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晓娇 杨立敏 徐志霞 王嘉琪 杨雅欣

(新疆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2020年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参与农村环境整治，重点治理农村垃圾和生活污水，改善村容村貌[1]。202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年行动计划》中提出，在生活污水治理过程中要强化基层组织作用，完善村规民约，提高村民主人翁意识[2]。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布《三年行动计划》，强调将继续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为重点，重点抓实农村污水治理[3]。陶家宫镇政府对农村污水治理工作高度重视，全面摸清农村污水排放现状、积极编制规划。本研究以陶家宫镇为研究区域，利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获取数据，基于陶家宫镇实际情况提出假设，并通过SPS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假设是否成立，为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果提出对策建议。

1 陶家宫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本概况

陶家宫镇位于哈密市以东5km处，是近郊人口稠密的城市，是城镇化的重要城市，是连接新星市的交通要道，区内10个自然村，39个村民小组，总人口为2万余人。2018年以来，陶家宫镇认真贯彻落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各项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哈密市各乡镇的治理效果上排名靠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形势依然严峻。2018年，哈密市在主城区及周边城镇进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初步探索后，2019年将工作报告和实施计划下发至各个乡镇，正式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污染问题。镇政府提倡“先动员、后培训、后建设”，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培训形式代替会议，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果得到了大的提升，并且设立农村生活污水的领导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资金保障、技术支撑等工作。截至2022年，陶家宫镇农村生活污水地下收集管网修建率达到88%。

2 模型选择及基本假设

2.1 SFIC模型分析农村生活污水的可行性

SFIC模型具有普便适用性。Ansell和Gash两位学者对100多个案例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个能够阐述一般实践的模型[4]。在实践中，不同国家的许多学者都将SFIC模型应用于实践。此外，该模型充分考虑了影响协同过程的静态变量(催化领导和制度设计)和动态变量(初始条件)。规则的合理性、制度的透明性以及领导人的遴选都在模型中得到体现。同时，动态条件下的历史因素，如主体之间是否有过合作或纠纷，也被纳入模型。一般来说，SFIC模型关注影响协作治理的多个因素。SFIC模型将协同过程作为治理的核心因素，将协作过程设计成循环结构，弥补了以往线性结构的弊端[5]。任何治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协同治理更是如此。协作过程需要所有参与者不断交流合作，修改计划，完善规则，最终在一次次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成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更需要政府、村委会、村民多个主体之间的治理工作，共同实现乡村生态振兴。SFIC模型的影响因素包括权利资源、参与方信任、面对面沟通、互相学习、领导作用发挥等，SFIC模型的内容相对完善，综合SFIC模型与本文的研究主题具有较高的契合度，运用SFIC模型分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可行的。

2.2 基本假设

基于调查数据，本研究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支撑，将SFIC模型作为治理方法引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本研究以SFIC模型中4个变量对治理效果的作用为基础提出基本假设。

起始条件——资源/信息越对等，越有利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

催化条件——领导作用越充分，越有利于把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向。

制度设计——制度设计越规范透明，越有利于保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协同过程——协同过程越完善，越有利于解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

这4个基本假设中包含多个变量，通过分析每个变量的含义，本研究针对地制作了调查问卷，对每一变量都分为5个程度，即“非常不符合、比较符合、一般符合、比较符合、非常符合”。

3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此次调查问卷包括4大部分，基本情况，包括家庭常住人口和经济来源等问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生态认知，包括生活用水主要来源、生活污水排放方式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政策感知，包括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政策了解程度、是否参与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协同过程是否完善、治理效果的满意度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参与意愿，包括主动了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政策、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程度等以及针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建议，共计37个问题。

为了确保抽取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对哈密市陶家宫镇中10个村内进行了抽样调查，随机选取13户村民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30份，收回问卷125份，剔除不完整和无效的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4.6%。

4 基于SFIC模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证分析

4.1 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α系数来进行可靠性分析，α系数取值越高，表示问卷数据的一致性越高即信度越高[6]。当α系数大于0.9时，说明问卷内容一致性强，当α系数大于0.8时，说明问卷内容的可靠性高，当α系数高于0.7，说明问卷内容信度较高；但当α系数处于0.7以下，说明问卷数据一致性较差需要对问卷重新设计。

表1 信度分析

由表1可知，问卷各部分的α系数均大于0.8，说明该部分问卷内容一致性好，从问卷整体来看，α系数为0.906，在0.7以上，这说明该调查问卷的稳定性强。

4.2 效度分析

衡量问卷效度的指标是KMO值、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要求KOM值大于0.9为最好，大于0.8为比较好，大于0.7为中等，小于0.7为较差，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性也应小于0.05，反之，则说明问卷数据不能准确反映问题。

表2 效度分析

由表2可知，本次调研数据的KOM值为0.844，并且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意味着本次调查问卷的结构和内容效度较好，能够准确反映问卷中所涉及的问题。

4.3 回归分析

根据自变量的个数，将回归分析分为一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本研究中初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和协作过程为自变量，治理效果作为因变量。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XG=β0+β1TJ+β2LD+β3ZD+β4GC

式中，TJ、LD、ZD、GC分别代替研究中的自变量；XG代表因变量；β0、β1、β2、β3、β4是非标准化系数。通过SPSS软件进行分析，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可知，该模型具体如下：

