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地方财政竞争对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的非线性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2023-05-30宋美喆周鹭王雯

金融经济 2023年3期

宋美喆 周鹭 王雯

摘要:地方财政竞争具有“逆市场”和“顺市场”的双重作用。本文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结果表明,适度的财政竞争能够促成要素市场整合,过度的竞争则会加剧要素市场分割。在影响机制方面,财政竞争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产生积极作用,通过加重工业产能过剩、加大省际贸易壁垒、提高对外开放程度的渠道产生消極作用。财政竞争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正面影响在东部地区、2013—2020年间体现得更加充分。据此,本文从完善政府考核机制、推动财政竞争向财政合作转变、避免产业趋同和重复建设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竞争;要素市场一体化;非线性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2;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53(2023)03-0016-14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凭借廉价劳动力的核心竞争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促使经济快速腾飞。但随着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加之国内大循环还没有全面畅通,致使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经济增速放缓,发展方式亟需转型。在这一背景下,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国内国外双循环新格局的必经之路。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要旨,要求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局面,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同时加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构建,促进商品货物、要素资源在更广范围内自由流动。我国统一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分割状况尚未得到明显改善,近年来要素在个别省份间相对价格方差甚至出现“翘尾”现象,这对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集聚构成了障碍,造成了要素价格扭曲、地区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以及经济效率损失等问题。面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构筑的新要求,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还有待提升。根据相关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供需由价格调节,价格差异是要素流动的动因,只要其他地区的要素报酬超过本地,要素就会选择从本地流向他地,而地区间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价格趋向市场均衡。而在现实中,要素流动的成本收益变动还受到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在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与获得政治晋升,政府间利用财政手段展开竞争,这既可能扫除要素跨区流动的障碍,强化市场经济力量,又可能滋长地方保护主义,带来政策性壁垒效应,产生市场一体化“顺市场”和市场分割“逆市场”的双重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了财政竞争对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据此提出对策,以打通要素循环通道,提高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

二、文献综述

财政竞争理论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Tiebout(1956),即地方政府在竞争中通过财政手段争夺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稀缺资源。该理论认为,人们会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前提选择居住地,而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各类要素流入,会尽最大的能力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已有文献分析了财政竞争对资源配置效率、科技创新、环境质量等多方面的影响,得到了政府在其中以负向作用占主导,扮演着掠夺之手的角色(杨继东和罗路宝,2018;Zhang,2020),或财政竞争促进了技术进步,优化了资源配置格局等结论(钱颖一,2016;秦琳贵和沈体雁,2020)。关于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一体化影响的相关研究还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

已有文献将市场一体化与市场分割视为同一问题的正反面,测度对象最早始于商品市场,主要方法有生产法(Young,2000;白重恩等,2004)、贸易法(Poncet,2003;张昊,2016)和价格法(Parsley 和Wei,2001;桂琦寒等,2006;张学良等,2021;Goodwin等,2021)。生产法认为在统一市场情境下地区间应当存在生产分工,但批评者指出对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生产结构变化未必归因于市场分割(Naughton,2003)。贸易法考察地区间贸易流量,但影响贸易活动的因素繁多,国内贸易流量数据也难以获取。而基于购买力平价理论“冰川”成本模型的价格法以邻近两地商品相对价格为计算依据,具有相对较好的理论基础,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随着市场分割形式的转变,要素市场一体化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余东华和张昆(2020)将劳动、资本和能源要素作为测算对象,采用相对价格法测算了省级要素市场分割程度。唐为(2021)认为资源错配是市场分割的最直接表现,并基于HK模型,测算了城市群的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吕冰洋等(2021)以价格法作为指导,测算并分析了不同地区间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的特征。

