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以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个城市群出现“互访热”。多地党政代表团到周边省市考察学习，并且均由党政“一把手”带队。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这一轮互访是中央给予的任务使命，通过区域合作、产业互补，起好步、带好头，在政府换届之年实现开门红。

三大城市群内互访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到其他省市考察学习并不是新现象，最近几年已是越来越频繁。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曾在2019年发表《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一文，通过对近30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地方党政代表团在5年间赴其他地区考察学习的数据进行分析，他发现，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越来越明显，集中表现为考察学习的次数逐年递增。不过，相比往年的考察学习，这一轮互访更为特殊。今年是换届之年，率领地方黨政代表团互访的几乎均为新上任的党政“一把手”。

这一轮互访还有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大背景。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调查研究”成为各地部署工作的高频词。在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召开的总结交流会上，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就表示，各地各部门要“大兴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既要认真学人之优也要切实扬己之长，既要扎实补短补弱也要努力变弱为强。

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这三个城市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尤其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主任刘治彦指出，京津冀是环渤海经济区的核心，且能辐射东北和西北；长三角是长江流域的龙头，对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有一定的示范和拉动效应；而粤港澳对周边的福建、广西、海南、贵州等省份都有拉动作用。

因此，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对记者所说，各地党政“一把手”新上任之后，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的区域重大战略，需要互相熟悉，当面沟通新一届政府的发展思路。

另外，新的环境与条件也在促使中国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党政“一把手”进行更多的沟通协调。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巨大冲击，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的贡献率下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显著减少。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告诉记者，中国国内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分布特点决定了内需潜力还很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刘治彦也提出，省与省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仍有很大的潜力，相邻省份可以形成产业链的互补、创新链的互补，形成合力，通过区域协调发展释放出1+1>2的效应。

考察学习的内容都有哪些

从京津冀、长三角再到粤港澳，尽管各地党政代表团的考察学习目的地存在差异，但也有明显的共性。“从考察主题来看，背后都是经济驱动，致力于通过跨地区合作来推进经济增长。”马亮说。

在《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一文中，马亮曾指出，城市之间考察学习的内容占比最高的是经济发展，比例高达71.5%。这一特征直到现在仍十分突出。马亮补充说，和过去相比，这一轮党政代表团互访考察主题更加聚焦和精细化，而不是大而化之，体现出考察的针对性和靶向性更强。具体来看，在经济发展这一考察学习内容中，“科技创新”成为所有党政代表团都极为重视的考察主题，大量考察行程与其紧密相关。

从多地党政代表团的互访行程不难看出，在新的环境与条件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已然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从当下来看，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刘治彦指出，在于产业链的整合。

这三大城市群产业链整合的程度各不相同。在刘治彦看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配套支持政策、营商环境、公共服务需要相匹配，然后才是产业一体化，最后实现整体的一体化。

横向对比来看，长三角的产业链整合程度较高。刘治彦建议，长三角区域应整合现有各大都市圈，构建沪、宁两大经济圈，其中上海经济圈应统领上海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南京经济圈则统领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两大经济圈内部应加速推进基础建设、公共服务、创新资源、产业协作和生态环境共治等方面一体化。

在粤港澳，近几年，粤黔和粤桂在东西部协作方面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从广东与贵州的合作来看，大数据、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引人注目。近几年，包括腾讯云在内的企业陆续把数据中心布局在贵州，成为“东数西算”工程的典型，有效促进了东西部协同联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贵州能够与广东形成产业互补，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张馨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