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在抗战期刊中的民众动员作用

2023-05-30毛真好

今古文创 2023年7期

【摘要】《抗战》三日刊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由邹韬奋创办的著名刊物，抗战初期在引导战时民众思想和动员全国团结抗战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其中刊发的部分通俗性文艺作品，不仅形式多样，而且极具号召力、鼓动性，同样起到了动员民众的作用，间接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应有贡献。

【关键词】《抗战》三日刊；文艺作品；抗战初期；民众动员；全民抗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7-002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7.009

1937年8月19日，《抗战》三日刊创刊于上海，主编为邹韬奋。该刊介于报纸和杂志之间，逢三、六、九日发行，至1938年7月7日最后一期，共出版86期。期间经历被迫更名、恢复原名、停刊一月和编辑部迁往武汉等，可谓时运多舛。作为最高发行量达30万份的著名刊物，《抗战》三日刊在引导战时民众思想和动员全国团结抗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力求适合抗战紧急时期的需要” ①，《抗战》三日刊在紧密的出版周期里，不遗余力地报道了战局信息和战时常识，并以社论、时评、通讯、特载等形式宣传全面抗战的必要性，除此之外，另有诗歌、漫画、散文、报告文学、随笔等通俗性文艺作品，同样具有鼓舞性和战斗性。

一、韬奋与《抗战》三日刊：在事实上表现中国的确能够抵抗到底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七君子”之一的韬奋刚被释放，结束了243天的牢狱生活。甫一出狱，他便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仅用五天，便创办了一本新的刊物。他认为，抗战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事实上表现中国的确能够抵抗到底，所以，这个刊物就叫《抗战》。②

在此之前，韬奋主编过《生活》周刊，一手将这本中华职教社的机关刊物转变成时事新闻性刊物；他创办的《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和《生活日报》，始终致力于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他还参与创建生活书店，通过书刊的出版发行，团结进步的作家和翻译家，向广大读者传播抗日救国思想，引导千百万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至于《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仍将其视作文化救国思想的舆论阵地，希望在民众动员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编辑室”在创刊号上宣布“本刊任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③该刊栏目并非一成不变，除前文提及的社论、漫画等，还有短评、杂感、信箱等，主要内容为：及时跟进战局进展，报道抗战信息和战事分析；介绍外交动态和国际形势，有日本和苏联等国的情况，也有其他国家的表态和声援；宣传全面抗战和抨击妥协论调的文章和诗歌，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来件及领导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事迹；刊登各地通讯和读者来信，以第一视角展现抗战初期民众的生活、工作、战斗。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诗歌为代表的部分文艺作品，它们所占篇幅不大，题材却多样，简洁明快，通俗易懂，在满篇“战斗的檄文”中独树一帜，体现一定艺术价值的同时，于情感抒发中达到动员效果。

通过对86期《抗战》三日刊的梳理，可以明确该刊为真正的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冯玉祥赞其“诚为今日抗战中之指针”。④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曾做过生活书店总编辑的胡绳，在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本的《重印前言》中也写道：“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刚从狱中出来的韬奋如何精力充沛地走上抗日救亡的舆论前线，也可以看到抗日战争初期的复杂形势和当时从人民群众中掀起的救亡运动的热潮——在救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群众力量是抗日战争能够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八年取得最后胜利，为中华民族打开生路的基本因素。”⑤但于此之外，《抗战》三日刊又可以称得上是每期都刊发文艺作品的非文艺期刊，它的作者群堪称阵容豪华，史无前例——存续不到一年时间的《抗战》三日刊，集合了330多位作者。比如社会活动家宋庆龄、何香凝、钱亦石，“七君子”李公朴、沈钧儒、史良、章乃器，军界要人冯玉祥，文化名人茅盾、曹聚仁、郭沫若，中共领导人叶剑英、潘汉年，以及胡愈之、張仲实、沈兹久、金仲华、胡绳、杜重远、金端苓、钱俊瑞等生活书店各刊物的撰稿人、编委、主要负责人，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无论是在前方还是在后方，无论是向来“以笔为剑”还是“文字拙劣，不脱丘八本色”⑥，都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抗战决心和对刊物的支持，相信自己的国家能够团结一致，抵抗到底。

二、《抗战》三日刊中的文艺作品及其特征

“七七事变”后，上海即成为国统区新闻出版事业的中心，因此抗战期刊层出不穷，这迎合了当时社会形势和民众心理的需要。这些大众媒体由于其肩负社会功能和舆论动员等功能，承担的责任也是多重的。韬奋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发动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类别的作者共同为《抗战》三日刊撰文，亦是由于他们怀着强烈的爱国责任感投身创作中，同时，这种热情和使命感，也促使大量优秀作品见诸媒体中，起到了极佳的宣传效果。

