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瑶　张美兰

摘.要 满汉《御制增订清文鉴》是对满文《御制清文鉴》的增订，增订词条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完善满语词汇体系，其次是补充与修正《御制清文鉴》疏漏。文章统计出新增订词条有6904個，方式可分为新增、替换、删除3类。增订部分大致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新增词条数量远超替换与删除词条，在类属中的数量与比例分布不均；第二，在替换、删除《御制清文鉴》中汉语音译词的同时，新加进另一批音译汉语借词；第三，原语义场新增下位、同位语义场，原下位语义场补充其他义位词条。并根据表互动、齐动态词缀混用的情况，进一步阐述了词条规范的局限性。

关键词 《御制增订清文鉴》 增订类型 增订内容

一、 《御制增订清文鉴》及增订词条类型

《御制清文鉴》（1708，以下简称《清文鉴》），是成书于清前期的第一部官修满语单语辞书，收录1.2万余条满语词。《御制增订清文鉴》（1771，以下简称《增订》）在《清文鉴》基础上增订满文词条并添加汉文对译而成，是成书于清中期的第一部官修满汉双语辞书。这两部辞书均属于义序分类辞书，编修词条方式按照词义分类，《增订》正编在《清文鉴》原有36部、280类、400则3级类目下增加12类、148则，成36部、292类、548则，又将部分新收录词条以补编26类、71则的分类形式呈现出来。《增订》在《清文鉴》基础上继续承袭规范满语的任务，收录内容更为全面，此后的辞书编纂、满语文学习与使用，均以此为范本，具有很高的语言学地位与价值。

本文选择武英殿“君”字本［1］《增订》为研究对象，对比《清文鉴》《增订》两部辞书，挑选出增订词条，首次穷尽式统计了各部增订词条数量与占比。经统计，全书共收录18662个词条，增订词条6904个，占36.99%，其中正编5276个，占正编收词总数的29.33%，补编1628个，占补编收词总数的99.51%。可将增订词条按照增订方式分为新增、替换、删除3种类型，共包含6622个新增词条，282个替换词条，31个删除词条，也就是说，《增订》通过3种增订方式处理的词条达到了6935频次，其中新增方式高达95.49%，说明新增是《增订》最常用的增订词条方式，新增词条数量在增订总数中占比具有绝对优势。

（一） 新增词条

新增是《增订》的主要增订方式，共6622个，数量远高于替换、删除词条。官方修订辞书具有收录表达新语言事实的任务，新增词条部分继续以词语义项为收词单位，主要增加表达新文化的词语，同时添加带有-nu词缀的词条以补充原有带-ndu词条的同义语法形式，力求穷尽式地收录词条。新增词条数量约占整部辞书总体量的三分之一，说明清朝统治者以及编修者希望以官方编修辞书的方式将满语词汇的书写方式与词义固定下来，起到规范语言的作用。《增订》作为乾隆帝“钦定新清语”的产物，其新增词条的大量涌入，反映了规范满语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满语词条的更新换代也体现了清朝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处于不断更迭状态的历史史实。

（二） 替换词条

替换是通过在原有词条基础上进行一些变动，从而达到规范词条效果的一种修订类型。编修者无须重新“造词”，仅需在原有词或词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语言学改动，体现编修者对词条的修正能力。《增订》替换词条数量为282个，有汉语音译变意译词、同义词替换、增加或删除限定语或类属名称、改造词组表达方式、依据读音修改书写形式等5种情况。

（三） 删除词条

删除词条需要编修者充分考量词条词义的独有性，判断能否与其他词义合并，充分展示了编修者编排词条的整合能力和分类能力。《增订》删除词条数量较少，仅有31个，有删除汉语音译形式、动词词根派生词条、多义词的重复义项、过时的专有名词或词组等4种情况。

