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将当代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小说《狼厅》置于创作的历史环境中，在16世纪英国伦理环境转变的语境中对论题进行研究。《狼厅》采用与以往单线历史叙事不同的伦理叙事法，意图重构国王离婚案的伦理现场。作为国王离婚案中的重要推动者，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的伦理选择以及其所体现的斯芬克斯因子冲突也从另一个角度促使了伦理现场的再现，助推了历史的演进。离婚案的最终解决使英国确立了新的伦理秩序，即王权伦理。都铎王朝臣民完成了由对神的崇拜过渡至对王的崇拜，在伦理秩序的更替下实现了主体性的建构。

【关键词】《狼厅》；斯芬克斯因子；文学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0-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0.0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珍妮特·温特森的解构主义故事观及其文化语境研究”（项目编号：18BWW053）。

当代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布克奖获奖作品《狼厅》以都铎王朝为时代背景，从亨利八世的第一权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视角，通过大量日常对话和生活场景的描述，叙述了亨利八世统治下都铎王朝的社会面貌和重大历史事件。亨利八世离婚案作为贯穿全文的重要事件，其中蕴含着各种伦理问题和冲突。同样是书写离婚案，《狼厅》别树一帜，选择从伦理而不是政治的角度进行阐述。与《亨利八世》质疑历史的宏大叙事相比，《狼厅》中的伦理叙事更在意从被压制的他者历史记忆中重构离婚案的伦理现场，抽离政治元素，将其重塑为一桩由斯芬克斯因子失衡所致的伦理事件[1]。

一、伦理现场替代政治现场

《狼厅》的情节发展依照时间顺序推演，再现被历史边缘化的托马斯·克伦威尔伦理身份的演化过程。曼特尔运用线性时间叙事强化了作品中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但“过分突显事件间的连续性、完整性和逻辑性，实则造成了对历史事件存在状态中的简化与遮蔽”[2]，忽视了正史之外我们尚未涉及的空间，从而遮盖了由意识形态话语操纵的历史“真相”。因此她进一步采用了伦理叙事与线性时间叙事相结合的方式，使作品中的历史叙事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狼厅》形成了以亨利八世国王离婚案的伦理主线与克伦威尔成长建构的伦理副线交织的复杂线形伦理结构，颠覆以往单线式历史宏大叙事，暴露“未触及的空间”，进而达到重构伦理现场之意。

在文学作品中，伦理线是作品的骨骼，伦理结是作品的血肉，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文学作品叙事的伦理结构。伦理结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它构成伦理困境，揭示文学文本的基本伦理问题[4]。小说中，国王离婚案线上的伦理结主要有四个：教会及臣民对离婚的反对，国王及其臣属对处理方法的找寻，国王离婚成功，安妮被立为王后。形成四个伦理结的矛盾冲突的一方是一致的，即国王想要离婚。曼特尔在小说中打破了传统政治联姻的集体记忆，颠覆了国王迎娶凯瑟琳的政治意图，“我是为了爱而娶她”[3]。然而，爱情并不能永远维系他们的婚姻，除玛丽公主外他们的子嗣均已夭折，这使亨利八世对男性继承人的渴望接连落空。无子嗣也直接导致了亨利八世离婚意愿的产生。因此，沃尔西向克伦威尔断定国王离婚是因为子嗣问题，是为了能娶到“任何一位他觉得可能为他生儿子的公主”[3]，即兽性因子在他的存在中占据了主导，追求自己繁衍后代的动物性本能。

作为主线的扩展与延伸，克伦威尔的成长建构线丰富了主线形成的伦理结构，其上的伦理结分别为：少年克伦威尔因父亲家暴而离家出走，作为沃尔西的律师，成为亨利八世的近臣，权臣克伦威尔，它们能够与主线上的伦理结交互对应。通过克伦威尔成长建构副线的辅助，曼特尔得以从另一视角对国王离婚案进行阐述。作为律师陪伴沃尔西的十年间，国王产生了离婚的念头，而这遭到了罗马教会及英国民众的一致反对。目睹沃尔西周旋于教会与国王之间，克伦威尔逐渐意识到，国王离婚案的本质是由于王族与贵族、神权与人权及教权与王权之间矛盾的激化。站在国王离婚意愿对立面的，除了伦理道德等道德情感因素外，更多的是对此类权力间矛盾激化的反抗。曼特尔透过克伦威尔的视角，逐步引导读者理解教会及臣民对国王离婚的反对原委，阐释伦理冲突形成的原因。

通过对历史施动者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阐释，曼特尔将伦理结联系在伦理线上，并将其置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中进行分析。为实现离婚的愿望，亨利八世召集大臣们寻找新的对策，其中便包括时任议会议员的克伦威尔。亨利八世的离婚问题受到当时国内外极大关注，面对棘手的现状和沃尔西的前车之鉴，克伦威尔向国王建议，从根本上摧毁罗马教皇在英国教会中的势力，并由王权取代。他还许下了使亨利八世成为空前富有的国王的诺言。克伦威尔的主张符合亨利八世的切身利益和树立绝对君权的欲望，因而得到了采纳。在克伦威尔的影响下，亨利八世先后召集了八届议会，讨论并通过了包括《至尊法令》等一系列有关改革教会的法令，达到了確立英国国王为全英教会最高统治者的目的。1533年，英国教会法庭判决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王后的婚姻无效，核准其与安妮·博林的婚姻。至此，亨利八世离婚成功，安妮·博林被立为新王后。

