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与这一要求十分契合，当前一个时期，各地政府纷纷跟进举办政商早餐会，借此强化助企服务，改善营商环境，优化政商关系，如此创新举措，值得从学理层面及时给予关注，总结经验，作出思考。

一、政商早餐会：实践与情境

餐会不仅仅是一群人一起用餐，也可以饱含意义地引入管理过程。举行餐会，兼有话语互动，利于参与者放松地交换信息和情感，进而达至管理聚合智慧与人心的目的。

作为管理行为的餐会，可以大致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情感联谊型餐会，往往为增进参与者情谊而策划，不附带其他明确目的；二是头脑风暴型餐会，为增进信息交流，进行智力碰撞而举行，力求集思广益形成高水平创新或者达成共识；三是问题导向型餐会，為着解决棘手问题而策划，旨在促进参与者彼此沟通、谅解，找到问题解决的“最大公约数”路径，本文论及的政商早餐会应可归于这一类型。当然，现实中任何管理性质的餐会都可能是这三种类型的结合，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管理性质的餐会以往在西方国家企业界以及学术组织中司空见惯。近来，我国各地政府却也频频举办早餐会，乃至悄然成风。实际上，2016年媒体就曾报道浙江省三门县主要领导邀请10位镇街书记参与早餐会，谈论治危拆违等工作问题，但这并非政商早餐会。2019年初，北京市顺义区首开先河，举办政商早餐会，企业家当面直言不讳提出诉求，各部门领导当场解答，会后对企业诉求制定专属“早餐服务包”予以办理。此后，政商早餐会愈多出现，尤其是近一两年来。比如2021年3月伊始，安徽芜湖市就把政企“畅聊早餐会”作为一张城市新名片，每逢周末早晨举行；广西贺州市也于2022年以来每逢双周举办政商早餐会，截至8月已举办9期，其中甚至有女民营企业家专场；2022年5月18日，海南西昌市委书记马辉“做东”，邀请32家企业负责人共进早餐。

结合媒体报道，地方政府近来何以纷纷举行政商早餐会，主要基于两方面情境：

一是经济情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外部冲击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碰头等多重影响，可以说困难前所未有。”特别是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度呈现过早过快下降趋势，尤其步入2022年，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一度在临界点上下徘徊，显示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形势已极为严峻，市场需求不足是制造业企业的共性问题，亟待各级政府出硬招、实招帮助纾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解决就业、稳固税基、活跃市场的主力军，生存与发展压力更大，更需做好帮扶减负工作，稳住发展信心与能力。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实中央指示，各地纷纷展露积极姿态，强调要为企业尤其民企排忧解难，稳定市场预期。而要实现精准助企，就须改进决策流程，多听取企业人士亲身感受和意见。政商早餐会因此成为各地一个比较好的当面了解企业需求、共同探讨出路的途径。

二是政治情境。“‘政商关系绝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核心也最精彩的部分”（耿曙，刘红芹，2018），“主要体现在地区层面，在‘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驱动下，结成‘政绩—业绩纽带，并以此为中心形成制度化和人格化双重特征‘混搭的关系……有助于实现激励兼容和优势互补，同时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周黎安，2021）。但若处理不当、规范阙如，政商关系也可能因为走得太近导致“不清白”，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在审批、监管和执法环节随意性较强，容易设租，企业也有动力通过利益输送寻求官员特殊对待，进而形成政商“暧昧”关系，衍生腐败；有些官员利用权力让其亲属和关系户染指、承包或转包政府工程，从中牟利；不同官员对于企业支持力度和态度认识存在差异，因领导变更导致工程烂尾、资金断流等现象时有发生，给企业甚至带来灭顶之灾。十八大以来，中央展现廓清政治生态的强大决心，政商关系逐渐趋于规范，但政商双方心态也产生了微妙变化，一些官员转而“惧商”、“避商”，又滑向政商“不亲近”的一端（王帅，2019），这当然不利于企业发展与经济政策实施，构造“清”上加“亲”的新型政商关系，实现政府与企业携手合作与行为互补，方为根本之道，政商早餐会即是一个便捷的拉近、端正政商关系的办法。

