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杨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引言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经过我党不懈的努力，已于2020年全部实现扶贫，宣告着我国已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的减贫成绩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认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大幅下降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了70%。但扶贫任务远远没有结束，具有多重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则可能逐步显现，反贫困是长期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意味着消除了绝对贫困后，我国的反贫任务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和阶段，脱贫攻坚的重心将转向相对贫困，识别方法上会以多维贫困为主。

目前，我国正积极倡导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扶贫工作后的又一个重点，乡村振兴能够有效地衔接脱贫攻坚，为脱贫农民提供生活持续改善的基础，减小了返贫的风险，增加了脱贫农民的福利待遇，提高农民幸福度水平，乡村振兴是脱贫农村居民进一步改善生活的又一重大方针政策。

低收入群体在物质基础、发展能力以及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上仍是困难群体，其在发展能力及收入水平的提升上面临较多的瓶颈，形成了新的相对贫困群体，而相对贫困群体(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幸福度水平亟需提升。“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贫困造成的心理落差容易使农民降低幸福度水平，形成相对贫困的原因较多，发展能力不足、权利和分配不公等是成为贫困的重要因素。牟秋菊认为，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的差异是形成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贫困人群的重要原因。陈基平等则认为，经济增长使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问题是相对贫困形成的重要原因。章文光等则认为，技术上的匮乏，资金不足，发生重大疾病是导致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乡村振兴，是我党深刻把握我国新发展阶段农村发展新特征新要求做出的决策部署。作为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目前，学术界关于脱贫问题与乡村振兴问题大多只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很少有进行实证分析。当前，学术界有多种衡量幸福度水平的指标，本文以收入为主要指标，并兼顾其他贫困因素和福利因素，作为本文多维贫困测度的衡量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多维贫困指数，以A-F法测量的多维贫困指数衡量幸福度水平，并以基础设施条件为中介变量研究区位条件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机制。

1 多维贫困的测度与幸福度水平

1.1 多维贫困的界定

多维贫困是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并经过众多福利经济学的学者不断完善。多维贫困指数的测度方法很多，目前学术界主流的方法是Alkire和Foster于2010提出的多维贫困指数测度方法。学术界将2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称为A-F双界限法，A-F双界限法是目前学术界作为考察多维贫困指数的有效工具之一。

1.2 我国多维贫困的测度

本文借鉴了多位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决定采用A-F双界限法计算的多维贫困指数来测度我国各地的多维贫困情况。

对我国各地区多维贫困指数进行测度，并对各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异质性分析。根据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公布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则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而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广西、内蒙古。以上述分类作为区域异质性分析的标准，在构建全国总体多维贫困指数的同时，兼顾各区域的多维贫困指数。

本文运用2018年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CFPS数据库作为我国权威的数据库之一，涵盖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6000户家庭的全部成员，在剔除无效样本后，本文选取的微观有效样本数量为32768个体样本，本研究按照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异质性研究，通过系统抽样方法获取得到本研究的样本。

在借鉴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实操性，本文选取包括收入、健康和医疗、住房设施等3个维度7项指标，维度和指标的具体选取标准和分类方法见表1。在取得多维贫困指数的基础上，以基础设施条件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

本研究除CFPS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外，还利用了其他来源的数据。其中，社会福利(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村卫生室数、养老机构数)及控制变量包含的各个指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涝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均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9年)。

表1 多维贫困指标体系选取

我国及各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测算结果见表2。从全国范围来看，2018年全国有8.4%农村居民存在任意一个维度的贫困，其深度指数为1.930741，贫困程度指数为0.162211。说明2018年农村居民的多维贫困程度较小，贫困程度低，但深度很高，说明当时部分贫困地区仍与富裕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

从各地区来看，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由于统计的原因、多维贫困指标临界值选取的原因和数据筛选方式等原因导致无法测量外，其他地区均可正常测量。其中，2018年上海仅有0.1%的农村居民存在任意一个维度的贫困，其贫困程度指数仅有0.077574，多维贫困程度最低，结果显示出上海市的农民在防范多维贫困的措施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其次，北京市仅有0.4%的农村居民存在任意一个维度的贫困，其贫困程度指数仅有0.117089，北京市的农民依然取得了显著的防止多维贫困的成效。而四川省则有15.9%的农村居民存在任意一个维度的贫困，其贫困指数为0.220503。从表2可以看出，贫困指数最低的3个省份是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而贫困指数最高的3个省份是辽宁省、海南省和吉林省。其中辽宁省10.5%的农村居民存在任意一个维度的贫困，海南省有15.4%的农村居民存在任意一个维度的贫困，吉林省有10.9%的农村居民存在任意一个维度的贫困。说明上海市的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程度最低，农村居民存在多维贫困的现象较少，多维贫困解困的效果最好，四川省存在多维贫困的农村居民最多，多维贫困覆盖面广，辽宁省多维贫困的贫困指数最高，多维贫困程度最深，鉴于所选取指标和数据筛选上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测量结果有待进一步优化。

