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靖 陈钰

摘要：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始终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而创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使用2010—2018年CFPS三期混合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失地农民创业决策及其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认知能力能够显著促进失地农户创业行为，信息效应、风险偏好效应和社会互动效应是认知能力对创业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认知能力的提高对年轻家庭、中部地区家庭、城郊家庭和征地补偿款在25%—50%水平上的家庭的影响效应更大，对机会型自我雇佣的影响更大。因此，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应充分意识到认知能力的重要性，农户需提高认知能力水平，政府应制定恰当的失地农民创业政策，提升农户的创业水平和绩效，为失地农民解决生存发展问题铺好政策道路。

关键词：认知能力；失地农民；创业决策；创业绩效；CFPS

中图分类号：F249.2;F299.21;F3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53（2023）03-0042-12

一、引言

根據《中国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增长了将近5倍，城镇化率也翻了将近两番，2021年已达到64.7%，城镇化水平仍在不断提高。政府将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转化成为城镇国有土地，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对于农户而言，土地是其极为重要的物质资源，他们失去了土地这一重要的生计资本，再加上与城镇居民在文化水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距，短时间内又无法彻底被“市民化”，因此失地农民的生计与发展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和政界的关注。

创业是解决失地农民发展问题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失地农民创业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既可以缓解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实现失地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创业促进就业，减轻失地农民巨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部分外出打工的失地农民由于户口原因，在城市中无法得到医疗、教育及住房等福利和保障，此时创业成为了他们获得归属感、赢得尊重的有效方式。然而，当前失地农民乃至整个农民群体中选择创业的家庭并不多见，其原因值得研究。

现有文献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多探讨，如汤盈盈等（2022）实证研究发现金融支持有助于跨越创业资金门槛从而正向促进农户创业决策，杨煌诗和马彧菲（2022）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家庭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企业家才能是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杨山友和张海峰（2020）使用学历水平来衡量个人能力，然而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方面，个人能力不光受到教育的后天影响，先天禀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匀，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用受教育年限或学历衡量人力资本高估了学校教育对个人能力的影响，忽略了学校正式教育以外其他途径所培养出的个人能力。作为个人能力的另一个测度，认知能力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这是因为认知能力能更好地反映人的内在潜能，更准确地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孟亦佳，2014）。因此，为更加准确地衡量个人能力对失地农民创业的影响，本文尝试从认知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①数据实证检验认知能力对失地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1）研究对象上的创新。已有文献主要定性研究失地农民现状、安置补偿、社会保障等内容（王倩，2018；马林靖和郭彩梅，2020），对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多停留在城市居民或农村家庭层面，而鲜有文献以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定量考察失地农民创业以解决其可持续生计问题。（2）研究内容上的创新。将认知能力、失地农民、创业放在同一框架之下，基于我国有代表性的微观数据构建认知能力衡量指标，考察认知能力对创业决策及创业绩效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认知能力对失地农民创业影响的具体渠道机制，以期为政府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认知能力是一种通过人脑加工、储存和提取外界信息的内在能力（Hunter，1986）。认知能力在家庭经济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表明，认知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个体的工资收入、健康水平、金融素养水平及居民家庭消费水平，认知能力较高的家庭可以降低信息成本，改变风险感知，做出更加合理的金融资产配置，提高金融市场参与率，提升家庭商业保险参与意愿。

在对创业的影响方面，大量研究认为认知能力可以显著促进家庭的创业行为（周洋和刘雪瑾，2017；贺建风和陈茜儒，2019）。具体而言，第一，认知能力可以帮助失地农民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市场，从而更有可能做出对他们有利的决策，制定出更有效的策略；第二，认知能力较高的群体相对来说能更合理地识别和评估创业机会，从而抓住有利的创业机遇；第三，认知能力更强的群体在创业风险的管理上具备优势，其能够识别并管理风险，从而避免和应对可能存在的风险。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1：