新增大量表达新文化、新思想的词条，删除过时的词条，充分凸显了《增订》修订词条过程中所受到的社会因素影响；利用词缀变化增加带有表互动态含义的-nu词条，使用替换方式仅改变形式，不改变词义的词条更能体现满语在汉语影响或自身发展规律作用下产生的变化，展现了增订词条所受到的语言因素的约束。

二、 增订词条特点

《清文鉴》和《增订》同为官方规范满语的产物，《增订》所修订词条较《清文鉴》的变化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不同类属中词条数量占比的变化；所录汉语音译词的改动；多种复合语义场的调整。这些变化是乾隆朝二次规范满语带来的，既是对《清文鉴》规范词条的再规范，也是在满汉语言接触大背景下对满语词汇系统做出的更深层次的变革。

（一） 新增词条的类属分布不均

新增词条在正编、补编中均有收录，将两部分收录的新增词条按照部属分类汇总，分别按照收录数量、占比情况排序后，发现由于原本部属收词数量存在巨大差异以及收录新词分布的类属不平均等原因，导致新增词条在具体部属数量与占比的排序并不完全一致。

1. 新增词条数量排名前5位的部属

新增词条数量前5位的部属为人部（1065）、鸟雀部（582）、居处部（494）、文学部（425）、设官部（373），收录词条数量最多的5部中，人部词条总数本就位居第一，鸟雀部、设官部和文学部从增订对象中脱颖而出，跃居新增数量前5位，所增词条大多为具体详细的鸟雀品种名称、各类政府工作部门以及官职名称、汉文化经典著作以及学习用品相关词条，居处部也大量增加细化的衙门、司、署一类行政机关处所类名称，从中能够充分感受到清朝官职制度愈发完善、尊崇儒家文化风气日趋强烈的历史事实。

2. 新增词条数量在各部占比排名前5位的部属

各部收词数量相差悬殊，单看新增词条数仅能反映新增词条的类属重点，尚不能准确反映增订词条时修改、变化最大的部类，因此有必要将正编、补编新增词条汇总起来，了解在不同部属中的比重。新增词条比重最高也是部属内部收词变化最大的前5位的部属依次为谕旨部（86.11%）、设官部（81.98%）、花部（81.6%）、僧道部（79.67%）、杂果部（72.64%）。收录反映清朝封建君主以及官职制度文明词条的设官部新增比重高达81.98%，谕旨部新增比重更高达86.11%，这两部占比情况更能反映满语吸收汉族原有官职体系、制度名称等词汇的能力，同时也体现出满汉民族文化通过新增词条、辞书固化的方式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融合。

新事物的出现往往伴随命名方式的规范问题，清朝通过官修辞书的方式来规范、统一对新事物的表达方式。新增词条收录以新纳入满语词汇系统的具体事物名称类、表达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抽象概念类名词为主，新增词条是《增订》修订、规范的重点所在，也是乾隆朝规范用词的缩影，展现了当时满语词汇创造、变化的焦点问题，也基本涵盖了清前期到中期满语词汇系统内部发展变化的各种表现。

（二） 替换、删除汉语音译词后新增另一批汉语音译词

“乾隆皇帝在《增订》中‘钦定国语五千句，其中大部分为排斥汉语借词而编订。清政府排斥汉语借词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点：翻译汉语借词、改变汉语借词形式和直接删除汉语借词。”（长山 2016）17这些排斥借词的行为导致汉语借词由音译形式转向意译形式或改造成符合满语发音、使用习惯的形式，“从《清文鉴》到“五体”汉语借词的具体数量变化为沿用汉语借词287条，翻译汉语借词135条，改变语音形式21条，删除借词10条，添加借词190条”（长山 2016）19。胡凝（2017）具体细化《增订》中汉语借词分类，将其分为沿用式、替换式、变音式进行讨论，此外还统计出“在《清文鉴》到《增订》、‘五体时期有进行增加，共计103个”（胡凝 2017）70。这两位学者都对汉语借词从《清文鉴》到《增订》再到“五体”的变化做出分类，从分类中我们可知“清文鉴”系列辞书中保留有汉语音译词，并没有完全被取代。但两位学者没有给出汉语借词从《清文鉴》到《增订》的数量变化数据，胡凝的分类也没有将原有词条和增订词条区分开。据此，需要重新考察《增订》中的汉语音译词，总结具体表现。

