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这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晚年写的诗。正是张元济们“昌明教育”的理想，让众多文化大家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从而谱写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

排字工人创办的小作坊

1897年2月11日，一家毫不起眼的印刷作坊在上海江西路的一个小弄堂悄然开张。三部手摇小印机，三台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手扳压印机，几乎就是小作坊的全部家当。谁也没想到，后来，这家小作坊竟一跃而起，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

这家小作坊的名字叫商务印书馆。

它的创始人夏瑞芳是个不折不扣的“打工人”——英文报馆的排字工人。夏瑞芳是农家放牛娃出身，在寻常人眼中，他二十出头，“外企”打工，收入尚可，肯定对工作机会倍加珍惜。然而，夏瑞芳却不愿在洋人的公司忍气吞声，受人歧视，他想辞职，自谋一条出路。

除了夏瑞芳，商务的创始人还有鲍咸昌、鲍咸恩和高凤池等。他们和夏瑞芳都是教会学校清心书院的同窗，都在外国人创办的报馆、书馆等做过学徒，因此都懂一点英文，掌握了熟练的排字和印刷技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印书馆呢？

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商务印书馆第一任总经理夏瑞芳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开了清廷对外紧闭的大门，在通商口岸，英语已经成为获取高额报酬的一种重要工具，学英语的风气日渐浓厚。夏瑞芳学过英文，知道就连英文排字工人的收入，都要高于中文排字工人。他敏锐地意識到，英语教材或许大有市场。

于是，他找到一本英文启蒙教材，这本教材是英国人给印度小学生编写的，夏瑞芳请人翻译此书，再加以中文注释，英汉对照，重新编排，命名为《华英初阶》。

1898年，《华英初阶》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本子薄，定价低，首印2000册大受欢迎，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此后不断再版，供不应求。商务印书馆乘胜追击，继续推出《华英进阶》，销售状况依旧红火。

夏瑞芳小试牛刀，就初战告捷，由此，商务成功地迈出了从印刷作坊向出版社转型的第一步。就在《华英初阶》面世的同一年，商务从偏僻的小弄堂搬到了北京路的街面上，厂房从3间扩大到了12间。

1903年，夏瑞芳引入外资，与日本金港堂达成合作。

金港堂是日本的一流教科书出版公司和销售商，彼时正欲在上海投资。夏瑞芳得知消息后，积极联络，经过艰苦谈判，终于与金港堂达成协议，双方各出一半股份，改商务印书馆为有限公司。尤为难得的是，“用人行事，由我为政”，也就是说，既引进了日方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又将公司的经营权掌握在了中国人手中。

商务的事业蒸蒸日上，但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国人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1912年，商务开始商议收回日本股份。商务的发展势头正劲，日方股东怎肯轻易放弃？夏瑞芳不得不亲赴日本，谈判磋商，“历时二载，会议数十次”。1914年1月，双方终于达成回购协议，商务以55万余元的总价回购了日本股东的全部股份。

同年，年仅43岁的夏瑞芳惨遭暗杀意外告别了人世。无论真相如何，夏瑞芳的离世对商务无疑是巨大的损失。然而，商务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因为夏瑞芳早已为商务寻到了一个人才——张元济。

“翰林”张元济的加盟

张元济，中国科举考场里名副其实的“学霸”：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高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明史》有载，“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由此足见张元济“学霸”的含金量。

当夏瑞芳与张元济言定，“夏管印刷，张管编书”时，张元济毅然从衙门作风的南洋公学辞职，全身心地投入了发展初期的商务印书馆。走出官办大学堂，加入民营小出版企业，张元济很快交出了“提携国民”的重要代表作，也就是高凤池所称的“吾国第一套初等小学教科书”。

对于这套教科书，张元济和商务编辑们倾注了极大心血。1904年12月，《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不到两周，5000余册就被抢购一空。最新教科书头炮打响，商务印书馆又陆续推出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算术、珠算、格致、地理、中国历史等共16种，成为当时系统最为完备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1906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后的第一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审定通过教材102册，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就达54册，占据了教科书市场的半壁江山。此后，在白话教科书问世以前，商务版教科书“盛行十余年，行销至数百万册”。