H1：认知能力能够促进失地农民家庭的创业决策、提高创业绩效。

那么，认知能力会通过何种渠道对失地农民创业决策产生促进作用呢？首先，创业是一项需要极大信息量的经济活动，对创业信息的获取是发现创业机会的必要条件之一。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使失地农户获得更多的信息来源和渠道，从而帮助他们挖掘创业信息、识别创业机会。在创业过程中，较高的认知能力意味着农户能够搜集到更多关于市场、价格和风险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对经营管理和业务开展都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

其次，创业过程存在诸多方面的风险，风险偏好是家庭是否选择创业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Parker，1996），风险偏好越高的家庭选择创业活动的概率会越大。受小农经济思想、自身知识限制、风险厌恶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失地农民在现代经济市场中思想偏于保守，经济行为较谨慎，市场参与度不高。而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通过促进农户交流沟通、消息传播等途径改变他们风险厌恶的传统价值取向，并在增强农户信息获取能力的基础上提升他们的创业相关技能，从而增加其技术知识和经验储备，降低创业决策时的不确定性，缓解失地农户的风险厌恶偏好，提高创业决策的概率。

最后，认知能力可以通过提高失地农户的社会资本水平，促使他们做出创业决策。社会关系是一种个体拥有的资源，当这种资源能够给人们带来利益时，社会关系就会发展成为社会资本。学界就社会资本和创业之间的关系已经基本达成一致，即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提高创业机会识别概率（高静和张应良，2013）、获取创业资源、优化创业表现等（翟浩淼，2017）促进家庭创业。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增强农户的人际交往能力，从而减少沟通时间和沟通成本，获取更多的创业帮助。同时，失地农户的认知能力越强，其所带来的正外部效应使其人际网络的整体认知能力也越高，从而获得更多资源，挖掘更多的创业机会。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2—4：

H2：信息效应是认知能力促进失地农民创业决策的重要机制。

H3：风险偏好效应是认知能力促进失地农民创业决策的重要机制。

H4：社会互动效应是认知能力促进失地农民创业决策的重要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由于单个年份失地农民样本量较少，为捕捉更多的失地农民样本且保证认知测试问卷的一致性，本文使用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三期的混合截面数据。

CFPS的调查问卷包括三种问卷类型：村（居）问卷、家庭问卷和个人问卷，本文所使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家庭问卷和个人问卷。由于创业活动的协同属性和风险共担属性，一般由家庭集体做出决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创业资产和收入的划分，因此本文从家庭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从家庭问卷中提取征地经历、创业状态和家庭资产等数据，在个人问卷中提取认知能力和人口统计学变量等数据。

本文探究的是失地农民创业问题，故首先根据问卷中的户口属性以及“是否经历过土地征用”截取样本。然后根据家庭代码对成人（家庭主事者）数据和家庭数据进行匹配，将CFPS中家庭主事者定义为户主，并借鉴杨山友和张海峰（2020）对农户创业家庭年龄的界定，保留户主年龄为18—80岁的样本。剔除掉信息缺失样本后，最后得到三轮调查中共计2 227个失地家庭数据。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创业行为

创业行为是指创业者通过优化整合自己已经拥有的或者能够拥有的资源，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或社会价值的活动（柳建坤等，2020）。本文参考孙光林等（2019）的研究，将失地农民的创业行为区分为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分别反映失地农民进行创业活动的意愿和通过创业所获得的收入。

（1）创业决策：现有文献一般将农民从事非农自营活动定义为农民创业（琚琼，2021），考虑到创业决策风险共担的特性，只要农民家庭中有一个成员进行非农自营活动，就定义该家庭有创业行为。借鉴周洋和刘雪瑾（2017）的做法，根据问卷中的“过去1年，您家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私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的回答构建创业决策的虚拟变量。

（2）创业绩效：农户的创业绩效是指农户在创业过程中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考虑到我国农户的创业方式通常为小规模个体工商户或小微企业，本文借鉴张雨涵等（2020）的做法，根据问卷中的“扣除成本，过去1年您家所有的经营税后净利润是多少錢？”的实际取值来构建创业绩效变量，当受访者不知道或者拒绝回答具体金额数值时，则根据问卷中的“经营净利润估计值”提取数据，以反映家庭创业绩效。

