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鲁迅最满意的一篇小说，他的学生孙伏园说：“译者要先问原作者的意见，准备先译原作者最喜欢的一篇，那么据我所知道，鲁迅先生也一定先荐《孔乙己》。” 然而，许多知名学者对于《孔乙己》却评价纷纭。看法不同是小说的魅力之一。《孔乙己》写于104年前，如今又成网友的议论焦点，但阅读也应与时俱进。

孔乙己本姓孟？

《孔乙己》是名篇，相关研究颇多。据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孔乙己的原型是家乡的“孟夫子”：本来姓孟，大家叫他作孟夫子，他的本名因此失传……他是一个破落大户人家的子弟和穷读书人的代表，著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写出了这一群人的末路。他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以致穷得几乎讨饭。他替人家抄书，可是欢喜喝酒，有时候连书籍纸笔都卖掉了，穷极时混进书房里去偷东西，被人抓住，硬说是“窃”书不能算偷，这些都是事实。他常到咸亨酒店来吃酒，可能住在近地，却也始终没人知道，后来他用蒲包垫着坐在地上，两手撑了走路，也还来吃过酒，末了便不见了。鲁迅在本家中间也见过类似的人物，不过只具一鳞一爪，没有像他整个那么突出的，所以就描写了他。

至于本家中“类似人物”，指“四七伯伯”周秉模，曾当幕友、师爷，擅书法，晚年嗜鸦片和酒，瘦得皮包骨，缩在破棉袍中冻死。

另有传说称，绍兴某读书人生计无着，穿长衫卖蔬菜（一说卖烧饼油条），耻于叫卖，别的小贩喊“小白菜五分一斤”，便喊“亦然”，被讥为“亦然先生”，“亦然先生”也曾“多乎哉？不多也”，似属臆说。

鲁迅曾写道：“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

显然，孔乙己属于“杂取种种人”。

小伙计有鲁迅的影子

《孔乙己》发生在鲁镇，无此地，“咸亨酒店”实有。

周作人说：“这是一个小酒店，却有双间店面，坐南朝北，正对着鲁迅故家新台门的大门。这是周家的几个人所开设，请了一个伙计、一个徒弟照管着，但是不到两年就关门了。”

孙伏园却说：“‘咸亨酒店却是一个真店号，就在都昌坊口，作者故里的斜对门，我还见过多少回，大概至今还在，这种小规模的老字号是不大容易倒的。”

《孔乙己》用第一人称，被视为“匠心”，或属过度解读。当时白话小说技术不成熟，第一人称易带入，《狂人日记》便用第一人称，较晦涩，《孔乙己》更流畅，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作为小说家的鲁迅，正式完成的作品……应该要等到《孔乙己》的出现。”

《孔乙己》中的“我”有鲁迅的影子。

小说中，“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鲁迅自己在十一二岁时，父亲周伯宜患病，“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在《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中说：“关于父亲的脾气，鲁迅则几乎没有说及。只是据周建人回忆，有一次父亲突然无来由地大发脾气，把饭碗和酒杯扔到窗外，而平日里总是沉于自我苛责之中居多，临死前也自言自语说‘呆子孙。”

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与小说中“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契合。

孔乙己是一群人

1905年12月，清政府废科举；到《孔乙己》写作时，已历13年，大批传统读书人陷入赤贫，成“边缘人”。在《退想斋日记》中，山西举人刘大鹏抱怨：“学堂之害，良非浅鲜。自学堂设立以来，不但老师宿儒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即聪慧弟子，亦多弃儒而就商。”1914年，58岁的刘大鹏实在找不到工作，在日记中写道：“予因穷，厄于乡，无一求食处，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

学堂替代私塾后，教育成本大增，普通家庭难以负担。传统读书人中，富而年轻者或去城市发展，或成劣绅鱼肉乡里。老而贫穷者谋生无门，乡村识字率大降。乡土世界既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也有鄙夷读书人的傳统，世风推涨下，后者恶性膨胀。

丸尾常喜注意到，孔乙己很像鲁迅家乡目连戏中的“科场鬼”，每到节日，戏班深入乡村，“科场鬼”描摹落魄读书人的各种姿态，引乡民发笑。

在《孔乙己》中，14次写到“笑”，很多是“哄笑”。乡民故意问孔乙己“当真识字么”，孔乙己不屑于回答，乡民挖苦说：“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半个秀才指“佾生”，是童试未成但成绩较好者，下次考试时可免县试、府试。

嘲笑孔乙己，是为表达对知识的鄙夷，以抚慰身份焦虑。而失去圈子的孔乙己只能配合这种戏弄，以免“无缘社会”，他躲在长衫、文言文、“窃书不算偷”等背后，才能找到自己，才能支撑起卑微的自尊。

鲁迅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批评源于没看懂

《孔乙己》问世不久，便被选入中学课本，但学者叶公超批评说：“鲁迅的讽刺小说都不如他的抒情的成功，大概也是性情的关系。我感觉阿Q、孔乙己、木叔和爱姑等都似乎是旧戏里的角色，丑角的色彩尤其浓厚。”叶公超犯了一个常见错误——把《孔乙己》看成讽刺小说。

学者唐弢将该误会“升华”为：“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善变，应时而变、应势而变、应利而变，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文人的身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和持守。”“趋利避害”是成年人的通则，各社会群体均擅长。这些议论完全脱离了鲁迅的创作本意。

据曾秋士（即孙伏园）的《关于鲁迅先生》记述：“我曾问先生，其中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了外国文。我问它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

《孔乙己》的主旨是写“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杀害孔乙己的凶手，一是未出场的丁举人，一是“哄笑”的看客们。叶公超显然没理解这一层，如果《孔乙己》只为讽刺，鲁迅岂不也成“哄笑”的看客？

日本记者丸山昏迷早在1923年便指出：“（鲁迅）作为创作家同时又是社会改革家，他在其作品里浓厚地表现出这种色彩，《孔乙己》等就是其中之一例。因为他非难了许多中国人对于过去旧中国的留念，而把这种留念贬得一文不值。”

《孔乙己》的讽刺中寄寓着无限同情，很多读者没有读出这层意思。而对《孔乙己》的解读又多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而非审美的。《孔乙己》是如何在讽刺与同情之间切换的？如何描绘“反同情”？如何在如此短的篇幅中，层层铺垫出悲剧感？……凡此种种，解读不多。

小说首先是美的，离开美去谈其他，则种种误读，在所难免。

（摘自《北京晚报》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