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伦　袁勤俭

关键词： 沟通隐私管理理论； 信息系统； 社交媒体； 信息行为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０８２１．２０２３．０５．０１６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０８２１ （２０２３） ０５－０１６８－１０

沟通隐私管理理论（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简称ＣＰＭ）， 由Ｐｅｔｒｏｎｉｏ Ｓ［１］ 在２００２年首次提出， 其核心思想是个人会建立隐私边界保护隐私领域， 并使用一套边界管理规则来控制隐私信息在沟通过程中的传播。

自该理论被提出以来， ＣＰＭ 得到了社会心理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等领域众多学者的关注，其经常被用来解释隐私披露行为。为帮助学界把握ＣPＭ的研究及其应用现状， 学者们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述评： ①ＣＰＭ 的基本概念、原理及理论发展。隐私边界、边界管理、集体隐私边界、边界混乱是ＣＰＭ 的４ 个主要概念， Ｐｅｔｒｏｎｉｏ Ｓ等［２］对涉及这４ 个概念的实证研究分别归类， 展示了这些重要概念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然而， 他们研究的问题在于只做了研究现状的归纳， 并未對这些研究中的不足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做出分析与总结。李鹏翔等［３］ 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更为核心的隐私边界概念上， 将基于传统人际传播的隐私边界概念延伸至互联网语境， 指出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隐私侵犯与保护中存在着隐私边界模糊化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 提出此语境下隐私边界管理应当将“人机互动” 尺度纳入考量的解决思路； ②ＣＰＭ 在特定领域中的应用。在教育领域， Ｇａｇｎｅ Ｊ Ｃ 等［４］ 针对医疗卫生专业教育过程中使用的理论工具进行了梳理， 认为ＣＰＭ 为指导护理专业学生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分享信息提供了理论框架。还有学者认为，ＣＰＭ 也适用于家庭传播研究， 如Ｇａｌｖｉｎ Ｋ Ｍ 等［５］回顾了该领域中使用的理论， 发现ＣＰＭ 能够很好地揭示家庭内部信息披露策略的复杂性。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 ＣＰＭ 也被广泛应用在了该领域中；李飘飘［６］ 通过梳理国内该领域ＣＰＭ 的应用现状，发现ＣＰＭ 在国内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 认为，这些研究的方法以量化为主， 其中存在的问题是深入挖掘的研究后继乏力， 对现象背后的个体心理机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针对这一问题， 她提出应当重视质性方法的应用， 探索个体、代际之间的差异化隐私管理行为及背后的作用机制。向志强等［７］ 则结合家庭传播和社交媒体这两个领域， 基于ＣＰＭ 分析了数字时代家庭传播隐私管理行为的相关研究， 发现数字时代家庭传播隐私管理行为受到家庭集体、家庭成员等因素的影响， 并总结得出数字时代家庭传播隐私管理行为的趋向是， 尊重家庭成员的隐私边界和自我独立， 以及建构开放的家庭沟通文化。

在互联网时代， 各类信息技术应用已成为大众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 在享受这些信息技术应用带来便利的同时， 用户也会对其无处不在的信息采集和频繁发生的数据泄露事件产生深深的隐私担忧。为了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信息， 用户会主动降低隐私披露意愿， 减少隐私披露行为。作为互联网应用中十分重要的一类， 社交媒体构建了全新的社交环境。用户不仅可以将线下的社交互动延续至线上， 还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与远方的亲友进行交流， 将其纳入自身隐私边界， 这种线上的社交互动会影响线下社交关系的发展； 社交媒体还给予了用户更加方便管理的隐私空间， 用户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的选择功能， 控制哪些人可以知道自己披露的信息， 将其纳入自身隐私边界。