表2 我国各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

表3 东、中、西地区多维贫困指数

从东部、中部和西部3部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多维贫困较其他地区相比，存在较好的态势，仅有6.4%的农村居民存在任意一个维度的贫困，其深度指数为2.225703，贫困程度指数为0.143312。说明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贫困程度指数低，但存在发展速度不一致的情况，致使贫困深度指数较高。中部地区的多维贫困情况与东部相比，有待改善，但表现比西部地区好，有6.9%的农村居民存在任意一个维度的贫困，其深度指数为2.21222，贫困程度指数为0.152095。说明中部地区发展速度较快，仅次于东部地区，且多维贫困程度相差不大，而且贫困深度指数与东部地区相比，表现较为良好，说明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比较重视均衡发展。西部地区多维贫困情况亟待改善，有12.4%的农村居民存在任意一个维度的贫困，其深度指数为1.585591，贫困程度指数为0.196283。说明虽然西部地区多维贫困程度最为严重，但是发展较为均衡。

1.3 以多维贫困指数衡量幸福度

学术界关于衡量幸福度水平的指标目前还尚未取得统一的标准。有学者选择健康水平作为衡量标准，有学者则为了获取第一手数据，选择利用李克特量表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研，让接受调查的对象自评。如，有些学者以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度来测量幸福度水平；徐慧等通过调研获取一手数据的方式，来直接获取被调查个体的幸福度自评水平；李强等则基于被调研对象不同，使用的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来进行相关研究；卢玉婷等使用的是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做实证分析。目前，国内也有学者设想通过使用多维贫困指数来测度居民的幸福度水平，但并未实践。虽然上述方法在实证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农民的生活水平却最能反映出其幸福度，以多维贫困指数构建的衡量指标可以有效地反映出农民的生活水平，进而反映出农民的幸福度水平。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筛选整理原始数据，形成可供研究的面板数据，利用A-F法测度多维贫困指数，以此来衡量幸福度水平。

2 我国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多维贫困的维度分解

本文对利用A-F双界限法测量多维贫困程度M指数进行分解。通过贫困分解，测算各指标的贡献率。这一分解方法可以发现导致多维贫困问题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明确多维扶贫的具体方向，为制定因地制宜的扶贫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M指数维度分解公式：

表4 不同维度的贫困指数贡献率

就全国范围来看，2018年住房设施维度贫困贡献率最高，为60.8%，其次是健康与医疗维度，贡献率为15%，最低的是收入维度，仅为7.8%。细化至各指标，其中耐用品贡献率最高为20.1%，其次是饮用水，贡献率为15.4%，贡献率最低为人均年收入，仅为7.8%。说明住房设施对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影响较大，住房设施方面亟待提高，健康与医疗对多维贫困影响较小，说明农村居民的健康与医疗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人均年收入影响程度最低，说明农村居民收入普遍得到了提高，对多维贫困影响不大。从各地区来看，无论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住房设施贡献率都极高，健康与医疗贡献率居中，而人均年收入贡献率较低。说明各地区都亟需提高住房设施来缓解多维贫困，并同时保证健康与医疗水平。细化至各指标，东部地区耐用品贡献率最高为21.8%，其次为饮用水，贡献率为15%，贡献率最低为人均年收入，为6.1%。中部地区贡献率最高依然是耐用品，为21.1%，其次是饮用水，贡献率为17.8%，贡献率最低为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为4.6%。西部地区贡献率最高的是做饭燃料，贡献率为19.8%，其次是耐用品，贡献率为17.7%，贡献率最低的为是否参加医疗保险，贡献率为2.7%。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对多维贫困影响程度最大是耐用品，而西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做饭燃料。东部地区对多维贫困影响程度最小的是人均年收入，而中部与西部地区均为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2.2 社会福利对多维贫困影响的实证分析

