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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汉字设计史理论体系

2023-05-27陈楠

包装工程 2023年10期
关键词:汉字设计

陈楠

【特别策划】

建构中国汉字设计史理论体系

陈楠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立足设计学的研究视野,从传播学、美学等跨学科视角,梳理兼具信息传播与艺术审美双重功能的汉字文化发展历程,旨在建立新的汉字设计史观,将汉字从纯粹的美术学或文字学中独立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设计研究体系,为汉字设计教育与设计实践提供更为系统完整的理论依据与学术支撑。采用文献调研法、对比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厘清汉字设计相关学术概念,梳理汉字形态与呈现载体的演变以及汉字文化与国计民生的逻辑关联,全面、系统地考察汉字发展中的设计问题。将汉字形态与设计形式的历史演变作为横向发展轴线,挖掘其中潜藏的文化脉络;将汉字设计思维、依托技术载体、实践应用作为纵向发展轴线,探索汉字发展中内在逻辑要素间的关系。首先鲜明地提出“中国汉字设计史”的学术概念,其次从横向与纵向梳理汉字设计史的主体结构,在设计学的视角下建构史论体系,最后将汉字设计智慧与方法运用于艺术设计教学与具体的设计实践之中。以“汉字设计史观”发掘汉字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设计智慧与文化内涵,提升其在艺术设计教育与设计实践领域的文化价值,拓展汉字设计的理论研究空间和实践创作场域,为构建中国汉字设计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

汉字;汉字设计;设计史;设计学;设计教育

2021年笔者撰写的《中国汉字设计史》一书正式出版发行,2023年在清华大学率先开设了同名公共通识选修课,也是该课程在国内首次开设。从理论研究、教学实践两个层面初步建构起了中国汉字设计史的研究体系。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撰写的,目的是解决以下问题:

1)厘清、明确与中国汉字设计史相关的学术概念、定义,并对逻辑脉络系统进行梳理,进一步明确如何从设计学的视角对汉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

2)对中国汉字设计史庞杂的历史资料所讲述的重点内容与研究方法进行强调与提炼,形成较为清晰的知识结构与理论框架。

3)强化了相关论述观点:(1)面对不同维度的汉字设计形式,明确汉字设计史的发展进程绝非单一的正体字主线,进而挖掘多条并行发展的线索,采用不同的设计评价标准和态度,避免用正体字的字形标准讨论创意字体设计的问题;(2)一直存在的对设计功能与装饰美学的争论是影响当下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命题,什么是设计、设计功能是否包括技术功能与心理功能等,汉字设计的历史涉及大量具有此类问题的案例分析;(3)进一步强化科技发展对汉字设计的影响与促进,从19世纪中叶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以来,就凸显了科技进步对设计形式的深刻影响,面对这种影响设计师群体存在积极迎合与反思抵制两种不同的态度,中国汉字设计史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历史事件案例与设计批评的依据。

4)强化了对中国汉字设计史宏观思维结构体系的理解,通过直观可视化的论述,使受众免于陷入对具体设计案例形式的纠缠,可以在更加宏观的视角清晰地看到设计的发展流变。

5)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从创意形式到视觉表现都非常优秀的汉字设计作品,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顾汉字各种书体构型原理与文化传承随意扭曲变形、连笔断笔、增笔减笔的现象,以及违背文字学基本规律、基本原理的各种问题。中国汉字设计史为此提供了汉字设计发展的文化逻辑和学术脉络的必要参照。

1 对“中国汉字设计史”相关学术概念的梳理

对于“中国汉字设计史”学术概念的确立,有必要按照相关概念的逻辑进行必要的梳理,作为本文论述观点的概念基础。

1.1 西方文化语境的“设计”概念

设计(Design)源自拉丁文“de-sinare”,意为“记号、徽章”[1]。从构词法看“design”是复合词,即由前缀“de”和词根“sign”两部分构成,前者含有“向内、向下的实施、计划、制作等动词性语义,后者则具有符号、记号、标记、方案、构思等更为广阔的含义。”1824年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集团的《柯林斯英语词典》按词性对其进行了解读:作为动词,当制定一项调查、政策或制度时,所做的计划和准备。作为不可数名词而言,是指规划和绘制某物详细图纸的过程和艺术,以及被计划和制造的方式。作为可数名词而言,可以指为了展示、建造或制作某物而绘制的图纸,也可以指用来装饰某物的线条或形状的图案,还可以指在做事之前脑海里的总体计划或意图[2]。1857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字典》指出:设计源自16世纪意大利语"designare",具备更有指向性的“以草图的方式表达艺术家心中的创作意图”,也就是通过线条等手段将隐藏在艺术家心中的构思、想象等以图形的方式现实化。由法语单词"désigner"加强而来,意为“指定”。主要包括:一是指对某物的不同部分的总体安排,如建筑物、书籍、机器等;二是指通过绘制计划、制作计算机模型等来决定事物外观、工作方式的艺术或过程;三是指可以用来制作某物的图纸或计划——作为装饰的线条和形状的排列;四是指计划或意图[3]。18世纪末,英国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版)将“Design”限定在艺术范畴之内并定义为:艺术作品平面、立体、结构、轮廓的线条、形状在比例、动态以及审美方面的协调[4]。直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催生了“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现代设计”概念的产生,设计的概念才打破了美术、艺术的限定而具备更为宽广的含义,材料的性能、加工方法等都被纳入考量之中[5],逐渐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设计体系”。20世纪中叶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入人们的视野,生态设计、绿色设计进一步拓展了设计的边界。21世纪以来数字媒体、人工智能(AI)重塑了设计的定义,正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在《人工科学》中认为的“凡是以现存情形改变成向往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6]”一样,“设计”一词具有了更广阔的文化属性。