1. 汉语音译词并未完全剔除

我们在3种增订类型中均找到了汉语音译词。除5个被删除的汉语音译词外，还有181个被替换的汉语音译词，分为改造、派生、直译、意译4种方式。在新增词条部分，仍有一批汉语借词保持着音译形式，如fuwen分、taifu太傅、taiboo太保，同时，《清文鉴》中还有一小部分的汉语音译词保留下来，如cai 茶、matan麻糖、.atan白糖。因此，我们判断《增订》并非武断地排斥所有汉语音译词，在使用替换和删除手段处理《清文鉴》中的汉语音译词时，也会根据具体情况保留一些不必要替换的汉语音译词。

2. 汉语音译词组合类型表现丰富

从词类角度考察，我们发现新增汉语音译词主要以名词为主，兼有动词。其中新增汉语音译名词可分为全音译词和半音译词两种。全音译词主要以单纯词为主，如gung公、heo侯、be伯，半音译词主要以词组居多，如cai i da尚茶正、fu i aliha hafan府尹、hiyan i siramsi县丞等。新增汉语音译动词以经过改造的汉语音译词为主，并且会衍生出其他相关表达形式共同纳入辞书。如新增汉语音译词fungnembi封是由音译形式fung+ ne构词词缀+ -mbi现在-将来时词缀改造而成，表示使动含义的fungnebumbi受封是增加表使、被动词缀-bu后变为fung+ ne构词词缀+ -bu使动词缀 + -mbi现在-将来时词缀。同时nonggime（增加）+fungnembi（封）→nonggime fungnembi加封、guribume（使迁移）+fungnembi（封）→guribume fungnembi移封、amcame（追）+fungnembi（封）→amcame fungnembi追封、wesibume（提升）+fungnembi（封）→wesibume fungnembi晋封，这4个由满语固有动词与汉语音译词组合而成的词组也以半音译形式收录进《增订》。

3. 专有名词或限定性成分依旧使用汉语音译形式

从词义角度考察，我们发现完全直搬汉语语音形式并不做任何改造的借词除固定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外，无须通过意译形式过多解释的修饰性、限定性词组成分也往往照搬音译形式。如mengdzi bithe孟子中的mengdzi作為人名、oros niru俄罗斯佐领中的oros作为地名都直接音译借用得以保留；taidzi usiha太子星、gidu usiha计都星、mobin hoo.an毛边纸、moton hoo.an毛头纸等表示星宿和纸张种类专名的修饰语、限定语成分，也是按照完全音译形式收录进辞书。

4. 部分汉语音译词经过满语化改造

相对于上述带有修饰、限定成分的词组以完全直译形式收录进来的处理方式，新增的一整套、一系列的单纯词也往往在增加词缀、进行满语化改造后被收录进来。如表示乐器名称的canggan钲、tanggiri镗、danggiri铛是在原有音译基础上添加词缀gan、giri后新增的，与添加词缀ken、kon改造后的原有音译词“jungken钟、longkon锣”组成同一个表打击乐的语义场，完善乐器类词汇体系的同时，统一同一语义场内部造词形式，使其更为程式化、更具规律性。