据统计，《抗战》三日刊的文艺作品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

（一）诗歌

诗歌是《抗战》三日刊中除社论、时评等外最多见的文体，偏文学，篇幅较短，通常对仗工整。作者有冯玉祥、郭沫若、关露、劳荣、沈钧儒、钱亦石等，甚至何香凝也贡献了一篇。其中以冯玉祥将军发表最多，计有24篇，第7号的《开步走》，借日本兵到大沽已形势严峻来呼吁民众共同抗战：“同胞们哪，誓死抵抗莫犹豫，收复失地趁时机！”

中共地下党员、著名作家、《女声》月刊创办者关露撰写了两篇诗作，一篇为第3号的《女国民》，另一篇为第11号的《重建起自由的城堡》。关露的诗歌创作没有个人的琐事与伤怀，也不涉足风花雪月，而是充满着时代的气息，如她自己所说，是“推动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前进” ⑦，因此在这两首诗中，我们同样感受到她在鼓舞着民众的斗志，如“起来，女同胞们，我们要保卫伤的士兵，挽救危亡的国土，打退民族的敌人！”“现在，民族战斗的队伍已显出了示威的抵抗，‘还我河山’‘不作奴隶’的旗帜已在胜利的阳光里飘扬。”她的文字仿佛就是战斗的武器，通过具有鼓动性的语言唤起读者的觉醒。钱亦石亦有一篇诗作《保卫上海》刊登在第3号，前后提到四句“大家起来”，要“保卫上海”，要“流出最后一滴血，战到最后一条枪”，要“炸毁侵略者得阵营，把敌机赶回东京”。应该说，作者们希望通过诗歌创作来表明，单纯的军事动员已不能起到抗敌制胜的效果，根本途径在于要“全民族的整个抗战” ⑧。

（二）漫画、木刻

漫画界是美术界首先投入抗敌救亡宣传的群体。几乎与《抗战》三日刊同时创刊的《救亡漫画》，便是由全国漫画家协会和漫画界救亡协会发起的，主编为鲁少飞、王敦庆，创刊号上蔡若虹的一幅《全民抗战的巨浪》引起过巨大轰动。抗战时期的作者跨“刊”工作并不罕见，鲁少飞和蔡若虹同时也为《抗战》三日刊提供作品。蔡若虹有14幅作品，鲁少飞则写了一篇《抗战与漫画》发表在第15号上。蔡若虹第3号上的漫画《敌与我》是两幅作品，“敌”为《日本民众不愿战的惨象》，“我”为《全民族抗战》，通过对比鼓励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战中去，在气势上压倒敌军。他还在23号和26号上分别发表了《抗战到“底”》与《加紧团结》，以及在16号上发表木刻作品《同心合力扶起这倾危的“十字架”》，既大声呼吁要全民团结一致抗战，又毫不留情批判妥协投降派的虚情假意。

画家陈烟桥同样有一幅作品《武装起来》刊登在第21号，作为载体，木刻作品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民众觉醒，是团结抗日力量的有力武器。

（三）通讯

通讯是运用记叙、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新闻事件或典型人物的一种报道形式。《抗战》三日刊主要为各地方通讯，其他为战地通讯与特约通讯，不同于报告文学的具体、翔实，也不同于诗歌的洗练，通讯总体来说细节上丰富、全面，形式上散文、对谈皆有之，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地方通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涉及城市有南京、太原、天津、武汉、南昌等，以第14号欣晓的《被蹂躏的天津》为例，介绍了被轰炸和军事占领后的天津，在交通、治安、文化等方面遭到的破坏，讽刺汉奸在做出卖祖国的工作，一盘散沙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战地通讯是作者深入到第一线，以亲身经历为线索，描绘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想。如1937年8月29日第4号樊放的《到前线去！——同战士们的谈话》，是通过对前线战士的采访来展现他们英勇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老乡，中国不会败吧？’几个小工好奇的问他们。‘败！败对得起这面包吗！死在这儿也不能退，退是小舅子！’他们脸红了，额上绷出了青筋，好像有人辱骂了他一样。”不难看出，来自战斗前线的新闻，并非只有充斥着隆隆炮火或冲锋陷阵，作者通篇采用问答方式，从侧面表达军民怀有必胜的信念。特约通讯是邀请特约通讯员在当地将重大新闻事件或采访人物发回的报道。1937年9月6日第6号柳湜《奔赴前线》一文是以书信形式记录作者本人离开上海奔赴华北前线各战区的一路见闻，收信对象为韬奋，这篇通讯可谓民众动员的“范文”，在正面报道我们防备、军容、军事后，信的结尾进行了恳切地呼吁：“希望大家放弃彼此派别的偏见，在合理的统制之下，动员一切的人力物力，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随后的一期，1937年9月9日第7号又刊登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员刘良模的《苏州河巡礼》，作者站在苏州河边，满眼尽是难民不断、浮尸遍河，心碎之余坚定信念，自己要“到内地去”，要沿着苏州河“向内地进发”，这是在“全面抗战中一句极切实的口号”。事实上，他这样说了、写了，也做到了，《抗战》三日刊上发表了他18篇文章，他不仅在两天后发回了《到了内地以后》的通讯，还在一个月后讨论《伤兵的善后问题》；他参与到服务军人的工作中，以身作则，直到1938年6月29日第85号还撰文《快把羔羊变成铁的队伍》，继续动员青年同志们为民族解放而组织起来，为保卫家乡英勇战斗。