综上,从设计词汇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专业的事实来看,它确实是在工业革命现代机器生产推动下诞生的近现代社会的新事物,这也就使人们形成了“设计”一词只属于现代社会的刻板印象。但事实与之相反,设计活动、设计思想始终随着人类造物史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设计法则、设计体系和设计文化。

1.2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设计”流变

“设计”在我国始见于《说文解字》:“设,施陈也,从言从殳;殳,使人也。”“计,会也,筭(算)也,从言从十[7]。”意为:陈列、布置、安排、计算等。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中关于“设”“计”的释义和《说文解字》基本相同,二者皆有“使人、计谋、陈设”等意思[8]。在1928年出版的《辞海》中解释为:设计是指“根据一定要求,对某项工作预先制定图样、方案,如服装设计、厂房设计”。这里的“设计”更倾向于“Project”,并非由艺术设计独享,特别是指工程类的方案、计划,即通过一定的物质手段制造具有实用价值的物品的计划与构想。但也有另一个解释是:“造型艺术术语,意为广义的一切造型活动的构思计划、实施方案[9]。”在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中既有广义的含义——“在做某项工作之前预先制定的方案”,也有狭义的含义——“记号、徽章,或根据一定要求对某项工作预先制定图样”[10]。这种广义的设计蕴含着人类活动的文明成果,具有“泛概念”的特征。

虽然对“设计”一词的近现代梳理具有当下语境的时代含义,但这种设计行为也可以通过许多其他词汇加以表述。《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11]。以“器”表达“开物”的设计内涵。《孙子兵法·谋攻篇》“欲攻敌,必先谋”,“谋”开始具备了谋划、规划,设下“计谋”或“圈套”的意思。继而设计的内涵向“计谋”“圈套”“装饰”“营造、经营”“工艺美术”“图案”[12]等领域进行延展,具有某种“泛设计”的概念。《诗经·大雅·灵台》的“经始灵台,经之营之[13]”进一步明确了建筑和绘画中“意匠”“经营”的含义和地位。“装饰”源自《后汉书·逸民传·梁鸿》:“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意为打扮、修饰、装潢、点缀、装点、装饰品等[14],既是造物设计的手段,也是美化器物的方法,是中国古代造物的重要内容。南齐谢赫[15]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经营·位置是也”;北宋郭熙[16]在《林泉高致》中提出“凡经营下笔,必合天地”,将设计的地位提升到造物过程的首要位置。而后元代的《蜀锦谱》、明代的《髹饰录》《天工开物》、清代的《小山画谱》等著作将“经营”推广到更加广阔的应用领域。1920年蔡元培先生在《美术的起源》中提出:狭义的美术专指建筑、造像(雕刻)、图画与工艺美术(包装饰品)。而广义的美术还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等[17]。“图案”是20世纪30年代由陈之佛、李叔同等从日本引入的。陈之佛在1937年出版的《图案构成法》中认为:“图案”是日本人的译意,并在中国普遍使用。同时,诸葛铠在《裂变中的传承》中认为:“汉语中的动词‘设计’大约与‘图案’同时出现[18]。”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图案”在庞薰琹、雷圭元、张仃等前辈的努力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图案的系统化、本土化,促使了中国图案学的诞生,培养了一批批设计人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艺美术设计事业。此后,“工艺美术”的内涵和范畴逐渐缩小,成为“手工艺”或“特种手工艺”“工艺品的美术加工”的同义词[19];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设计构成”(德语为Gestaltung,形态)从日本经中国香港引入内地,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主线[5]。

综上,不难发现中国“设计”及“设计思想”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蕴含着中华民族的设计智慧和文脉基因,“工”“艺”“工艺美术”“造物”“计谋”“经营”“意匠”“图案”“装饰”都具有某些“设计”的特征。一些外来词汇甚至因为不同时期的不同翻译,渐渐形成了超越各自本身的概念含义。因此,研究中国传统设计问题不能被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翻译的词汇所累,将设计行为相对统一的概念认知作为研究中国汉字设计史的历史观依据,需要在满足目标和约束的前提下,全面考虑美学、功能、经济及社会政治因素与特定环境下的设计形态的相互作用,进而展开设计和研究。