现有研究将影响市场一体化的因素分成三个方面:一是地理因素,学者们认为,交通条件的改善能有效缩短空间距离,降低商品货物运输的成本,加快商品货物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的速度,提高专业化分工程度,进而缓解地理距离所造成的市场分割(范欣等,2017;王许亮,2020)。二是文化因素,林建浩和赵子乐(2017)、丁从明等(2018)的研究表明,方言壁垒、文化差异阻碍了地区间技术的流通,不利于市场一体化发展。三是政府因素,大部分学者从财政激励的路径和政治晋升激励的路径出发,讨论了政府竞争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结果莫衷一是。以周黎安(2018)为代表的一类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锦标赛”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形成“诸侯经济”,可能会严重损害市场一体化,这也是现有研究中的主流观点。这一负面影响的产生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竞争造成了产业结构同质化的问题,下级政府会迎合上级政府的偏好,主动发展上级支持的产业项目,引起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资源配置扭曲(胡本田和王一杰,2020);二是竞争导致不同地区贸易壁垒和交易成本的上升,削弱专业化本应具有的优势(王凤荣和董法民,2013)。还有学者认为,标尺竞争下为促进辖区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支出促进了市场一体化(任志成等,2014;陈甬军和丛子薇,2017)。张美涛(2012)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竞争、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得出在政府竞争的制度前提下,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有助于实现市场一体化。Brito和Dixon(2012)发现适度的财政竞争对资本流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能够加速资本要素的流动,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此外,也有学者指出政治晋升锦标赛并不必然导致市场分割,两者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毛军和梁宏志,2019)。在发展初期,地方政府可以从市场分割中获取收益,但这并不长久,如想进一步提高增长潜力,就需要由各自为政的地方经济转向整合型的区域市场(汪丁丁,2013),此时政府便会放弃市场分割的策略。

已有文献围绕着财政竞争的影响效应、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测算、市场分割的成因等形成了丰富的成果。在各类影响因素中,政府的作用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关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对市场一体化影响的研究不断深化,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参考,但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在研究对象上,多关注于商品市场的分割程度,对要素市场的研究较少,缺乏对区域要素市场分割特征的系统性刻画。在研究内容上,尚未厘清财政竞争在市场分割或整合中的作用机理,在实证检验中多将财政竞争与市场一体化间的关系设定为单调的线性关系,导致估计结果存在较严重的偏误。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聚焦于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构建了地方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一体化影响的理论框架,阐述了主要的影响机制和渠道。第二,探讨了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分割或整合的双刃剑效应,并构建了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三、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设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之下,政治上集权与经济上分权并存。一方面,中央政府赋予了地方运用财政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权限;另一方面,在行政上中央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负责下级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免。面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地方政府为获得晋升机会和促进本地经济增长,会主动迎合上级的考核偏好,形成了“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会凭借对当地资源的支配权,利用财政收支手段吸引要素流入,作用于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开放度等方面,从而对区域要素配置格局和一体化程度造成或利或弊的影响。从影响机制来看,主要包括:

(一)财政竞争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影响要素市场一体化

上级政府的产业偏好是下级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考量,为响应上级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提高晋升的概率,各地方政府盲目跟风,采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争相扶持本不属于自身优势的产业,这其中多是一些工业产业,投资方向过于“功利化”、投资行为扭曲,出现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产业链过短等一系列问题,产品积压、生产力饱和导致大量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被浪费甚至闲置。区域内要素分散,难以有效集聚,配置效率低下。并且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工业能够在短期内快速拉动经济增长,为税收作出贡献,为大力推进工业园区的建设,地方政府不得不增大工业用地供给,通过设定前置条件的招拍挂和协议出让等方式低价售卖工业用地,并同时采取高价售卖商业用地的方式来填补财政支出过大的缺口,制约了服务业发展,工业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放大,产业结构失衡,削弱了地区间产业互补的基础条件,遏制了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假设1:

财政竞争加大了工业产值占比,不利于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

(二)财政竞争通过贸易壁垒渠道影响要素市场一体化

为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和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地方政府间存在利益冲突,往往会陷入逐底竞争,以邻为壑,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封锁本地市场,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地方保护主义滋生。地方政府运用财税手段争夺人才、技术等要素,严防要素流出本地,引发市场拥堵,衍生出非常规化的要素价格以及要素空间错配等问题。此外,地方政府对本地和外地的要素实施区别对待,本地企业能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享受更全面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待遇,占据当地大多数的市场份额,本地居民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保障,享受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本地化现象被不断强化,地区间的正常贸易受到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形成一个个封闭、孤立、零散的市场,严重影响统一要素市场的建立。

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假设2:

财政竞争加大了地区间的贸易壁垒,不利于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

(三)财政竞争通过基础设施渠道影响要素市场一体化

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以经济总量增长为主时,见效快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备受政府青睐。诚然,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可能会挤出一些必要的民生性支出,增加政府债务风险,但同时也会使公路、铁路、网络等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条件得以改善,从而减轻地理距离对要素流动的制约,显著降低人才、技术等要素跨区流动的成本,提升要素流动的广度、频度和自由度。基础设施建设为要素从低效地区流向高效地区创造便利条件,促成不同地区企业间的合作,扩大企业的可贸易范围,使企业可以通过跨区兼并重组的形式形成专业化、集聚化的发展模式,对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假设3:

财政竞争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有利于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

(四)财政竞争通过对外开放渠道影响要素市场一体化

出口是我国长期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为出口而竞争”成为“为增长为竞争”的自然逻辑延伸(孙力军和盛文军,2015)。为了获得更好的政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提高本地区财政竞争力,最大限度地吸引能够带来资本、管理经验、先进技术等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扩大本地的对外开放度。随着一个地区经济开放度逐步提高,国内外贸易往来密切,为区域要素流动搭建了桥梁,要素互联互通,地方政府实施要素市场分割政策的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边际成本不断提高。因此,地方政府会降低对本地市场保护的力度,追求专业化和经济集聚带来的收益(马光荣等,2010)。

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假设4:

财政竞争加大了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

影响机制见图1:

综合所有分析,可以推得假设5:

财政竞争对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取决于多方力量的对比,是非线性的。

四、模型、指标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验证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非线性影响:

计算在时间t内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方差VAR(qijt),并取其均值即可得到地区i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要素市场分割指数。要素方面选择劳动和资本,用建筑安装工程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设备工器具购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及其他费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衡量不同资本要素的价格水平,用城镇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城镇单位就業人员平均实际工资指数衡量劳动要素的价格水平。因计算结果中小数位数过多,将所得数据乘以100表示市场分割水平。

解释变量为财政竞争(Fis),从手段来看,财政竞争可分为财政支出竞争和税收竞争。因税收管理的规范性加强,地方政府可自由操作的空间被压缩,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主要表现为基于财政支出的竞争。根据肖叶(2019)、杜彤伟等(2020)、毛晖等(2021)的研究,用本地人均财政支出与所有地区人均财政支出之比进行衡量,相对支出水平越大,表明地方政府利用财政支出手段参与竞争的程度越高。

机制变量(Mech)包括:产业结构(Ind),使用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表示;贸易壁垒(Bar),参考徐现祥和李郇 (2012)的研究,以国家铁路行政区域间货物交流统计板块记录的省际铁路货运量的对数作为省际贸易的代理变量,贸易量越大,壁垒越小;基础设施(Inf),用公路网密度进行衡量,即公路里程数与行政区划面积之比;对外开放(Open),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之比表示。

控制变量(X)包括:城市化水平(x1),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政府干预(x2),用财政支出与GDP之比表示;市场化水平(x3),用樊纲等人撰写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表示;經济增长水平(x4),用GDP增长率表示。

(三)数据说明

为排除2008年次贷危机对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造成冲击而混淆估计结果,本文的样本为2009—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西藏因缺失较多关键指标数据未包含在内,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交通统计年鉴》、EPS数据库。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

