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虹 谢圣

摘要 新时代农民对职业农民身份的认同是有效解决当下“三农”问题的关键。以鄂西N地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等，对该地区职业农民身份自我认同现状加以调研，发现N地农民对农民身份的认同程度高，对农民职业的认同度低，表现为弱性职业坚守现象。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调研结果加以讨论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乡村振兴；职业农民；身份认同；弱性坚守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09-0244-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3.09.057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farmers’ identity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is the key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current “three rural” problems. Taking N land in Western Hubei as the obje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lfidentity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this are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case interview. It is found that farmers in region N have a high degree of identity of farmers and a low degree of identity of farmers’ occupation，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persistence of weak occupation. Based on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urvey resul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Rural vitalization；Professional farmers；Identity；Weak persistence

基金项目 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1ZD150）；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2102483033）。

作者简介 李虹（1972—），女，湖北钟祥人，教授，硕士，从事传媒教育、广播电视、乡村文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农村、农民等一系列现实难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在“三农”中，新时代农民对职业农民这个身份的认同，又是解决当下农村、农业的一个关键问题。但在我国地域辽阔的乡村，由于地理位置、历史原因等，导致我国乡村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农民对职业农民的认知也不同。笔者以鄂西N地涉農家庭的3代农人为例，对当下农民的职业身份认同展开调研，以期了解其身份认同的现状，并对其影响因素加以分析，以期对新时代乡村持续振兴所需的本土化乡村人才建设提供参考。

1 逻辑起点：新时代职业农民身份认同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1.1 新时代农村劳动力现状

国家农业经济发展部2012年就提出“新时代职业农民”这一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也以“具有中国精神、懂科技、会经营”，对新时代职业农民的内涵加以界定，赋予新时代职业农命“新”特点，但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检测数据报告中不难发现，全国农民工总量比上一年增长2.4%，从学历层次看，在全部农民工中，有0.8%未上过学、13.7%读过小学、56.0%属于初中文化程度、17.0%的人接受过高中教育、只有12.6%的人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教育，而在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只有8.5%［1］，与国家乡村振兴所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比，显然还存在较大差距。

1.2 新时代职业农民的身份认同与乡村振兴

为了加快推进乡村振兴，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要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吸引外来人员积极投身乡村建设［2］。而要吸引各类人才自愿投身农村建设，前提是他们从心理上认同自己的农业职业及农民身份，并具有职业荣誉感。所以，新型职业农民身份认同的内涵研究，就包括农民身份的认同和对农民职业认同两个方面。

身份是指社会角色，是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或集体的关系，如教师、工人、农民等；职业是指个人服务社会并从中获得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3］。身份认同就是个体在一个特殊情景中，如何建构“我是谁”的问题。对于身份认同的定义，中西学者观点不同，西方学者认为，“身份认同是对某一或某些特定身份的占有与承诺”［4］，国内学者则认为“身份认同是人们对所属的群体身份的自我认定，并愿意为此群体的规范付出行为”［5］。在中西方学者对身份认同的定义中既包含有心理层面的认同，即占有、自我认定，也包括行动方面对认定或占有身份的尽责，即为所属群体规则的维护、遵守或模仿［6］。可见，若一个人心理上对自己身份认同程度高，其在心理上就会表现为对所属身份及其职业的热爱、忠诚和强烈的事业心，行动上就会为了自己所属身份群体的事业更好发展，表现出不畏艰难、持之以恒的品质。但同一身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同，其所属群体的规则是有区别的，具体到新时代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认同问题，就是思想上热爱自己的身份，能认清新时代“农村的现代化就是国家的现代化”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自觉为所属身份事业——乡村社会振兴事业注入新活力和新动能。因此，新时代职业农民身份认同及其职业认同的程度，与乡村事业的振兴是相辅相成、有机融合并成正比例关系的，即农民对职业农民身份认同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在乡村持续振兴中产生显著效果。

2 现实考察：农民职业与身份的分离

2.1 抽样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可行性、科学性和前瞻性，该研究选择的样本对象包括传统农民（即农一代）、新型农民（即农二代）和未来可能的准农民（即农三代），其中更倾向于对农二代、农三代的研究；学历层次上，更倾向于对大专及其以上人群的调研。最后收回的有效问卷316份符合预期基本假设。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由表1可知，在收回的316份问卷数据中，男性154人占比48.73%，女性162人占比51.27%，性别分布较好。从出生年代看，农一代（1970年代及其以前）、农二代（80、90后）［7］、农三代（00、10后）的数据分布如下：在回收的316份样本中，农一代48人占比15.19%，农二代累计144人占比45.64%，农三代累计124人占比39.24%。从接受教育情况看，接受大专及大学本科教育的人数240人，占比75.95%，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合计13人，占比4.11%，他们是未来乡村振兴的潜力股，他们的认知将会为未来乡村人才发展提供参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体现在经济层面，就是以县域经济圈主导下的城乡融合，样本中关于长期居住地调研结果显示，长期居住在县级及以下的人员190人，占比60.13%，与县域经济联系密切的地级市占比20.57%，人员居住绝大多数城乡两级联系密切，根据历史上农民的社会流动特点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是未来乡村的“城归”群体［7］。