梳理ＣＰＭ 在信息系统领域的应用， 可以帮助理解用户隐私披露决策的内在机制， 为用户和各类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应用服务运营方的隐私保护策略提供参考。然而， 在文献调研中发现， 现有信息系统领域ＣＰＭ 相关研究的述评并不全面， 虽然已有学者对社交媒体领域应用ＣＰＭ 的研究进行了述评，但这些工作或只分析了国内相关研究［７］ ， 或只局限于家庭传播场景［８］ ， 并未发现有研究梳理除社交媒体之外的其他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隐私管理问题。为了帮助学界把握ＣＰＭ 在信息系统领域应用的研究进展， 本文首先梳理ＣＰＭ 起源与演化过程，之后对ＣＰＭ 在信息系统领域中应用的研究进行重点分析， 并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和未来可能值得关注的研究拓展方向。

１ＣＰＭ 的起源与演化

１.１ ＣＰＭ 的起源

在ＣＰＭ 出现之前， 已有许多学者研究了披露行为， 但Ｐｅｔｒｏｎｉｏ Ｓ［８］ 认为这些研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 理解“披露” 这一概念需要考虑披露的信息和披露的过程， 然而已有研究都集中于揭露披露过程的内在机制， 对披露信息的关注不足； 第二，披露行为意味着既有披露者也有接收者， 然而已有研究的主题多为“自我披露”， 集中于对披露者的研究， 对接收者的关注不足； 第三， 披露行为应当与较为私密的隐私信息结合讨论， 而已有研究关注的披露信息主要是较为模糊的“自我信息”， 对披露信息的私密程度的研究不足。

Ａｌｔｍａｎ Ｉ 等［９］ 在社会渗透理论中使用了边界的比喻来形容私人信息领域， 这一思想给予了ＰｅｔｒｏｎｉｏＳ［８］ 解决上述问题的灵感。在Ａｌｔｍａｎ Ｉ 等研究的基础上， Ｐｅｔｒｏｎｉｏ Ｓ［１０］ 将关注重点从社会渗透理论的发展人际关系转移到了隐私管理， 于１９９１ 年阐述了其个人理论的主要思想， 并将这一理论称为沟通边界管理模型（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沟通边界管理模型的主要观点如下： ①人们存在着隐私披露和隐私保护的双重需求； ②隐私的披露和接收都是有风险的， 为了管理自身隐私领域，隐私披露者和接收者都会建立隐私边界来控制隐私信息在自身与他人之间流动； ③披露者和接收者之间存在可调整的隐私边界， 披露者会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披露策略， 即明确或暗示的方式说明自己的需求， 向接收者传达信息， 而接收者也会采取高确定性或低确定性的回答方式来做出响应； ④若需求与响应匹配， 则会产生积极的边界协调结果， 对双方的关系产生好处， 而若需求与响应不匹配， 则会产生消极的边界协调结果， 破坏双方的社交关系［１１］ 。

１，２ＣＰＭ 的演化

经过多年实践检验， Ｐｅｔｒｏｎｉｏ Ｓ［８］ 发现沟通边界管理模型在实际研究应用中存在一些问题， 这体现在： ①沟通边界管理模型的具体条例不够清晰，研究人员使用其来研究实际问题时， 往往只会关注“边界管理” 这一术语， 而不太会关注理论的具体内容； ②沟通边界管理模型的研究视域也较为狭窄， 研究人员往往在研究人际关系和家庭问题时才会应用该模型。

Ｐｅｔｒｏｎｉｏ Ｓ认为， 沟通边界管理模型的实际应用情况与其提出理论以解决隐私管理问题的目的是不相符的。为了改善这一状况， Ｐｅｔｒｏｎｉｏ Ｓ 在２００２ 年对沟通边界管理模型进行了重构与更加细致的说明，并将其更名为沟通隐私管理理论， 以强调隐私作为理论核心的重点和中心地位， 形成了包含隐私信息、隐私边界、所有权与控制权， 以及隐私边界管理系统这些基本元素较为稳定的理论框架， 如表１ 所示，并被广泛应用在了隐私管理问题的研究中。