图2呈现了我国省级要素市场分割的变动趋势,2009—2020年间我国省级要素市场分割水平呈现出波动中下降的趋势,这与余东华和张昆(2020)的研究结论一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机制逐渐完善,在要素配置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国要素市场不断整合,市场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与此同时,要素市场分割的离散程度也在降低,标准差从2009年的0.119 2降低到2020年的0.057 4,各省份要素市场分割水平趋于集中,侧面反映出省级政府的要素市场分割行为具有策略互动性,即某一地区实施分割或整合型政策,其他地区也会跟进,调整相应策略,使得要素市场分割的地区差异缩小。

五、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1.门槛效应检验

利用F统计量对门槛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可知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效应都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但三重门槛效应则没有通过检验。表明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具有门槛效应,即如果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会导致估计偏误,因此应采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由图3的门槛值估计结果可知,当财政竞争强度低于1.349 7、位于1.349 7和2.352 2之间、高于2.352 2时,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2.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已经估计出的门槛值,代入模型表达式(1)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列(1)所示。为了比较,表3同时还报告了加入财政竞争平方项的非线性回归模型以及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分别见列(2)、(3)。

由表3可知,Hausman检验均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当不考虑非线性效应时,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分割的影响系数是0.0598。在考虑了非线性效应后,使用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当财政竞争强度低于

1.349 7时,影响系数为-0.090 0,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财政竞争强度位于1.349 7和2.352 2之间时,影响系数为-0.042 0但并不显著;财政竞争强度高于2.352 2时,影响系数为0.044 7,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适度的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正面影响超过负面影响,地方政府为确保竞争优势,会优化投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各省份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加强,要素空间流动成本降低,促进区域要素市场整合发展。过度的竞争则适得其反,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影响,伴随着财政竞争强度不断增大,由此滋生出的地方保护主义会使省份间的贸易受阻,要素流动不畅,不利于要素市场统一。以上结论验证了假设5,且这一点从加入财政竞争平方项的非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财政竞争一次项和平方项的估计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一次项系数为负,平方项为正,说明影响呈现U型特征,随着财政竞争强度变大,其对要素市场分割先是起到抑制作用,而后推波助澜,恶化了要素市场分割的状况。

控制变量中,城市化、市场化、经济增长对要素市场分割的影响均为负,说明城市化进程越快,要素市场发育越完善,经济增长水平越高,越有助于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深化市场分工,集聚要素形成规模效益,促成一体化要素市场格局的形成。

(二)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理论分析,检验“财政竞争→产业结构→要素市场一体化”、“财政竞争→省际贸易壁垒→要素市场一体化”两条负向影响路径及“财政竞争→基础设施→要素市场一体化”、“财政竞争→对外开放→要素市场一体化”两条正向影响路径,估计模型式(3)和(4),结果见表4。

表4的估计结果中,Hausman检验表明需要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其中,第(1)列中财政竞争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意味着财政竞争会引起工业产值占比增加,这为工业产能的过度释放埋下了伏笔。部分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要,不分对象地为各类工业企业提供财政优惠,盲目干预致使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由第(2)列中产业结构显著的估计系数0.267 6可知,这并不利于要素市场一体化目标的实现,证实了假设1。第(3)列中财政竞争对省际贸易量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财政竞争加剧了省际贸易冲突和壁垒,地方政府的存量博弈成为横亘在省份间的制度障碍,降低了不同省份的贸易往来和贸易量。从第(4)列可知,此行为对要素市场分割产生了正向冲击,使要素市场分割现象愈发严重,证实了假设2。第(5)列中财政竞争对基础设施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第(6)列中基础设施对要素市场分割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财政竞争之下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高涨,踊跃投身于基础设施建设,这可以畅通要素流动的渠道,抑制要素市场的分割,证实了假设3。第(7)列中财政竞争对对外开放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财政竞争提高了地方政府对外开放程度。但与预想不同的是,第(8)列中对外开放显著加重了要素市场分割,这与蔡宏波和童顺(2022)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外贸依存度攀升,吸引外资的替代效应对国内产品与要素的消费以及流通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异质性检验

