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颖

【摘要】 《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是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的经典著作，他通过引用“两极化价值观”的概念将人的主观情性与客观的地理环境辩证融合在一起，提出了“浪漫地理学”，这一大胆新奇又符合现实的想法让地理学与人类精神充分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崇高”的美学意味，即人类在面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超越身体感知的过程中更倾向于追求充满妩媚与恐惧、高度与深度的“崇高”。康德的“三大批判”在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崇高”作为康德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沟通了认识与道德、理论与实践、自然与自由，从康德“崇高论”视角下来分析《浪漫地理学》中的崇高美学意味，其中不仅展现了人类对抗自然的力量，还充分體现了人格精神。

【关键词】《浪漫地理学》；康德；崇高美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7-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7.005

“崇高”作为西方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最早提出“崇高”这一范畴并对其作出理论阐释的人是古罗马的朗吉努斯，他的《论崇高》从修辞学角度论述了文章具备崇高风格的五个来源：掌控伟人的思想、慷慨激昂的热情、修辞格的藻饰、高雅的措辞和生动的布局。[1]1674年，新古典主义者布瓦洛将其译成法文之后，在十七八世纪风行一时，号称是“新古典主义者的圣经”。此后，西方古近代史上的美学大家，如博克、康德、席勒、黑格尔等人沿着朗基努斯的思路，对“崇高”不断进行探讨，赋予了“崇高”更多的美学意义。

本文之所以选择从康德的“崇高论”视角出发去探究《浪漫地理学》中“崇高”的美学价值，是因为康德的“崇高论”美学紧紧围绕着“人”为中心展开，他充分肯定人在超越自然过程中道德和精神上的胜利，这在《浪漫地理学》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在《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一书中，段义孚先生将 “崇高”与“浪漫主义”“哥特”“颓废”都视作对崇尚稳定的生活的常规的反抗 [2]3，正是在这种反抗当中，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了对高山、海洋、雨林、沙漠和冰原等这一类恶劣环境的克服，从而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这本著作以人类情感和精神的构成方式为出发点，向我们展示了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独特考察，作为一部赞扬人类精神超越常规的地理学之作，其中对人性、人情的重视和探讨为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价值。

除此之外，康德的“崇高论”作为审美判断因为不涉及明确的目的而具备很强的现实意义：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不要过分地追求利益，这对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文明的永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由是，本文基于段义孚先生的《浪漫地理学》为主要文本，以康德“崇高论”为主要视角努力探究人类与地理环境互动中体现的“崇高”的美学价值。

一、浪漫主义与地理学的辩证融合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出现在欧洲的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其暗含一种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和反抗，能够激发人的热情。历史学家雅克· 巴赞将浪漫主义的性情概括为“对能量的敬仰、道德的热忱、原初的禀赋，对于人类伟岸与卑微、强大与悲苦之矛盾的认知”[2]3。在现代性和理性主义发展的浪潮中，浪漫主义仍然作为一种精神指引，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中。

相对而言，地理学却脚踏实地，充满常识，作为一种描述性记载地理知识为主的知识学，与浪漫主义的风格可谓大相径庭，故而人们很少将二者放在一起讨论。就连段义孚先生自己也认为 “浪漫”与“地理学”放在一起很矛盾，但他还是大胆新奇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并就此提出两个问题：地理学是否可以被视为浪漫的学科以及浪漫地理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他对此给出肯定的答案，并在书的开篇就谈到，曾经有那么一个英勇探险的年代，是具备“浪漫地理学”的特质的，那时被称为“浪漫的地理学者”并不是用冷冰冰的图片或文字来展现世界真实的样貌，而是通过自己的探险，用自我的官能感知真正地领会和理解这个世界。

为了进一步论证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他从“两极化价值”“地球及其自然环境”“间奏：健全却平凡”“城市”“人类”五个部分出发，以众多丰富多彩的地理学案例将“浪漫主义”与地理学辩证地融合在了一起，不仅在地理学领域拥有了新的话语表征，而且其中更是包含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地理学精神。[3] 地理学虽是脚踏实地、充满常识、人类生存所必需，但浪漫主义的介入，能让地理学激发人类对能量的敬仰和对道德的热忱。不仅地理学如此，科学事业也是一样，“若没有对超越人类身体感知的崇高的渴求，若没有倾听这宇宙之音的精神的耳朵，就难于取得真正的优秀的科学成就。”[2]184

二、浪漫地理学中的“崇高”价值的美学体现

（一）二元价值的转换

两极化价值作为浪漫地理学的基础，既暗含了人类能够接受极端情况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其中又暗含了一种对现实“超越”的可能性，它充分影响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认识和判断。人类通常习惯将光明、秩序、高大视为积极意味的词，将黑暗、凌乱、低矮视为负面意味的词，并将二者对立起来看待。段义孚先生在肯定这一事实的同时，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可以实现价值互换。比如，白色既可以代表智慧与纯净，也可以代表死亡和无能；好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一定失调的基础上，它需要一定程度的无序来激发社会的压力和矛盾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就跟任何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一样，世界上不会存在绝对完美的作品。