２ＣＰＭ 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应用

２.１基于ＣＰＭ 的信息技术对组织管理的影响研究

ＣＰＭ 认为， 与个人类似， 集体也有隐私边界。这种对集体隐私的关注是ＣＰＭ 区别于其他隐私理论的特点之一， 因此， ＣＰＭ 经常被用于研究组织相关的隐私问题。

成员在组织内生活工作的过程中， 会出现个人隐私边界与集体隐私边界的相互冲击， 而信息技术在组织中的普及应用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这体现在： 组织可以使用信息技术不断收集成员隐私信息以增强对其掌控， 但这可能会引发成员隐私边界管理的混乱； 成员也可能会因使用一些信息技术而更轻易地泄露组织的隐私信息， 造成组织的损失。基于此， 学者们主要应用ＣＰＭ 探究了电子监控、社交媒体等信息技术对组织管理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电子监控来获取、存储和分析员工在工作场所的绩效和行为数据， 但这也会导致员工认为其隐私边界受到了侵犯。Ｓｉｅｇｅｌ Ｒ 等［１１］调查了求职者对企业使用电子监控的反应， 他们发现， 控制性的监控程序会引发求职者更高的隐私担忧， 并降低企业的吸引力。电子监控不仅会影响求职者对企业的印象， 也会对企业正式员工造成影响，Ａｌｌｅｎ Ｍ Ｗ 等［１２］ 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 发现大部分员工对企业使用电子监控持有接受的态度， 只有少部分受访者表示， 企业的电子监控会威胁到他们的隐私； 新员工入职培训期间会在企业环境中建立起自身的隐私边界， 尽管企业的电子监控不会造成新员工的隐私边界混乱， 但是他们会明确企业不能跨越的边界以维持自身的隐私空间。

还有学者探究了工作环境中使用社交媒体对员工上下级关系的影响， 如Ｓｎｙｄｅｒ Ｊ 等［１３］ 发现， 社交媒体效能感会对社交媒体隐私感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影响主管和下属之间的信任， 而这种信任又会进一步对组织归属感和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他们还提出企业可以通过专业的发展计划帮助员工增强社交媒体效能感， 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进而提升企业效率。

尽管使用社交媒体会对企业内部氛围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Ｌａｉｔｉｎｅｎ Ｋ 等［１４］ 却发现， 员工并不一定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隐私信息； 他们从个人层面探究了影响企业员工在企业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分享行为的因素， 认为隐私边界、职业边界与风险、在线安全性以及感知受众组成的个人隐私管理规则决定了员工的信息分享策略； 其中隐私边界、职业边界与风险和在线安全性都会对员工在企业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分享行为产生阻碍作用， 而感知受众会促进这种分享行为。

社交媒体的流行还给运动员们带来了更多与粉丝分享互动的机会， 然而这也可能导致俱乐部隐私信息的泄露。Ｃａｓｓｉｌｏ Ｄ［１５］ 从橄榄球运动员在更衣室录制视频并上传社交媒体后引起强烈负面舆论的案例出发， 提出体育组织应当制定相应的社交媒体管理政策， 并及时给运动员开展社交媒体管理培训课程， 以及设置专门的社交媒体管理负责人员， 来帮助运动员们更好地管理自身社交媒体账号， 避免负面舆论对组织的伤害。

还有一些学者探究了信息技术对企业不同团队间集体隐私边界的影响， 在这种集体隐私边界是否有利于团队发展的问题上， 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Ｃｏｌｌｉｇｎｏｎ Ｓ Ｅ 等［１６］ 认为， 不同团队之间会存在隐私边界， 这会阻碍团队间更好地合作； 他们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 探究了软件开发团队通过技术隐瞒一些信息而获益的情况， 发现可以通过津贴激励的形式来管理敏感的信息， 以使团队达到期望的开发绩效。Ｌｅｅ Ｊ 等［１７］ 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认为不同的团队之间有着集体隐私边界， 但这种边界能够保护团队拥有专业知识的价值； 通过对多个团队的经验数据进行建模， 他们发现， 任务不确定性和任务相互依赖性都增强了团队的隐私知识保护规则， 而信息技术支持调节了任务不确定性与知识保护规则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 知识保护规则还提高了团队间协调和团队绩效。