XG=0.604+0.348TJ+0.283LD+0.215ZD+0.228GC

表3 回归分析

在多元回归方程中拟合优度检验，R2值越接近1，证明回归方程对实际值的拟合程度效果越好，从表3可知，R2为0.521，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变化影响占52.1%，具有较强解释力，即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为了检验回归模型整体是否有效，使用F统计量表示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7]。从表3可知，F值为32.656，p值为0.000，小于0.001，证明在回归分析中预测变量即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和协同过程对治理效果的线性关系显著。检验每个回归系数是否显著，主要通过方差膨胀因子、Durbin-Watson检验、标准化回归系数3方面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是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的重要统计量。一般来说，当VIF值大于10时，表明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从表3可以看出，4个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可以认为两者之间没有线性重叠4个变量。德宾-沃森检验可以检验模型存在自我相关的可能，一般而言，D-W值的取值范围在(0，4)，当D-W值越接近2时，说明残差和自变量是相互独立的。由表3可知，D-W值为1.845，接近2，可以认为模型中样本数据不存在相关性。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值大于0表示有积极影响，Beta值小于0则表示消极影响[8]。由表3可知，协同过程、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的标准化系数为0.348、0.283、0.215、0.228，Beta值均大于0，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增大而增大。

根据上述分析及数据运算过程，可知最终回归方程：

协同效果=0.604+0.348起始条件+0.283催化领导+0.215制度设计+0.228协同过程

4.4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问题分析

通过对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得出4个基本假设均成立，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研究区域在治理过程中出现以下问题。资源/信息不对等，如由于政府的信息较多，所接触信息的多少取决于关系的密切程度，村委会接触较多，因此掌握的信息较多，村民也比较被动接受，在治理过程中如果得不到应有信息和资源，会积累参与个体之间的消极情绪；政府作用的模糊性，政府重点工作较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政府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重视，存在着余力不足的局面，政府主导惯性难以改变，成为治理工作中的思维障碍；有制度但无有效协商，各方发言机会不多，协商内容存在“一锤子”的快速确定，然后直接进入实施环节，实施方案中要求的广泛民意并没有在现有创新管理的基础上真正落到实处。

5 基于SFIC模型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优化路径

根据125份调查问卷数据，本研究就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出了4个基本假设，并根据数据对4个基本假设进行验证，实证分析后得出4个基本假设成立，并根据实际治理现状提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优化路径。

5.1 寻求资源/信息对等，促进长远发展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想要促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长远发展，需要在起始条件中，实现资源/信息之间的对等，促进信息共享。沟通是建立互信的重要途径，有效的沟通可以缓解各参与方之间的关系，面对当地村民，政府应该转变角色，主动放低姿态，与村民平等沟通，消除误会；当地村民提出意见未被接纳，长此以往，难免会积累负面情绪，政府应换位思考，化解其负面情绪，促进各方合作。搭建资源共享平台，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和大数据平台的智能化运用。从当地村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打破信息壁垒，促进资源信息共享。实现政府部门、当地村民和村委会之间的资源共享，能够提高各方对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的认识，深化协同合作，明确共同利益，增强参与热情[9]。

5.2 强化政府地位，促进协同开展

催化领导在激励各方参与协同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协作意愿不强的情况下，催化式领导尤为重要，其职责是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协作，凝聚各方共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复杂，政府应妥善积极引导所有合作参与方，在合作过程中尊重和理解各方利益。加强宣传活动，宣传政府部门、村委会、当地村民的义务，宣传共同参与理念，提高社会参与积极性[10]；根据实际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案，政府要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承担主要责任和作用，结合当地财力和实际，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案，加大民生投入；在机构设置方面，政府可以牵头设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办公室，不断提升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效率和监督能力。

5.3 优化制度设计，保障治理合理

制度设计是确保协同治理的关键因素，合理的制度设计才能体现协同工作有效性。具体来说，在设计协同治理制度时，要注意制度的包容性、公开性和透明度，基本规则的明确性和问题解决的多样性，如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部门督导参会人员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协同参与各方召开工作会议。根据不同阶段，定期公开治理工作成果，专项资金资金使用去向，在联席会议上解决实际问题，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建立激励机制，推动参与各方治理主动性，如在基层干部的年终绩效考核中增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但在考核中的扣分项目需结合实际情况，及时剔除不合理选项，适当增加正向扶持激励；在当地村民中从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方面来提高治理的积极性。

5.4 建立协同机制，提升治理效果

协同过程是协同治理的核心部分。面对面交谈，建立信任，让各方投入到这个过程中，增进共识，提升治理效果。各个环节的良性循环直接影响治理效果和预期目标的实现，因此有必要搭建一个开放的对话平台，汇集各方智慧，整合各环节、多元化信息，增强合力和协同效应。同时，搭建平台更有利于合作各方寻求共同利益，实现共同目标，围绕共同利益产生更深层次的协同合作，进而扩大合作。不断寻找围绕共同利益的二次利益价值利益并重复这个循环，形成共同价值，为未来继续合作创造良好条件。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将大大提高各方继续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因此，需要不断巩固形成阶段性成果，提高所有参与者在合作过程中实现最终目标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