2.解释变量：认知能力

本文将认知能力分为综合认知能力、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三个层次。CFPS问卷中的认知能力测试模块包括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部分②，为统一度量单位并进一步阐明认知能力对失地农民创业行为影响效应的大小，考虑到认知能力与年龄的交互作用，本文借鉴Christelis等（2010）的做法，按照年龄将综合认知能力（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原始得分之和）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过程见式（1）。

其中，Z_scoreij表示第j年龄组第i个体的综合认知能力标准化得分，scoreij是第j年龄组的第i个体的综合认知能力测试原始分数之和，是第j年龄组间所有个体综合认知能力原始得分之和的均值，δij是第j年龄组间所有个体综合认知能力原始得分之和的标准差。另外，为分别考察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按照上述方法分别对两者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3.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周广肃和樊纲（2018）等研究选取了户主层面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户主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婚姻、健康水平；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规模、车辆、家庭人均收入、家庭财富水平、征地补偿款、金融支持，其中家庭财富水平借鉴琚琼（2020）的做法，包括住房资产和金融资产；本文进一步控制了时间虚拟变量和省份虚拟变量来控制时间水平和区域水平上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4.其他变量

在信息效应的验证方面，考虑到互联网在信息获取上颇具优势，本文将CFPS问卷中“互联网使用”作为家庭信息获得的代理变量。在风险偏好效应方面，本文选取家庭是否投资金融产品作为家庭风险偏好的代理变量。在社会互动效应方面，本文选择家庭的通信支出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为了考察认知能力的影响是否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对失地农户进行了分类，将农业户口且城乡类型为乡村的样本定义为远郊，将农业户口且城乡类型为城镇的样本界定为城郊。具体变量说明见表1。

（三）描述性统计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创业家庭占全体失地农民家庭的比例并不高，仅为10%左右；创业家庭经标准化后的认知能力均值为0.28，而非创业家庭的认知能力水平为0.00，两者之间的差距较大，说明非创业家庭的认知能力较差。在互联网使用、金融产品和通信支出方面，全样本中有18%的农户使用互联网，1%的农户会选择持有金融产品，说明失地农户中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和金融产品持有情况均不佳。创业家庭的互联网使用、金融产品和通信支出均比非创业家庭要高，其中互联网使用和通信支出的差距较大，一定程度上说明信息效应、风险偏好效应和社会互动效应确实存在。

（四）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二值选择模型（Probit模型）来估计认知能力对失地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模型设定如式（2）所示：

其中，Businessi，t表示第t年农户家庭i是否选择创业的虚拟变量，Business_profit*i，t表示第t年农户家庭i的创业绩效；Cognitioni，t表示第t年农户户主i的认知能力，包含综合认知能力、字词识记能力及数学能力三个层面的变量；Xi，t表示控制变量；为了控制不同省份导致的创业环境差异，设置了省份虚拟变量θi，同时为控制创业变量的时间趋势，设置了年份虚拟变量δt。另外，为了克服随机扰动项潜在的相关性，回归分析中的显著性检验使用的是村（居）层面的cluster聚类标准误。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3显示的是认知能力对失地农民创业决策及其创业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4）列汇报的是综合认知能力对农户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可以看出综合认知能力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农户选择创业的概率，综合认知能力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农户选择创业的概率将提高2.0%；同时综合认知能力对农户创业绩效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第（2）、（3）列汇报的是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决策的影响，从这两列可以看出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都能显著促进失地农户创业决策的发生，且数学能力的影响效应略高于字词识记能力；第（5）、（6）列汇报的是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同样得出这两个维度的能力都与失地农户的创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数学能力的影响效应在1%的水平下显著，并且其影响效应和显著性均高于字词识记能力。以上结果表明，无论是综合角度还是单一维度，认知能力的增强都会提高失地农户选择创业活动的概率及其创业绩效。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失地农户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越强，识别创业机会的渠道和途径越广，进而促进了家庭创业决策并提高创业绩效，由此假说H1得到验证。