如前所述， 已有一些学者对电子监控和社交媒体等信息技术对组织管理的影响做了研究， 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 这体现在： ①学者们对社交媒体对组织管理影响的看法不一致； 许多学者认为， 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增加组织内部隐私信息的泄露风险， 并影响组织成员的工作效率， 但也有学者认为， 使用社交媒体有利于營造良好的组织氛围， 对组织发展有利； ②学者们对企业团队之间的集体隐私边界是否有利于团队发展的意见存在矛盾； 有学者认为， 集体隐私边界会阻碍团队合作， 但也有学者认为， 这种集体隐私边界会保护团队的竞争力，并对团队间合作产生积极的协调作用。尚未见到将这些不一致观点统一起来解释的研究， 这为该领域留下了疑点。

２.２基于ＣＰＭ 的信息系统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当用户使用信息系统时， 需要将自身隐私披露给服务方； 然而， 用户依旧想要对这些隐私持有控制权以避免自身权益遭受侵害。受到用户认可的服务方的隐私管理策略被看作是用户和服务方经协调后形成的隐私边界管理规则， 这种规则能够给予用户隐私控制感和安全感。因此， 不仅是用户个人因素， 信息系统服务方也会深刻影响用户在这些系统上的隐私披露意愿。这意味着对信息系统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用户自身的隐私特点， 还要探索来自服务方因素的影响。

相比于其他隐私理论主要關注“自我披露”，ＣＰＭ 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１８］ 。ＣＰＭ 认为，隐私披露是一个涉及信息披露方和接收方的沟通过程， 接收方对待披露方的回应方式也会对披露方的披露决策产生影响， 因此， 对隐私披露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披露方， 还应关注接收方。ＣＰＭ 对隐私披露方和接收方共同关注的特点与信息系统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的需求吻合， 因此， 许多学者将其应用在了该问题的探索之中。

２.２.１医疗信息系统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个人健康信息因其高度的私密和敏感性被用户认为是其最不愿意披露的信息类型之一［１９］ ；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 对于大多数线上用户而言， 相比于日常生活、社会身份、经济地位等其他信息， 与健康相关信息的隐私程度更深［２０］ 。此外， 医疗和保险服务商使用用户健康信息进行个性化推荐以牟利的现象越来越多。因此， 即便使用医疗信息系统能够为用户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体验， 若这些系统服务方无法提供良好的隐私管理策略， 用户还是会有隐私担忧， 这会影响其在这些系统上的隐私披露意愿。不同用户对待隐私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用户自身的隐私特点也会对其隐私披露意愿产生影响。基于ＣＰＭ， 学者们研究了这些影响医疗信息系统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因素。

智慧医疗是运用人工智能、信息交互、数据处理等技术构建的精准高效的医疗服务系统。朱光等［２１］ 在时序演化视角下， 将用户使用智慧医疗的行为分为预备、初步和持续使用３ 个阶段， 构建了隐私关注驱动的智慧医疗使用意愿模型； 他们研究发现， 用户的使用意愿是随着隐私感知变化而动态演化的； 在预备使用阶段， 用户的感知严重性、反应效能、反应成本和隐私倾向正向影响其隐私担忧，自我效能负向影响隐私担忧， 感知易感性对隐私担忧没有显著影响， 而用户的这种隐私担忧又会影响其在初步使用阶段的隐私披露意愿； 在初步使用阶段， 用户的隐私披露意愿会正向影响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收益， 但对感知隐私风险没有显著影响， 同时， 感知隐私控制正向影响感知收益； 在持续使用阶段， 感知收益、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正向影响期望确认， 这种期望确认会正向影响用户的满意度， 进而影响其持续使用意愿。

Ｊｕｎｇ Ｙ 等［２２］ 则探究了系统匿名性、披露信息的完整性和用户类型对用户披露健康隐私意愿的影响； 他们发现， 系统匿名性和用户类型会对用户隐私披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而披露部分或是全部信息对此没有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 智慧医疗系统收集信息时呈现出来的匿名性越高， 用户就越愿意在其上披露隐私； 他们还发现， 从事与卫生相关工作的用户对智慧医疗系统更加信任， 也更愿意在其上披露个人健康隐私。