1.3 设计史与中国设计史

设计史是设计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正如前文所述,尽管设计行为从人类文明早期便已经产生,但作为专业概念词汇的“设计”却是在近代工业革命背景下创造出来的,设计史的研究是建立在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约翰·温克尔曼(Johan Joachin Winkelmann)以及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艺术史基础上的,虽然艺术与设计同根同源,但16世纪瓦萨里将艺术纳入历史研究范畴的时候,设计就并未纳入艺术的考察范围,导致与设计有关的手工艺未能进入艺术史研究的序列中,即使英国美术史协会主席尼古拉斯·佩夫斯纳(Antoine peusner)的《社会美术史》《现代运动的先驱》以及《塘鹅美术史丛书》中以符号学的方法讨论神话并利用设计的方式进行传播,那也仅仅算是对设计史研究的前期探索,20世纪50年代的工艺史还是处于被忽略的历史地位[20]。直到戈特弗里德·桑佩尔(Gottfried Semper)强调工艺的重要作用和威廉·莫里斯将“工艺”与艺术提到同样的位置上,才揭开了现代设计史的研究序幕[21]。1977年英国成立设计史协会(Design History Association)以后,设计史才从装饰艺术史和应用美术史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学科门类[22]。

国际上关于设计史研究模式与方法也在不断演变,传统的西方设计史在书写体例上以编年体和人物史为主,以乔纳森·伍德姆(Jonathan Woodham)的《20世纪的设计》为代表,推动了西方设计史的研究,主要关注日常生活、社会关系、经济消费中的设计问题[23],维克多·马格林2015年出版的《世界设计史》则进一步将设计史的研究视角放大至更宽广的范畴[24]。现代设计史研究从英国设计师协会成立至今只有四十余年,关于设计史大量的学术概念和设计问题还尚待进一步解决。

20世纪70年代现代设计概念进入中国后,国内开始了设计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工艺美术史、装饰艺术史等,虽然针对中国古代“设计”是否纳入设计史的研究范畴在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但也出现了广义设计史观的学术成果,如李立新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胡光华的《中国设计史》、高丰的《中国设计史》等。

1.4 汉字设计与中国汉字设计史

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记录与传播中华文明重要的载体之一,其本身也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汉字设计的内涵可以依据设计的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是指运用设计思维围绕文字形式、创意方法以及实用功能开展的对文字大小、笔画结构、排列、装饰、赋色等方面的字体设计。而广义是指依据汉字发展的规律,考虑和形成更合理的汉字形态,综合考量汉字设计发展中的科技因素,厘清其与汉字发展的互为关系,挖掘其中蕴含的汉字设计思维与方法,并结合少数民族汉字文化圈、东亚汉字文化圈传播中的汉字设计文化等相关问题开展的综合设计及研究。目前汉字研究的学科体系包含:汉字学概论、传统文字学、汉字语言学研究、现代汉字研究、汉字文化学与汉字美学等。其中汉字美学以书法、篆刻、美术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汉字及汉字使用中的美学规律,一般局限于具体汉字的字体分类、设计方法的讲解,这为汉字设计实践及研究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场域。

中国汉字设计史是指系统研究汉字设计的历史,在这一命题中强化“中国”的定语,目的是立足学科特色和时代背景,深入理解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探索新的研究视角,建构汉字设计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首先,从学术概念上摆脱“现代设计”对汉字设计行为、设计思想等的局限和限制,立足于中国设计文化视野,将“装饰”“营造”“经营”“工艺美术”“图案”等概念蕴含的设计文化纳入汉字设计的研究范畴,以宏大的历史文化观审视汉字发展历程的设计现象、设计本质和设计规律。其次是以广义的汉字设计为指导,将汉字发展历程中形态演变的政治因素、科技因素、文化因素以及其设计思维与方法、文化传播与设计等纳入汉字设计史的整体研究,更加全面、宏观地建构中国汉字设计史的研究体系。

