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媛

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队伍中有一批低调而勤勉的老将，他们大多有着多年儿童美术相关的从业经验，一经出手就有亮眼表现，很快就成为这一新兴事业的中流砥柱，王祖民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与许多文字创作者合作过，也自写自画，代表作品有《虎丘山》《六十六头牛》《我是老虎我怕谁》等。其中《虎丘山》于1991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野间奖”、《我是老虎我怕谁》入选2016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展，对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回顾其创作历程和创作经验，能够为我们了解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一个深入而鲜活的视角。

亲历原创图画书起步与发展

身为长期深耕于少儿出版、少儿插画事业的创作者和美术编辑，王祖民见证、参与了图画书在中国从落寞沉寂到高速发展的历程，他的图画书创作史即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小史。

20世纪80年代，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出版过一些小开本的图画书，出于对这种新兴图书形式的兴趣，王祖民于1982年出版了自写自画的第一本图画书《毛毛和兵兵》，随后又陆续创作出版了《小丽丽和老公公》《小公鸡和小鸭子》等作品。 但由于图画书比较高昂的制作成本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童书市场消费水平不相适应，与国内其他刚刚起步的图画书创作和出版一样，这些作品逐渐淹没于时代的尘埃中。与现在作品的开本、绘画手法相比，当时的作品在王祖民看来还“比较幼稚”，造型、色彩，甚至用纸都比较粗糙。[1]那个时期国内创作及出版界对图画书的认识普遍比较模糊，直至20世纪90年代，国内儿童图书出版界跟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同行有了接触，尤其是通过出版社与日本著名童书出版家松居直进行多次交流后，作为编辑的王祖民才逐渐知道了“图画书”的明确提法和概念。[2] 2000年前后，王祖民随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参加了几次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来自世界各地且数量和种类更为庞杂的优秀图画书出现在他阅读、研究的视野中，给他带来强烈的冲击。同时，长期浸淫一线出版环境，他的能力和眼光在打磨中日渐发展：任职美术编辑期间，王祖民在组稿过程中接触了许多画家和作品，那些风格各异的作品既提升了他的鉴赏能力，也让他的绘画水平有所精进，更锻炼了他对儿童插画中关键成分的敏感度。在原创图画书创作兴起以后，王祖民编辑和作者双重身份的优势更加突出。他曾谈道：“做编辑可以让我看 到全国最优秀的绘画作品，也因此认识了很多作者，有些还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我一会儿是编辑，一会儿是创作者，会自然地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作品，少走了些弯路。”[3]正是在这样不断向内、向外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他积累了较高水平的创作和编辑经验，当国内图画书创作越来越势在必行时，王祖民便理所当然地被推到了台前。

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早期，由于优秀原创故事文本的缺乏，创作者和出版方多选择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儿歌童谣等既有的文本进行加工或改编。王祖民的图画书作品中有较大数量属于这一类，神话传说如《虎丘山》，民间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儿歌童谣如《六十六头牛》。随着原创图画书创作的勃兴，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者也被吸引到图画书创作中来，很多文本作品的图画创作约请也交到了王祖民手中。这类文本在风格类型上的差别比上一类更大，如《心形雨花石》背景是南京沦陷的历史事件、《驴家族》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溪边的孩子》是对乡土童年的追寻、《爸爸的木船》是颇为特殊的红色题材等。当然，王祖民也重新尝试自写自画，代表作便是《我是老虎我怕谁》。

在用绘画与这些来源、题材、风格、内容迥异的文本对话的过程中，王祖民展现出扎实的创作功力和不拘一格的创作思路。其一是绘画手法和风格的多样，他灵活调用水彩、水墨、素描、剪纸等不同绘画方式呼应文本故事：以水彩画的灵动艳丽表现《新来的小花豹》的现代童话色彩，以稚拙风格的剪纸和拼贴表现《猪八戒吃西瓜》的憨愚逗趣，以铅笔素描再现《心形雨花石》中的历史情境，以潇洒的水墨勾勒《我是老虎我怕谁》和《仓老鼠和老鹰借粮》别具一格的童趣和幽默。他的画笔宛如变色龙一般，穿梭于历史与现代、幻想与写实、沉静与活泼、深情与幽默等不同风格的文本之间，留下五彩斑斓的多面创作。其二是颇具创意的尝试与坚持不懈的探索，在《心形雨花石》中，他另辟蹊径尝试在牛皮纸上作素描，以牛皮纸自带的暗淡底色表现历史环境与故事氛围，并别出心裁地用火烧牛皮纸的痕迹来营造历史的厚重感，展现出中国图画书画家在尝试与文本“合奏”过程中的探索和抵达程度。