Ａｖｉｚｏｈａｒ Ｃ 等［２３］ 也注意到了， 不同用户群体在医疗信息系统上隐私披露意愿的差异， 通过对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医疗支持小组成员进行调查， 发现与其他群体的成员相比， 医疗支持群体用户更加重视平台的隐私政策， 也更加看重自身隐私信息的价值， 同时，这些用户对平台的隐私保护能力有更高的信任感，因此也会愿意披露更多的隐私信息。

越来越多用户使用可穿戴设备来追踪自身健康状况或是治疗疾病， Ａｂｄｅｌｈａｍｉｄ Ｍ［２４］ 认为， 尽管使用健康信息追踪设备可以帮助用户取得更好的保健效果， 但在过程中存在着用户隐私信息被滥用的风险； 他探究了授予用户隐私披露粒度控制对其使用健康信息追踪设备披露健康隐私意愿的影响， 得出了如果人们有详细的隐私控制权限， 他们更愿意使用这些设备来共享自身健康信息的结论。ＺｉｍｍｅｒＭ 等［２５］ 也有类似的研究结论， 他们认为随着医疗服务提供商、保险公司等获取个人健康信息的新闻不断涌现， 用户会产生隐私担忧， 并渴望获得对这些隐私信息更多的控制； 若用户对健康信息追踪设备的隐私控制参与有限， 就会导致他们的隐私边界混乱， 影响其继续在这种设备上披露隐私的意愿，甚至会导致其完全停用这种服务。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 Ｌ 等［２６］ 详细探讨了在不同使用目的（医疗服务、研究、营销）和医疗信息系统服务方身份（医方、政府、制药公司）情境下， 用户披露个人健康隐私的意愿； 他们认为， 用户的隐私担忧和对电子媒介的信任分别负向和正向影响其隐私披露意愿， 而使用目的和服务方身份在这两种影响方式中起着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 相比于研究和营销的使用目的， 当用户披露隐私是为了医疗服务这种能够给其个人带来明显健康益处的目的时， 隐私担忧和信任对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就会减弱； 相比于政府和制药公司， 当用户面对的服务方是医方这类会得到用户更高信任度的身份时， 隐私担忧和信任对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也会减弱。

２.２.２电商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 用户数据已成为电商业务运营的重要资源， 然而， 各电商平台对消费者数据的收集和使用， 以及个性化推荐功能所呈现出平台对消费者隐私信息的精准掌控引起了消费者们深深的隐私担忧， 这成为阻碍用户在电商平台消费的首要问题［２７］ 。与医疗信息系统用户类似，电商消费者在平台上进行隐私披露的意愿也受到来自消费者个人和电商平台的影响。基于ＣＰＭ， 学者们研究了影响电商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的因素。

刘百灵等［２８］ 将消费者披露个人信息的过程分为认知因素、认知权衡和披露决策３ 个阶段； 认知因素包括对个人信息的感知拥有、感知监视、隐私价值倾向和隐私政策感知有效性， 认知权衡包括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 消费者信息披露决策的认知因素对认知权衡有显著的影响， 进而形成用户披露信息的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 即信任和隐私担忧， 最终信任发挥关键的作用， 连同权衡结果共同影响用户的信息披露意愿， 做出披露或者不披露的决策。Ｔａｎｇ Ｊ 等［２９］ 提出的隐私边界管理模型与刘百灵等的模型在认知权衡和披露决策阶段有相同之处， 但Ｔａｎｇ Ｊ 等关注的影响用户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的因素主要是平台收集信息相关性和透明度， 以及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 他们认为，信息相关性和透明度与用户感知隐私控制正相关，与用户感知隐私风险负相关； 且相比于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对用户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的影响更明显。