将伦理线与伦理结回归于其特定的伦理环境进行分析，客观的伦理阐释得以产生，贯穿《狼厅》的国王离婚案从而能够在完整的伦理结构中重新得到解读，这场伦理事件得以重现。将国王离婚案的重大现场置于伦理而非政治的领域进行诠释，也是作者书写“未触及的空间”的创作初衷。

二、伦理矛盾成为历史演进动力

无论是社会中的人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都是作为一个斯芬克斯因子存在的[4]。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两部分组成，这两种因子的有机组合，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与之相对，兽性因子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一部分。都铎时期英国正处于转型阶段，代表兽性因子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属于原欲型文化范畴，其与代表人性因子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彼此交汇冲撞，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冲击。亨利八世的离婚诉求即是两种因子冲撞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对其兽性因子追求的合理性肯定。那个时代，几乎整个欧洲的人们，都存在着斯芬克斯因子失衡的情况。在某种情况下，由这种群体性失衡所产生的伦理矛盾，不仅会造成伦理关系混乱，进而会引发英国民众对自身民族身份的焦虑。

作为英国宗教改革中的关键人物，亨利八世与克伦威尔的伦理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显得格外重要。斯芬克斯因子在人身上分别以自然意志、自由意志以及理性意志的形式体现出来。自然意志主要是人的原欲即力比多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由意志是人的欲望的外在表现形式，理性意志是人的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4]。

亨利八世身上的两类因子之争表现于自然意志与自由意志两个方面。他的自然意志主要体现在对子嗣的渴望与身体的欲望。亨利八世自继位后便一直期盼一位男性继承人，而子嗣接连早夭的事实与其愿望相悖。除此之外，亨利八世也从未抑制自己的身体欲望，在六段婚姻期间，他始终与众多情妇保持关系。在与亨利八世的自然意志斗争的同时，理性意志也在与其自由意志交锋。自国王离婚案序幕开场，亨利八世的集权欲望便开始显露。此后，亨利逐渐意识到强化君主权力的重要性，他不愿再受限于罗马教会的专制霸权，率先发起向罗马教皇夺取独立王权的挑战。在这两场因子之争中，亨利八世的理性意志已无法控制约束他的兽性因子，他已然成为繁衍与权力欲望的俘虏，这更进一步的使他丧失了原有的伦理意识，一心寄予改革英国政体以实现自己的私欲。

克伦威尔的斯芬克斯因子失衡主要体现在自然意志方面，即主仆关系与情感关系。其中以前者失衡对其影响最为深刻。在克伦威尔的成长历程中，父亲的角色一直空缺，而沃尔西的关心与教导使他们建立起一种师长、父子般的关系。这段伦理关系本应是由理性意志与自然意志相辅相成的主仆关系，但由于自然意志的逐渐增强，两人的伦理关系更像是一种亲情。在国王离婚案这场伦理冲突中，沃尔西将希望寄托于战乱的罗马和被俘的教皇，而这不仅收效甚微，也极大地消磨了国王的耐心与信任，最终被革职流放。感念于其亦师亦父的恩情，克伦威尔多次涉险为其辩护和申诉。更是不顾个人安危，在议会上为沃尔西辩白，使其免于死罪。他的忠诚和正直受到了国王的赏识。在沃尔西离世后，克伦威尔决心继承他的事业，辅佐国王渡过难关，以此进一步实现英国的政教改革与民族独立。

此后，克伦威尔向国王宣誓效忠，进入宫廷。他具有极强的野心与政治抱负，渴望自上而下地施行改革，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对某种目的或要求的有意识追求，他的自由意志自始至终十分强烈。但同时克伦威尔也清醒地意识到，自身政治抱负达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构建英国民族主权。因此他坚持用理性意志控制自由意志，并对自己的伦理选择坚定不移。在国王离婚案及由其引发的一系列权力博弈中，克伦威尔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在亨利八世的支持下带领议会瓦解教权权威，逐步建构新的王权伦理秩序，重树民众对王权的崇拜。同时，他在诸多伦理矛盾的影响下确立并实行了新的理政措施，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历史的演进，为英国开启了近代民主国家建构之路。

三、伦理秩序更替重构历史人物主体

中世纪以来，神权伦理大行其道，《狼厅》中，为调解离婚案，沃尔西不断斡旋于教皇与国王之间，企图探寻和解之道，但以失败告终[1]。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他未能及时看清王权强过教权的发展趋势。亨利对沃尔西的惩治体现了王权对教皇权威的否定，而随后将托马斯莫尔送上断头台则意味着对其的最后一击。至此，英国原有的旧的伦理秩序，即以罗马教皇为尊的教权与以英王为尊的王权并立的秩序彻底瓦解。1534 年，议会通过《至尊法案》，国王最终在法律上取代了教皇的地位，王权至尊性得到了最有力的昭示。一个新的伦理秩序，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权伦理秩序正在形成。