学界曾认为“乾隆敕撰《增订》是为更进一步规范、修订《清文鉴》中汉语音译借词和半音译、半意译词”（春花 2008）120。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通过3种增订方式处理的词条共6935个，而使用替换、删除方式处理原有《清文鉴》汉语音译词仅为186个，所占增订比例很低。但有一些原本没有收录进《清文鉴》的汉语借词，在新增入《增订》时，是以意译形式添加进来的。例如“表”，常用音译形式biyoo，在纳入《增订》时就已做“规范”处理，将其变为意译形式ileten后收录进辞书。由此证明《增订》的主要编修目的在于完善、扩展满语收词体系，次要目的才是规范《清文鉴》中的汉语音译词。而且《增订》所规范、修订的汉语音译词只有一小部分是《清文鉴》原有词条，更多的是《清文鉴》未收录词条，该部分具体情况有待结合与《清文鉴》同时期文献做进一步研究。

（三） 增加、补充多种语义场，使词汇内部体系趋于完善

在任何一种语言系统中，词汇的所有义位集合成一个总语义场，总语义场包含大量的子语义场。在任一语义场中，义位彼此间呈现的语义关系多种多样，因义位间的关系不同，故实际上分成了若干类型。贾彦德（1999）参考Leech的Semantics（《语义学》）一书，将语义场分为分类义场、部分义场、顺序义场、关系义场、反义义场、两极义场、部分否定义场、同义义场、枝干义场、描绘义场。符淮青（2006）将词汇场、语义场改称为词群，他认为词群主要有同义关系、层次关系、非层次关系和综合4大类型，其中层次关系又包括上下位关系、整体部分关系、等级关系、亲属关系、同位关系。《增订》为大型满汉合璧分类辞书，收录的词条以具体词义为分类依据，呈部、类、则3级编修格局，正编部分的新增词条没有单列出来，而是按照词义类聚的不同情况融入进原有分类体系中，使得从增订后的整体格局来看，《增订》所收录的词义更加全面，词汇内部结构建设更加完善。

1. 增加义位，细化对已有事物的描写

《增订》在《清文鉴》原有词条基础上，继续扩展原有收词体系，按照义类分布情况以细化词条描写方式增加、补充词条，在原有词条分类框架中查漏补缺。这种增词方式主要出现在新增词条数量比重较低的部类中。例如武功部一·步射类第一则共41个词条，其中仅有5个为新增词条，该则内以“gabtan射”为核心词，收录与射箭相关的词条，描写射箭相关词条体系完善，囊括射箭的惯用手（icitai右手射、hasutai左手射）、方位（bonme gabtambi往下射、some gabtambi乱射）、分解动作（ferhelembi大指勾弦、darambi拉满）、射箭的结果（goimbi中、da tolombi箭箭中）等内容。新增的5个词条，如“cecikelembi二指捏扣射”为形容射箭分解动作词条，“tuyembi射透甲叶”为描述射箭结果词条，在原有词汇体系中仅起到补充作用。

补充已有事物的细化描写，证明《增订》编修者已经对大部分描述事物有了十分全面且细致的掌握，但在《增订》重新修订词条过程中继续补充词条，扩大词汇体系覆盖面，这充分体现了《增订》修订词条工作的重点仍是以编修辞书为手段固化与汉语对译的满语词条，从而达到规范语言、统一使用标准的目的。

2. 添入多个下位、同位语义场，扩充收词量

《增订》以词义类聚为依据分类排列编修辞书，每个部、类、则都可看成不同语义场的表现形式。新增词条数量超过总收词数的三分之一，如此庞大的数量不单单是个别语义场中子位词条的补充，更多的是补充进多个下位、同位语义场，用来扩充整个满语词汇系统的容量。这类新增词条可以按所属语义场分类后融入原有辞书部、类分类格局中，主要分布在新增数量比重超过半数的类属中，如天文类中新增二十八星宿以及其他重要星座的名称，时令类新增五行和十二天干、地支的名称，臣宰类新增各类表达官职、品级名称，骗马类新增描绘各种上马动作的词条等。这些新增词条以成组形式添入原有语义场中，形成一个个原有类属的下位语义场，使上位语义场包含义位、义素更加丰富、充实。同时伴随着下位、同位语义场词条的收录，新增词条所包含的概念意象也能与统一固定的表达方式一一对应，以修典的方式确定词条与具体事物的搭配与词义指向。