本文从地区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的角度考察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结果见表5。

1.地区异质性

因各省份的地理位置不同,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和区位优势存在差异,政府的行为方式和政策目标不会完全一致,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可能具有地区异质性。将所有省份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类,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其他省份属于中西部地区。从估计结果可知,财政竞争对中西部地区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不显著,对于东部地区的影响则是显著的,系数估计值为-0.159 5,可见影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区位优势明显,外部市场环境较为自由,市场机制发育更完善,能充分发挥市场对要素的配置作用。由于东部地区普遍经济较为发达,省份间围绕经济增长的竞争强度并不高,地方政府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方面也多有建树。而对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省份而言,经济增长仍是当前第一要务,政府间的竞争程度更激烈,分割市场的动机更强,财政竞争的负向作用与正向作用相抵消,使得总影响不显著。

2.时间异质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持续加速,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更加突出科学发展导向,淤塞的要素流通格局逐步被打破。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将更加注重社会民生事业,财政竞争的模式和强度随之发生转变,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将考察期分为2009—2012年和2013—2020年两个阶段,分别估计其影响。从估计结果可知,对于前后两个阶段,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影响系数为正,后者为负,影响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在2013年之前,财政竞争不利于要素市场一体化,可能是因为受传统政绩考核观的影响,地方政府比较重视经济增长,政府间利益冲突加剧,竞相使用分割市场的手段,要素流动被限制,配置结构扭曲。2013年以后,中央层面更加强调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各项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密集出台,唯GDP的政绩观逐漸淡化,政府间围绕经济增长开展的财政竞争强度降低,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正面影响超过负面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指标衡量方式、考虑空间效应和时间动态效应的方式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第一,替换财政竞争的指标衡量方式,因地方政府具有扩张投资的冲动,参照邱栎桦和伏润民(2015)的做法,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重新衡量财政竞争程度,并估计模型(1)。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存在一个门槛值0.854 7,当财政竞争强度低于或高于0.854 7时,影响存在差异。第二,考虑不同省份要素市场一体化的空间策略互动,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见式(7),空间权重矩阵W的矩阵元素取各省会城市间基于经纬度计算的欧式距离的倒数。第三,考虑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变化的动态相依性,即本年度的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受上一年度的影响,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见式(8),并使用系统GMM法估计参数。序列相关Arellano-Bond检验中,二阶序列相关统计量值为-0.95,伴随概率P值为0.34,不能拒绝差分序列无关的原假设,说明模型设定是合理的。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Hansen检验显示,卡方统计量的值为4.01,伴随概率P值为0.55,说明工具变量是外生的。式(7)、(8)中c2、c3为常数项,θ4、θ5、ρ、κ、λ1、λ2、λ3、λ4为待估计参数。

由表6可知,无论使用何种稳健性检验方法,本文的基本结论都没有改变,即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一体化有着积极作用,当竞争强度达到一定阈值后,正向作用趋于减弱,负向作用占主导,财政竞争反而会加剧要素市场分割,研究结论稳健。空间自回归模型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在地理距离相近的省份间具有空间溢出性,说明省份间在要素市场分割上采取的是“相机抉择”的互动策略,当他地分割要素市场时,本地政府也会“以牙还牙”,以同样的方式保护当地市场;当他地选择要素市场整合时,本地政府也会相应放开市场,将分割水平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动态面板模型的时间滞后项系数估计值为0.348 0,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要素市场分割具有惯性,上一年的要素市场分割会对本年度产生助推作用,因此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考虑到财政竞争在影响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的同时,要素市场一体化也会反向作用于财政竞争程度,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为缓解该问题,借鉴肖叶(2019)的做法,用滞后一年的财政竞争替换当年的财政竞争作为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7中第(1)列。另外,参考王旺和邹新月(2021)的做法,采用省委书记的出生年份(IV)作为财政竞争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省委书记的年龄越大,晋升的概率降低,为获得晋升付出的努力更小;年龄越小,在官员选拔任用上更具优势,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且省委书记的年龄与要素市场一体化没有直接联系,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第一阶段将财政竞争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回归,得到财政竞争的拟合值;第二阶段将财政竞争的拟合值作为解释变量,估计模型式(1),估计结果见表7中第(2)、(3)列。当替换解释变量时,门槛估计值γ1、γ2分别为1.227 2和1.974 9。当采用工具变量时,门槛估计值γ1、γ2分别为1.551 1和2.208 7。第一阶段的R2较高,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说明将省委书记的出生年份作为工具变量是合适的,省委书记出生年份越大,年龄越小,财政竞争强度越高。

