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超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 国家成长 国家能力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１１－１１

中国式现代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如此巨大规模的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党的二十大之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然而，相比实践领域的巨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中尚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相关学理阐释较少，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在现代化的理论叙事中，西方中心论调仍然占据当前主流，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治理社会化”。①在上述三个维度的现代化进程中，弱化国家作用是其共同的理论主张，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内嵌于社会之中”的历史事实，国家从来没有获得超越公民社会之上的绝对权力，最终反而沦为资本扩张的工具和“发声器”。②基于资本扩张逻辑，西方世界从主权体系、市场体系、民主体系出发构建出一个标准化的国家样板，只是这一样板在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过程中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主权不平等、市场掠夺和反民主。① 原因在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意志，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它既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也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显然，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中，学界对中国“主体”的强调还很不够，更多是将中国视为现代化发生的一个“场域”，关注重点在于现代化。但是现代化不是自然演进的，它依赖特定的主体才能实现。归纳相关文献，有的从经济视角研究了中国的现代化经验，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研究集中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但是着眼点在于经济现代化，主要结论是将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归纳为“市场化”或者“中国特色”的市场化。② 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没有本质区别，无非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渐进实现版本而已。随着现代化进入更高一级阶段，政府作用便会终结，国家因而是被动回应现代化的。也有从政治视角研究中国现代化的，但是主流的叙事方式沿袭西方“社会中心论”，在很大程度上将现代化等同于民主化，③忽略了“社会内嵌于国家之中”的中国国情，也就无法认识到推动现代化是国家的内在责任。从占据主流的“现代化治理理论”来看，其核心是“多元化”“去国家化”和“自由化”，国家在现代化中仍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角色，它对中国经验的观照严重不足。综上所述，只有找回国家，从国家的主体视角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及其特色化实践。因此，本文强调现代化的国家主体性，尝试从国家成长视角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一方面有助于为中国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参考，另一方面有助于丰富现代化理论体系，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镜鉴。

一、现代化的西方起源和西方道路

１．何谓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现代化涵盖了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种种深刻变化，它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方位发展的结果，既包含生产力的现代化，也包含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其中，生产力的现代化是指物质生活和生产水平的历史性变革，集中体现为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直至抵消人口增长的影响。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估计，在公元１０００—１８２０年之间，世界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０．０５％。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大幅提高至２％左右，人类才走出马尔萨斯低水平循环，从而奠定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④ 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则是指人类各种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而人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推动了人的现代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又可以进一步细化为物质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⑤

２．西方何以率先启动现代化

现代化源自西方。学界对西方为何能够率先启动现代化的讨论多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⑥ 摩尔指出，所有通向现代化的道路都始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农业商品化”才能改变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压迫性关系。⑦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土地精英的衰落，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出现。历史表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使得土地精英对农民的专制权力不再必要。在这个意义上，工业革命构成了现代化的基础，其产生的技术进步彻底改变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那么，工业革命为何率先在欧洲发生呢？欧洲中心论者将工业资本主义追溯到欧洲在１８世纪之前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其中包括多国竞争体系和弱国家传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独立或半独立城邦、科学革命等。①欧洲长期以来的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联合推动了国家和商人（资产阶级）结盟，进而促成了工具理性主义的兴起和科技、生产、组织等领域的积累性发展，天主教崩塌和世俗意识形态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扩张。显然，这些条件都是中国所不具备的。事实上，在中华帝国庞大的领土和人口规模下，国内市场足以维持传统威权政治和儒家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如果没有西方国家入侵，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发生。②３．西方现代化的实现道路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一般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始于１８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向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进入“后现代化”阶段。③ 尽管西方不同国家启动现代化的时间不一，路径模式也不尽相同，既有内生型的现代化，也有外源式的现代化，但其核心都是围绕资本的现代化展开的，现代国家构建反映的是资本扩张的内在要求。沿着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这一条主线索，笔者将西方现代化归纳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回应现代社会，建立现代国家。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现代社会的产生要早于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构建是由现代社会力量推动的，具有自下而上特征。中世纪晚期，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日益频繁，民族国家这一新型政治共同体在长期战争中逐渐形成，《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正式确认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④ 在国家与教会之间的竞争中，商人、自耕农等世俗力量被国家动员起来，商人阶层借助国家力量开拓国内外市场，商业资产阶级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明显加强。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领主和教會，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塑造者，一跃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角。“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⑤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分散化、地方化无法适应资本的逻辑，而生产资料的集中进而要求政治的集中，于是，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阶级利益、统一的关税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了。