除发现新增词条形成多个下位语义场外，还有一些新增词条的则属与原有则属构成同位语义场。例如：正编中草部·草类从2则增加到4则、树木部·树木类从5则增加到10则、花部·花类从1则增加到6则，所增加则属与原有则属为同位语义场，同时都是以所在类属命名的上位语义场的下位语义场。这种同位语义场增加能够直接反映出类属中新增词条数量比重相对较高这一情况，帮助我们直接定位到新增词条的词义分布情况。

娜仁图雅（2021）94曾指出，“（‘五体）词条的收录反映了重‘场的特点”，而“五体”是以《增订》为蓝本，增加藏语和维吾尔语两种语种编纂而成，编修体例和词条收录均沿袭《增订》。我们从《增订》增订大量成组、成系列的词语场以及补充原有词汇场内部词条等新增詞条特点判断，从康熙朝《清文鉴》到乾隆朝双语、三体、四体、五体“清文鉴”词汇场的完善，是在编纂《增订》时期实现并完成的。

3. 补充同义的义位词条，词汇选择多样化

在《增订》中两个或三个有同义关系的词条排列在一起，首个词条汉语对译为词条本义，后一个或后两个同义词条汉语对译为“汉语同上、汉语亦同上、汉语同上连用、汉名同上、汉名亦同上”5种情况。

新增词条中有一批为原有词条的同义词，主要集中在汉语对译为“汉语同上、汉语亦同上”的同义词条中。从词类角度可将其分为动词性同义词和名词性同义词两大类，其中动词性同义词主要表现为新增互动态词缀-nu造成的词义相同情况，共103个新增词条；名词性同义词则为增加对事物的别称，《增订》中共有329对，其中67对为《清文鉴》原有词条，其余262对词条的同义部分为新增词条。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

第1种是构词词根不同的同义词。这类同义词构词词根不同，可看作是书写形式不同但词义相同的情况，如hobo/tetun棺、tabumbi/cambi上弓、yarfun/cilburi偏缰。

第2种是对译用词不同造成的同义词。这类同义词基本为词组，但在满语用词的选择上有所不同。如：niyangniya tucike/niyangniya oho同为“密云忽开”之义；niyangniya义为“晴天”；tucike原型tucimbi，义为“出来”；oho原型ombi，义为“成为”。从词义组合角度来看，niyangniya与这两个词组合后，都可以用来表示“变成晴天”，也就是“密云忽开”的意思。.an i abdaha/ .an i afaha同为“耳朵”之义，abdaha义为“叶子”，afaha义为“单子、片子”，这两个词分别与.an 耳朵搭配，两者都是从耳朵的外形特征出发来选词的，前者更加注重描写耳朵的轮廓，后者更加注重描写耳朵的薄厚程度。

第3种是由读音变化造成的同义现象。该类主要表现词条书写形式基本相同，只出现增音或替换个别元、辅音的情况。如nende/nene使先、julan/jilan急溜不冻处、mijurabumbi/mijirebumbi打至不能动、lekidembi/lebkidembi扑拿等。

“清代官修满汉对照辞书中对同义词的标记，起自《增订》，并沿用‘三体等，直至‘五体。”（江桥 2017）259可见《增订》是对同义词标记的开始，并且在标记选择上，新增词条一般使用“汉语同上”，并不使用“汉名同上”，这也是从汉语对译角度对新增同义词进行的区分。