表7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对内生性进行控制后,前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改变,由此可见,适度的财政竞争有助于要素市场一体化目标的实现,过度的财政竞争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六、结论与对策

本文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讨论了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一体化影响的“双刃剑”效应,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的非线性及其机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适度的财政竞争能够促成要素市场整合,正面影响超过负面影响;过度的竞争则适得其反,会加剧要素市场分割,负面影响占主导。第二,财政竞争正面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渠道,而负面作用的产生则是通过增加工业产值比重、放大产能过剩的矛盾,设置省际贸易壁垒、降低省份间贸易量的途径。此外,财政竞争能够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但其并没有抑制要素市场分割,反而起到了加重的作用。第三,要素市场一体化具有空间溢出性、时间相依性和异质性。分地区来看,财政竞争能够促进东部地区省份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但对中西部地区省份影响不显著;分时间来看,在2013年之前财政竞争以负面影响效应为主,在此之后转为正面影响效应。

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市场一体化中的桥梁作用,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改进:

第一,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构建科学有效的政府考核机制,在保留GDP增长速度指标的基础上,将能够体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改善“轻民生”现状,遏制政府间为追求经济增长展开的过度恶性竞争。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份,还应转变重增速、重投资、重项目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完善市场机制,积极培育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类要素市场,构建内生增长和外向发展互补的开放型经济新路径,防止出现各自为阵的省份间低层次、内耗式的竞争。同时提高政府透明度,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完善公众信息表达和反馈制度,使政府能够及时高效掌握民意,保障公众对地方政府工作拥有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将政绩考核落到实处,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第二,推动财政竞争向财政合作转变,弱化省际贸易壁垒。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应着眼于地方政府间的共同利益和共生关系,依法规范地方政府竞争,适时促成财政合作关系的建立,并明确合作各方的权、责、利,健全完善监督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确保各方遵守合作规则,消除贸易交流的壁垒。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主动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加强政府间财政事务的沟通协作,统筹协调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提高协商合作联席会议召开频率,常态化评估合作开展情况,遏制政府借助财税手段粗放式、“漫灌式”招商,以缓和邻近地区进行不正当竞争的现象。同时各地政府应共同解决跨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实现各省份与区域共同发展的多赢。

第三,优化产业布局,避免产业趋同和重复建设。各政府要根据产业链各环节发展特点,立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人才支撑、交通区位、自然环境等条件,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准确定位区域发展重点,强化产业链分工配套和区域协同,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区域经济板块,破解各地方产业“小而全”的局面。淘汰落后产能,大力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严防产能过剩、过度投资问题的出现。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分阶段有序引导产业升级和推动产业转移,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在区域内形成核心产业带动经济整体发展、中心地区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格局。

参考文献:

[1] TIEBOUT.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64(05):416-424.

[2]楊继东,罗路宝.产业政策、地区竞争与资源空间配置扭曲[J].中国工业经济,2018(12):5-22.

[3] ZHANG N, DENG J Q, AHMAD F, et al.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17(10):3 485.

[4]钱颖一.“开放”与“放开”[N].北京日报.2016-12-19(017).

[5] 秦琳贵,沈体雁.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经纬,2020,37(05):1-8.