探索个人特质与民族风格

除却技艺上的发力，王祖民的图画书绘作还体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其对幽默感的捕捉与表达。他的几部代表作和新作中均表现出了明显的幽默感，或节奏酣畅，或浓郁夸张，或狡黠随性。《六十六头牛》无疑是节奏型幽默的代表，为凸显童谣欢快流畅的节奏，他在多番尝试后用黑白线条画进行简洁灵动的铺叙，用彩色的块面表现数量的律动，用随性的涂鸦表现童趣与幽默，整部作品宛如书法中的狂草般一气呵成，将改编自民间歌谣的韵律和幽默表现得淋漓酣畅。《我是老虎我怕谁》则用水墨画法达成一种浓郁夸张的幽默，挥洒自如的粗犷恰到好处地描绘出主角娇憨霸蛮的特点，粗重的水墨笔触与角色的破坏欲、力量感相得益彰，跟仅占画面一角且色彩明显变浅的弱势配角形成强烈反差，发酵出绵密的诙谐气泡。《仓老鼠和老鹰借粮》沿着水墨画的路径，继续张扬水墨挥洒的自由随性，却又加入更多的细节刻画，克制着让画面走向粗犷的可能。细致的笔触透出绘者配合故事而做的处处考量，呈现出运作画面背后智性的狡黠。

在这三部作品中，王祖民对幽默感的感知、提取与创造无疑是成功的，与此同时，某些民族艺术特质也通过他的画笔开始了自由而蓬勃的生长。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水墨画与童趣、幽默的结合，《我是老虎我怕谁》《仓老鼠和老鹰借粮》是为代表。水墨画是中国传统艺术门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将其用于图画书创作并非王祖民首创，但达到如此熨帖、自然的艺术效果者并不多见。以往的此类作品大多立足于水墨画原有特征的表现，没有顾及转换到儿童文学背景下所需的与新对象之特质的融合，而不免有生硬之嫌，招致“黑乎乎一团”“难以引起儿童读者兴趣”等批评。王祖民的创作则不然，在众多画法中选择用水墨画或水彩画呈现，是他跟随文本揣度寻觅的结果。因此，他笔下的水墨画不是倨傲的，而是发展的，他寻找到水墨画中“扬州八怪”等暗含幽默意味的传统，创造性地与儿童意趣相结合，调和了古老的绘画艺术与现代的儿童趣味，使水墨这一极具民族传统的绘画艺术在最新的图画书体裁中获得新的活力。此外，王祖民对民间语言和叙事艺术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视觉转换。最明显的体现便是《六十六头牛》和《仓老鼠和老鹰借粮》，这两部文本前者来自民谣，后者受启发于谚语，均具有鲜明的中国民间特色。王祖民的创作成功地用视觉语言表现出了民间语言的游戏性与民间叙事的狂欢精神，而这一切又包裹在儿童天真烂漫的视角之下，消解了其中某些虛无与阴暗的色彩，完成了在儿童图画书这一新兴文体中对中国民间语言和叙事艺术特质的视觉呈现。某种程度上来说，王祖民以绘画技法的融合、视觉语言的再造触及了原创图画书民族性的某些内核。

實践图画独特的叙事魅力

从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发展历程来看，王祖民在创作中的亮眼表现不容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具有较高的文体专业度。在原创图画书发展早期，许多绘者对这一文体的特征和艺术要求都不甚了解，因而无法准确地进行图画书创作。而图画创作专业度的缺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原创图画书的发展。