1.5 中国汉字设计史的结构体系

中国传统史书的编写体例有通史、断代史、编年体、纪传体、国别体等类型,其中通史、断代史与编年体都是按照一条总的时间线索对历史资料加以编辑的,而纪传体和国别体则是根据并行的多个单位概念自身的时间进程编辑相关历史事件的。近代中国开始使用的章节体是引入西方史观与体式的产物。西方史论较为普遍的体例是史料编辑与理论分析相结合,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整理叙述,以比较个人的史料处理方法,用偏文学与哲理思辨的手法处理历史材料,体现作者独立的思考与学术立场。笛卡尔在方法论中首次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名言,指出研究问题的原则之一就是不接受任何自己不清楚的真理,要尽量避免鲁莽和偏见,只要没有经过自己切身体会的问题,无论是什么权威的结论都可以怀疑[25]。1902年,梁启超首创了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并且与史论结合,用论述叙述史料,用史料证明论述。著名经学大师刘师培1905年发表的学术史研究论文《周末学术史序》是中国学术史上首次运用现代学科分类法[25]。在此启发下,“中国汉字设计史”的理论体系采用的是章节体与传统体裁相结合的综合性体例,不在一条贯穿始终的时间轴上组织汉字设计的历史资料,而是分为不同的问题概念单位,在每一个单位内部再依时间线索组织历史资料。既关注汉字设计的形式美学、表现语言,又重视汉字设计的实用功能,基本包括四个主要部分:(1)其中字形的发展被分为正体、快写、注音、装饰四条并行的主线并加以叙述阐释;(2)科技的发展也是影响汉字设计进程的关键因素,探讨在不同历史阶段汉字如何与工具材料、呈现载体、传播方式等相适应,从而焕发新的设计活力;(3)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受汉字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字书体,并将研究场域扩大到东亚汉字文化圈,发现汉字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价值为汉字设计创新提供了灵感与启发;(4)研究潜藏于汉字设计形式背后的思维与方法,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设计智慧。

汉字设计史理论研究力求从汉字的起源、演变脉络、材料工具、实用方法、编排组版、代表人物、装饰处理以及字体创意七个切入点,多维度、全方位地去讲述汉字的设计发展,梳理了正、草、音、饰四条发展主线,归纳了影响汉字设计发展的因素,深入探索汉字在不同文化圈中传播和发展的基本状况和内在规律,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科技发展对汉字文化发展的影响,挖掘不同角度文化传承的设计思维与方法,分析当下汉字设计所处的形势,使大众更加清晰、全面地了解中国汉字设计发展史,突出了研究理论的体系性以及对经典文本的设计阐释,着力于探索研究型的汉字设计之路。

2 汉字设计四条并行的发展线索

2.1 第一条主线——标准化、规范化的正体字

汉字设计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被视为第一条主线。这一主线描述了历代官方推广使用的标准“正体字”字形的演变过程,见图1。作为记录历史的载体,文字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治理和对外交流的重要工具,代表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形象。汉字形态结构的演变不仅是汉字匠人的智慧,还反映了管理者的美学与功能需求。在文献记载中,仓颉、沮诵、史籀等人以及后来的李斯、蔡邕等重臣都推动了汉字字形设计的发展。

甲骨文和金文是了解汉字起源的两个重要坐标。相对于手刻的甲骨文,铸刻的金文更加精细、完整且更具图画感、装饰性。据此可知,金文更接近官方标准字体。族徽与铭文的仪式感和纪念性也说明了金文比甲骨文更具完整性、装饰性和设计感。青铜器的铸造是一个较为精细的工艺过程,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可以更好地还原文字笔画的弧线转角等细节。工艺与技术的进步使金文具有了圆润的弧线,因为是通过铸造模具制作文字,所以基本上都采用等宽的线条、等距和竖式的编排形式。这种秩序与甲骨文有许多相似之处。现存最早的具有秩序规划的编排设计案例是西周的散氏盘,见图2。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方便国家政令通达和事务管理,通过统一文字实现了“书同文”,对大篆进行简化后,规范设计的小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字体。汉代以后,从隶书发展而来的楷书成为官方文书碑刻的标准字体。而“篆体”被神圣化,主要在玺印、碑额以及书籍封面标题中出现。在推行统一的小篆的同时,嬴政又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因缣帛、竹简的使用和纸张的产生,汉字书写形式和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隶书在汉代逐渐成为官方的主要用字。楷书又名“真书”,是楷模文字、真正文字、标准书体的意思。至唐代,这种规范汉字标准书体的书写水准发展到巅峰。宋徽宗赵佶将画意入字创立了新的楷书书体——瘦金体,书写过程富有节奏感,字体金钩银划,而且大开大合,笔迹瘦劲至瘦而不失其肉,风姿绰约。这是楷书字体设计中重要的案例,对后世字体设计的创新具有启发性。明太祖推崇书法致帖学大盛,在科举取士中皆用楷书答题。横平竖直,整整齐齐,写得像木版印刷体一样,称为“台阁体”。《明史》曰:“度之书,婉丽飘逸,雍容矩度。”清代称为“馆阁体”,这是一种因科举制度而生,广泛应用于官场的专用字体,非常具有正统性。可见,楷书就是汉晋至唐代碑刻、文书中的正体字标准形,后来宋刻本中的楷体、明代的宋体、近代的仿宋体和黑体都是楷体的变化,它们至今仍是正体字的主流字体。