“严译名著”与“林译小说”

冰心喜欢的“林译小说”，同样出自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3年，张元济甫入商务，就开始延揽各方人才，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文学和学术名作。

他想到的第一个翻译作者，就是被誉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的挚友严复。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期，就多次写信向严复求助翻译相关的问题，还花大价钱买下了严复翻译的《原富》版权。

1903年，当张元济加入商务时，令严复声名鹊起的《天演论》初版已经问世5年，但商务印书馆却是重版《天演论》次数最多的出版机构。据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史春风统计，从1900年至1921年，该书在商务再版了20次之多。

这本翻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代表作，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引进了中国。它的一次次再版，既是张元济等商务编辑慧眼独具的选择，亦可见此书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除了《天演论》，商务还先后出版了严复翻译的诸多著作。

1903年，严复翻译的穆勒《群己权界论》在商务初版。作为西方思想政治学的经典著作，这本书有一个现代人更熟悉的名字——《论自由》。它后来在商务重版了7次。

1904年至1909年，严复翻译的《法意》共七册完整地呈现在国人面前。这部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著作，1748年一经出版即在欧美风靡一时，被认为是西方法学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鸿篇巨制”。这本书在商务重版了4次，今天被译为《论法的精神》。

1931年，商务印书馆汇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8本西方学术著作，出版了《严译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几乎一本书代表一个社会学科，深深地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如果说“严译名著”打开了一代人的思想眼界，那么冰心所喜欢的“林译小说”则影响了一代文学家。林纾，这位不懂英文的翻译鼻祖，在翻译时需借助通晓外语的口译者，然后以文言形式笔述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他的译作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魔侠传》（即《唐·吉诃德》）、《伊索寓言》、《鲁滨逊漂流记》等。

如果当年有粉丝群，我们肯定能在林纾的粉丝群中看到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冰心、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钱锺书……他们都有一段经由林译著作接触西方文学的历史。

“中国现代出版从这里开始”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事变。第二天，数架日本飞机从停靠在长江上的航空母舰起飞，疯狂轰炸上海市区，六枚炸弹准确地投到了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商务印书馆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职工宿舍楼等，顿时陷入一片火海。

几天后，总厂附近的东方图书馆起火，熊熊烈火吞噬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经此一劫，除了之前寄存于金城银行保险库中的善本5300余册幸免外，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化为灰烬，大量珍贵的善本、孤本毁于一旦。

事后统计，商务印书馆各项资产总计损失1633万元，占公司总资产的80%。但是，商务印书馆没有被这场劫难打倒。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北平的兩家工厂尚能利用，仅仅半年后，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就宣告复业，恢复了印刷生产。三个月后，商务“日出新书一种”。据统计，复业之后的四年内，“新出版的书已有三千六百余种”。

193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陷入炮火。随着上海沦陷，商务不得不走上颠沛流离的战时之路，辗转于长沙、重庆、香港等地。

战争摧毁了商务的厂房和设备，但摧毁不了商务人“扶助教育为己任”的文化传承。在极其困苦的战争年代，商务印书馆仍坚守住了图书出版的文化根脉，共出版战时读物和一般书籍2827种，教科书100多种，直至迈入新中国。

1954年，商务印书馆迁至北京。

如今，商务印书馆大楼静静地矗立在王府井繁华的街道旁。紧挨着商务印书馆，还有一栋灰色而低调的小楼，名曰“涵芬楼书店”。书店二层的历史陈列馆，现在正静静地讲述着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125年历史。书店的纪念墙，自豪地告诉来来往往的读者：“中国现代出版从这里开始。”而那副张元济先生题写的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则像一位穿越时光的老人，娓娓道来一代代商务人传承百年的文化根脉与理想。

（四月摘自2022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