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华

我到文化部门工作后，就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一个人。我让的土司机将车远远地停着，并请他在车上听那盒新买的萨克斯CD带。

这个土坡坡我曾经在十多年前来过。

我在一座坟前蹲下来，无声地、冷冷地蹲着。远处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叫着，几只蚂蚁打我跟前过，没有与我打半点招呼，我不计较，也没有骚扰它们。我是为睡在坟包里的人来的，为了今天的探视，我做过许多艰难的前期工作，包括问过十多个知情人，设想过十多种祭奠方式，还被一只十分不懂味的母狗追了几十米远。

记得那年与他相约，也是在这个土坡坡，不过，那时这里一片杉树被砍伐了，山林开荒变成旱土，种植了大片西瓜。墨绿的西瓜叶下是一只只篮球大小的青皮瓜，我从瓜地涉过时，有一两条四脚蛇勿勿错开我的践踏，惨白的月光霸道如同白昼的烈日。

“谁？”一声怒喝后，犬吠声汹涌而来。

“我！”我只好答道。

那时的我虽然高中毕业了，青春的温度已经烧灼我的嗓门，但仍然有的几分稚嫩让守瓜人明了，他喝住狗，并干咳了几声，鼓励着我的走近。

“是何四牛介绍我来的！”我说。

他好像知道，应该是四牛先打过招呼了，他不作声。从瓜棚里一个竹铺子底下黑乎乎的罐子里给我倒了一大碗茶。我道声谢后接过来，但我不敢喝，因为月光下我发现就这一个碗，我不知道他身边那条与他亲密无间的跛脚狗是否舔过。

我说：“你能随便唱点山歌吗？”他就唱了：“路边姐姐路边行，你莫笑我作田人，日头晒得皮翻黑，烂泥敷得一满身，勤巴苦掐望收成。”他唱完，看我拿着他瓜棚里的手电筒就着光记录着，就问：“记了做么子用啦？”我说：“我也不晓得，但我总觉得会有用！”

他在当地是个“歌王”，上十里下十里连堂客细伢子们都晓得他，没有事他就唱，有人时唱给人听，无人时唱给狗听，也不晓得那些歌是本来就有的，还是他自己编的。他年輕时候用山歌辵过老婆，但到底山歌当不得饭，因为穷，老婆熬不住了，跟一个马戏团耍猴的跑到河南去了。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这包烟是从我当村书记的父亲口袋里偷的。我拿来孝敬他。

他那满是黑牙的大嘴里马上又飞出歌来：“听姐话，回姐音，打歌就是你心上人，你要听歌何不游下水，过得河就听得清，我的山歌只对你一人。”一首接一首唱，我拼命地记，跛脚狗趴在地上也听得十分安静。我正记得兴头上，他突然不唱了。

“再唱，再唱！”我催道。

“不唱了！”他说。

我急了，说：“唱啊，唱啊！”

他说：“不唱了，不唱了……”

“没有了？”我问。

他说：“还有。”

我坚持让他唱下去：“有，就别留着。”

“余下的，都是痞话子！”他点燃一支烟，嘿嘿一笑。

我毕竟是个刚从校门走出来的青年人，还没有作古正经谈过爱，痞话子山歌自然也就不能强求着听，尽管心里还是想听。我估计“歌王”也极有可能是心疼他的手电池了。

“会印成书吗？”他见我开始收拾纸和笔了。

“会的，印出来我会送本给你。”

我答复他后走出瓜地，也从那天起我就一脚泥一脚水地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那一堆收集的山歌却在我的书桌柜的故纸堆里睡了许多年。

等我后来想将那些歌词打印，并想再补充一些丑话子山歌时，“歌王”已经睡到了土坡坡下。

我感到了莫名的失落。这种失落一直让我感觉挺对不起月下那位守瓜的老人，这种失落也一直延续到我到文化部门供职和我终于有能力出版作品集时。我常想，要是今天老人还健在该多好，我真的可以帮他整理出一本《瓜棚下的歌》了。

现在，我只能蹲在他的坟前，默默地乞求他的原谅。我拿出一包芙蓉王香烟和三本我的专著，还有一堆纸钱和香烛，开始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