”的驳难性是浅层的，其深层还蕴含着说话人的心理参量。所谓心理参量是指说话人主观意志随着心理变化，反映出的不同状态。

当“X”的语义为消极或中立的情况时，表面驳难的是某个行为本不应该做，被驳难者却做了，整个结构实际表达的是说话人希望“X”不要发生。无论“X”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该结构都会使话语行为的驳难性大大增强。其语力强化的迁移公式为：

V什么［+驳难］强化语力 Λ行为XΛ【说话者不希望（V）X∨反对（V）X】→禁止（V）X①。

当“X”的語义为积极的情况时，表面驳难的是某个行为本应该做，被驳难者却没做，整个结构实际表达的是说话人希望“X”发生。这时候往往从语用的层面来看，其驳难性与委婉性兼备，当然主要的仍然为驳难性。其语力强化的迁移公式为：

V什么［+驳难］强化语力Λ行为XΛ【说话者希望（V）X ∨支持（V）X】→要求（V）X。

所以，归根结底该结构的语义倾向取决于说话人的意图是否想让“（V）X”实现，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驳难性上。

总之，“V”的语义泛化和［+否定］“什么”的社会语用表达及强化助词转向，最终凝固成具备［+陈述］［+反问］［+口语］［+驳难］语用语义特征的“V什么X”整体。而说话者的真正意图才是整个言语行为深层意义的最终取向。无论是汉语本体研究还是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意图优先”的指导原则将更有助于理解言语行为。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语力研究方兴未艾，语法化研究也将越来越重视对语法标记形成的认知机制和认知动因的探索。将语用推理结合认知研究，准确考察到言语行为的内在真实意图，同时走到大脑外部，联系社会语言学的视角，进行交叉的社会认知语用学转向研究，有助于发现本族人习焉不察的、具有重大研究意义的语言现象，认知语用学的应用潜力才会得到进一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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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uting power of “V shenme （什么） X” and its psychological parameters

CHI Changhai， YANG Che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Key words： “V shenme （什么） X”； semantic bleaching； difficulty of refutation； language power； psychological parameters

Abstract： The common Chinese construction “V shenme（什么）X” contains strong refutation characteristics. Its formation is due to the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of “V” and the pragmatic expression and semantic bleaching of ［+ negation］ shenm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whole structure is completed by the two parallel lines. Investigating the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ross-domain performance of the primary and the secondary refutation of this construction helps find its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and explain the refutation power of its scalar strength. It is found that the embedding of shenme  makes the whole construction have the pragma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 statement］ ［+ rhetorical question］ ［+ colloquialism］ ［+ refutation］， and formulates its negative evaluation function. Especially when the construction is ［+ declarative］ mood， it is difficult for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o distinguish. Although “X” presents three situations： positive， negative and neutral， the real intention of the speaker is the ultimate orientation of the speech act. This enlightens us that whether it is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or Chinese teaching research，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speech is the speakers effect taking behavior.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priority of intention” is of great value to understand speech acts.

【責任编辑 邵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