为了进一步确定研究样本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该研究通过设计对身份的间接认知了解样本对象对“三农”的了解程度以及样本研究的信度（表2）。

从表1、表2可知，表1样本中男女几乎各占半；决定家庭现在和未来生活走向的农二代、农三代占8成多；最符合未来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潜力的大学本、专科生占近8成；居住地离乡村文化最近的县级及以下行政区人口占6成，若加上地级市居住人口，也达到了8成。表2数据显示，样本中只有占比8.23%的26人无涉农亲友，有9成（290人）受访者与农民有交集，且目前仍然生活在农民家庭的占比64.24%。为了避免与农民无关的被调研者因不了解农民而随意回答涉农的专业性问题，研究设计跳转答题，让与农民有交集的被试者来回答与农民相关的问题，以最大化保证样本数据的真实性、科学性。

2.2 抽样调查样本中农民身份认同的现状

2.2.1 不同语境下农民身份认同态度迥然。

对农民身份认同的调研中，为获得与农民有交集样本的真实想法，问卷首先设计基于自我认同语境（即我者）的关于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及对自我身份的认知，然后再从基于他人评价（即他者）情景，设计关于他者对我者身份的评价，让被调查者来对他者对我者的认定加以评价，其结果截然不同，见表3。

表3（3-1）数据显示，样本中家庭经济来源排第一的是“其他”183人，占样本总人数的63.1%，其次是传统的粮食作物，占比39.13%，再次是養殖业和经济作物（含药材）占比15.17%和12.41%，最后是蔬菜基地和果园，占比都不到10%。从经济收入看，涉农家庭中，主要收入来源已经不再是与土地相关的产业，但问及是否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时，有90.69%的人是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的，可见农民收入来源是否依靠土地或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自己农民身份的认同。但问及来自他者对农民身份认定的态度是否同意时，结果只有20.25%的人是认同他者对自己的身份判断，与表3（3-2）的态度迥然。可见对于身份的认定，不同语境下不同，来自我者和来自他者的认定效果截然不同。

样本群体在不同语境下，对自我身份认同态度迥异，主要原因如下：从自我归类理论的视角看，当人与社会的关系被提出来时，自我概念的认知和行为会受到社会和个人两种成分的控制，表现出一种去个性化特征，显示一种有序的行为方式［8］，因此就出现了如上表3（3-2）的结果。根据社会身份认同理论，当身份认同的根源来自对不同群体间的倾斜对比而产生时，个体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对非所属群体（外群体）的歧视表现出一种对抗式解读［9］，并会影响其知觉、态度和行动［9］，如表3（3-3）的结果。

2.2.2 积极身份认同与消极职业认同并存。

个体自我认同感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一个人应对生活挑战的态度和对幸福感体验的获得程度［10］。为了进一步探究样本群体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认同程度是否发自个体内心，笔者又从当下个体对国家惠农政策的态度及其对未来是否立志为农村工作服务的角度设计相关话题，进一步调查样本对象潜意识中对农民身份的认同程度，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样本群体在主动对待国家涉农政策的态度上，只有48.73%的人持积极态度；当问及未来是否愿意从事农业类职业时，只有24.37%的人愿意加入农村的未来建设，和表3中90.69%的人认可自己农民身份的数据比相差很大。个体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持消极态度并不是因为对农民身份的不自信。表4数据显示，76.21%的农民不为自己的农民身份而感到自卑，可见样本对象对农民身份的认同是持有积极态度的，而对于农民职业身份的认同态度是比较消极的，表现在不关心与农业相关的信息。

3 理论反思：职业农民身份认同的认知心理分析

自我认同感指个体是否认同自己以及对认同自己程度的体现，但认同不仅是简单个人心理过程，也是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也是不断变化的［4］。为了探究影响农民职业身份认同的因素，该研究运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农民积极身份认同与消极职业身份认同加以探讨。

3.1 积极的身份认同：“尊重需求”的满足

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类需求由低到高会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5个层次的心理需要［11］。以下对样本对象心理上对自身身份认同的需求进行分析。