以上这些通讯约占《抗战》三日刊文章总数的十分之一，从中可以看出抗战以来各地的实情实景和个人的战地工作情况，几乎每篇通讯都在字里行间对读者进行着动员，宣传全民抗战的重要性，或警醒或鼓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斗志。

（四）日记、游记

创刊号的“编辑室”宣布本刊任务时，就表示希望作家和读者多多赐教，后特开辟“战场回忆”栏目，选登部分军人的日记、通信等。第26号是一篇某营营长喻延龄的日记摘录，横跨九日，记述了长途行军的艰苦和躲避敌机轰炸的幸运等，充分显示出前线作战非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第27号是程玉振的《一个小兵寄给同学的信》。程玉振是某连队小兵，也是一个中学生，他受伤后在病床上给两位同学写信，信中表达了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信念，鼓励好友“努力地组织大众，领导大众走上救国的大路”。

《抗战》三日刊中最出名的游记当属杜重远的《到新疆去》与韬奋的《桂游回忆》，皆为连载。1937年到1938年间，杜重远多次远赴天山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他将在新疆各个时期亲身感受和搜集的丰富材料记下来，整理成文发表在该刊上，宣传了新疆在文化、教育、工业、林业、水利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桂游回忆》刊登在31—49号上，是韬奋回忆上海沦陷后，他从香港经广西抵达汉口的一路观感，肯定了广西在抗战期间的建设，赞扬了广西在组织民众训练上比较有办法，但在由下而上的主动性方面应更进一步加强。

日记、游记体裁的文章在《抗戰》三日刊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此类文艺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们在历史使命感的指引下的有感而作，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他们并不在意宏大的叙事，也无意让自己置于旗手的地位，仅仅是抒发朴素的爱国之情。如果能够引起共情和共鸣，起到动员大众的作用，正是这些作品的独特贡献。

（五）人物速写、随笔

人物速写在《抗战》三日刊中数量不算多，但篇幅较长，采写对象也比较重量级。具有代表性的几篇有第44号张仲实的《忆钱亦石先生》、第70号冰莹的《白崇禧将军印象记》、第83号臧克家的《突出徐州后的李宗仁将军》。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或抗日将领无差别地出现在同一本刊物上，且作者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党派人士，足见该刊坚持统一抗战的决心和信念。

随笔包括战地随笔和杂感，如第34号黄源的战地随笔《一个沦陷了的城市》，全篇是对故乡这座小城的否定——既不灌输以国家的观念，又表现不出抗敌的精神。再如第45号茅盾的《“抗战文艺展望”之发端》一文，告诫文艺工作者“赶快要使我们的工作真真是长期抗战中的工作”，即“为了长期抗战的工作”。

随笔作为散文的一个分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兼有议论和抒情两种特性，是过去社会较为流行的一种文体。杂感当作零星的感想，同样抒情、叙事或议论不拘，他与随笔一样，都是用轻松、口语化的语气表明态度，以讲道理的方式号召民众打起精神，共同抗日。

三、《抗战》三日刊文艺作品呈现的意义

《抗战》三日刊作为抗战初期的一本重要刊物，在介绍战争情况、传递战场信息、宣传动员全民族抗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亦有中共领导人潘汉年的功劳，他不仅撰文12篇，反复强调“必须站在民族立场上结合成一条阵线” ⑨，“团结与动员全国人民，一致拥护抗战到底” ⑩，还在编辑部迁至武汉后，常去汉口文化街“金城文具公司”楼上，与大家“确定《抗战》三日刊下期主题，并为这个刊物撰写时评文章”。⑪也因此，一些研究者、读者常常忽略了“抗战”中的“文艺”元素。1100篇文章里，通俗性文艺作品并非主流，但是这本刊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到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后，抗战时期的救亡文艺宣传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广大文化界人士意识到“动员全国文化界，以参加抗战建国，厉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应该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事” ⑫，在这种号召和影响下，《抗战》三日刊继续发表更多形式的文艺作品，像第67号刊登了光未然和冼星海创作的歌曲《纪念五一节》，“努力抗战莫彷徨，工人的阵线坚如钢”的歌词都真实再现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抗战形势。显而易见，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在《抗战》三日刊的民众动员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一）唤醒民众觉醒，团结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就有了很大变化，全国团结一致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从创刊号上张仲实的《全面抗战的展开》即可看出：“自‘九一八’以来，也可以说，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我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敌御侮的情绪，从没有目前地这样高涨。这也就是我们这次全面抗战胜利的一个主要保证。”国难当头，进步文艺首当其冲成为唤醒民众的号角，进步文学家、艺术家也立刻审时度势点燃民众的精神之火，郭沫若亲自题写“抗战颂”三个字，以一首诗歌发出呐喊：“同胞们，我们大家振作起来，一点也不要失望，不要惊惶，我们要抗战十年八年，抗战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当然，民众的意识还不够主动、强烈，《抗战》三日刊许多文章都无时无刻强调抗战需要全民共同觉醒，第17号上，特地采用了胡绳的通讯《文化中心》，指出要将文化中心迁移到武汉所面临的现实是，武汉“民众运动还不够蓬勃”，武汉“群众的政治动员离抗战所要求的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因此民众动员势在必行。