图1 正体字设计的发展历程

图2 西周散氏盘的文字编排设计

2.2 第二条主线——汉字简化、草化的快速书写形式

汉字简化、草化的快速书写方式,一直以来都是与规范标准字体并行发展的[25]。在甲骨文、金文时代,大篆时期的简牍字体和古隶体是为快速书写而生的字体。秦代的统一文字“小篆”并未在具体日常书写中广泛使用,而隶书则成了当时的主要办公日常书体。隶书是通俗、简便、快捷的写法,随着不断的规范化、标准化设计,逐渐形成一种正式书体,甚至曾被称为“楷书”。然而,人们对书写便利、快速的需求从未停止。隶书成为通用的正体之后,一方面向着更加标准的楷书进化,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断追求草书变化的创新。草书并不是楷书的快速书写,它是在篆书、隶书和楷书平行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书体。草书的字形属于汉字三大形态中的流线体,笔画流畅连贯,许多笔画有多种特殊写法,包括对正体的简化、替代,以及应用异体字和俗体字[25]。汉代官方也对草书制定了标准化的字形规范,以解决民间汉字因简化草写带来的字形架构混乱的问题,这种规范化的草书体被称为“章草”,意为有章法可循的标准化草书[25]。这种情况在西文书体中也存在,例如拉丁字母的大小写最初也是因正体与手写体的差异而产生的。汉字在传递信息的层面上一直追求简化和便捷性,因此从隶书到隶草再到草书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书体所应具有的规范性标准。随着印刷术的发明,草书渐渐走向纯艺术表现的方向,产生并积累了大量新的汉字艺术化表现形式。然而,与楷书不同的是,草书并没有像楷书一样向着进一步规范化的方向发展,究其原因是快速书写的实用功能和将其字形笔画加以规范、标准化的问题并未得到重视[25]。

近代的章草大家于右任曾力推“标准草书”,但未成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来自历史,汉代章草规范后的近两千年间,许多著名书法家创作的作品成为书法学习的范本,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字体写法不准确或者存在书写者的个人主观发挥。虽然这些与最初的字法存在差异,但已经成为历史的经典。层出不穷的学习者使之成为约定俗成的形式,这也不能简单地归为错误的写法。另一方面,对草书标准化问题的认识在艺术与实用层面存在差异。从实用书写的角度看,需要标准的字形写法,而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严格的标准化会限制艺术个性的发挥和风格的推陈出新。

本文所述汉字四条主线之一的“草”并不仅仅指狭义的书法概念的“草书”,而是涵盖了汉字发展历史中各种以快速书写为目的所形成的字体设计形式,甚至包括汉字速记符号等,见图3。这是在汉字文化发展脉络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草写的汉字有着连贯的历史传承。一方面,既有的形式法则、审美表达、书写规矩应该得以传承,并活化运用于今天的字体设计与汉字创意设计之中;另一方面,在这条主线中蕴含的设计思维、东方美学也值得进一步挖掘与整理。

图3 汉字草化设计的发展历程

2.3 第三条主线——汉字的注音设计

本文第三条主线探讨的是汉字的注音设计,见图4。汉字是一种同音字较多的语言,因此需要关注音的设计应用来解决同音字混淆的问题。尤其是在学习汉字的初级阶段、对外汉语交流以及汉语言教学中,汉字的注音设计都对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格外重要。在汉字的六书中,“形声”部分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注音设计中不应将汉字的注音与其意义和形象彻底割离。早期的注音方式是一个汉字为另一个汉字注音,且包括音调标注等。同时,在音乐谱也采用汉字作为注音符号,或从汉字的笔画中提取并加以设计,如工尺谱、古琴谱等。

汉字的注音设计方法也影响了朝鲜谚文、日本假名的设计,以及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和地方文字中许多注音符号的设计形式[25]。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交流增强,西方传教士总结了使用西文字母进行汉字注音的方法,如利玛窦所著的《西文奇迹》、法国人金尼阁所著的《西儒耳目资》,以及近代英国人威妥玛设计的威妥玛拼音等。民国时期的注音符号和1958年推广的汉语拼音至今被广泛使用,除了汉字作为装饰元素应用于生活器物的设计和字体设计上之外,汉字注音设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25]。在计算机互联网信息时代,智能输入法也创造性地完成了汉字注音与计算机的融合。