[6]  YOUNG A. The razor 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115(04):1091-1135.

[7]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等.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J].经济研究, 2004(04):29-40.

[8]PONCET S.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14(01):1-21.

[9]张昊.距离、边界与一价定律的动态表现[J].财贸经济,2016(07):5-20.

[10] PARSLEY D, WEI S. Explaining the border effect: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 variability, shipping cost, and geograph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55(01):87-105.

[11]桂琦寒,陈敏,陆铭,等.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6(02):20-30.

[12]张学良,程玲,刘晴.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企业内外销[J].财贸经济,2021,42(01):136-150.

[13]GOODWIN B K, HOLT M T, PRESTEMON J P. Semi-parametric models of spatial market integration[J].Empirical Economics, 2021(02): 2335–2361.

[14] NAUGHTON B. 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 unify china's markets?[M]. 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余东华,张昆.要素市场分割、产业结构趋同与制造业高级化[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41(01):36-47.

[16]唐为.要素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21,21(01):1-22.

[17]陈鹏,邹晓峰,郭子菡等.区域一体化会产生减排效应吗?——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J].金融经济,2022,557(11):28-38+54.

[18]吕冰洋,王雨坤,贺颖.我国地区间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状况:测算与分析[J].统计研究,2021,38(11):101-114.

[19]范欣,宋冬林,赵新宇.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国内市场分割吗?[J].经济研究,2017,52(02):20-34.

[20]王许亮.中国服务品市场分割、空间互动及影响因素[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02):70-89.

[21]林建浩,赵子乐.均衡发展的隐形壁垒:方言、制度与技术扩散[J].经济研究,2017,52(09):182-197.

[22]丁从明,吉振霖,雷雨,等.方言多样性与市场一体化:基于城市圈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8,53(11):148-164.

[23]周黎安.“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J].社会,2018,38(02):1-45.

[24]胡本田,王一杰.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波动——基于资源错配的中介效应[J].软科学,2020,34(05):19-26.

[25]王凤荣,董法民.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的区域市场整合机制——中国式分权框架下的地区专业化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11-25.

[26]任志成,张二震,吕凯波.贸易开放、财政分权与国内市场分割[J].经济学动态,2014(12):44-52.

[27]陈甬军,丛子薇.更好发挥政府在区域市场一体化中的作用[J].财贸经济,2017,38(02):5-19.

[28]张美涛.政府竞争、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市场一体化[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06):21-27.

[29] BRITO P, DIXON H D. Fiscal Policy, entr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Hump-shaped responses[R]. Cardif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E2012/7,2012.

[30]毛军,梁宏志.财税竞争、空间关联与我国市场一体化发展[J].财经论丛,2019(11):20-29.

[31]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5-106.

[32]孙力军,盛文军.财政分权、对外贸易与通货膨胀——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西南金融,2015(11):72-76.

[33]马光荣,杨恩艳,周敏倩.财政分权、地方保护与中国的地区专业化[J].南方经济, 2010(01):15-27.

[34]肖叶.财政支出竞争、城投债发行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财政支出压力视角[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9(03):64-75+159.

[35]杜彤伟,张屹山,李天宇.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J].财经研究, 2020,46(11):93-107.

[36]毛晖,刘思敏,甘军.财政支出竞争推进了地方高质量发展吗?[J].地方财政研究, 2021,(10):92-102+112.

[37]徐现祥,李郇.中国省际贸易模式:基于铁路货运的研究[J].世界经济, 2012,35(09):41-60.

[38]蔡宏波,童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理论逻辑与中国经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4):112-122.

[39]邱櫟桦,伏润民.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债务——基于中国西部D省的县级面板数据分析[J].财贸研究, 2015,26(03):97-103.

[40]王旺,邹新月.地方政府竞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门限回归和空间计量的实证检验[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1,37(02):58-69.

(责任编辑:唐诗柔/校对:赵偞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