刘百灵等将平台隐私政策整体作为影响用户认知权衡的因素， 梁晓丹［３０］ 等则对平台隐私政策做了更细致的评估， 发现平台的在线隐私政策的告知明确性、权限水平和保护程度对消费者的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 平台隐私政策越明确、给予用户的控制权越大、对用户的保护程度越高， 用户对信息的控制感就越强，其感知到的隐私风险也更低； 而较强的感知信息控制和较低的感知隐私风险又会促进用户向平台披露个人信息的意愿； 消费者个人的信息敏感度也会在这一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 其会正向调节隐私政策的权限水平、保护程度与感知信息控制之间的关系， 负向调节隐私政策的权限水平、保护程度与感知隐私风险之间的关系。

和梁晓丹等的研究类似， Ｗｕ Ｙ 等［３１］ 也认为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受到其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的直接影响； 他们还认为， 消费者的感知收益也會对消费者的隐私披露意愿产生正向的影响。感知收益对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的积极影响在Ｓｈａｒ?ｍａ Ｓ 等［３２］ 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除此之外， 他们还认为， 用户对隐私的冷漠态度和用户与平台信息交换的公平性也会驱动其隐私披露意愿。

如前所述， 已有一些研究分别针对医疗信息系统用户和电商消费者探究了影响其隐私披露意愿的因素。实质而言， 医疗信息系统用户和电商消费者的隐私披露行为并无区别， 影响他们隐私披露意愿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个人层面和系统平台层面： 个人层面的用户类型、隐私倾向、信息敏感度等， 系统平台层面的平台隐私政策、权限控制程度等作为自变量， 影响用户的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 进而影响用户的隐私披露意愿。然而， 这些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体现在： ①计划行为理论指出， 个人行为并不完全受到行为意向的影响， 还受到其他实际控制条件的制约［３３］ ；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如果用户不向系统平台提供自身隐私信息，便不能使用这些平台提供的服务， 这导致很多用户虽然并不情愿向平台披露隐私， 但却做出了披露行为， 这意味着用户隐私披露意愿并不等同于其披露行为； 现有研究在收集数据时多采用问卷或访谈的形式来测量用户隐私披露意愿， 数据收集方式较为单一， 且对其实际隐私披露行为的关注不足； 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宽收集的数据类型， 采用分析系统日志或场景实验等能反映用户实际行为的方式对用户隐私披露行为做进一步的探究； ②对比学者们的研究模型， 他们都认可了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对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重要影响； 然而， 可以发现， 梁晓丹等［３０］ 、Ｗｕ Ｙ 等［３１］ 和Ｓｈａｒｍａ Ｓ 等［３２］ 的研究认为， 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能够直接影响到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 而刘百灵等［２８］ 和Ｔａｎｇ Ｊ 等［２９］ 的研究则认为， 这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直接影响的是用户对披露信息的信任或隐私担忧的不同态度， 进而间接影响到其隐私披露意愿； 除此之外， 朱光等的研究也认为， 用户的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是通过期望确认和满意度间接影响用户的隐私披露意愿的； 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对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路径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综合讨论； ③ＣＰＭ 认为， 隐私边界的协调不一定会成功， 若沟通双方违反隐私边界管理规则， 便会出现隐私边界混乱； 当用户将自身隐私信息披露给平台方， 双方便形成了互相认可的隐私边界管理规则， 然而， 频出的用户数据泄露事件会让用户认为这种隐私边界管理规则遭到了破坏， 进而影响其隐私披露意愿和持续使用行为；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用户使用信息系统之前的隐私决策过程， 针对使用过程中的隐私边界混乱事件对用户持续使用的影响关注不足， 未来可以将这种影响纳入研究， 进一步完善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２.３基于ＣＰＭ 的社交媒体对亲密关系的影响研究

Ｐｅｔｒｏｎｉｏ Ｓ 在１９９１ 年提出ＣＰＭ 的雏形， 即沟通边界管理模型时， 便使用了夫妻亲密关系作为应用场景阐释了其主要思想， 此后便有许多学者因该理论在解释亲密关系隐私中的适用性将其应用在了家庭和社交问题的研究中。