2.4 第四条主线——赋予装饰设计功能的汉字

图4 汉字注音设计的发展历程

图5 汉字装饰设计的发展历程

无论是古代,还是在近现代的政治、军事、商业生活中,汉字都是标志符号设计中重要的设计元素,在品牌标志、刊头字体、宣传标题等设计领域,汉字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25],历史的积累形成汉字装饰艺术设计的丰富成果。清末民初书籍装帧、宣传媒体中的美术字设计、装饰字体设计,受到西文装饰字体与日本美术字等外来形式的影响[26],同时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汉字艺术审美的方法与形式,鲁迅设计了数十种书刊的刊头字体和藏书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大学校徽与《奔流》《呐喊》的封面字体等,追求朴素无华、雅致古朴的设计风格。陈之佛在《图案》的设计中,将文字和图案融为一体,进行整体设计;在《东方杂志》《中国美术会季刊》的设计中,通过底纹突出杂志或书籍的文字主题,以高度平面化、装饰化的形式传达出“东方精神”。张光宇对《三日画报》《上海漫画》《时代》等进行了刊头字体设计。丰子恺设计的《民国课本》,融合了西方元素,简洁明快,生动活泼。新中国成立后,余秉楠设计的“友谊体”字体设计与“海峡两岸一家亲”海报设计等覆盖了政治、商业、文化等领域。石汉瑞(Henry Steiner)设计的《香港希尔顿酒店CI》《Jade Creations公司标志设计》等,创新地将毛笔书法体与英文相结合,凸显了“中西融合”的设计意识[26]。徐学成主持设计的“黑二体”《印刷新字体展评会样本》为改变印刷字体笔形、字形的混乱状态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众多汉字设计作品丰富了汉字艺术设计的内容,延续了这条重要的汉字设计线索。

汉字充分展现了其象形、会意、表音、信息传播与文化传播多重功能的特点。“饰”是汉字设计四条并行发展线索中最具艺术表现力,且最贴近人民生活的一条,同时也是字体字库设计开发、广告文案、创意设计乃至视觉识别系统设计等方面取之不尽的灵感与素材宝库。

3 科技发展对汉字设计的巨大影响

在汉字书法的演变历程中,除了书写者的性格和修养等因素之外,书写工具和材料的改变对汉字演进也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汉字的工具、材料和载体从刻刀、甲骨、青铜、竹木、石材逐渐发展为多种分类系统的笔、颜料、纸张等,最终形成了现在通过屏幕触控就能获得的各种汉字书写方式[25]。科技的发展不断影响着汉字的表现形式,汉字也见证并记录了科技的进步,见图6。

人类的书写工具在科技的推动下不断创新,根据这种变化,人们也创造出一个个新的书体和设计范式。汉字的生命力在适应使用和传播的同时,通过新的字体形态促进了书写工具和载体等相关技术的改良和创新[27]。例如商人在卜筮时将经过整治的龟甲或兽骨放在火上灼烤,根据裂缝的形态决定吉凶,汉字就因这种凿刻与涂抹朱砂的方式而成为甲骨文字;冶炼技术的发展和青铜铸造水平的提高造就了金文字的圆润、规范、优美;毛笔在简牍和缣帛上的书写,使人们手部的控制更个性化,也更流畅,提按力度的变化增强了汉字的表现力。同时,纸张的发明和普及使汉字书写更加自由挥洒,成为真正的艺术,印刷术的发明也极大地改变了以往手写汉字的笔画风格和排列顺序,横平竖直的宋体便是楷书适应雕版印刷的产物。近代金属活字印刷的发展使汉字的规范性、共性、体量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5]。当汉字面临20世纪下半叶计算机革命和个人电脑输入的巨大挑战时,新技术如代码输入法和激光照排也顺应时代而出现,轻松解决了这一难题。

图6 汉字设计中的科学技术

自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社交媒体的繁荣,汉字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论是新增的符号表情还是动态字体的设计开发都能够完全适应并融合于现代社会中[25]。随着科技进步不同阶段的变化,工具从古代的手工处理、近代的机械化处理,到当代的自动化、智能化电脑处理,必然会影响汉字字形的设计和艺术表现风格。这种影响催生了与社会审美相匹配、风格迥异的艺术形态和设计美学。因此,通过科技史的研究视角全面充分地考察、梳理和探讨汉字在不同历史阶段科技变革和社会审美影响下产生的适应性和创新性发展,不仅仅是“汉字的科技史”或“汉字的美学史”,而是通过“汉字的历史”去理解中国“文化史”[25]。这为基于情感与灵感的跨越语言文字学、设计学、传播学的新字体设计概念——“字文化设计”奠定了良好的学理基础,并为新一轮科技巨变,尤其是Chat GPT、Midjourney等人工智能软件介入汉字设计领域,提供了更多参考与启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汉字一定会继续适应并生发出新的表现形式。每次技术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形成某种文化传统和审美范式,汉字适应每一次技术革命的设计进化中也都不断添加着文化的新语言,而非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所依存的脉络是连绵不断的,这或许正是汉字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25]。

4 汉字传播与推广设计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播载体,数千年来在我国各地和相邻地区广泛传播,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密切交流,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少数民族和国家地区直接使用汉字或根据本民族社会文化及语言的特点,在汉字的基础上设计了新的文字。这些设计方法包括假借汉字和自造新字,其中自造新字又包括借用汉字笔画的整体性自造字、借用单个汉字的改造变异字,以及借用汉字偏旁部首重组的仿造字。因此,汉字文化圈的共性与差异主要探讨少数民族文字与亚洲部分国家地区的汉字型民族文字,了解其在创造与使用过程中的设计现象、设计规律,以及蕴含其中的设计思维和艺术设计表现语言[25],见图7。