第二阶段：资本俘获国家，企业野蛮生长。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权力从那些以掌握和调动大量人力资源为优势的人手中转移到了能够利用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的人手中”。⑥资产阶级进而要求建立新的商业秩序和国家规则，个人自由和财产权逐渐得到确立，国家权力在一系列复杂的司法体系中得到限制，国家作用被限定在维护合同和私有财产上，这又推动了现代民主国家的产生。有限责任公司出现后，资产阶级获得更大的独立性和灵活性，资本得以通过公司这一形式“积累起比一个不可能永久存在的人更多的手段和更大的影响力”，“使之能够利用其经济力量达成明确的政治目的”。⑦当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转向美国，这种倾向变得更加明显，分权制衡和以自由为核心的国家开始形成，国家权力让位于市场，政治权力由资本赋予。国家尽管在名义上还保留着强制力，实际上却被企业（资本）所摆布，资本“说服力”引导国家“强制力”。全球化则是进一步削弱了民族国家保持本国经济和政治稳定的能力，资本利益开始超越国界，跨国企业利用全球化实现了异乎寻常的资本扩张。与此同时，主权国家却很难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也无法有效调和财富创造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分歧。

第三阶段：国家相对自主，缓解社会分化。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过度扩张导致的社会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社会分化问题，资产阶级于是寻求建立福利体系、民主体系来缓解这一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西方国家开始注重民主政治和法律建设，以此强化个人的原子化状态。随着劳动阶级被个人化、孤立化，作为一个有组织和有联合的统一阶级被瓦解了，人们在形式上成为平等、自由的公民。在人权、宪法、公共权力、平等、国家统一、市民社会、代议制、政党、选举权等一系列要素的遮蔽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缺陷似乎得到了解决，实则是基于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考虑而更加隐蔽了。普兰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直接地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①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但是各种危机实难根除。

４．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道路

由于现代化最早产生于西方，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然而，现代化在世界范围的扩散过程中，西方模式越来越遭遇适应性难题，许多按照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开始面临困境，爆发出各种难以弥合的分裂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

第一，西方现代化模式导致人与人的对立。西方现代化发轫于工业资本主义，尽管经历了数百年的革新，但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服从资本逻辑，服务的是少数资本家群体，占据多数的劳动群体被动为一小撮富裕階层的“现代化”做出贡献。由于现代化的成果不能被所有人公平分享，这种现代化终将导致两级分化，不平等隐患始终存在并且不断积累。② 一旦经济进入衰退阶段，这一隐患将会集中爆发，引发极端保守、分裂主义，导致国家走向混乱。

第二，西方现代化模式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导致物质主义盛行，这种现代化不以满足人的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和物质财富积累，生态环境危机继而成为现代文明的结构性特征。为了实现现代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为控制和被控制、支配和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导致无限制榨取生态环境资源。尽管人们探索了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治理方式，但在以资本为中心的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内在的对立难以根除，生态环境危机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③

第三，西方现代化模式导致国家与国家的对立。从源头来看，西方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对外扩张掠夺的道路，始于西欧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的。现代化带来了国家之间的“大分流”，西方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至今难以消弭。西方现代化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体系以世界市场为基础，导致了中心—外围的世界形态，处在边缘的第三世界国家只能依附于中心国家，它们没有发展自主性，而且其边缘位置很难改变。萨米尔·阿明通过“依附理论”描述了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结构性缺陷，他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世界性扩张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资本主义越是扩张，第三世界国家的灾难也就越深。④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奋斗阶段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特点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它是基于自己国情的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①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艰辛探索，在曲折中不断向前。从整体轮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学界一般形象地将其概括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历程。②

１．第一个阶段：站起来

一个国家开启现代化的前提是拥有独立完整的主权。自晚清以降，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反复遭受列强欺凌。经过数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终于在１９４９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象征着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形成，从而具备了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１９５０年，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确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１９５２年底，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③ 按照该路线，在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之间，国家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基本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有计划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共产党也“从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④全党重心转向探索如何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⑤ 为此，中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完全主导市场和社会，资源分配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逐渐形成了党政合一的发展模式。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紧张以及经验欠缺等多方面因素，社会主义建设走向了“大跃进”。为了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国家大力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国进一步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误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走向曲折。我国在这一时期仍然取得了长足进步，虽然在经济上尚没有摆脱贫穷落后局面，但是人民在政治上“站了起来”，为之后的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基础。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布局下，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体系迅速建立，也为日后的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２．第二个阶段：富起来

