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无条件投降书的草拟工作可以追溯到1944年初，当时，苏、美、英三国代表通过一个名为“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联络机构进行磋商，起草了一份有关德国投降的文本。

投降仪式成为敏感问题

1944年1月3日，顾问委员会提议，德国的降服必须记录在一份单独的无条件投降文件上，同时强调投降书必须由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签署。因为一战停战协定是由德国政府的平民代表签订的，德国军方没有参与，由此产生了“德国军队并未战败，而是败于国内敌人”的说法。所以，盟军认为，德国在二战投降时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重现。

歐洲顾问委员会于1944年1月14日提交了投降书草案，于7月28日形成正式文本，主要包括三部分：1．宣告德国政府及军队被击败并接受无条件投降；2．关于德国军队投降缴械并退出侵略领土的条款；3．关于德国政府向战胜国移交权力并接受盟国占领、管制和处理的条款。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英、苏、美三国首脑进一步商讨了这份无条件投降书，增加了“盟国有权采取确保未来和平与安全必不可少的步骤”之条款，这些步骤包括彻底裁军、非军事化和肢解德国。关于是否肢解德国的问题存在争议，因此，最后确定的投降文本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包含肢解条款，一个没有包含。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饮弹自尽，死前指定邓尼茨继任元首；后者在德国北部弗伦斯堡组建了政府，并寻求单独向西方投降，同时在东方尽可能长时间地抵抗苏联。邓尼茨派出汉斯·弗雷德堡作为自己的代表与盟军接触，后者于5月3日抵达盟军第21集团军群位于吕纳堡的司令部，同英军蒙哥马利元帅进行谈判，并在5月4日签署协议，同意驻荷兰、丹麦和德国西北部的德军向盟军投降，这就是“吕纳堡投降”。但“吕纳堡协议”只是局部投降，类似行为在西线早已发生。比如，由凯塞林领导的意大利北部德军部队于4月29日已签订了秘密投降协定，5月2日生效。5月6日，驻巴伐利亚和德国西南部的德军也在慕尼黑向美军投降。显而易见，西线的局部投降并不能代表德国的全面投降，需要一个正式的场合和仪式见证德国的最终降服。对于战胜国而言，这个仪式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由何方来主导仪式更是涉及战争贡献认定和战后话语权的敏感问题。

在战争后期，苏联同西方的分歧与竞争已在暗地展开，德国投降仪式成为东西方利益碰撞的焦点之一。盟国利用了德国急于向西方投降的态度，捷足先登，于5月6日通知德国代表前往法国兰斯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参加投降谈判。5月7日凌晨，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宣告德军向盟军全面投降，“吕纳堡协议”的签订者弗雷德堡也在场，投降协议生效时间为5月8日23时01分。

苏联要求投降仪式在柏林举行

尽管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就德军投降事宜与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保持联系，但在兰斯投降仪式举行之际，并未充分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只是临时召来苏联驻盟军联络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帕罗夫作为苏联代表出席。后者到场后才看到投降文本，并且在收到莫斯科对于谈判的明确回复前，就迫于形势在德军的投降书上签下了名字。西方盟国的做法显然带有先斩后奏、弱化苏联的意图。苏斯洛帕罗夫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在签字前警告称有可能举行新的投降仪式，同时耍了个花招，故意用法文签名，而非俄文。

艾森豪威尔预见到苏联方面可能的反应，也很清楚苏斯洛帕罗夫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为了获得外交斡旋的缓冲期，他向出席兰斯投降的各国记者发布了新闻封锁令，要求在36小时内不得报道德国投降的消息。然而，美联社驻巴黎记者违反禁令，提前向外界发布了消息，“兰斯投降”在5月8日迅速见诸欧美各国报纸电台的头版头条，纽约、伦敦、巴黎等许多城市的人们拥上街头，欢庆纳粹德国的覆灭和欧洲和平的降临。

然而，他们的欢乐情绪丝毫没有引起苏联人的共鸣，因为莫斯科根本就不承认“兰斯投降”。正如艾森豪威尔和苏斯洛帕罗夫所预料，在兰斯投降协议签署6个小时后，盟国方面收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回复，明确表示“兰斯投降”不可接受，理由是投降书文本与雅尔塔会议确定的文本有异，而且苏斯洛帕罗夫没有获得授权，不能代表苏联政府。当然，这只是官面上的外交辞令，苏联反对的真正理由是德国投降仪式必须充分突出苏联为赢得战争胜利而作出的主要贡献，同时也认为投降仪式不应在已经解放的地方举行，而应该在法西斯侵略的发源地柏林举行。此外，苏联方面还指出，兰斯协议只要求德军停止作战行动，并未要求他们缴械投降，因此，必须在投降书中增加相关补充条款。

艾森豪威尔对苏联方面的要求表示同意，并亲自安排飞机将德国代表送往柏林参加第二场投降仪式，时间定在5月8日21时20分。尽管欧美公众已知德国投降，英、美等国领导人仍推迟到柏林投降仪式前夕，才公开宣布这个消息。

各国时间不一的纪念日

柏林投降仪式也非一帆风顺，中间状况频出。

首先是各方代表构成，苏联方面自然是功勋卓著的朱可夫元帅，而盟国派出的首席代表是盟军副总司令、英国空军上将特德，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因为朱可夫虽然是苏军副统帅，但其时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在级别上低于艾森豪威尔，法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塔西尼和美国驻欧战略空军司令斯帕茨分别代表法国和美国出席。苏联方面要求德国陆海空三军都要各自派出代表签字，因此，凯特尔代表德军最高统帅部和德国陆军，弗雷德堡代表德国海军，施通普夫代表德国空军出席仪式。

盟国代表团抵达柏林后，与苏方一道对投降书进行了修改，但文本末尾的签字位置又出现了争执。除了德国代表外，苏方只允许朱可夫和特德分别代表苏联和盟国签字，而塔西尼奉戴高乐之命也要求代表法军最高司令部签字，斯帕茨的名字也必须出现，因为美国缺席最终投降书是不可想象的。但苏联方面拒绝盟国同时出现三个代表签字，在一番争论后，决定塔西尼和斯帕茨作为见证人签字。作为妥协，苏联方面同意投降书的生效时间仍以兰斯协议为准，即5月8日23时01分。凯特尔对于投降书中的补充条款表示异议，并要求给予额外的12小时作为德军部队安排投降的缓冲期，但他徒劳的交涉只得到朱可夫的口头承诺而已。

投降协议原定于5月9日0时签署，但投降书直到0时之后才准备妥当，共有英、俄、德三种文本，其中，英、俄文本为正式文件。以凯特尔为首的德国代表于0时16分先后签字，实际上此时投降书已经生效l小时15分了，德国人只是签字补充确认罢了，以满足苏联人对于仪式感和历史地位的诉求。朱可夫和盟国代表也依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在经历几番波折后，纳粹德国的战败终于被无可磨灭地铭刻在人类史册上。

从严格意义上说，无论兰斯协议还是柏林投降书，都是在5月8日23时01分生效的，因此，西方国家有理由将5月8日定为欧战胜利日。苏联从未公开承认“兰斯投降”，而且按照莫斯科时间，德国人签字和协议生效都发生在5月9日，所以，苏联自然将5月9日视为胜利日。

当无条件投降书签署时，德军还散布在从大西洋沿岸到波罗的海之滨的广阔范围内，即使协议生效后仍有德军部队坚持战斗，尤其是在东线战场上。因此，各地德军真正缴械投降的时间前后不一，甚至部分德军直到5月中旬才全部放下武器。

（摘自《文史天地》丛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