在信息技术应用飞速发展的今天， 社交媒体成为现代人发展亲密关系、展示与亲友生活状态最重要的媒介。社交媒体给予了用户可控的私人信息领域， 相比于线下社交场景中较为抽象的隐私边界，社交媒体上的隐私边界具有更加具象化、更可控的特点： 用户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设置可见范围， 方便地构建出自己的隐私边界， 对自身隐私信息进行管理。相比于线下社交， 社交媒体广泛的传播性和更可控的隐私边界对亲密关系的发展造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交方式的影响。基于ＣＰＭ， 学者们研究了使用社交媒体对发展亲子、情侣、朋友等亲密关系的影响。

Ｆｏｘ Ａ Ｋ 等［３４］ 探究了母亲在社交媒体上“晒娃” 行为对幼儿的影响， 他们认为， 母亲的消费者脆弱性会促使母亲在社交媒体上披露幼儿的隐私信息以寻求育儿支持， 但这种行为也会侵犯幼儿的隐私权。Ｃｉｎｏ Ｄ 等［３５］ 则特别关注了祖父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幼儿信息的行为， 他们发现， 若这种分享行为未经孩子父母的同意， 就会越过父母为孩子隐私所设的界限， 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

与“晒娃” 行为类似， 父母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青少年孩子的信息； 然而， 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 青少年们并不一定会认可父母的分享行为， Ｗａｌｒａｖｅ Ｍ 等［３６］ 对此进行了研究； 他们认为，父母一般会出于对孩子感到骄傲， 或是为了通知其他家庭成员和朋友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孩子积极的信息， 而青少年为了保护自身隐私不受侵犯， 会要求父母不能分享令人尴尬和过于隐私的信息； 父母的分享也不应过于频繁， 若青少年们要求父母停止这类分享行为， 父母应当满足其请求， 否则会对亲子关系造成损害。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 Ｌ Ｂ 等［３７］ 认为， 青少年阶段， 个人隐私意识不断增强， 而社交媒体给予了青少年更大的脱离父母掌控的隐私空间， 也为亲子双方围绕彼此隐私边界进行互动协调过程带来了新形势； 这表现为父母和青少年的社交媒体隐私界限渗透性逐渐降低， 青少年自主增加， 父母控制减少， 且这一协调过程的主动权转移到了更加了解社交媒体技术的青少年手中； 但是， 父母会使用物理边界， 也即不让青少年使用电子设备和秘密监控等方式， 作为其掌控孩子隐私空间的手段。

学者们还从子女的视角， 对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背景下， 年轻人在面对父母进入自身社交媒体空间时的行为进行了研究， 发现年轻人会主动将父母隔绝到自身社交媒体隐私界限之外。曾秀芹等［３８］ 探讨了中国青少年子女与其父母之间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进行沟通的过程及其影响； 他们认为尽管社交媒体可以消除异地沟通障碍， 然而， 子女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时会考虑到父母是否在场， 并采取屏蔽、分组等行为来调整自身隐私边界， 管理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 从这一角度而言， 社交媒体也为父母了解孩子制造了隔膜。与中国青少年类似， Ｃｈｉｌｄ Ｊ Ｔ 等［３９］ 发现， 美国青少年也会采用删帖或只向父母提供有限访问权限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社交媒体隐私信息。通过对英国青少年的研究， Ｍｕｌｌｅｎ Ｃ 等［４０］ 认为， 青少年会對社交媒体空间拥有更大的控制欲望， 对父母可以访问自身哪些信息做出较大限制。有学者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如Ｆａｎｇ Ｓ 等［４１］ 认为， 父母干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价值观的行为， 这会引发年轻人的隐私边界混乱， 因此， 年轻人会采取上述主动措施来维持自身隐私边界稳定。

在针对不同世代家庭成员线上交流的研究中，Ｃｈｉｌｄ Ｊ Ｔ 等［４２］ 发现， 年轻人与同为年轻人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隐私边界渗透性最高， 也最常在社交媒体上互动， 其次是父母和祖父母， 并且他们还会将这种线上的交流内容延伸至线下环境中。