两极化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指引，在人们日常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转换中体现了崇高。康德认为，崇高并不涉及对可感世界中客体事物的判断，而是某种思想和情感的转变。两极化价值观作为一种思想指引，在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惯常认识和评价中能够实现价值的转换，而这一转换正好体现了崇高。

（二）自然环境的反思

康德将“崇高”分为两种：数学上的崇高和力学上的崇高。前者特点在于，对象体积的无限大是数学的计算方式永远达不到的一种绝对的大；后者特点在于，对象之大是指能引起人的恐惧和崇敬的那种巨大的威力。这两种崇高形式虽然是由对象（自然界）引起的，却不存在于对象（自然界）之中，而存在于人的心灵里面。正如康德所说，崇高不单单是一种由于自然力量散发出来的强大威力引起我们内心的激动，或恐惧或崇敬，而是更多地由于我们内部具有一种理性的能力可以远远地超越自然界的强大威力。[4]

段义孚在书中提到的诸如高山、海洋、雨林、沙漠、冰原等这些众多不宜人类居住的自然区域，就类似于数学上的崇高，它们在体积上的无限大主观地适合着我们对大的估量的认识能力，并且由于它们自身的一些特点，例如高山的高、大海的深等等由于不能用数学或逻辑方式来计算和测量，所以我们的感官对其难以把握，因此这种“大”会无限地扩大我们的想象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初的这些自然区域让人们得以畏惧的原因。就比如，高山之所以让人感到恐惧，是因为山的最初概念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会被认为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女巫的住所等等。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道路系统的改善，科研兴趣的提升，以及18世纪对“崇高”的美学追求，让人对高山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了第二种崇高，即力量的崇高，它是一种能够克服巨大阻碍的能力，是人通过自己超感官的、绝对认识的能力在内心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然后将这种伟大力量转化到自然的对象上去，最终就会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比如，人们会根据现实情况建立山间疗养院，在满足身体健康等物质层面需求的同时，也会考虑到精神层面的需要。同时，登山这类运动也变成了一种时尚，最初因客观方面的原因，登山只是作为一项事业开展，后来由于主观原因，登山成为人们的一种乐趣，即他们想要体验高山带来那种感觉，在邂逅超脱于现世的美丽之后还能在宇宙中寻觅欢愉。

不仅如此，人类对海洋、雨林、沙漠、冰原等的重新认识以及最终的克服都是一种意志的胜利，都体现了“崇高”。在面对粗犷雄伟的大自然时，人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生理上的渺小，但心灵会意识到自己使命的崇高性，意识到心灵中的理性能力远远地超过了自然，所以人类自身的力量能够将他们的思想从居住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转而倾向于满足愉悦和智慧的需求，所以能够在世界不同地方都能创造出那些伟大或平凡的事物。同时，那些极地探险家的冒险之举，若不是出于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考虑，而是出于对自然、宇宙以及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那么他们在探索自由的过程中就体现了崇高。康德认为，崇高是无功利的，是自然通向自由的中间环节，正是由于他们坚持不懈、乐此不疲地追求自己所追求的，没有什么必须的原因，所以他们的“超凡脱俗”为他们的精神世界带来巨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三）城市生活的探索

段义孚将城市作为崇高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一个城市的尊严，通过尽可能远地脱离土地的束缚而获得。城市开始尝试将天堂里的秩序和尊严带到人间，通过切断其农业根基，驯服寒冬，变夜为昼，以及约束感性的人体以扩展脑力来实现”[2]113。城市的出现是人类与自然长期相处和探索的结果，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人类如此行事，以便在城市里体验高度与深度——所谓的‘崇高’。”[2]113

城市通过切断其农业根基，具有了超越自然规则的魅力，符合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涵。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人类生活的渗入，城市开始变得“混乱”：城市空间的拥挤，环境的污染等等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的接触，但即便如此，人类也会想到应对的解决措施——屋顶花园的建立能够进行绿色有机种植；利用城市的微环境能够引进生态技术等等的措施可以来抵制由全球经济带来的添加化学药剂的城市工业化作物和产品。段义孚认为，虽然食物的生产不是浪漫的，但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和探索则是浪漫的。除此之外，段义孚先生还提到，人类对城市寒冬的驯服、对黑夜的战胜等等改变了自然界的作息规律，这其中，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功不可没。