图7 汉字与民族文字的关系

4.1 少数民族文化圈的文字与艺术创新设计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回族和满族通用汉语外,其中29个少数民族使用了54种文字。这些文字的种类数量大于民族数量的原因是有一些民族使用了多种文字,例如傣族有4种文字,景颇族有2种文字。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建立了由各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许多统治者采取汉化政策,通过学习中原文化实现长久统治。其中,许多少数民族在学习汉族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字体系,例如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等;还有一些创造了与当时民族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的文字,例如纳西族的东巴文、水族的水书等。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许多文字已被废弃不再使用。而女书等一些地方方言注音字母,则是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是汉语汉字变异发展的一种产物,不是某个少数民族专有的文字[25]。

通过少数民族文字创新设计,可以厘清这些文字与不同历史时期汉字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进化发展的变化与衍生,从而建立起一个宏观的汉字设计知识体系;通过理解这些文字创立和使用背后的文化联系,可以研究不同文化间的影响和传播轨迹;一些少数民族根据汉字创造的文字体系中蕴含了字形、注音等多种设计方法,这些对当下的汉字艺术设计创作来说具有借鉴和启发价值;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老文字体系,虽然许多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但是在促进国家多民族团结繁荣、推动地域性文化传播等方面仍然会成为重要的设计符号载体[25]。

4.2 东亚文化圈的文字与艺术创新设计

数千年来,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亚洲乃至世界,作为文化承载符号的汉字成为许多与中国毗邻国家和地区的应用文字。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和越南在历史上都曾使用汉字,其中有一些到今天仍在使用;汉语、汉字在新加坡分别被称为“华语”“华文”,至今仍是官方语言和文字之一,汉字长期作为官方文字和用于文化交流的国际文字存在。汉字文化圈的各国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也渐渐发展出适用于本地语言特点并更有利于普及推广的注音、符号或表音文字[25],如日本语的假名和朝鲜语的谚文。日本、越南等国还能根据汉字的造字原理创造出许多新汉字。一些汉字设计的风格、方法甚至反向传播回中国,形成更加密切的沟通与交融。由于历史原因,晚清至今一百多年间,中国内地(大陆)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这三个地区的汉字进化历程也不是同步发展的。一方面是因为汉字简化运动导致的繁简之别;另一方面,由于发展的不同步,许多繁体字形也有不少差异,许多不同时代的字形、异体字被不同的地区选用,所以即使使用的是繁体汉字,也会存在不一样的现象。历史上,朝鲜半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本民族文字,汉字传入朝鲜半岛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朝鲜半岛出土的大量中国战国时期的古钱币可以证明,最迟在那一时期(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汉字就随贸易往来从陆路传入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汉字长期是古代朝鲜的官方文字,公元7世纪,朝鲜人开始用汉字音义来标记朝鲜语,史称“吏读”。在借鉴了其他民族文字的经验并受佛教表音文字的启发后,1443 年,朝鲜的世宗大王召集众多学者创制了字母方案,刊印《训民正音》一书,又称“谚文”[25]。由于向中国学习,朝鲜半岛历史上很早就有书法艺术,称为“书艺”。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汉字书法艺术逐渐减少,出现了用汉字书法笔法书写韩文的新趋势。韩文的字体设计最早依据的也是汉字的不同书体以及美术字设计方法,但随着现代设计的发展,也出现了如著名设计师安尚秀独创的“安体”那样具有突破性的优秀作品,这是一套具有现代设计精神,突破了汉字方块字思维限定的新韩文字体。这种突破对中国汉字设计的传承与创新来说同样具有启发意义[25]。目前,汉字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各种设计精美的汉字牌匾、旗帜随处可见,在商业开发中使用汉字的品牌标志和广告也比比皆是。此外,书道艺术非常普及,并存在许多涉及汉字的仪式和活动。由于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视以及汉字使用的广泛深入,日本的汉字艺术与设计非常发达。无论是字体创意设计的应用还是应用字库的设计都值得我们学习。在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汉字设计也有许多成功的探索成果。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使汉字更广泛地应用于现代设计之中。拉丁字母与汉字结合的设计形式也在商业设计之中出现,并且在改革开放以来对汉字设计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5 汉字设计的思维与方法论

本文所定义的“汉字设计”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狭义的汉字字体设计、汉字装饰、图形创意设计与广义的汉字设计思维与文化推广设计等。由于现代设计的许多概念与研究方法都基于西方传统哲学与科学体系,所以中国古代的许多设计问题并未以设计的视角加以诠释而被归入艺术或工艺美术范畴,但汉字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符号,其自身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美的形态要素,更隐藏着大量有待发掘的创意设计思维与方法,需要通过社会背景、人文环境去一窥“设计”形式背后的奥秘。因此,有关汉字发展史设计思维、艺术美学和设计方法论的挖掘与分析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能帮助设计师构建更加合理、科学的汉字文化体系,为汉字设计的创新提供有思维深度的支撑和依据,也可以提炼出在更广阔的设计领域运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设计方法论。