学者们还研究了社交媒体对情侣关系的影响，如Ｎｇｃｏｎｇｏ Ｍ 等［４３］ 发现， 尽管线上社交可以为年轻情侣在沟通方面提供便利， 但也可能成为其中一方监控另一方的切入点， 造成情侣关系的紧张， 而情侣们往往会协商一套关于社交媒体使用的隐私管理规则， 来维持双方的隐私边界。

尽管早期大多数研究认为披露行为意味着亲密关系， 然而Ｗａｔｅｒｓ Ｓ等［４４］ 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通过对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活跃用户隐私披露行为的研究，他们发现这些用户与远方朋友的联系比亲密朋友的联系更多； 这表明， 亲密关系不一定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披露行为的理想结果。

如前所述， 已有一些学者研究了社交媒体对亲子、情侣、朋友等亲密关系发展的影响， 然而， 这些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体现在： ①现有研究多是从年轻人的视角出发；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群体也会使用社交媒体来分享与亲人和朋友相关的隐私信息； 中老年群体与年轻群体在使用需求与认知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 但是，很少发现有专门针对这一群体在线上社交环境中的隐私管理行为进行研究， 现有研究对中老年群体的关注不足； ②现有研究关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使用社交媒体对亲密关系的影响， 然而各人还可能因性格、性别、习惯等差异与亲友相处模式有所不同，然而， 并未见到现有研究在分析社交媒体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时将这些个体差异纳入其中， 这可能会限制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３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与总结可以发现，Ｐｅｔｒｏｎｉｏ Ｓ 结合社会渗透理论边界比喻的思想提出了以“隐私边界” 为特征的沟通边界管理模型，之后为了强调隐私作为理论核心的重点和中心地位， 对初始框架进行了重构与补充说明， 并将理论更名为沟通隐私管理理论，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此外， 关于ＣＰＭ 在信息系统领域中的应用已涌现出了一些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对组织管理的影响、信息系统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社交媒体对亲密关系的影响这３个方面。

经过分析， 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 ①对工作环境使用社交媒体是否有利于组织管理尚存不一致； ②对企业团队之间的集体隐私边界是否有利于团队发展尚存矛盾； ③针对信息系统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研究多采用问卷或访谈的形式测量变量， 数据收集方式单一； ④隐私披露意愿不一定能反映真实披露行为， 对用户实际隐私披露行为的关注不足； ⑤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对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存在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 尚未见到有研究将其统一起来讨论； ⑥主要关注用户使用信息系统之前的隐私决策过程， 针对隐私边界混乱对用户持续使用的影响关注不足； ⑦研究对象多为年轻群体， 对逐渐扩大的与年轻群体有着显著特征区别的中老年信息技术用户群体关注不足； ⑧对个体性格、性别等差异因素在社交媒体影响亲密关系的过程中会起到何种作用的关注不足。

为进一步完善并丰富ＣＰＭ 相关理论与应用研究， 弥补现阶段研究的不足之处，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①现有研究发现， 信息技术的应用既能消除组织内部隔膜， 营造良好氛围， 又可能造成对成员的隐私侵犯， 未来可以将这两种影响结果结合分析， 探究在组织内如何使用信息技术才能发挥其价值并尽可能避免其负面影响；②行为意愿并不等同于实际行为， 未来研究可以拓展获取数据的途径， 采用分析信息系统用户日志数据或借助眼动仪等先进科学设备进行实验的方式获取更为客观的用户行为数据， 直接分析用户隐私披露行为； ③未来研究可以综合讨论感知隐私控制和感知隐私风险对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进一步完善用户隐私披露意愿影响因素模型；④ＣPＭ 认为， 用户隐私边界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且隐私规则也是可变的； 用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也会根据自身体验进一步调整自身隐私边界管理策略， 未来可以关注用户对信息系统的持续使用行为， 将隐私边界混乱的影响纳入研究， 进一步完善用户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⑤中老年群体对新兴信息技术和隐私的认知与年轻群体有显著差异， 未来可以着重探究社交媒体等信息技术对中老年人隐私管理的影响； ⑥受性格、性别、使用习惯等因素影响， 不同的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体验是不同的， 未来的研究可以将这些个体差异因素纳入研究模型， 增强模型的解释力与完整性。