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小丽 陈露漪

[摘 要] “双创”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努力实现“双创”。 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创作是舞蹈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在创作过程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创作的重要命题。文章立足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创作，从其前期准备、内容立意、形式创造三个方面阐释“双创”理念下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创作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创作高质量的舞蹈作品提供参考，也为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创作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民间与专业、东方与西方的借鉴与融合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 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教学；艺术；高校教育；创作

[作者简介]龚小丽（1991—    ），女，江西宜春人，南昌航空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舞蹈创作与舞蹈教育；陈露漪（2001—    ），女，四川成都人，南昌航空大学，研究方向为舞蹈创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简称非遗舞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非遗舞蹈，对于传播族群经验、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双创”理念，如何对非遗舞蹈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补充、拓展和完善，使其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符合新的时代需求，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当下非遗舞蹈创作的重要命题。

关于非遗舞蹈创作，可以将其分为四类，即非遗舞蹈本体的传统形态、新非遗舞蹈、“民俗风格”的当代舞、“民族风格”的当代舞。此分类源于刘青弋对古典舞的划分。她根据文化建设的不同层次、不同方向和不同任务，将古典舞区分为四个类别：（1）本体形态，是谓古典舞，其任务是将活态传统进行历史博物馆式的保存与展示，让后世得以将其作为有启发意义的历史进行不断回顾；（2）发扬形态，是谓新古典舞，其任务是对传统以继承为主的发扬，通过实现传统文化推陈出新，使得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3）发展形态，是谓古典风格的当代舞，即将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以发展为主的应用，其任务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4）创新形态，是谓典雅风格的当代舞，即将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新性的应用，其任务是实现民族舞蹈在当代的创新。[1]这四个类型都是民族舞蹈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方面，不可或缺，它们不分高低，价值同等，其区别只是其任务、功能和文化目标不同。当前，非遗舞蹈创作容易出现作品属性模糊问题，如当代舞与非遗舞蹈属性随意变换导致作品“四不像”，这就在于没有划清非遗舞蹈创作类型界限、明确其创作标准。根据非遗舞蹈四类划分，可以看出，非遗舞蹈本体的传统形态指向过去，新非遗舞蹈关注当下，“民俗风格”的当代舞和“民族风格”的当代舞指向未来。本文重点研究新非遗舞蹈创作本体，试图从新非遗舞蹈创作的前期准备、内容立意、形式创造三个方面探讨新非遗舞蹈创作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创作高质量的非遗舞蹈作品提供参考，也为在当前非遗舞蹈创作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民间與专业、东方与西方的借鉴与融合提供有益启示。

一、研究梳理，萃取非遗舞蹈文化精华

非遗舞蹈是“社区、群体或个人以身体动态传承文化基因而存在、创作和流传的行为，代表了特定时空下民间群体的舞蹈文化和舞蹈形态”。[2]它是其所处地域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共同创造、积累、传承和发展形成的舞蹈文化现象，它的生成、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具有它所处民族的文化特异性和风格鲜明的形态特征。对创作者而言，了解非遗舞蹈，需要深入民间田野，了解其特色舞蹈形态和其所蕴含的民族情感、审美和价值观。

首先，舞蹈创作者需要深入田野采风，广泛收集非遗舞蹈的原生态素材，同时感受与体验非遗舞蹈所依存的地理、历史、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环境。创作者在采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非遗舞蹈中的人物角色、队形调度、舞蹈表演程序、服饰道具、伴奏乐器种类等内容，并将其记录下来，形成对非遗舞蹈外在形态的初步认识；在模仿与学习民间艺人动作时，要把握非遗舞蹈的基本动作、风格韵律与演变套路，以此获得非遗舞蹈的第一手原生态素材。其次，通过查阅当地及非遗舞蹈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文物实物、图片及老艺人的口头叙述等方式，将非遗舞蹈与其所在的地理、文化环境结合起来，“研究它的社会功用、表现方式、舞蹈程式规则、表演时间与场地变化等演变过程，考察它与宗教、民族信仰、民族迁徙、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联系，进而了解该舞种的历史沿革和民俗文化底蕴”，[3]深化对非遗舞蹈的文化认知。值得注意的是，从民间采集来的原生态素材通常是精华与糟粕并存，非遗舞蹈不同于现存的学院派中国民族民间舞，前者更具原生性，而后者已经是舞蹈家们提炼和升华的产物。因此，舞蹈创作者需要对采集、收集的原生态舞蹈素材加以梳理提炼。在提炼非遗舞蹈形态时，要提炼有特色的非遗舞蹈动作和语汇，即能够代表民族情感、精神、审美、价值观等文化内涵的动作语汇。采集梳理非遗舞蹈原生态素材，结合其文化内涵，萃取特色舞蹈形态与传统文化基因，是准确把握非遗舞蹈的必经之路，是新非遗舞蹈创作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二、内容立意，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非遗舞蹈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创作者结合时代的特点和需求进行继承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价值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一脉相承。”[4]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新非遗舞蹈创作中，不仅是时代要求，还是新非遗舞蹈创作的内在需要，是其作品的价值支撑，也是提升作品思想品质的有效途径。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为大多数民族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的总和。”“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在最新的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来的，反映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社会最新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和社会时尚的综合体现。”[5]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作用，甚至互相交融。因此，新非遗舞蹈创作要注意赋予民族精神以时代性特征，同时也要实现时代精神向民族精神的升华。将非遗舞蹈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有机统一，围绕“中国精神”来进行创作，是新非遗舞蹈创作立意的准则。立意是新非遗舞蹈创作的核心环节，直接关乎舞蹈作品的文化底蕴与高度，及其思想的深度与高度，它决定着舞蹈作品的艺术品质与思想品质。纵观我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经典民族民间舞蹈作品无不体现其所属民族与所处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如20世纪50年代的《红绸舞》，以红绸为道具，通过发展加工汉族民间秧歌舞中的舞绸动作和传统戏曲中的长绸舞，来表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欢天喜地的心情与炽热的憧憬；《鄂尔多斯舞》，贾作光先生以一种具有蒙古族浓郁生活气息和绚丽民族色彩的全新蒙古族舞蹈语汇，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大气、乐观、活泼的品质，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中国社会积极向上的气象相贴近；《黄土黄》以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秧歌鼓舞为主要舞蹈形态，在不同方式的重复中，体现中国农民对土地无限的眷恋及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此外，还有20世纪50年代的《牧马舞》，70年代末的《水》《追鱼》，80年代的《海浪》《奔腾》《雀之灵》，90年代的《一个扭秧歌的人》《牛背摇篮》，21世纪初的《一片绿叶》《老伴》《云南映象》等。舞蹈艺术家们通过个性创造的民族舞蹈特色语汇、典型民族舞蹈形象、情节内容，将民族舞蹈形式与时代主题相结合，生动艺术地彰显着其所处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当前，民族精神具体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时代精神包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以人为本、和平发展、社会和谐、与时俱进”的精神。[6]新非遗舞蹈创作者要立足当代，以当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内容为作品灵魂，来构建新非遗舞蹈作品的选材、结构、语言及确定人物情感与思想倾向等，进而创作出凝魂聚气、凝心聚力，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非遗舞蹈作品。