城市作为“人类之理想、人类之卓越、道德、智慧可以完全实现的地方”[2]137，让它具备了“生命和光明”的意义，与此同时，城市也充满了黑暗和死亡的气息。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全球资本的迅速扩展，城市的喧嚣也会滋生人的厌恶感，人性的冷漠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开始变得困难。康德认为，崇高的情操比优美的情操更为强而有力，若没有优美情操来替换和伴随，崇高的情感就会使人厌倦而不能长久地感到满足。[5]7所以，段义孚说，城市为我们展现的远不止优美——还有崇高。城市展现的“崇高”，是一种交织着压力和痛苦的提升生活的体验。[2]140

（四）人类精神的赞扬

康德认为，在道德品质上，唯有真正的德行才是崇高的。[5]12“而真正的德行只能是根植于原则之上，原则越是普遍，它们也就越崇高和高贵”[5]14。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具备“真正的德行” ？

段义孚从“个体”概念出发，为三类极具代表性的“个人主义者”单设一章，分别是美学家、英雄和圣人，他认为“这些极具个人性的個体的故事，更多地受到内在情感与理想的推动，更倾向于脱离群体之常规，简言之，更加浪漫” [2]152，同时也更为崇高。美学家精神轻盈，姿态优雅，品质崇高，充满活力，因而浪漫；英雄依靠直觉和冲动，不带有任何目的，不计较任何得失，甚至不顾个人安危而心甘情愿地冒着危险克服种种困难，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力量和美德以及精神战胜肉体的事实让他们成为当之无愧的浪漫主义者；圣人如方济各和戴伊一般，前者坚守人人生而平等的信仰，尊重世间万物以及世间之人，他心甘情愿地亲吻一位麻风病人，在经历苦难的过程中孜孜不倦地探求世间之公平和正义；后者积极投身在社会主义事业之中，设身处地为穷人着想，尊重他人，虽不太情愿亲吻一位醉酒妇女的嘴，但二人各具特色，都能称得上浪漫主义者，因为“善良体现在一些细小的瞬间行为上”。[2]171这三类极具代表性的“‘个体’从作为生物体到作为文化体的演进的探究”[2]151的过程中，身上所散发出的“优越性”远远地超越了平凡人的道德高度，这种高度是“普遍的友善、正义的基础”[5]13，为了达到这个高度，他们就必须超越平凡人对生存和舒适生活的渴望而根植于原则之上，“这些原则不是思辨的规律而是一种感觉的意识，它活在人的胸中而且它扩张到远远超出了同情和殷勤的特殊基础之外。”[5]14 “一旦这种感觉上升到它所应有的普遍性，那么它就是崇高的”[5]13，平凡人或想一个幸福的家庭或想一份优厚的工作或追逐一些生活的愉悦，但他们作为“人类”发展的代表，身上所拥有的恭谦的品质、骑士般的理想，以及那些来自原则本性的动机让他们“维持在人性中的善意的最高基础之上”[5]19，这是极为崇高的。

三、结论与讨论

朗基努斯作为提出“崇高”概念的奠基者，虽是从修辞学角度出发，但实际的美学意义无非两种；一是崇高体现在自然界中，即那些“不平凡”“伟大”的事物；二是崇高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人格的伟大、精神的高远以及感情的炽烈。而后的美学家沿着这一思路，提出关于崇高的各种想法。总体而言，崇高作为审美范畴，客观地存在于自然与社会当中，并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作用，由此产生崇高感。段义孚的《浪漫地理学》一书在探索人性与大地关系的互动中充分展现了崇高的美学力量，在地理学中积极地融入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不仅展现了人类对抗自然的力量，其中还充分地体现了人格精神，这在康德的“崇高论”里得到了强有力的论证。康德的“崇高论”特别强调道德性质和理性基础，充分肯定人在超越自然过程中的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强大作用，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和提升人的道德情怀和理性思维，还对及时弥补由于物质文明快速发展而导致精神文明缺失的现象有着强大的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崇高感在优化人类价值取向的同时，对促进生态文明的健康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但由于康德所提出的两种崇高形式，无论是数学上的崇高还是力量上的崇高，都来自主体的心灵，过度强调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力量而忽视了对客观现实存在的分析，这使得他的崇高论完全陷入了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当中，这是他的理论缺陷。后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康德的主观“崇高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认为崇高是事物本身，而不是这个事物唤起的任何思想。他举例说卡兹别克山、大海、恺撒大帝或伽图本身就是雄伟的，并不是因为主体的心灵，而是对象本身。因此，在研究《浪漫地理学》中的崇高的美学价值时，我们还要结合其他美学家的崇高论思想，以便多元化地展现《浪漫地理学》中的崇高的美学价值，来弥补康德“崇高论”视角下研究的不足。

参考文献：

[1]朗吉努斯.论崇高[M].王洁导读注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2]（美）段义孚.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M].陆小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3]郭文.浪漫主义地理学：探索人性与大地互动中崇高卓越的景观[J].地理研究，2021，40（11）：3242-3252.

[4]（德）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德）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