二、政商早餐会：形式与流程

为何各地不约而同举行政商早餐会，而非采取午餐会或者晚餐会的形式？根据媒体报道，这其实与政府部门一些现实考虑有关。一是因为早餐会成本相对较低，容易符合党风廉政建设要求，而且参加早餐会的企业人士也多同意，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用好早餐会这一渠道，反映和求解企业实际问题；二是早餐会于上午举行，而且不少地方安排在周末上午，也是充分体谅企业家。利用周末8点到9点半的早餐时间谈事情，更少可能影响企业家工作安排。2022年9月9日包头市政商早餐会的受邀企业家也纷纷表示，利用早餐时间，政府和企业之间既能充分沟通，又节约时间，吃好早饭谈好事情，还不影响回去继续工作。

当前我国各地相继出现的政商早餐会，流程与制度大致可以归结为：

一是定期常态举行，不让早餐会成为短命的噱头。山西临汾市政府领导就明确表态，市、县两级要把早餐会、下午茶、夜沙龙作为一项机制固定下来、定期举行；湖南株洲市今年1月份出台《株洲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意见》，第一条就提出建立政商早餐会制度，市委、市政府定期举办餐会，市委书记、市长率相关市领导、市直单位负责人，邀请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参加，围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对面”讲问题、提意见。芜湖市做法更显决心，其推出的政商“畅聊早餐会”每周末风雨无阻举办，2021年3月至12月，共举办了34场早餐会，邀请了182名企业家及社会组织人士参加，总耗时逾51小时。市委主要领导每次早餐会均全程参加。而且地方媒体报道称好几次“市领导是周五深夜12点多招商回芜，而周六早晨又是精神饱满地参加早餐会”。

二是精心安排细节，营造早餐会亲诚的对话氛围。有些地方政府为聚焦讨论，预先设置议题，并通知受邀者，给予准备时间；有些地方则并不设置议题，以便广泛听取意见。餐会过程中，一些地方细节安排颇用心思。比如芜湖市早餐会中，企业家“主座”入座，与市领导进行开放式聊天，无主持人、无讲话稿；餐会食物为本地家常小吃，餐具刻印早餐会LOGO，餐会结束则合影留念，并让企业家占据C位，制作精美相册附赠企业家。通过这些细节处理着力体现政府诚意；临汾市2022年7月13日举行政商早餐会后，还邀请参会企业家集体参观了市区向阳西路、合欢路、展源路、中大街、万达广场南路、红枫园等市区靓城提质工程，以及解放路立交桥、涝洰河大桥、五一路快速通道等新落成城建重点项目，感受临汾城市近两年变化，强化其投资信心。

三是介绍餐会目的，围绕企业焦点话题进行讨论。多数地方边用餐，边交流；少数地方则先用餐，之后再举行正式对话。餐会伊始，地方领导通常会解释举行餐会的目的，鼓励与会者畅所欲言；在交流环节，围绕涉企重要事项展开，通常包括企业发展的远景设想，企业对产业生态塑造的看法和打算，企业对于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和能级的建议等，比如临汾市7月13日这场政商早餐会中，与会企业家先后提出了涉及资源配置、用地指标、征地拆迁、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能源技术评价和水资源保障等需要市政府协调解决的22条问题，企业家提出问题时，在场地方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边听边记，对于政策流程不明晰的，详细梳理讲解流程，提示相关政策和注意事项，帮助企业拓宽解决问题的渠道；对于当场无法解决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明确解决期限。

四是会后抓好落实，避免早餐会最終沦为清谈会。株洲市针对政商早餐会要求“对收集到的问题和意见，建立督办和采纳机制，切实提升‘早餐会实效”。芜湖市针对政商早餐会中达成政商共识的重要事项，市领导会当场指定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以问题清单方式，以挂牌督办气势，要求责任部门主动对接办理。贺州市早餐会为取得实效，确立了“收集整理—分析研判—交办转办—落实销号”的全链条问题办理机制：会前，提前收集参会企业家所关注的问题，分类转发相关部门研究和给予反馈，对于一些共性问题则在早餐会上现场答复；会中，各职能部门按自身职责认领与会企业家所提问题，随之派发任务清单；会后，各责任部门必须2个工作日内联系企业，能马上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复杂问题办理期限不能超过3个月；已解决的问题，责任部门和民营企业负责人共同签字销号备案。

