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以后，发现道歉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上下嘴唇，像是两道又厚又沉重的大门，打开吃力极了。而心里，像是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有时候，引发道歉的事情，又是那么微不足道。

每一次去上海，总要与好朋友谢聚聚。或聊天、喝茶、吃饭、唱歌、跳舞，有时她请客，有时我请客。这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彼此特别开心，似乎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一般情况下，我去上海，都会喊上三五个好友，一起聚聚。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若是把朋友分开一个一个见，是非常辛苦的事。大家在一起，格外开心。尤其是，他们一见面的第一句话肯定是：“哎哟，好久不见了！”同在一个城市的朋友，他们见面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每一次相聚，我总想对她说一声对不起。这句道歉的话在我的舌头上滾来滚去，就是吐不出口。有一次，朋友们正聊得高兴，我突然沉默了，心事重重，郁郁寡欢。谢发现后叫我：“哎哎哎，安武林，想什么呢！”我赶紧从心事中挣扎出来，对她笑笑：“哈，没什么，开心，开心！”我的话太假了，太言不由衷了，但我又找不出别的借口。其实，我很想对她说：“谢，很对不起，抱歉！”

那一年，谢出版了三本儿童小说书，书写的是她个人童年成长的故事。出版社在北京给她开了一场新书发布会，或者是研讨会。在大多情况下，新书发布会有研讨会的因素，而新书研讨会又有发布会的性质。我有幸作为评论者出席，主持人是秦文君大姐。平心而论，谢的三本系列小说写得不错。多年以前，我就称她是儿童文学界的实力派女作家。她后来的长篇小说《喜欢不是罪》，经我手编发，还荣获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平常我们都是嘻嘻哈哈的，可是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严肃得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想必面目也狰狞得可怕。在各种研讨会上，我都见过这样的评论家，觉得自己是高明的大夫，而作者只不过是个病人而已。实际的研讨，对作者的创作未必有多少帮助，但对宣传和作者知名度的提升绝对有好处。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会变成那个样子。只觉得自己的面部表情僵硬，我每说一句话都感觉到皮肤绷得很紧，隐隐有些作疼。我的嗓门也比平时高了许多。在肯定她作品优秀的同时，指出了她作品的三点不足。其中之一是细节不真实。我的证据是，这个女主人公在家里的花盆中养了几株薄荷。我养过薄荷，而且还在继续养着，都是在室外。薄荷的根须都是横向生长的，怎么可能养在花盆里呢？谢和我坐在对面，她的眼睛都睁圆了，气呼呼地大声喊我的名字：“安武林！”她举起拳头，冲我晃了晃。她肯定是被气坏了，但她没有和我发生正面的冲突。我看得出来，她的胸脯一起一伏，心里正翻江倒海呢。

秦文君大姐在我发言完后，笑了。她总结道：“哎呀，我心里好紧张呀。我以为安武林是来砸场子的，没想到提的问题都是有理有据的。”后来，我才想明白了，谢是南方人，生于江西，后定居上海。她小时候肯定是家里种养过薄荷的。我是北方人，家里养薄荷的我几乎没见过，而自己也没有在室内种养过。我完全是基于个人的经验，对她的作品提出了批评，指责她的小说细节不真实。这顶帽子的确有点大。从批评的角度看，我的格局真不够大，相反，是很狭隘的。我本人，相当于滥用了批评的权力。会后，谢对我说：“气死我啦！”我开玩笑说：“我批我的.你写你的，你见过哪一个作家的优秀作品，是听了批评家意见后写出来的！”谢哈哈大笑，她说：“这倒是真的。”

后来我意识到自己的批评，是一个可笑至极的错误，想找机会向她道歉，但我始终找不到机会。也许，她早已经忘了吧？谢本来就是一个很大度的人，没有那么小肚鸡肠。很多朋友在场，我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如果一声道歉，勾起谢不愉快的回忆，那也是得不偿失的。毕竟，结痂的伤口被揭开的滋味不是很好受的。一晃，数年过去了，我感觉到道歉越来越变得艰难了。也许，在很多场合中，我都无意识地向她道过歉了，虽然不是通过语言这种方式。尤其是，中年以后，很难。我发现很多前辈们之间的恩怨，都不是通过语言来化解的。他们并没有道歉——我指语言上的——也没有原谅，但他们确确实实是完全和解了。

也许，我和谢握手，微笑，唱歌，聊天，碰杯……在许许多多的细节之中，这一份深深的歉意已经表达过了。只不过，没有用语言表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