汉字设计思维与方法的研究对象包括:汉字检字法、输入法中的模件思维、汉字拆字法中的模件思维、汉字笔顺与阅读顺序中的设计问题、汉字设计与网格、“帖学”与“碑学”之争折射的汉字艺术美学范式、汉字书写笔迹中的设计问题、甲骨文书法与字文化设计等[25],见图8。

图8 汉字设计中的设计思维

6 结语

通过厘清汉字演变与文化发展、科技变革、思维更新的内在逻辑脉络,立足设计学、传播学和美学的宏观视角,建立了独特的汉字设计史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汉字设计史”学术概念新表述,将汉字在“设计学”的维度下形成相对独立的史论研究体系,对推动学术界“设计史观”下的汉字设计研讨、研究,指导相关设计实践具有重要意义[27]。主要归纳了三个方面的贡献和意义:首先,本文提供了汉字字体形态设计本身发展的理论依据。可以发现,现代印刷术与计算机输入字体的形式法则、美学风格无不源于传统文字形态,历史中汉字随着科技进步进行了设计、调整应变,还应对了计算机进入设计领域所产生的剧烈冲击,汉字通过五笔输入法、拼音输入法以及各类设计软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回顾历史,分析研究在不同时代的科技革命、社会进步到来之时,汉字都相应地产生了哪些新形式、新方法,如何使之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进而梳理汉字特殊的文化地位与不间断的生命力之间的深层关系,剖析科技进步、审美变迁与汉字设计演进的内在逻辑,找寻传统到现代转型中汉字设计清晰的发展脉络。这将为当代设计在面对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时如何实现汉字设计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参考。其次,本文为汉字适应新的传播方式并开展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借鉴依据。作为拥有记录语言、信息传播与文化象征符号多重身份的汉字,在汉字文化圈的社会生活中也有着广泛的设计应用,如公共空间导视、海报招贴、报刊书籍、生活用品以及医疗药物等,在社会生活与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中汉字无处不在。一方面通过分析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与汉字相关的创造使用过程中的现象、规律、原理及思维方式,指出汉字是各民族汉字型文字的母体,也可以反过来赋予当代汉字设计精神与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对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地区汉字文化的特点以及传播脉络的梳理,整理这些学习、改造、发展汉字的设计资料,为汉字设计在新时代中汉字及汉字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与创新提供借鉴。再次,汉字设计史中的设计思维与方法论对当代艺术设计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以汉字设计传承与创新的发展脉络为线索,挖掘潜藏于汉字艺术审美和信息传播功能背后的设计思维与方法,为探索研究型的汉字设计实践与创新之路提供了指导依据。二是这些植根中华民族文化深处凝练而成的设计思维与方法同样适用于更广泛的现代建筑、服装和产品等设计领域,具有实际的指导价值。最后,尽管学术界主要集中在汉字发展史、构形史、传播史、美学史、书法史和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设计、工艺美术和图案设计等概念仍存在争议,但这些研究结果对构建、丰富和完善中国汉字研究的学术体系、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来说具有支撑意义。

因此,需要从“设计学”的研究视角出发,以鲜明的设计历史观来厘清汉字设计史相关概念。通过研究分析古代汉字相关的创作活动,全面研究汉字设计发展的影响因素、互为关系以及潜藏其中的设计思维和方法的“全貌”,建构相对完整、全面、立体的中国汉字设计理论体系和研究体系。这是助力新时代汉字研究学术体系、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路径,能更好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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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History

CHEN Na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The work aims to sort out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both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artistic aesthetic func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vision of design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communication, aesthetics, etc., so as to establish a novel historical view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and separate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pure art or typography, thus forming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esign research system, and providing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education and design practice with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cademic support.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search, comparative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other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the academic concepts related to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were clarifie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and presentation carriers were combed, the logical context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and national livelihoods were sorted out, and the design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examined in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manner.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 and design style was used as the horizontal axis of development to explore the hidden cultural contex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logical el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was explor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thinking, supporting technical carrier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s the vertical axis.Firstly, the concept of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was distinctly proposed. Secondly,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was sorted out from bot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latitudes. The historical theoretical system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nd then the accumulated wisdom and methods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were applied to art and design teaching, and concrete design practice. The "historical view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can be used to explore the profound design wisdom and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enhance the cultural value in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and design practice and expa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space and practical creation field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ary,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Chinese character;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design history; design; design education

TB472

A

1001-3563(2023)10-0012-12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10.002

2023–01–22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项目(G1912)

陈楠(1972—),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责任编辑:马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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