１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开启了中国由贫而富的伟大历史转折。以邓小平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⑥为消灭贫穷，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对外开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发展导向增进人民福祉成为国家处理各类事务的基本主张。但是考虑到历史实际，我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是渐进向前的，走的是一条先富带动后富的非均衡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和开放互相促进、相互增强。其中，改革主要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市场经济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新鲜事物，全国上下的市场运营和管理经验严重不足，只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去闯、去试。于是，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政策大量吸收、借鉴、学习国际上的先进体制实践和制度创造的文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良、试验、推广。

为了降低学习成本和试验风险，首先中国在南方设立了经济特区，在特区范围内进行市场化试验，试验成功后再向全国其他地区逐步推广，带动中国整体制度存量的优化调整，最终走出了一条从沿海到内地，从沿海到沿江再到沿边的梯度式现代化路径。① 这种改革策略随后在我国现代化的其他领域和各项事业中得到了推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试点机制。其次，中国的制度改革并非简单模仿，而是引进基础上的创新。中国现代化并非向西方的趋同，中国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不断试错来逐渐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改革目标和方案是一个动态调适过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解决现有问题，而不是制造可能“范围广大的社会政策幻影”。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中国没有坚持所谓的理论“正确”，重要的是务实、可行。②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富起来”指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就是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发展生产力，通过非均衡的、渐进式路径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致力于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积极推进脱贫攻坚战，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３．第三个阶段：强起来

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由“富”转“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新时代全党和全国人民新的使命任务。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③到了党的十九大，这一表述变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④ 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由此可见，强国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是一项更加伟大而艰巨的事业。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意味着各个领域的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相比“富起来”阶段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在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具有强烈的顶层设计意蕴，充分体现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上，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在内的全方位现代化。为此，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２０３５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实现路径上，中国走的是一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发展依然是现代化的基础，但是这一阶段贯彻的是新发展理念，秉承的是高质量原则。原因在于，中国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结构性问题，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发展因而成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选择。其中，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现代化体系的战略支撑；协调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为此，中国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协同联动发展格局；绿色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中国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开放始终是中国坚持的基本国策，强国建设阶段，中国的开放战略更加积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共享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增进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落脚点。

总之，中国当前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地推进这一历史进程，我们还需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逻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挥作用？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成长逻辑

在西方发达国家，国家作用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不断衰减甚至是“去国家化”。与之相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作用却是越来越大，国家能力越来越强。其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面临的独特历史条件：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是一个庞大、传统、长期外在于国家力量自我发展的农民社会。① 因此，一个充分发展的现代社会只能通过现代国家得到建构，现代化由此成为国家的内生责任，国家成长随之成为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中国的国家成长逻辑集中体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演进之中。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这构成了中国国家成长的主要内容。笔者将中国国家成长的内在逻辑概括为：根据特定历史条件把握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强。

１．“站起来”阶段：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强制性整合

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产生和演进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生产关系，不过由于这种关系面临的历史条件不同，从而表现出复杂性。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②也就是说，历史条件深刻地影响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生产关系可能在特定时期内起到支配性作用，而不是说生产力永远占据支配地位。考虑中国的历史实际，只有充分发挥国家作用，重建社会控制，现代化才有可能得到发生。在现代化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国家的全面主导，通过强制性方式对经济和社会进行整合，原因在于：

第一，中国现代化是“被动”开启的。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大一统的传统中国可能会继续封闭，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很难发生。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的是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传统，社会结构极度僵化，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现代化转型面临的各种阻力非常大。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地域面积广袤的现代化，这使得面向现代化的集体行动更难发生。这两项因素决定了如果没有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力量引导，现代化根本就无从说起。从清末民初开始，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得以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却是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公有制为基本制度和价值取向，但是公有制不可能在先前的私有制关系中自动产生，这决定了必须发挥国家作用，自上而下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因此，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重建了社会控制，为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现代化又是在国际体系的巨大压力下展开的，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挫败敌对势力的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早期也必须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实现对资源的集中统一配置，迅速建立独立、自主、完整的经济体系。