三、 尚未规范的问题

满语作为黏着型语言，通常使用附加词缀的方式实现实词内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相互转换和动词时体语法形式的转变。《增订》等“清文鉴”系列辞书沿袭中国古代类书编修模式，以词义为主要收词、分类依据，因此同一书写形式的满语词条会根据词义归类多次出现，同一词根的多种语法形式会通过增加、替换词缀的方式以独立词条形式呈现。以动词“tacimbi学习”为例，《增订》收录有动词原形“taci词根+mbi现在-将来时”，同时收录有动词的方向态“taci词根+na去动态+mbi现在-将来时去学习”“taci词根+nji来动态+mbi现在-将来时来学习”和齐动态“taci词根+ndu/nu齐动态+mbi现在-将来时一齐学”形式，同时还收录有名词形式“taci词根+n名词后缀学”。《增订》已解决原有汉语音译词的意译、厘定《清文鉴》未收录词等问题，但对词条的规范仅停留在词条释义和书写层面，尚不能规范满语词条词法使用，从而导致互动、齐动态词缀混用的情况。

态作为表示动词句法范畴的一种，反映的是“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确定动作、行为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季永海 2016）116。季永海（2016）《满语语法》修订本和刘景宪、赵阿平、赵金纯（1997）《满语研究通论》等现代满语语法教材中都将满语动词的态范畴分为自动（主动）、使动、被动、方向、互动、齐动、持续等7种形式，其中-nu/-ndu是用来“表示动作或行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相互进行的”（季永海 2016）120互动态词缀，-ca/-ce/-co是用来“表示动作或行为不是一个主体进行的，而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共同进行的”（季永海 2016）12齐动态词缀。互动态词缀-nu/-ndu相当于汉语中的“互相～、彼此～”；齐动态词缀-ca/-ce/-co相当于汉语中的“一起～、共同～”。

通过对比两部辞书发现，带-ndu词缀的词条几乎全部属于《清文鉴》原有词条，绝大多带-nu词缀的词条是作为新词增加进来的，并且表互动、齐动态范畴界限不清，一些加-nu/-ndu的词条多用来表示齐动态，表示互动、齐动态的词缀呈现混用状态。

（一） 可加-ndu和-nu两种词缀的词条

《增订》中共有104对可添加-ndu和-nu两种词缀的词条，除“齐煺毛”tūlundumbi和tūlunumbi中加-ndu为新增词条，加-nu为旧有词条，其余103对词条中加-nu的均为新增词条。这类词条的汉语对译有6种译法，如表1所示。

在表1的6种汉语对译词条译法中，前4种是表示齐动范畴的译法，共102对，后2种是表示互动范畴的译法，仅有2对。这说明在《增订》中加-ndu和-nu两种词缀来表示齐动态范畴的使用频率远高于表互动态范畴，由此初步推断，用来表示互动、齐动态范畴的词缀在乾隆时期尚未完全分化，并且加词缀-ndu/-nu更多是用来表示动词的齐动范畴。

（二） 仅加-ndu或-nu一种词缀的词条

除上述104对同时收录带有-ndu/-nu两种词缀的词条外，还有46个词条只能加-ndu或-nu 1种词缀形式。加-ndu 或-nu 1种词缀的词条各有23例，有7种译法，如表2所示。

在表2的7种汉语对译词条译法中，前4种是表示齐动范畴的译法，后3种是表示互动范畴的译法。只加-ndu的词条有6种对译方式，前3种为表齐动态译法，共16例，后3种为表示互动态译法的，共7例；只加-nu的词条也有6种对译方式，对译与前者稍有不同，前4种为表齐动态译法，共有20例，后2种为表示互动态译法，仅有3例。从汉语对译为互动或齐动态词条数量的统计情况看，只加-ndu 或-nu表达齐动态范畴的词条也远超表互动态范畴的。并且除“yebundumbi彼此来往”为新增词条外，只加-ndu的22个词条和只加-nu的23个词条［2］皆为《清文鉴》原有词条，可见虽然103个加-nu词缀表互动、齐动态范畴的词条以新增形式添补进来，但加-nu词缀表互动、齐动态范畴的用法原本就有，只是使用频率不如加-ndu的词条。《增订》补充可附加词缀-nu的动词词条，让学习者更加明确词缀-nu的使用范围，并且准确罗列了可同时加2种词缀或只能加其中1种词缀的所有词条，清晰划分了两种词缀的管辖范围。