此外，依据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汽车拥有情况、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均收入、金融支持及家庭财富均显著影响农户的创业决策，这与已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这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农户具有更好的创业资金基础和资本条件，且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农户拥有的资源越多，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也就越大，因此能够投入创业的资源也会随之增加，有利于家庭创业。

（二）稳健性检验③

本文采用了更换认知能力度量的方法来检验基准回归模型的稳健性。一是将字词识记能力标准化为1—5（Word1）；数学能力得分标准化为1—5（Math1），分值越高表示能力越强，将Word1和Math1求算数平均得到综合认知能力（Cognition1），用Cognition1、Word1、Math1分别对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进行回归分析。二是根据基准模型中综合认知能力的均值生成一个虚拟变量（Cognition2），大于均值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表4汇总整理了改变度量方法后的认知能力对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的回归结果，对照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两者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一致，假说H1再次得到验证。

（三）机制检验

1.信息效应

表5第（1）列为综合认知能力对互联网使用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认知能力的增强确实会提高失地农户上网获取信息的能力。由于信息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失地农户获得庞大的异质性信息资源，从而挖掘创业信息，识别创业机会，同时有助于他们学习创业所需要的相关技能，降低创业门槛，最终促进创业决策，验证了假说H2的正确性。

2.风险偏好效应

表5第（2）列是综合认知能力对金融产品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认知能力对风险偏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传统风险规避意识会降低，使得失地农户的风险偏好上升。失地农民对风险的偏好可能使其趋向于选择创业这一风险较高的活动，验证了假说H3。

3.社会互动效应

表5第（3）列为综合认知能力对通信支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认知能力对农户通信支出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正向显著，认知能力的提高带来了社会互动水平的提升。这一方面能够增强失地农民的人际交往能力，减少沟通时间和沟通成本，获取更多的创业帮助，另一方面可以强化朋友圈质量，帮助他们识别并捕捉到更多的创业机会，进而促进创业决策的发生。假说H4得到了验证。

（四）异质性分析

1.年龄异质性

认知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衰退（周洋和刘雪瑾，2017），一方面，中老年人对風险的承担能力会有所下降，会越来越倾向于规避风险，从而带来创业决策意愿的逐渐降低，所以基准回归结果中年龄对失地农民创业决策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受到中老年失地农民群体的驱动；另一方面，当认知能力下降到一定范围后，认知能力对失地农民的边际影响可能会增加，因此不同年龄群体中认知能力对创业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以40岁为界划分两个年龄子样本，表6是综合认知能力对失地农户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在两个年龄子样本中的回归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创业决策还是创业绩效，综合认知能力对40岁及以下样本的影响效应均大于对40岁以上样本的影响，这验证了前文提到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的变化逐渐衰退，其对创业行为的正向影响效应也随之下降。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学习能力会逐渐下降，因此，对于年龄较大的失地农民来说，其他因素（如经验、人脉、资源等）可能会更加重要，导致认知能力对创业的影响偏小。

2.区域异质性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④经济环境等条件的不同，创业行为在不同区域之间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7为综合认知能力对东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创业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综合认知能力能显著提升中部地区的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对东部地区的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均没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的创业决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中部地区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多，具备更好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有助于提高创业意愿和创业绩效。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为滞后，市场不够成熟，缺乏了解市场需求的渠道，失地农民创业意愿不强，但由于政策扶持和资源优势，西部地区失地农民在进行创业后可能拥有资源倾斜和更多发展机会，从而提高创业绩效。

由于城郊农民和远郊农民所处的地理位置、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不同，认知能力对创业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地区异质性，因此本文对其做了进一步考察。表8为认知能力对城郊失地农民和远郊失地农民创业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综合认知能力对城郊失地农民和远郊失地农民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从其系数大小可知，综合认知能力对城郊样本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市场相对于农村市场更加复杂，认知能力在创业过程中能够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

3.征地补偿水平异质性

在理论层面来看，征地补偿金额是影响创业决策的“双刃剑”，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创业项目的启动有一定的资金门槛，征地补偿款的发放可能会促进农户做出创业决策（韩璐等，2017）；另一方面，失地农民由于知识水平有限、信息获得能力弱等，在得到一笔价值不小的征地补偿款后容易超前消费而缺少对未来生存发展的思考（成冲等，2019），所以征地补偿款对失地农民创业决策也可能存在抑制性作用。