动员全民抗战，实际上也是动员文化工作者共同肩负起战时的责任。全民，是从上到下，从官到民，不分老幼，不分职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另一块战场上，他们担当起了文化宣传的重任，他们所创作的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所提高的全民族团结抗战情绪，是最好的民族记忆。

（二）宣传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统一战线

《抗战》三日刊第32号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来件《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这是直接宣传中共在全民抗战中的政治影响。第27号的一篇《战时旅行日记》，作者立波是一位到战区旅行的游客，沿途中偶遇从前线下来的东北骑兵，讲起八路军“就露出非常敬慕的神色”，对方告知在榆次见到贺龙，对他的印象“太好了太好了” ！立波在华北还见识到老百姓对八路军的爱戴，满目皆是“拥护第八路军北上抗日”和“拥护第八路军收复失地”的标语，这实际上正是《抗战》三日刊侧面表达，真正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⑬

59—72号连载现代剧作家舒湮《边区实录》，从政制的轮廓、困境中的财政、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民众动员的特质与任务、民众动员的技术、一般文化的建设等13个专题，对我党政权建设实践各方面做了系统报道，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政绩，也赞扬了民众动员的可靠性。

（三）赞颂军人英勇抗战，激发民众爱国热情

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抗战》三日刊刊载了不少文章描述和赞颂。像何香凝发表在第30号上《赠前线将士》，只有短短四句话：“前者牺牲后者师，家家儿女送寒衣；感君勇敢沙场去，留得忠名万古垂。”不仅有力地宣传了抵御外辱的民族精神，同时也鼓励了一批批热血青年走向抗日战场，在精神层面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又如第8号陆诒的《星夜上前线》。众所周知，陆诒是著名的新闻记者、战地记者，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蔡廷锴、冯玉祥等抗日将领，《抗战》三日刊发表了他四篇文章，《星夜上前线》为第一篇，主要讲述他作为记者要深入抗战的火线，目睹战士们时时处于危险却极尽所能保护他们这些记者和所有中国人，深受感动，于是用笔来抒情，发出只有拼命在后方战斗工作，才能“保障前方将士鲜血换来的军事胜利”的感慨：“黑暗尽管笼罩在四周，但抗战的前线上，正闪耀着民族自救的烽火！我们要坚韧的踏完这一段艰苦的历程，从黑暗走到光明！”散文化的表述无疑升华了民族情感，凝聚了民族力量，是战争初期民众动员有效手段之一。

四、结语

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大量进步报刊应运而生，除了《抗战》三日刊外，还有《呐喊》《救亡日报》《战时大学》《七月》等，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便是在反映战争现实之余，都注意发表多种形式的通俗性文艺作品来提高民族情绪和认识⑭。不同的是，《抗战》三日刊在出版频率和作者群的规模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虽然存在时间不算最长，但影响巨大，一度甚至部分地取代了政府的声音。⑮这其中，抗战文艺功不可没——肩负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双重使命。研究《抗战》三日刊文艺作品所表达的态度和立场，既有助于了解这些作品在民众动员中的历史价值与教育意义，又能够为抗战期刊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注释：

①《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19日第1号，第7页。

②邹嘉骊：《韬奋年谱》中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338页。

③《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19日第1号，第7页。

④邹嘉骊：《韜奋年谱》中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353页。

⑤韬奋编：《抗战》三日刊影印本《重印前言》，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⑥邹嘉骊：《韬奋年谱》中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353页。

⑦张清湘、管青青：《关露及其诗歌创作》，《文学教育·下半月》2008年第11期，第18页。

⑧生活书店史稿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96页。

⑨《抗战》三日刊，1937年9月3日第5号，第8页。

⑩《抗战》三日刊，1937年11月9日第25号，第5页。

⑪张仲实：《言犹在耳记忆仍新——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段》，《人民日报》1985年1月8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