2.2.1 研究假设

社会福利是指国家或社会按照立法或政策规定，对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的旨在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各种设施、资金、服务等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社会福利的目的在于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使之得到更多的享受。因此，社会福利对于多维贫困具有一定的减缓作用。其中，村卫生室和养老机构就属于公共福利和老年福利。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老年群体和幼年群体占据了农村人口的大部分，而老年群体和幼年群体相较于青壮年具有更低的健康风险防范能力，更容易患有日常病症，因此更需要配套相应的卫生和医疗服务，来保证其健康诉求。村卫生室数量代表着一个地区对农村医疗的重视程度，对于减缓医疗与健康维度的贫困具有一定作用。因此，建立假设1。

H1：村卫生室数越少，多维贫困现象越严重。

农村养老机构数量代表着一个地区对于养老问题的重视程度。目前，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占据了绝大数，致使家庭养老难以为继，社会养老是对家庭养老的一个有效补充，是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体现了政府对于居民的人文关怀。农村养老机构的设立对于孤寡老人的救助问题有着一定的解决效果，在防止老年返贫的问题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养老机构的数量直接反映了特殊群体(老年人)的多维贫困问题。因此，建立假设2。

H2：农村养老机构数越少，多维贫困现象越严重。

2.2.2 实证结果

Tobit模型适用于受限因变量回归，对处理该类因变量问题上效果优于ols回归，可以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和无偏性，进而满足统计检验要求。受限因变量指因变量的观测值是连续的，但是受到某种限制，得到的观测值并不完全反映因变量的实际状态。本研究是用于被解释变量取值0到1的数学模型，因此对社会福利与农村多维贫困指数关系的分析采用Tobit回归模型。建立方程：

MPI=β+C1X+C2D+ε

式中，MPI表示各省份的多维贫困指数；β表示常数项；X代表核心解释变量(取对数)；D代表控制变量(取对数)；ε代表误差项。本研究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均取对数。变量的计算结果见表5。

表5 多维贫困指数及相关指标值

从表5可以看出，无论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还是除涝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村卫生室数、养老机构数，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可见各地区发展的速度还是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距过于悬殊，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均，但鉴于各地农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数据收集等因素，该指标有待进一步商榷。同样，村卫生室数和养老机构数各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鉴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人口流失等问题，依然需要相对指标来进行衡量。

使用ols和Tobit方法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发现只有村卫生室数显著影响多维贫困指数，见表6，但显著性水平较低，仅为10%，并且村卫生室数正向影响多维贫困指数，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养老机构数并不影响多维贫困指数。

结果说明，村卫生室越多，养老机构数越少，多维贫困指数就越高。这与假设不符，可能原因是发达地区交通方便，农村居民看病住院一般会前往城市就医，而欠发达地区交通不便，农村居民只能就近就医，因此，村卫生室数显著正向影响多维贫困。另外，本研究引入了农业机械总动力、除涝面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等控制变量，并进行ols和Tobit回归，结果显示只有村卫生室数显著正向影响多维贫困，而养老机构数则不再显著影响多维贫困指数。

表6 社会福利对多维贫困影响的回归结果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的幸福度提升路径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A-F法测算了多维贫困指数来衡量农民的幸福度水平，并运用ols和Tobit模型研究社会福利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各地区发展不够均衡，其中东部地区发展最为迅速，中部地区其次，西部地区发展较为缓慢；各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有较大的差别，住房设施维度贫困贡献率最高，其次是健康与医疗维度，最低的是收入维度；村卫生室数对多维贫困影响最为显著，无论是不考虑控制变量，还是考虑控制变量，ols和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都表明村卫生室数最为显著。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大战略，其总要求就包括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尤其是生活富裕直指贫困问题，而生态宜居也涉及到了多维贫困问题，而解决多维贫困问题，可以有效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幸福感。乡村振兴使得农村社会福利普遍提高，促进了农村经济、基础设施、医疗保障等各方面发展，有效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对贫困的缓解有着巨大的帮助。政府方面，西部地区政府应重视交通发展，建设公路、铁路，畅通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连接纽带，建设交通枢纽，使患病农村居民可以前往医疗水平较好的城市就医，避免因农村医疗水平欠缺导致农民得不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东部地区政府应重视均衡发展，发展辖区内较为落后的乡村，并较大投入地支援这些相对落后的村庄，并且东西部地区应相互合作，大力发展交通，使得优质资源互补，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社会方面，随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三次分配的思想，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深入人心。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又一次飞跃与提升。社会各界人士应积极参与到三次分配中来，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来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减缓多维贫困，造福他人，促进更加合理公平的分配机制，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实际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