三、政商早餐会：效应与优化

举行政商早餐会确可谓实现新型亲清政商关系的新途径：一方面，基于政商早餐会的政商交往，由于餐会低成本，且公开举办，甚或形成规范的制度流程，因此一般不触及现行法律和党纪的底线，政商彼此都是“清”的；另一方面，政商早餐会实现了政商间亲切、自然的交流，显现官方尊重企业家以及主动解决问题的姿态，双方进而在一种宽松、亲切的语言环境中共同探讨企业难题，会后则督促各部门尽可能帮助企业解决难题，进而强化了政商信任与合作。这也正好符合新型政商关系“亲”的追求。

从媒体报道情况来看，各地政商早餐会也确乎收获了诸多积极效应：

一是搭建了政商间有效沟通的平台。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地方政府一直充当制度创新“第一行动集团”，对于推进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当前为稳增长、促发展，地方政府同样积极创新，形成政商早餐会这一亲清政商关系新模式，成为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信息、情感交流的正式平台，企业可以在该平台直率表达政策与公共服务诉求，官方则会耐心听取并尽可能吸取，正如有受邀企业人士形容，“上了桌，就是一家人”，双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政商感情易于增进，信息与智慧得以交汇，企业瓶颈问题据此更可以获得解决的可能。

二是促进了企业所面临难题的解决。如前所言，政商早餐会更可以归结为问题导向型餐会，基本目的还是为了力所能及帮助解决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根据媒体报道，各地政商早餐会也确实达到了预想效果。比如陕西留坝县2022年某次政商早餐会上，有企业家提出行业工作人员素质需要提升，但外出培训有诸多不便，希望就近进行，会后不到10天，县人社局就将相关培训班开到了企业里。芜湖市政商早餐会2021年共建档企业提问事项153个，截至2022年1月初，已解决112个事项，37个初见成效，其余在逐步推进中；湖南省汉寿县2022年2月下旬召开第一次政商早餐会，20家企业会上提出的33条诉求会后一个月全部落实到位，企业满意度达100%。

三是密切了政商信任与合作关系。有地方媒体评价“相比正襟危坐的会议，早餐会的气氛无疑轻松很多。宾主的距离会更近一些，谈论的话题也更自由一些。”的确，传统政商关系，要么依循正式制度，不免显现陌生；要么私下接触，又有失范之虞。政商早餐会两边都不沾，既采取正式、公开的途径，又采取边吃简餐边聊天的家常方式，政商双方均卸去了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或其他心理包袱，从而使得早餐会更可能拉近政商彼此信任关系。不仅如此，政商早餐会不单纯就是为了解决企业难题，政商围坐，也可以为参会企业鼓劲、支招，强化彼此地方经济共同体意识，同样利于增进政商间信任与合作。

尽管如此，政商早餐会在我国尚可谓新生事物，有三点情况也需注意：

一是政商早餐会不应是企业事务局。政商早餐会也仅属于一种增进政商间沟通的补充与润滑机制，而不可能是其全部。不能寄希望于将企业各种问题全数上交早餐会解决，让早餐会变成企业事务局，这会令早餐会不堪负重。也就是说，政商早餐会要帮助企业解决的问题，一是对于企业棘手，二是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三是政府本该介入但正式的科层机制往往遗漏或回避，这类问题就可以通过政商早餐会，地方领导高位推动和现场办公，予以解决。

二是政商早餐会不应是政府做秀场。有些地方重视建立早餐会会前、会中、会后的闭环式机制，特别是确立会后的督办机制，也有些地方的早餐会则更显随意，或为“跟风之作”，难以持续举办；或仅仅定位于政商“拉拉家常”，表现政府部门亲商姿态而已。这使得政商早餐会有可能沦为政府部门做秀场，降低企业预期和对于政府部门的信任。事实上，政商早餐会不仅要尽可能定期制度化举行，而且确能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还应举一反三、共性处理。

三是政商早餐会不应是大企业特享。很自然地，地方政府举办政商早餐会往往最倾向于邀请本地规上企业、上市企业主管。然而，参加政商早餐会实则是政府对于公共话语权和公共资源获得权的分配。作为沉默多数的中小微企业，乃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推动创新的基础力量，是萦绕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举办政商早餐会，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示，持以开放态度，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同等参与资格。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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