由于国王离婚案使王权与教权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明朗化，民众面临着两种伦理身份的选择。面对这种伦理两难，身为当时英国教会首脑的沃尔西，选择在两种伦理身份中寻求平衡。他致力于通过权力制衡帮助国王实现愿望，却忽视了当时亨利八世与教会的根本矛盾。沃尔西对当时王权伦理的错误判断使其做了错误的伦理选择，最后郁郁而終。在跟随沃尔西期间，克伦威尔认识到了当时王权与教权之间存在的矛盾，也清楚地感受到民众所面临的两种伦理身份的选择焦虑，而民众的身份焦虑和目前的社会性混乱将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国王的态度。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在这场神与人的伦理冲突中，随着亨利的君主意识逐渐苏醒，王权终将成为英国民族唯一的信仰。作为英国的民众，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做国王的子民，向王权效忠。

此时王权伦理的建构已成为英国民族主权建构的重中之重，然而建构本身挑战与机遇并存。作为其中的重要人物，克伦威尔不断在各种各样的外在实践中，生成建构着自我的主体性。在沃尔西的身边，他目睹了王公贵族的苛刻行为，听闻了王室的神话历史故事“亚瑟王传奇”。曼特尔将亚瑟王传奇故事在小说中穿插进行叙述，克伦威尔最早从沃尔西口中得知；至小说中间部分，格利高里在众人面前阅读《亚瑟王之死》；随后在英格兰边远地区加来，克伦威尔在总督的图书室里也发现了亚瑟王传奇。由此，克伦威尔逐渐意识到，亨利的王权与亚瑟王之间存在着某种血脉联系，并且由于亨利因离婚案而抗击罗马权威，不列颠民族中流传已久的古老寓言也得到了印证，“上帝不允许不列颠人统治英国直至……英国人将从罗马手中夺回英国”[5]。通过文本阅读实践，克伦威尔不断将那些与自己存在间隔的事件进行诠释理解，将文本所展示的世界归属于自身。

除此之外，克伦威尔也能够通过历史与行动实践提升和完善自我。他积极地汲取学习，也善于在所学基础上反思充实自己。王公贵族们的故事、历史书籍等信息一经获取便印刻在他的脑海里。历史是由行动的施动者与受动者的各种经验和各种期望构成的[6]。在既知历史的情况下，克伦威尔于宫廷之中为国王做事，与各色人与事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进行复盘，结合已知的历史进行分析处理。基于行动实践中获取的经验，克伦威尔也拓展丰富了自身的能力储备。面对王权伦理的建构困境，克伦威尔将自身置入历史事件中分析施动者的动机，从经验空间中找寻新的可能性，对当时英国的未来视域重新进行建构。

随着王权的逐步集中，亨利的自由意志开始无限膨胀，致使王权成为其满足个人意志的暴力机制。为限制亨利的个人自由意志，强调国王的历史责任，克伦威尔在王权伦理的建构中以法律限制王权暴力，从根本上保证了伦理秩序的正常运行。在克伦威尔的建议下，亨利八世适时地对王权进行审视，合理使用权力，并履行法律制定的契约，承担起保护民众等相应职责。亨利八世的行为成功消弭了英国民众的身份焦虑，使其由对神的崇拜转向对王的崇拜，王权崇拜由此建立起来。至此，一种围绕王权而建构起来的王权伦理渐现雏形。在王权伦理的建构中，克伦威尔始终将自己放在一个国王的臣民和推动者的位置上，通过对亨利八世的引导和协助，逐步实现自己的政教改革主张，在建立新的伦理秩序的同时，推动英国摆脱中世纪的传统，逐步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四、结论

曼特尔以新历史主义叙事与伦理叙事手法去蔽亨利八世离婚案的政治因素，将之还原为一桩斯芬克斯因子失衡所致的伦理事件，是一种对历史多面性的阐释。本文以一个新的视角，论述国王离婚案中的重要人物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通过将克伦威尔成长建构的伦理副线与国王离婚案的伦理主线进行对应分析，实现了伦理现场对政治现场的替代。由于亨利八世斯芬克斯因子的失衡，其自上至下引发的伦理矛盾激发了阶级与社会矛盾，而以克伦威尔所代表的民众，也在社会环境下产生了自身的伦理矛盾，两类伦理矛盾的叠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演进。离婚案的最终解决使英国确立了“王权至尊”的伦理秩序，也重塑了以亨利八世、克伦威尔为代表的历史人物主体。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为英国开启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路。《狼厅》从伦理的角度提供了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也为读者从伦理道德层面理解历史与反思当下提供了新途径。

参考文献：

[1]严春妹，束少军.空间化历史、斯芬克斯因子与王权伦理：《狼厅》的伦理意义[J].外国文学研究，2017，39（02）：46-53.

[2]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2.

[3]希拉里·曼特尔.狼厅[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2-520.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8-258.

[5]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Thorpe，L.（Trans.）.Harmondsworth：Pengu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136 ），1966：283.

[6]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03.

作者简介：

王芮欣，女，汉族，辽宁大连人，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