从表3中90.69%的人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中不难发现，样本对象对农民身份持积极态度。在访谈中发现这种现象与社会对“三农”政策的扶持正相关，具体表现为新时代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统一界定为居民的户籍制，让乡村居民感受到和过去比，乡村人民在教育、医疗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方面都与城市市民具有同步同等共享的机会；村村通路、通车、通水、通网等带来的公共设施与城乡一体的便利化；各种惠农政策，让农民感受到国家对“三农”的关爱，满足了农民生理、安全、社交和尊重的需求。同时在调查中还发现，乡村中出现的农村户口“易出难进”的落户问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引起的“家有三分地”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安全感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农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所以当问及“是否为农民身份感到自卑”时，出现了表4中76.21%的受访者“从不会”的积极回應，表现出农民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自豪、自信和幸福感。

3.2 消极的职业认同：“安全需求”的缺失

职业认同是职业人的自我概念［13］，是个人服务社会并从中获得报酬，以满足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工作，若所属职业满足个体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职业者就会对该职业产生正向认同，形成积极的职业行为倾向，反之产生消极认同［12］。

从表3中农业能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物质保障只占39.13%，远远低于63.1%的“其他”不难发现，农民职业的主要劳动对象——土地生产资料因难以抗拒自然灾害影响的现实，并不能满足新时代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需求理论来看，土地能给家庭经济生活带来的仅仅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还不能完全给他们带来安全需要，特别是在全国人民都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下，这种单一的土地生产并不能完全给农民带来安全需求，必然不利于农民职业身份归属感的形成，这一结果从表4中只有24.37%的样本对象愿意将来留在农村工作可以看出，当下农民对农民职业的认同程度不容乐观。

从心理学视角看，职业认同感的心理感受是随着时间和与工作相关的经历发展而来［13］。回看历史不难发现，在同一历史时期，农民职业的原始、落后、卖体力、缺乏创新的刻板印象仍然固化在社会各个领域，这从《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偏低可以窥见。

3.3 弱性职业坚守：传统农业生产空间的产物

弱性职业坚守，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该研究从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提出，是由传统农业生产特有的农忙、农闲的季节性空间衍生而来。在对N地调查中也发现，大量农民大多数情况会选择在农事工作完成的空闲时间再去从事其他职业的工作，表现出多重职业者特征，他们的这种“多重职业者能够平衡多个职业并投身于这些职业中”［14］，从表3中农民收入的多元化也可以窥见，但他们多重职业的处理逻辑，是以优先满足农业劳作基础上再去追求其他职业的工作，即便其他工作与农事工作发生冲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不会完全放弃农事工作，可能会通过协商等方式兼顾，也就是说，农民对自身农民职业的认同并没有放弃，从表3中90.69%的农民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表4中76.21%的受访人员不会为农民身份自卑的数据可以窥见。基于农民的这种多重职业身份，笔者引用学者杜敏“斜杠青年”［14］概念的提出逻辑，为了便于与其他具有多重职业的人群加以区分，该研究对具有农民职业特质但又可以拥有多重职业的当代农民以“斜杠农民”的概念呈现。

分析这些“斜杠农民”对自己第一职业的事业所持态度，从表5对“李子柒诗意化美丽乡村生活”认可度的调查中，有48.1%的认可，有19.94%保持中立，可以窥见更多的被调查者从思想上，对未来美丽乡村生活是持积极态度的；从表5对未来农业生产在“资金、技术、人才”给予帮扶的建议和期望的数据可知，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农业的当代价值的认识是较深刻的，对农业的未来充满期待。“斜杠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这种依附特点，体现在其对职业身份认同上表现为一种弱黏性坚守的特质。

综上可知，根据美国新闻学与社会学教授戴维森著名的“第三人效果理论”，每一个接收到大众媒介信息的受众会预期，此信息对其他受众的影响要大于对自己的影响［15］。样本对象中出现的“斜杠农民”与职业农民若即若离的弱性关系，看似农民与农民职业拉开了距离，表现出农业与我无关的表象，但第三人效果影响，不以人的主观认知为转移，而是客观存在的；同时，“斜杠农民”的多元化职业特征，也验证了费孝通先生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是和泥土分不开的，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回归”便是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血液之中的一种文化意识，是中国特有的小农生产方式影响并遗留的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基因［16］。

4 结论与建议

乡村振兴中本土化人才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主力军，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中指出，要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根据费孝通先生的“回归”理论，新时代乡村社会要吸引更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爱农村的本土化农民“回归”，一是要在农村社会打造创新性文化氛围，为“城归”人员创造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二是打造农产品优质品牌价值，让农业生产从增量转变为增质，让农民体验到活有体面、做有尊严；三是赋能农产品及其衍生产品价值，让农村一二三产业同步同向发展，让“斜杠农民”农事之余时间增值，让农民从农业生产资料中获得安全感和尊严，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农民的职业幸福感和认同感，增强他们对职业身份的认同和依恋，为乡村持续振兴增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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