因此，在内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为了尽快地“站起来”，国家在现代化早期表现为对社会的全面管控，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政治前提。采用国家代替社会的办法，显著提高了国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现代化得以快速展开。国家主导的社会整合虽然具有合理性，但也造成了国家权力的过度膨胀，容易导致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政治化、官僚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和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一刀切”“急功近利”“左倾冒进”等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但是总体来看，中国在这段时期依然“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①国家对社会的汲取和渗透能力大幅度增强，但市场和社会力量被抑制了，导致这种现代化难以持续。

２．“富起来”阶段：国家通过放权增进经济和社会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但是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阻断了中国社会的独立性，没有相对自主独立的社会，国家反而陷入了各种危机。为了激发经济和社会活力，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市场化改革构成了这一阶段的主题，政治和经济相互分离，国家向社会和市场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当然，这种关系调整在一段时期内导致国家权力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循环。经过不断调整，中国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超越了二元对立范式，市场化改革避免了全盘西化的误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历了从“辅助性作用”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的渐进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重构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② 其中，强调党的领导则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前提条件，党的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提供了强大保障。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和经济分离并不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市场化也不意味着“去国家化”，而是合理确定各自边界，实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充分结合。这种结合体现在构建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时，中国没有采取西方完全自由化和完全私有化的路线，而是基于国情逐渐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增进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始终注重国家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整合社会利益冲突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不是让资本成为“脱缰的野马”。例如，在引导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始终注重调节收入差距过大，避免严重的社会分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通过国家力量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中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形态转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形态。③ 体制改革带来了思想解放和利益解放，社会活力开始增强。与上一阶段相比，“富起来”阶段的国家成长集中体现为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补充。随着市场自主性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基础开始变化，国家必须更加重视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促进了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使得国家更容易向社会进行渗透和汲取。但是，面对被市场不断瓦解的社会，国家也必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抵御市场的负面影响。总之，中国经济发展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资本至上。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关系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格局，国家能力不断增强，并且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３．“强起来”阶段：国家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框架

基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国家的重要性只体现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作用便会终结。① 显然，这一观点与事实不符。當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高度，国家的重要性反而得到进一步彰显。在中国，随着现代化进入新征程，国家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其核心是进一步消除国家和社会对立关系，这意味着现代政治的重心从统治转向治理，要求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进行持续的战略合作。在实现过程中，生产和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激烈，国内外形势更加多变，这个时候就需要国家来调适治理格局，整合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做出前瞻性规划，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并提供基础性支撑。

强国的基础性支撑作用首先体现在对外部冲击的有效应对。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要有能力保障人民利益。这时的国家作用已不限于简单调整政府和市场边界，例如更多市场、更少政府，而是要重新设计，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例如主动引领国际规则制订，使本国占据国际竞争的有利位置。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动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拓展了国际合作平台，也为社会和市场培育了发展新动能，增进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其次，强国要以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基础。当前，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快速推进，国家之间的分化趋势不断加剧。为了在新一轮全球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中国提出高质量发展理念，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加快推进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技术创新，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并利用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应地，国家的作用方式也从此前的集中化模式转向网络化模式，拓宽信息基础，分散配置资源，在各种技术路线上进行广泛试错。②

第三，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富起来”阶段，中国的国家构建并非全面铺开，而是探索了一条以“增量改革”为核心的渐进式路径，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在“强起来”阶段，中国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全面统筹发展，明确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兼顾效率与公平，从社会整合和动员、外部性内部化、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分化之间矛盾等方面全面提高国家能力。

四、中国式国家成长的世界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作用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深刻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国家能力是现代化产生并持续推进的基础条件