（三） 加-ca/-ce/-co词缀的词条

通过上述加-nu/-ndu表互动、齊动范畴词条的具体情况可推测出，词缀-nu/-ndu可以同时用来表示互动态和齐动态两个语法范畴，并且都更侧重表示齐动态范畴。究其原因，互动、齐动态词缀交替使用与所修饰的动词具体词义有关，一部分动词添加词缀后对译成互动义较为恰当，另一部分动词添加词缀后对译为齐动义更为妥帖，这体现了《增订》乃至整个“清文鉴”系列辞书重词义的词条收录分类、满汉词条对译原则。

但在《增订》中并非只有附加-nu/-ndu词缀表齐动范畴的词条，经统计，加-ca/-ce/-co词缀表齐动态范畴的词条有7例，分别为ilicambi同站立、gisurecembi同说话、injecembi共笑、omicambi共饮、dendecembi共分、eficembi共顽耍、songgocombi齐哭。这7例词条中共有3种对译方式，为“同～”“共～”“齐～”，都可看作是齐动态范畴的译法，可见《增订》中加-ca/-ce/-co词缀的词条只能表达齐动范畴。

在这7例词条中，ilicambi同站立、omicambi共饮、e.cembi共顽耍、songgocombi齐哭这4例的动词词根没有收录加-nu/-ndu词缀的形式，其余3例同时收录了加-nu/-ndu词缀的形式。injembi译为“笑”，加-nu/-ndu译为“一齐笑”，加-ce译为“共笑”，从汉语对译来看，这3例词条皆为齐动态范畴的表现形式，且从它们的满文释义来看，injendumbi一齐笑释义为“geren niyalma gemu injere be injendumbi semebi（把所有人全都笑称作一齐笑）”，injenumbi一齐笑释义为“injendumbi sere be inu injenumbi seme gisurembi（injendumbi也说成injenumbi）”，injecembi共笑释义为“geren injere be injecembi sembi（把众人笑称作共笑）”，可见它们的满文释义基本相同。gisurecembi同说话和gisurendumbi/ gisurendumbi齐说话、dendecembi共分和dendenumbi同分的满文释义情况也基本一致。

通过比较两部辞书可发现，这7例加-ca/-ce/-co词缀表齐动态范畴的词条为《清文鉴》原有词条，因此可证明-ca/-ce/-co词缀表齐动态范畴用法固定且一直存在，但使用频率远低于加-nu/-ndu词缀表齐动态范畴的。

清代满语语法书《清书指南》（沈启亮 1683）61将-ca/-ce/-du/-nu释为“众、互相”，举“omicambi众饮、tecembi众坐”2例；《清文启蒙》（舞格 1730） 102将-nu/-du/-ca/-ce/-co释为“相字，共字，众字，彼此字，大家字，一齐字”，举“basubumbi一齐耻笑、tantanumbi相打”等9例；《清文接字》（嵩洛峰 1866）94将-ca/-ce与-nu/-du释为“大家”，举“ilicambi大家站立、e.cembi大家顽耍、yendenumbi一齐兴起、aisilandumbi一齐帮助”4例；《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万福 1894）28将-ndu/-nu/-ca/-ce释为“齐众”，举“sasa acanumbi大家齐见、uhei hebdenumbi公同齐商”8例。这4部成书时间贯穿清前、中、后期的满语语法书对-ndu/-nu/-ca/-ce/-co词缀的释义和举例都偏重于表达“齐动”义，并且没有清晰地厘定互动、齐动范畴范围。从对上述加-ndu/-nu/-ca/-ce/-co词缀的具体情况来看，加这些词缀表互动还是齐动义与具体词义有关，词缀-nu/-ndu在清中期仍处于从表齐动转向表互动态范畴的过渡阶段，而《增订》作为乾隆朝钦定清语、规范满语字音、字形和使用的集大成之作，也并未解决-ndu/-nu/-ca/-ce/-co词缀表互动、齐动范畴时出现混用的问题。