王祖民展现的专业性首先体现在对图画书图文关系的认识上，他在一次访谈中曾提道：“图画书的绘画方式完全不同于常规绘画，有它一定的规律……要求图文协调，不是文+图，而是画家再创作一个作品。不是会画画就可以拉来做图画书画家。” [4]这种说法无疑是十分准确的。其次，体现在他对分镜的设计与应用上。图画书本质上是视觉艺术形式，其叙事方式与电影有着较高的同构性，不同的是电影是流动的画面，而图画书则有赖于读者的翻页，因此图画书的创作与编辑需要有充分自觉的分镜意识和手法。王祖民作品中凸显的分镜意识首先表现在整本图画书中单页和跨页的分布安排上，单页用于铺垫故事发端、延宕和落幕，跨页则用于表现故事的大小高潮，页面的大小变化与叙事的张弛相呼应，使页面的节奏与故事文本的内在节奏达成合鸣。如果说这种画面节奏在《猪八戒吃西瓜》中表现得还不是十分自如，及至《六十六头牛》和《我是老虎我怕谁》则已经十分成熟了。《我是老虎我怕谁》中，老虎来势汹汹的霸道、无人参加其生日聚会时的冷清及获得朋友谅解后的其乐融融，呈现为开端、中间和结尾处的三个大跨页，中间穿插着用单页表现老虎捉弄朋友、调皮捣蛋、被刺扎伤、受到帮助等情节，与文字共同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故事，高潮迭起而层次分明。分镜的设计还表现在单个页面的布局和视角上，王祖民擅于通过角色的相对位置、大小来表现人物心理和关系，通过留白、方向的设计来实现情节的推动。如在《新来的小花豹》中，以“众星拱月”式构图表现小花豹在动物园被围观的场景，以众人一致向左行动表现小花豹新来时万人空巷的盛况。这一技巧在其新作《仓老鼠和老鹰借粮》中表现得越来越自如：以仓老鼠与几次来访的借粮人的身形对比来表现地位的强弱，结尾的空白为故事的发展留出想象空间。在视角的运用上，王祖民的作品一方面在全景和特写的切换上越来越见功力，另一方面以正视、侧视为主的特点也比较明显，较少涉及俯视、仰视等视角。

王祖民创作的专业性还体现在其绘画语言的创造性与丰富性方面。在图画书中，图画不仅与文本同处于中心地位，有时甚至压倒文本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因此图画的创作不能仅停留在为文本做注释的层面，创作者必须在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赋予图画独立的价值。这种独立建立在与文本若即若离的关系上，“即”是直面文本定下来的基础，“离”是合情合理又出其不意的创造性生发。这就对图画创作者提出了较高要求：他的绘画语言必须同时具备创造性与丰富性。王祖民在一次访谈中提道：“文字不会写这么细，画家要在文字的基础上发挥得更加完美，文字表达不了的，必须用图画表达出来。” [5]进入21世纪以来，王祖民的创作越来越能在画面中构建起足够独特、立体、自足的独立世界，他灵活运用各种绘画手法，通过精心构造角色造型、场景布置来搭建故事世界的整体轮廓，又以别出心裁的细节赋予人物、情节以丰满的质地，常常给读者以旁逸斜出的惊喜和耐人寻味的余音，达成图与文的优秀合奏。在《仓老鼠和老鹰借粮》中，文本主体由人物的对话构成，故事发生的场景、人物的外貌与行为等则完全有赖于画家的创作。汪曾祺的文本创作受启发于谚语与童谣，为表现其中蕴涵的民间意趣和幽默色彩，王祖民用石桥、北方民房等做远景，雕花木床、铜镜、油灯、八仙桌等老家什做近景，又以夹袄、大花褂等装扮人物，为故事的发生营造了一个地道的民间舞台。画面语言的丰富性则主要体现在各种小细节中，如老鹰腰间别着的一把大花刀，不言自明地为其嚣张跋扈做了生动的注脚。再如故事中的小仓鼠，虽然只是负责传话的配角，但王祖民仍然为它的每次出场做了精心设计：有时是在打陀螺、踢毽子，有时是为老仓鼠端铜镜，有时则着急忙慌地给老仓鼠报信，这是在文本之外塑造出的一个既活泼爱玩，又胆怯天真的立体形象，不仅是对角色的丰富，也是对故事层次的丰满。当然，王祖民的创作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某些画面的调度还需要一定的平衡、自写自画在叙事上还有进步的空间等。

概言之，王祖民孜孜以求地探索图画书艺术的深度，不断锤炼个人创作风格，自觉融汇民族特色的实践，无一不涉及当下原创图画书发展中的重要命题。他所交出的众多答卷，能对当下原创图画书的发展提供极富启发的思考。当下，他仍以饱满的热情和热爱投身图画书创作，并展露出不断精进的可能，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参考文献

[1][2][4]我是乌拉拉.王祖民：图画书世界的老顽童[EB/OL].https：//mp.weixin.qq.com/s/HrgFi77SP-gwJyXPB4yZPQ，2020-05-13/2022-11-10.

[3]爱丽丝绘本研究院.一个游走在编辑与画家边界的“老顽童”[EB/OL].https：//mp.weixin.qq.com/s/BPFHxtqZXXLyYmUNf3G1Qg，2020-10-29/2022-11-10.

[5] Hiiibrand.王祖民：留以童心，绘之笔下[EB/OL].https：//mp.weixin.qq.com/s/2p5RnZRnGF-TfBP4ZUnW-g，2018-09-30/2022-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