为了讨论不同征地补偿水平对创业决策影响的差异，本文将征地补偿款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序，等量划分为四组，考察认知能力对征地补偿款分别处于0—25%、25%—50%、50%—75%、75%—100%水平的样本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从表9可知，综合认知能力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在征地补偿款0—25%水平和25%—50%水平的样本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处于25%—50%样本时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平均影响效应较0—25%样本更高；综合认知能力对征地补偿款在50%—75%水平样本的影响不显著，而对75%—100%水平样本的影响效应转变为抑制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当农户获得的征地补偿款较少时，其认知能力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效应超过了获得征地补偿款所带来的超前消费心理，而随着征地补偿款金额的变大，失地农民的超前消费心理效应越明显，因此选择创业的意愿就越低。

4.创业类型异质性

为了考察认知能力对不同类型创业行为的影响，本文参考邹文等（2020）的做法，将创业按照经营性资产规模分为生存型自我雇佣（3万元以下）、机会型自我雇佣（3—10万元）和公司型创业（10万元以上）。表10为认知能力对不同创业类型的回归结果，据第（1）、（4）列所示，认知能力对生存型自我雇佣创业的影响不显著，但符号为正；第（2）、（5）列为认知能力对机会型自我雇佣创业的影响，可以看出认知能力能显著促进这一创业行为；第（3）、（6）列为认知能力对公司型创业的影响，可以看出认知能力能显著提升公司型创业的概率，而对公司型创业其创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相较于资产规模更低的生存型自我雇佣来说，机会型自我雇佣和公司型创业需要更强的判断力、决策能力和市场洞察力，需要更优秀的创新思维和执行能力来识别商业机会并实现商业目标，进而实现创业利润。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使用CFPS 2010—2018年三期混合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认知能力对失地农户创业决策及绩效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失地农户认知能力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创业概率并提高家庭创业绩效，具体表现为无论是农户综合认知能力还是其具体维度下的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都能显著促进失地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这一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2）影响渠道研究发现，认知能力会通过信息效应、风险偏好效应、社会互动效应对失地农户的创业产生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认知能力对年轻农户、中部地区农户、城郊农户以及补偿款在25%—50%水平上的失地农户创业的影响效应更大，认知能力对机会型自我雇佣这一创业类型的影响更大。

（二）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开展并落实失地农民创业知识培训工作。打造良好的知识培训环境，形成优质创业培训项目，比如可以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认知能力培训课程，涵盖创业知识、商业模式、风险管理等多个方面，帮助失地农民提高创业认知水平，充实创业知识储备，提高职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

第二，建立创业信息服务平台。一是可以加强信息服务和支持，建立市场、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平台，做好创业相关信息的披露、创业政策的普及等工作，让失地农民了解市场需求、竞争情况等信息，从而更好地制定创业计划。同时，要促进交流与合作，比如开展创业相关宣传讲座、举办创业成功者经验交流分享会等活动。二是可以提供创业指导和咨询服务，为失地农民提供创业建议和指导，帮助他们制定切实可行的创业计划。

第三，制定差异化的创业扶持政策。政府应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行业发展水平、现有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制定创业扶持政策，了解当地创业现状、需求和问题，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扶持政策，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服务。

注释：

① CFPS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于2010年首次进行的全国层面的调查，之后每两年进行一次对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数据的跟踪。CFPS的认知测试包括两套问卷，共计四组题目，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使用的是识字测试和数学测试两组题目，2012年和2016年使用的是记忆测试和数列测试两组题目。

② 在进行认知能力测试时，受访者被分别要求做一套按由易到难顺序排列的字词识记题（共计34题）和数学测试题（共计24题），受访者答对的最难的一道题的题号即为其在此模块下的得分。

③ 受本文研究数据问卷局限性的影响，未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和其他办法对本文的内生性进行检验，还有待后续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④ 本文所述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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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诗柔 /  校对：张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