四、 结语

首先，《增订》使用替换、删除方式处理《清文鉴》中的汉语音译词，将其转变为意译形式后继续保留在辞书中，但仍保留个别汉语音译词，同时又有另一批汉语音译词作为新增词条收录进来。可以看出，《增订》并不是一味排斥汉语音译词，而是根据词条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借用策略，体现了编修者对词汇的借入和规范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而进行了满语化改造的汉语借词巧妙地运用满语特有的黏着词缀构词法，使得借词更符合满语原有的造词规律，反映出乾隆时期满汉翻译水平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其次，《增订》中表互动、齐动态范畴的词缀处于混用状态，词缀-ndu/-nu以表达齐动态范畴为主，表达互动态范畴为辅，与现今满语语法分立不同。词缀-ca/-ce/-co只能表示齐动态范畴，且使用频率远低于-ndu/-nu。该辞书收录大量依靠附加词缀实现语法形态变化的词条，但尚不能解决语法层面的规范问题，从而导致词缀-ndu/-nu和词缀-ca/-ce/-co交替表达齐动、互动态范畴情况的发生。

最后，《增订》成书于满汉语言接触加深，满语文深受汉语影响，并逐渐被其取代的历史节点，具有很大研究价值。有清以来，清朝政治制度、文化体系的建立深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在此背景下，《增订》增加了大量与汉文化相关的新词。但随着语言接触程度的升高，虽人为地将《清文鉴》汉语音译词替换成意译形式来规范满语表达，但仍不可避免地收录进新的汉语音译词，这说明在满汉语言频繁接触过程中，满语虽然作为清朝官方语言，但依旧无法完全剔除汉语对满语的影响。伴随时间的推移，汉语音译词对满语使用者的影响不断加深，从而导致满语文使用能力的下降，这与张美兰等（2016）566所持“大约从康熙朝后期到乾隆朝为满汉语言接触加深阶段”，“从清朝后期满语文急剧衰落”的观点相互印证。

附 注

［1］ 李雄飞（2013）将武英殿刻本《增订》分为“苍”字本和“君”字本，认为“君”字本是殿刻的“苍”字本经过再次修订后翻刻的版本。由此我们认为“君”字本收录词条更为丰富，更能体现“增订”这个编修主题，故选取“君”字本为研究对象。

［2］ 只加-nu词缀的词条中surtenumbi一齐竞跑以新词义“奔竞”新增进来，但新增词义不属于表互动、齐动范畴，因此没有算作在内。

参考文献

1. 长山.满语中的汉语借词演变轨迹考察.满语研究，2016（1）.

2. 春花.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3. 胡凝.《御制增订清文鉴》分类格局及词汇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4. 符淮青.词义的分析与描写.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96-208.

5. 季永海.满语语法（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

6.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2-175.

7. 江桥.《御制五体清文鉴》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

8. 李雄飛.《御制增订清文鉴》刻本初探.满语研究，2013（1）.

9. 刘景宪，赵阿平，赵金纯.满语研究通论.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7：141-150.

10. 娜仁图雅.《御制五体清文鉴》及汉语词条挖掘研究.辞书研究，2021（4）.

11. 沈启亮（清）.清书指南.清康熙二十二年京都宛羽斋刻本，1683.

12. 嵩洛峰（清）.清文接字.清同治五年聚珍堂刻本，1866.

13. 万福（清）.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上卷）.清光绪二十年京都隆福寺聚珍堂刻本，1894.

14. 舞格（清）.清文启蒙（卷三）.清雍正八年三槐堂刻本，1730.

15. 张美兰，綦晋.从《清文指要》满汉文本用词的变化看满语特征的消失.中国语文，2016（5）.

（张 瑶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长沙 410082；

张美兰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 香港 999077）

（责任编辑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