中国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能力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得到体现，如果没有现代国家提供保障，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就无法充分展开。同样，如果没有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整合，中国的现代化也很难开启。当前，许多国家只在形式上具备国家的要素，国家的内聚力实际上很小，国家能力很弱甚至没有国家能力，它们既无法从社会中提取现代化所需的必要资源，也无法按照自身意志改造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政府代表的只能是少数精英群体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相互排斥。面对高度异质化、复杂化的社会，国家根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保障全体人民的利益。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包括生态环境、社会分裂、区域对抗、贫富分化等问题，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妥善处理这些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在国际力量推动下，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许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现代化”，但是这种“现代化”是脆弱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现代化”本质上不过是通过精英群体将原来的殖民主义内部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从未改变。① 在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最终产生了一种依靠自然资源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顺从外部指令，继续把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置于一种新的不平等的现代化體系中。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面临的都不是一个高度整合、目标一致的单一社会，如果国家缺乏足够的权威和公共性，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或者面临与其他社会组织甚至其他国家争夺社会控制的局面，现代化根本无从实现或者难以持续。事实上，即使是西方也不存在所谓的“守夜人”国家，欧洲经济的成功是因为采取了政治权力和有指导的政治政策，为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扫清了道路。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强国家依然是个人主义唯一可靠的最后保证。② 因此，各个国家必须结合当前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和国际环境，进行有效的国家能力建设，包括物质层面对民众生活、生产资源的支配或引导，以及精神文化层面能够与资源分配、生产分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塑造。为实现上述目标，关键是不断加强自身组织建设，进而重建社会控制，提高对社会的有效汲取和渗透能力。在这方面，中国始终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党和国家机构的组织建设、思想理论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为世界做出了表率。

２．各个国家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探索国家构建道路

中国经验表明，在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指望所有国家遵循某一种标准化模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多数国家也不会接受。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探索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成长道路。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创建现代国家的物质基础时，中国没有采取完全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西方模式，而是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充分结合，兼顾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努力推进共同富裕。在创建现代国家的政治体系时，中国没有采取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而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创建现代国家的对外开放关系时，中国没有采取西方“国强必霸”的扩张模式，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合作共赢。归根结底，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面临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多数国家当前还没有准备好采用西欧或美国的制度，即使移植了这些制度，其运行情况也会非常不同，所有成功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国家构建模式。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继续维持资本主义体系，也应根据各自国情和面临的现实问题，积极调适资本利益和社会利益，不断增强国家的自主性和公共性，从而减轻日益恶化的社会危机。

３．现代国家构建需要采取渐进道路

中国经验表明，现代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有必要采取更加务实的渐进方式。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渐进推动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到了新时代的强国建设阶段，我们同样是分两步走，在不同阶段，国家作用具有很大差异，这充分体现在国家与经济、社会之间关系的适应性调整上。一些国家采取了“跨越式、直接过渡”的现代化道路，试图直接复制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制度，从而快速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但是在高度异质化、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中，西式民主自由非但不能有效整合社会，反而可能撕裂社会，导致族（社）群斗争，甚至造成国家分裂。事实上，源于西欧的现代化模式对于多数国家而言都是一个“舶来物”，这种外来的制度移植很少考虑各个国家的独特性，它颠倒了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忽视了各个国家可能存在的松散、多样部族和文化结构。①

相比之下，中国探索出来的渐进式道路显然更加务实。尽管渐进式道路在一定时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但是与旷日持久的社会分裂相比已是巨大进步，这也是现代化的第一步。随着政治社会秩序的不断成熟稳定，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也要进行适应性重构，重建政治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不断壮大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力量，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法治化建设，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规范国家行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和社会相互促进、相互增强，这样的国家构建才能获得强大的内生动力。

五、结论与展望

在西方中心论调的现代化理论中，资本扩张的最终结果是“去国家化”，因此国家和现代化两者之间存在张力。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国家不仅是现代化的核心主体，而且要在现代化中不断成长。首先，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一条既有现代化共同特征，更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新形态、新参考。其次，强大的国家能力是现代化的基本条件。许多国家将自己树立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但是往往不能（没有意愿或者没有能力）代表全体人民，国家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②社会高度异质化、碎片化，现代化要么无从谈起，要么是少数人的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凝聚了强大的国家能力，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强。第三，现代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在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根据历史条件变化不断调整，推动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国家—社会关系在不同阶段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共同之处在于创造条件消除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主体，国家行为并不总是有效，国家对社会利益的回应可能发生偏差。这就需要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条件做进一步研究，審视“国家过度成长”和“国家能力不足”问题，并对国家治理效能进行客观评估，包括经济层面国家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构造、维护和矫正，社会层面考察国家对于不同群体利益的回应是否具有包容性，以及国家自身层面考察政府的实际资源利用是否高效，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的方向。

作者单位：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