三、形式创新，符合当代审美需求

非遗舞蹈具有典型的功用性和儀式性特征，遵循其“形式服务于内容，体态服从于功用”。[7]因此，非遗舞蹈的审美性、表演性、娱乐性较弱。历史上，非遗舞蹈形态常常依据社会审美的变化而自然变化，这既是其内在发展要求，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对非遗舞蹈元素进行形式创新，使其符合当代审美需求，也是新非遗舞蹈创作的应有之义。

舞蹈形式是舞蹈的外部表现，通常指舞蹈作品内部各要素的组织与排列，由舞蹈语言和舞蹈结构组成。舞蹈语言是指能够表达某种意义的舞蹈动作，舞蹈结构具体指队形、舞段布局、动作结构等诸因素。新非遗舞蹈语言的创新，首先，要在对所选非遗舞蹈研究梳理的基础上提炼、筛选出其舞蹈形态中具有“根性”特质的舞蹈语汇，即最具基础性、代表性的“优质基因”，在舞蹈生态学意义上称为“典型舞畴”或“典型舞畴序列”。典型舞畴包括同一性高频节奏型、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及其流程、基本步伐的舞蹈外部形态和同一性的舞情、舞境、舞像的舞蹈内涵。非遗舞蹈元素的提炼则可以从其外部形态与内部内涵两个层面进行提炼，提炼出其同形同意的典型舞蹈动作及其流程。其次，运用现代编舞技法，如动作解构重构、空间切换、动作编创、将非遗舞蹈元素与现代舞元素结合、添加生活化动作语汇等，对非遗舞蹈原生型语汇进行加工、转换。这一方法的使用需要把握好度，舞蹈语言是确定新非遗舞蹈创作属性的关键，一旦过度使用，则容易滑向现代舞或当代舞的范畴。因此，创作时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可以以形象思维主导现代编舞技法的使用。新非遗舞蹈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首先考虑舞蹈作品中的舞蹈形象，找到非遗舞蹈素材与主题形象相契合之处，其次根据这一舞蹈形象确定舞蹈动作、结构、风格等形式。无论是对非遗舞蹈元素进行解构与重构，还是现代元素的融入，都以塑造符合非遗舞蹈所属民族或地域的情感、精神、审美、观念等文化要素的舞蹈形象为创作旨归。如历史上对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创新幅度比较大的作品《一片绿叶》，使用了雅尼的现代音乐，将最典型的胶州秧歌动作形态在新的连接方式和运动流程中呈现出流畅翻飞的新面貌，[8]表现出一片绿叶的生命和环保主题，尽管其舞蹈形态与传统胶州秧歌的动作形态大相径庭，但其创造的“一片绿叶”的舞蹈形象与胶州秧歌“落轻”“走飘”的动律风格隐隐暗合，使其也成为“学院派”民间舞“元素解构”与“典范重构”的代表之作。

四、结语

新非遗舞蹈创作是“在一种在多元取向中介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活体传承”。它一面飞向未来，一面心系传统，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维系着与传统之根的联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度”的把握，则需要新非遗舞蹈创作者的文化自觉，它需要创作者站在高于民间文化的位置去自觉地理解、把握和创新这种文化，通过向民间采风、萃取非遗舞蹈优质文化基因来坚持民族文化的根骨，通过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提升作品的思想品质，通过符合当代审美的形式创新来实现非遗舞蹈的现代化转化，进而使新非遗舞蹈作品成为一种具有更高文化价值的艺术样式，引领新时代非遗舞蹈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佑玲.从历史中走来：舞蹈教育家与舞蹈学科自觉[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

[2]高鸣.“非遗舞蹈”的场域类型与当代表达[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1（6）：86-90.

[3]廖萍，王海英.寓传于教——广东岭南民族民间舞蹈的课堂传承[J].舞蹈，2015（5）：56-57.

[4]张德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艺作品的精神支柱[J].中国文艺评论，2020（10）：21-24.

[5]高艳杰. 试论当代中国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1）：82-85.

[6]刘建军.概括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N].光明日报，2014-08-18（11）.

[7]蓝凡.非遗舞蹈论（下）[J].民族艺术研究，2019，32（6）：90-99.

[8]许锐.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舞蹈文化活体——透视70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三次勃兴[J].艺术评论，2019（12）：2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